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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 “实践标准”面对第二波压力——胡耀邦、胡绩伟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
作者:钱江      时间:2022-07-06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压力来得有些突然,比预料的大。

  对一篇重要文稿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情。在接受胡福明初稿的光明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前读过、表达过修改意见的人有十几位,他们都认为,这篇文稿经过反复修改,阐述的理论无懈可击。但是发表与否,确有截然相反的意见。以总编辑杨西光为代表的大多数人坚决主张发表,但是个别编辑反对,理由是文章的现实性会引起争论,发表以后可能产生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马沛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1978年7月24日在首都举行的全国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即便如此,抱有反对意见的人也没有想到,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后果”会是“全国性”的。



  在中央党校,大多数撰写、修改、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们,觉得向读者推出了一篇好文章,也没有想到会引起撼动山岳般的巨大社会反响,撼动了一个久在面前似乎不可动摇的观念。

  即便像胡耀邦、胡绩伟、杨西光这样久经政治风云的人,对特约评论员文章会即刻引起思想宣传界一些领导人的激烈反对,也有些意外,感到有压力。

  1、即将交接的《红旗》总编辑有不同意见

  1978年5月13日,即将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返回外交部的王殊给老同事、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实践检验真理”这篇文章新华社转发了,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曾涛当即回答,我看没有错。

  放下了电话,王殊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5月17日,王殊的接任者、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来到编辑部交接。他在这天下午与核心小组4个成员第一次见面交谈,就批评了《人民日报》过去一周中发表的两篇文章,即《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说,这里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

  他认为,现在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不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质疑:“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2.传出高层领导有批评意见

  第二天(5月18日)汪东兴找熊复、王殊谈话,乌兰夫、张平化也在座。这次会面谈话是熊复提出的,请汪东兴谈谈红旗杂志的工作。

  寒暄之后,汪东兴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其他几篇文章,说这些文章是针对毛主席的,不是中央的想法。他要熊复在理论上谨慎,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他说:“我再忙也要抽时间来看。”

  后来熊复回忆,谈话中,汪东兴批评了“按劳分配”和“实践标准”这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他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由此他提出了12字方针:“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他要求把这个方针向新闻宣传单位传达执行。

  汪东兴说,(刊登“实践”这篇文章)“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沈宝祥汇编《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第三分册第19-20页)

  汪东兴是中央副主席,讲话分量重。他在此处提到的“两篇文章”,相隔不到一周都在《人民日报》发表。先是1978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全国多家大报转载,中央及各地广播电台同日播送,人民出版社随即出版单行本。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力主推出的,随后是“实践标准”一文的发表。

  原来,一年前的1977年4月13、14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举行了300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发言指出,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是有联系、有交叉而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在“四人帮”影响下,把一切有关物质利益的东西都加到按劳分配上是错误的,对物质利益问题讲都不准讲也是错误的。

  代表人民日报与会的苏绍智批驳了张春桥提出的“两种公有制决定按劳分配”论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将保留按劳分配制度。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冯兰瑞发言说,张春桥文章中说,“扩大”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提法不能成立。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指“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这本身不能扩大。“四人帮”窃国,穷奢极欲地利用手中特权,不是分配中的法权问题。

  同年6月22、23日,举行了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继续对张春桥、姚文元诋毁按劳分配论点开展批判。

  苏绍智、冯兰瑞在1977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的文章,引起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注意,他和于光远等人谈话,肯定了文章的观点,还提出应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

  第三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于197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继续讨论按劳分配理论。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为主写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文章送到邓小平处,给他念了两遍,通过了。李先念也加以审阅。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说,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邓小平说:“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动),不能是按政(治),也不能是按资格。”

  两篇文章犹如两发炮弹,轰击了“两个凡是”的基座,引起坚持“两个凡是”者的极大不安。

  关于分配问题的文章是邓小平、李先念力主推出的,汪东兴或许未及知晓,或许已经知道,他对“分配”和“实践”两文都提出了批评。

  3.宣传部长的意见看似模棱两可

  这场谈话当晚,时任中宣部长张平化召集在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区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则是专门谈了《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件事。

  张平化说,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

  他提出,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

  张平化说,毛主席生前对省市负责同志讲,无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张平化向与会者要求,回去后向省区市委常委传达。

  说到最后,张平化向与会者拱手说“拜托,拜托”。(《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9日简报》)

  吴冷西打来电话不到一周,第二波压力就来了。不仅来自与胡耀邦、胡绩伟同级别高级宣传干部,张平化曾经是胡耀邦的上级。压力还来自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是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直接分管中央党校、分管宣传和组织部,是胡耀邦、胡绩伟的直接上级。他们的批评当然要重视。

