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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辛:胡耀邦:我守住了两条底线——回忆熊复与胡耀邦的交往
作者:黎辛      时间:2022-07-04   来源:《党史博览》
 
  1948年10月,熊复自中共中央调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社长。1949年1月1日,中原局在郑州出版《中原日报》,他又任社长兼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



熊复

  1949年8月,任长江日报社社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中南局新闻出版局局长,中南新华社总分社社长,中南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1952年1月,熊复调中央宣传部任秘书长。

  熊复与胡耀邦熟悉。胡耀邦逝世后,熊复曾作《千秋岁》等词,表达自己的感情。在《千秋岁》一词的注解中,他追忆了自己与胡耀邦的感情,同时也能看出胡耀邦对他才华的称赞与欣赏。

  熊复写的《千秋岁·痛哭耀邦同志》及《后记》如下:

千秋岁痛哭耀邦同志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消息传出,不胜悲痛。十七日下午,偕内子德昭前往其家设灵堂致哀。回家后远想风概,凄然泪下。为作《千秋岁》词以哭之。

  杜鹃啼血,

  万点东风咽。

  魂已断,

  愁先结。

  祺然曾互勉,

  转眼成长诀。

  人去也!

  从今怅望潇湘月。

  百战英明烈。

  报国情何切。

  怀壮志,

  操奇节。

  笑谈天下事,

  梦逐平生约。

  谁忘却,

  雄风横扫千山雪。

  熊复在《后记》中写道:

  耀邦不幸逝世,我是很感突然,也很觉悲痛,心情十分沉重。我和耀邦有几十年交往的历史。去年春节后,我还偕同老伴到医院去看望过他,晤谈一小时。告辞时他紧紧携着我的手,送我到门口。……当时看到耀邦气色还不错,又知道他心脏没有什么大毛病,心想以后见面的日子还长。我和耀邦同年,而患有比他严重得多的心脏病(三次心肌梗死),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走(在)我的前面。

  我1938年10月始识耀邦于延安。当时他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我适调校政治部宣传科任编纂组组长。次年我由延赴渝,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工作,他率军转战于华北,不相见者十余年。

  全国解放后,自1953年起始得复见耀邦于北京。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耀邦调任中国共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因工作关系,时相过从。盖我常受他之邀,参与他主持的有关共青(青年)团中央文件起草或修改和他本人讲话稿起草或修改的工作。1956年我转入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以后,又因历年参与共青(青年)团中央对外联络活动有关文件的起草或修改的工作,而与他亦时有接触。耀邦知我是一介书生,常戏呼我为“活字典”。

  “文化大革命”中,耀邦先被当作“走资派”打倒,我继其后被当作陶铸的“黑帮”首要分子打倒,因我曾于“文革”初期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而陶铸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我和耀邦自然是各自过着艰难的日子,咫尺天涯,音信杳然。

  1975年3月至8月,耀邦和我皆在中央读书班学习。我们成为同学,朝夕相处。随后他和我皆恢复工作,他在中国科学院,我参加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自此以后,我便常到耀邦家里做客,互相倾谈,有时他还留我共进便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我在当年5月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得他帮助甚多。当年7月后,我在工作上曾犯一个错误,即执行华国锋不许《红旗》“介入”关于实践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来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为此受到批评。我把全部经过告诉了耀邦,他表示理解。我按照他的意见,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担责任没有讲出经过情况。耀邦随即告诉我,他把此事经过情况向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作了汇报,转告了他们勉励我努力工作的意见。

  1979年3月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耀邦负责主持。我在会上就自己所犯错误也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没有讲出经过情况。一些人在会上把许多诬妄不实之词强加于我,如所谓搞“理论阴谋”之类。红旗社内也有人发起签名活动,要求撤销我的总编辑职务。会后我写信给耀邦,要求就对我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请他向中央转达我的辞职请求。时他已兼任中宣部部长,而我正因病在家休息他特派一副部长到我家里,代表他看望我转告中央要我继续工作的意见,和他自己要我安心休息的嘱咐。

