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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斌: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作者:李大斌      时间:2022-04-20   来源:公众号“亚蒙看天下”
 



 胡耀邦在安康“超前”试验改革:“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陕西出版的《1965:耀邦早春行》,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时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于文革前一年,在安康8天跑了7个县,在当时极左氛围中公开宣讲他的新政观点,诸如“解放思想”、“政令公开”等。

  研究者评价说,胡耀邦的安康讲话以及在陕西的百日主政,是“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1965年安康8天7县的“超前试验”

  做新闻工作近30年,李大斌大多数时间都是安康日报社一名记者、编辑。他没有想到,有一天能“采访”大人物胡耀邦的故事,还以此写出了厚厚一本书《1965:耀邦早春行》。

  他也没有想到,当他用20多年时间,终于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梳理清楚时,却不经意地看到了这位大人物的一条思想脉络——在1965年极左路线的重灾区安康,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超前改革试验”。人们耳熟能详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观点、提法,都能从胡耀邦在安康8天7县的行程中找到些许渊源和端倪。

 “生产搞不好,还有什么大好形势!”

  寻访到数十名当事人,查了很多原始档案、文史资料和县志,李大斌确认胡耀邦安康之行是1965年2月6日至14日。这位刚刚上任的省委书记跑得很快:6日在宁陕县,7日在石泉县,8日在汉阴县,当天又到旬阳县,9日、10日在白河县,11日到平利县,12日、13日在安康县,8天跑了7个县。第9天的2月14日,离开安康。

  时年胡耀邦49岁身兼数职:西北局第三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其后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

  这是胡耀邦第一次主政一个省的工作。当时陕西的情况复杂。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传》记载,“这里十分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改和镇反很不彻底’,‘阶级斗争格外激烈’。”仅1964年,就有6000余名干部、群众被视为敌对分子抓捕,长安、延安、西乡三县在批斗中发生自杀430起,死亡364人。

  而百姓生活更为困苦。八百里秦川沃土,陕西人却吃不饱。粮食单产全国最低,比西藏都少。家家户户不够吃,吃红苕,“把嘴都吃歪了。”李大斌当时十来岁,亲眼见过粮店门口挂块牌子,上写“毛主席语录:红苕很好吃,我很爱吃。”老百姓想要卖几个鸡蛋、卖几捆柴火,都算“投机倒把”,算是“剥削收入”。仅西安一地,一度打击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主政川北时,他就提出“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面对陕西的复杂形势和落后面貌,他要发声说话了。

  2014年8月8日。西安止园饭店。“耀邦早春行”出版座谈会上,79岁的陕西省原常务副省长徐山林回忆当年。徐山林当时在省委农村工作部社教办工作,多次听过胡耀邦讲话。他说:“耀邦同志心敞口直,了解实情,敢说真话,他的讲话常常就像一块石头撂到死水潭中,让大家都很兴奋。”

  李大斌在采访中听到过很多令他激动的话,比如胡耀邦在平利干部大会上讲:“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搞不好,有什么大好形势!如果粮食不多,猪不多,棉花不多,油不多,还叫什么大好形势?”

  这段话如今看来波澜不惊,当时却属惊人之语。那时,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陕西的政治空气是“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时时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事不有事事有”。而胡耀邦公开讲生产落后、农民生活苦,以及“社教”运动过火,不仅需要洞察力,更需要政治勇气。

 “让人吃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第一要务”

  胡耀邦讲话,是在实地调查后作出的判断。当年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干部如实反映基层情况,要“冲口而出”。

  离开省会调查研究的第一站,胡耀邦选在安康。此前的1965年1月,省民政厅的一份报告称,安康专区断粮人口达3.6万多人,紫阳、安康、汉阴三县还发生了因生活困难自杀、病饿死事件11起12人。

  1965年2月6日,大年初五,他乘车去安康。当时西安到安康,没有铁路,只能翻秦岭,走210、316国道。

  时年31岁的郭步越是随行者之一,他是速记员。2014年8月,西安建国四巷一栋普通楼房,80高龄的郭步越回忆当时的情景。“耀邦和我们6个人,两辆吉普车。有时我跟他坐同一辆。”

  车过宁陕广货街,胡耀邦发现一排房子空着,一问,才知道是“大跃进”时大炼钢铁遗留的。又过旬阳坝,山上岩洞里竟然住着人。胡耀邦发火了,“太不像话了,世界上竟有这等荒唐事!我们是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的,为啥把房子空着,让老百姓住山洞!什么叫群众观点?什么叫阶级路线?我们共产党人做这样的蠢事,不痛心吗?”

  在旬阳,听说当地的土产龙须草,没有批准手续不能就近运往湖北,只能“倒流”翻越秦岭到西安。对这种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行为,胡耀邦又发了脾气,“自己封锁,祸国殃民。这是蠢!死官僚!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百姓,只想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

  郭步越说,耀邦就像一团火,凡是接触他的人,无不受到感染,永远难忘。

  邓小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评价胡耀邦:“有主见,不盲从”,认为他是有思想的实干家。从1964年11月底来,到1965年6月下旬离开,胡耀邦主政陕西共两百多天,大会小会讲的都是先把生产搞上去,让人吃饱,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这是第一要务。

  胡耀邦向国务院申请减轻1965年陕西粮食征购任务,由17亿斤减为14亿斤。他说:“让农民缓过气来,过几年赶上去了,会给国家更大贡献。”周总理同意了,还拨款给陕西建了几个化肥厂。