  4.压力传导进胡耀邦的家庭

  这种压力甚至迅速传递到了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身上,他写道:“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



20世纪70年代在中央党校的胡耀邦

  胡德平日记中写道:5月18日晚饭后,胡耀邦见了几个年轻人,这些客人走后,他对胡德平说:“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01~102页)

  胡德平在这里记录,将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后4个字是“心有余悸”。推断起来,事后有校对他并没有记错,然而这篇文章在5月13日下午,胡耀邦在家中和《理论动态》的助手们讨论题目的时候,分明叫做《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仅仅5天时间,文章题目结尾处就变成了“心有余悸”,说明了压力之下变化的心境。

  不过,真的进入文章撰写的时候,题目还是回到了初拟状态,恢复了最初题目《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这时候,胡耀邦、胡绩伟承受压力最直接,是又一次政治风云的洗礼。

  胡耀邦这头,一方面要《理论动态》这边梳理思绪,写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表明拨乱反正的心迹;另一方面,胡耀邦在中组部的工作早已铺天盖地而来使他无暇喘息,他首先要全面解决中央国家机关经“文革”动乱产生的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积案,要安排他们工作。

  胡耀邦自1977年12月底来到中组部上任,短短几个月,尤其在3月到5月间,他和助手们一起分别讨论、部署,解决了22个部委局提出的74个疑难案件。

  这项工作延续到1978年6月底,中央国家机关53个单位分配了安置干部5344人,占正待分配安置6241人的86.5%,其中副部长以上干部87人,司局级干部325人。

  拨乱反正,为遭受冤案的干部平反、重新安排工作,涉及几百万人。

  胡耀邦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和在中央党校那样,他上任中组部,即着手筹办《组工通讯》,亲手为这个刊物选题、定题、组稿,还要审稿。《组工通讯》在1978年6月1日创刊。这一来,胡耀邦手下就有了两个刊物,扩大了理论阵地。

  胡耀邦愿意开展理论辩驳,他愿意等待反对意见表现得再多一些,有针对地组织辩论文章。

  5.人民日报为“为实践标准”多点出击

  人民日报这边,胡绩伟对“实践”一文可能承受压力是有思想准备的,因此他才会事先提出,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先发,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跟上,如果出现问题,各家分担一些。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绩伟坚信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文章发表后他也要先等一等,看看事态怎样发展?

  胡绩伟还有一个明确观念,“时间检验真理”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开篇,讨论空间非常阔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会非常大。靠一篇评论员文章不足以展开论述,人民日报编辑部请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邢贲思写好约稿,继续谈“实践标准”。这就是将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长文《关于实践标准问题》。(2007年夏胡绩伟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所谈)



1978年3月、邓小平(右1)、聂荣臻(右2)会见科学界代表,左1是陈景润。

  与此同时,胡绩伟要求收集读者反映,择其重要者编发内参简报。《关于真理是否有阶级性的问题》,就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于1978年5月22日编发的第17期《理论宣传动态》。这就是一个内参性质的简报,主要向领导机关负责人发送。

  “真理是否有阶级性”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紧密关联。在“文革”年代里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必然殃及“实践标准”。在阶级斗争观念笼罩一切的环境里,会有人将种种“原则”和“立场”拿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人现在还不少。

  人民日报理论部简报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只讲真理的客观性,只承认客观真理。”

  简报提出:“自然科学中那些经过实验证明的真理,难道是有阶级性的吗?”

  “四人帮把达尔文、爱因斯坦的科学理论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要批判他们,他们这种荒谬的做法恰好证明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

  简报指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依照“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说社会科学的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好像有些道理。”

  “简报”随即指出,对此追问会发现问题,如果说“社会科学的真理有阶级性,这是不是说‘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真理,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真理’呢?不就等于说‘公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等于说真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了。”

  简报归纳道:“真理有阶级性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四人帮到处扣帽子、打棍子的理论依据。他们把自己封为无产阶级的化身,真理都在他们手上,凡是他们说出来的,无论怎样荒谬都是无产阶级的绝对真理、正确路线;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谬论、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大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只许他们胡说八道胡作非为,不许你说半点不同的意见。在他们这种法西斯专制主义下哪里还能容许有半丝半点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呢?”

  简报毕竟是简略的,提出的观点却是一针见血。

  就在这时,胡耀邦和胡绩伟获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本章完,未完待续2022年7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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