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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自谁的手笔——胡耀邦与人民日报(之六)
作者:钱江      时间:2022-06-27   来源:公众号“钱江说当代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公报说,这场讨论对于“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胡耀邦筹划、组织、推动的“真理标准”讨论是结束了文革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响了推翻“两个凡是”的第一炮。

  文章写明:“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文章最关键处就是确题时写下的“唯一”二字。“实践唯一标准”是文章的核心,“唯一标准”将“其他所有标准”全部排除了,包括三皇五帝、孔子百家、高祖太祖的经典之语都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自谁的手笔?说法有几种,有各种论文,还有专著。凡是关注历史,总需要一定的时间远点,看到水落石出,细节碎片渐成全景。将近半个世纪后看去,这一点已经渐渐明晰。

  这篇文章,不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写出来的,而是合力写作的结果。文章在不断修改过程中,尤其在1978年4月的修改中越来越清晰地突出实践意义,将政论锋芒指向“两个凡是”,具有特殊的时代光彩。

  正文:

  《人民日报》自1978年2月19日首次刊登“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以后,这样的署名文章就密集出现了,在3月里有3篇,分别是:

  1978年3月11日的《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先刊于《理论动态》第46期,下同),

  3月23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

  3月28日发表的《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理论动态》第51期,原题为《要大兴学习之风》)。

  接下来,就是《人民日报》于1978年5月12日转载前一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在《光明日报》刊登文章的当天即将此文发了通稿,这是极为少见的。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大幕就此拉开。

  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策划下,由中央党校、光明日报为主,加上人民日报、新华社这几支队伍合作完成的。

  1.真理标准问题的提出

  历史地看,这篇文章起源于“文革”之后党史教学的需要,也是对极左思想中的个人崇拜思想及“现代迷信”的清理和批判。

  这篇文章有两个重要源流,一个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于1977年8-9月完稿的哲学文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有的写作《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章主旨是批判以“天才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还有一个起自1977年9月下旬胡耀邦召集的中央党校教学会议的讲话,他对与会者说,叶剑英元帅找他谈过,希望几年里搞出一本党史教材,一是完整地准确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联系实际。

  半个月后的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叶剑英前来讲话,其中有一句: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哪算什么理论。

  叶剑英的讲话中,“实际检验”已经非常接近“实践检验”了。而这个讲话稿,正是胡耀邦为他组织撰写的,其中相当部分,或者说大部分,是胡耀邦本人执笔写出来的。这在胡耀邦的经历中是不多的。

  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方案。胡耀邦在讲话中谈到党史教学时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

  会后,胡耀邦指导党校的工作班子,起草供党史教学之用的学习讨论指导文件。文件提出了三条指导原则,其中第2条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实践检验真理”这句话清晰出现了。这时“唯一”还没有看到。

  12月10日,胡耀邦召集 “ 第9到第11次”“路线斗争经验”起草小组会议。他对与会者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

  进入1978年4月,中央党校学员讨论这几条指导意见时,多数同意实践标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杨西光支持党校“指导意见”,他对“真理标准”特别敏感。

  也有一部分人不那么同意“指导意见”,认为领导人的理论阐述也是衡量标准。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典著作中的话也是“标准”。领袖的经典论断就不能更改。

  针对这个情况,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确定,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以厘清思想,并确定了撰写者孙长江。之所以确定这位撰写者,也是该室下辖的研究组组长孙长江主动请缨、毛遂自荐的结果。吴江回忆,这大约是1978年2-3月间的事。

  孙长江在1978年3月间已写出文章初稿,4月间反复修改。

吴江90岁时照片。沈宝祥摄于2007年9月20日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复修改

  孙长江的文章初成之时,从中央党校结业不久、已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转来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同样主题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杨西光在送稿时与吴江沟通,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内部有不同意见。二是他得知吴江已在主持撰写同样主题的文章,为此希望得到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支持,帮助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修改定稿,首先在《理论动态》发表,然后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杨西光还向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此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孟凡表示,他要将“真理标准”一文的编发作为《光明日报》新近改革和改版的突破口。

  吴江读了已由《光明日报》理论部门负责人修改过的胡福明稿件,认为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性和逻辑性不足”。随后,他将这篇文稿交给孙长江,请“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

  后来胡福明对此有回忆,叙述说在1978年1月中旬,光明日报的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寄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清样,表示还要作一些修改。胡福明作了修改后寄回。

  进入4月初,经过几次修改的胡福明稿件准备刊登在4月11日的“哲学”专刊上。新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时认为,此稿有重要意义,特意从“哲学版”上撤下来,要求作者修改,强化稿件的政论性。

  1978年4月13日,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到京当晚,他来到光明日报社,和总编辑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哲学组负责人王强华,还有来自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一起会商这篇文章的修改。