  随后,他就所谓“理论阴谋”一案指定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所谓“理论阴谋”完全是对我的诬妄不实之词。他在调查报告上批有一诗曰:“务虚会上闷雷几声(指会上一些人强加于我的诬妄不实之词),红旗社内一场虚惊(指上述签名行动)。毛选编委排难解纷(指调查报告),文坛老将息事宁人。”他把报告批给邓力群同志,最后一句便是要他通知曾参加理论务虚会议的所有人员。

  后来《红旗》编委会向他汇报工作时,耀邦还说到他当时主持理论务虚会议的态度。他说他守住了两条防线:一是只承认我们党内“凡是”思想,而不承认有“凡是派”。他说:“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凡是’思想,谁都有一点,只是多少问题,但是不能说谁谁是什么‘凡是派’。”一是不批评《红旗》杂志。他说,“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不是《红旗》自己的责任。耀邦除了充分了解华国锋不许《红旗》“介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全部经过外,还充分了解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及中央办公厅文章起草小组把两个“凡是”写入《人民日报》社论的全部经过。前者我有执行的责任,后者则同我毫无关系。

  后来一年多时间里,《红旗》和我本人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些人提出停办《红旗》,或者取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名义,等等,都受到耀邦的抵制。

  1980年以后,耀邦有三次,或当面对我说,或写信给我,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表扬《红旗》“在理论问题的宣传上,持谨慎态度很好”,“对待理论问题,就是要谨慎”。而且从他直接领导《红旗》以来,他取消了原有的事前审查制度。除非我没有把握要向他请示之外,每期稿件都不送审,而全部由我定稿。

  在他辞去总书记以前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每次要求在《红旗》上发表他的报告或讲话,耀邦没有一次没有答应。只是除少数外,他不愿用他本人名义,而同意用《红旗》“本刊编辑部”或“本刊特约评论员”名义。他自己还不看清样,完全委托我定稿。



1983年11月4日,熊复参观东坡赤壁时题词留念

  再则,他主持起草的文件或他本人的讲话稿(包括事前准备的和事后整理的都在内),耀邦都要送一份给我征求意见。我也采取严肃认真态度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并且每条都注明修改的理由。耀邦对此表示满意,很注意采纳我提出的修改意见。

  1986年3月,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谈到理论问题时说:“各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一方面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又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新的历史条件,冲破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他说这些话时我也在场,当时就感到他说得不完全、不准确,如果不解释还很容易引起误解。回家后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提出了我的看法,还提出了书面的改正意见。耀邦完全接受了我的意见,在他后来的讲话整理稿上,就完全改正了他原来的提法。整理稿的提法如下:

  各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他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又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新的历史条件,否定或者冲破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提出的某些已经过时或者被实践证明为不完全正确的个别论断和个别原理,而代之以新的论断和新的原理。这里说的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指导原理”,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要否定或者冲破的东西,指的是已经不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新的历史时期的个别结论。

  可惜的是,没有等到他的讲话整理稿下达,他的原话却早已传出,并且被严重歪曲。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马上利用他的话,提出“从理论上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流毒全国。

  耀邦和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这种友谊并不因他后来担任党的最高职务,而有所减色或改变。

  我在此讲这些事,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耀邦的崇高的品德和风度。耀邦对人处事极讲公道,讲公道话,也做公道事。因为他对于党内同志,始终抱着一种热心肠的真诚态度。对于这一点,我有亲切的感受。……

  我的这首《千秋岁》词,既是表达我对耀邦逝世的哀思,也是追怀耀邦和我之间的友情。对于他几十年来对我的信任和尊重,我是非常感激的,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

  记得熊复还告诉过我,胡耀邦问他些理论知识他都能回答,耀邦称他为“活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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