  根据会商的结果,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等执笔修改。在4月20日的修改稿中,标题仍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内文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别无其他标准”,但全文仍多处说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个表述的不足,是没有把实践以外的”其他标准”全部、清晰地予以排除,容易出现漏洞。

  修改稿件在4月21日送中央党校,根据反馈意见,光明日报又在4月23/24日修改一稿。这时,题目已经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尾仍然保留了一处“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全文设”一二三四”段落分隔,没有文字小标题。

  收到这个修改稿,孙长江以他撰写的稿子为基础,将两稿合在一起,裁取胡福明(也就是《光明日报》清样,实际上包括王强华、马沛文、杨西光等人的修改和审阅)文约 2700字,形成了 6600 字的定稿。(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77页)

  孙长江为这篇文章作了4个文字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汇成这篇“实践标准”文章的两个水流至此交融了,完成日期为4月26日至27日之间。

  还应该指出,就在4月里,中央党校高级班学员讨论“9-11次路线斗争”,同样对“实践标准”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的讨论及时反映上来,也推进了孙长江、吴江对文章的修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一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合力写作的结果。文章在不断修改过程中,尤其在4月下旬的修改中越来越清晰地突出了“实践唯一标准”,将批判锋芒指向“两个凡是”,具有特殊的时代光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排稿第1页。内文中的印刷体排印字样,是光明日报编辑根据胡福明原稿排印的,其余为孙长江手迹。

  该稿纸上方是吴江手迹:“孟凡同志:请即排印15份,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指胡福明)各一份 吴江(1978年)4月27日。”吴江在“作者”名下附言:“(发排样)航空寄出。”

  吴江在送稿附言中写了“作者”二字,说明胡福明是此文的作者,存在一个模糊点,就是容易使读者认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即是胡福明一人。

  实际情况如前所述,这篇文章的立意之源是胡耀邦在指导中央党校编写党史教材时逐渐确立的“实践检验标准”,文章题目是吴江确定的,一旦确定就没有再更动。文章内容由胡福明和孙长江在南京和北京分别起草,然后由孙长江融汇成一个稿子,再由吴江修改,最后由胡耀邦两次阅稿审定,并由他确定发表方式。

  按照“源流唯远”之义判断,将胡福明排在作者前列是有道理的。而就文章确题和内容来说,吴江、孙长江做得更多。

1978年4月间吴江对孙长江起草稿的修改稿

吴江对胡福明、孙长江合成稿的修改

  吴江改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审阅。送出稿件时,吴江在电话中向胡耀邦说明了这篇文章的“来历及意图”。

  胡耀邦阅后退回,文章定稿了。

  如前所述,胡福明对文章的起草要早些。从题目的确定和准确性,以及文章的成稿过程来看,中央党校的起草者发挥更多作用的最关键之处,就是确题时定下的“唯一”二字。“实践唯一标准”是文章的核心,“唯一”标准将“其他所有标准”全部排除了。文章的思想性和政治性突出地体现在这里,它的全部哲学意义亦在于此。

  文章写道:“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文章的宗旨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唯一性排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标准”,对于打破思想束缚,推动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当年底党的11届3中全会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确立了理论先导。

  3.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加入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实践标准”的撰写和定稿过程中加入进来。

  事实上,进入1978年,《人民日报》已在刊登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在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章《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写道:“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

  3月26 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张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 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这篇文章和前一篇都没有在标题上将“唯一标准”点明出来。

  文章发表后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部分表示赞成这个观点,多数是仍有疑义,提出来希望继续得到解析。

  根据这个情况,人民日报理论部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请他系统撰写“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但在4月里还没有成稿。

  胡绩伟回忆: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胡耀邦同他讨论过几次,认为如果将这篇文章作为社论,按审稿惯例必须事先送给当时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查,很可能通不过。因此可以先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商请新华社发通稿。

  胡绩伟的回忆说明,“实践”一文将近定稿时,新华社社长曾涛也参加进来,共同商议刊登和转发“实践标准”的流程。有此“联动”,将加强文章的刊登效果,扩大影响范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各家可以分担一部分压力。(引自胡绩伟文稿《胡耀邦与人民日报》)

  5月6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审稿会议上,就这篇文章的定稿提出最后的意见:“我认为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改一下,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还是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在文章结尾处加一句:‘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沈宝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109-111页)

  胡耀邦决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流程:首发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第2天(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当天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1条向全国媒体发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当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此拉开大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上首刊。

  沈宝祥教授著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199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次出版,书名改为《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次出版,恢复原书名。2015年,这部书由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第4次出版,全书55万字,详尽叙述这场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2018年12月10日在北京,左起:李盛平、傅高义、沈宝祥、本文作者

  本文在撰写中得到沈宝祥教授的指导,在此谨致感谢!

  (2022年6月9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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