  减少的3亿斤征购粮指标,胡耀邦层层分配到各地、县、区,直至公社、大队、生产队。这对穷困至极的农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他在石泉县告诉干部:“减了大家高兴,今天晚上可以睡好觉了吧。不要就松劲了,减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

 “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我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

  在安康调研的8天时间里,一上车,郭步越大多是打盹。白天,胡耀邦每到一地召集大会小会,他都要速记——用速记符号快速记下来,再连夜整理出来。郭步越干了一辈子速记,至今提笔就能写出“胡耀邦”几个字的速记符号。但他记忆更深的,是胡耀邦当年说的那些“大胆”的真话。

  2014年8月29日。安康市档案馆。笔者翻阅厚厚一摞卷宗,其中有本120多页的“胡耀邦同志在安康、汉阴、石泉、宁陕、旬阳、白河、平利等县干部会上的讲话报告”。快50年了,纸页脆黄,铅印的字迹依然清晰。

  如果不了解当年极左思潮弥漫的社会氛围,就不好理解胡耀邦当时的讲话,为何会带来那么大的震动。当时搞“社教”,人人论家庭成分,贫下中农查“三代”(父辈、祖辈、太祖辈)、“五夫”(姐夫、妹夫、姨父、姑父、舅父)。

  胡耀邦却在安康说:“家庭出身无法选择。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他们几十年前,都是地富家庭的子女,他们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出来搞革命。所以前途是可以选择的,不要唯成分论。”同时代表省委提出“三个暂停”: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纠正过火的“社教”运动。

  每到安康一县,胡耀邦都要“办案”,尤其是问被抓起来的干部、群众的生活作风问题,特别是“男女关系”。胡耀邦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本来就是有关系嘛。领导干部道德败坏的,影响党的威信,必须严查。社员、工人中的男女关系,一般不查。”

  多年的斗争哲学,宁左勿右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惯性思维。胡耀邦在石泉干部大会上说,“你们左,我有点儿右,是不是?我的意思是,犯错误的人,只要承认了,要给出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他还学了一句安康方言,说,让犯错误的干部回去好好劳动,表现好了今后还可以入党嘛,不要让他“球伙”(安康方言,完蛋)了。

  胡耀邦强调的是“解放思想、解放人”。“什么是好干部呀?把生产领导好,增了产了,就叫好干部。”这与改革开放后,他的思想观点一脉相承。胡耀邦还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要学习只言片语,不能样样突出政治。党组织和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2014年8月30日。安康。87岁的张子美老人回忆耀邦:“个头不高,说话带笑,乍一看,不像个威严的大领导。”74岁的张培祥老人当年是安康县广播站的录音员,胡耀邦当时在安康“三干会”讲话时,他做了录音,也近距离目睹了耀邦的风采:“讲话没有空词,虽然是一口湖南话,但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胡耀邦那时总是穿着一件半新半旧的黑粗呢大衣,衣角还有一大块补丁。李大斌还寻访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胡耀邦到平利县,随行的秘书夹着胡耀邦的大衣,先跨进会议室,人们以为胡书记来了,都站起来鼓掌。秘书直摆手,让不要鼓掌。大家以为是胡耀邦谦虚呢,越发鼓起掌来。秘书赶紧退出门外,等着胡耀邦进来。

  胡耀邦开干部大会,一见有人掏笔记本,就说,不要记,又要听又要记,你不嫌麻烦啊。大家就都笑了。

  在白河开会,胡耀邦不坐主席台,而是让大家把桌子摆成圆形,一起随便谈。听众越来越多,后排人看不见,胡耀邦索性起身站在凳子上讲。在安康县,他请忠义公社新民大队支书朱文孝也到台上,一人拿一个话筒,一问一答,一起解剖“麻雀”,省委书记来分析一个小队的生产,让大家耳目一新。

  在宁陕,一天清晨,要吃早饭却找不到胡耀邦。原来他起了个大早,沿着长安河,一路走到关口下街。见一农妇提着竹篮,篮里几把小葱,用半块布盖着。胡耀邦问:“你卖的啥?”村妇赶紧答:“我不卖,我是送人的。”胡耀邦知道这是托词,说:“你多种一些菜,城镇居民也要吃菜嘛。”村妇看着这人和气,说:“不敢卖,发现了,晚上队里要批斗哩。”胡耀邦给村妇壮胆:“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走到县人武部门前,见一老人背了捆柴火,问,柴是怎么卖啊。老人见他不像买柴的,半晌不语。胡耀邦就与老人家攀谈,问家住哪、几口人,又说:“给你家里和邻居说,街上缺柴,多背些柴上街来卖,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老人高兴了,说:“我们卖把柴,是想买点儿盐。”

 “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类似的故事,李大斌采访到了不下数十个。当时大家都喊胡耀邦是“胡青天”。

  李大斌觉得,这是老百姓最质朴的感情,胡耀邦待人平等,没有什么派头。在旬阳蜀河有次吃午饭,两桌人安排在两个地方,胡耀邦说,摆在大案子上一起吃嘛,“乘船都在一起,吃饭咋不可以在一起呢?”于是,省委书记与划船的船夫围在一起吃了顿饭。

  这些情景,郭步越、李大斌等人都津津乐道。胡耀邦在陕西只待了二百多天。1965年2月13日晚,是胡耀邦在安康待的最后一晚,他口述,郭步越记录,写就了一份三千余字的《电话通讯》,核心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郭步越记得,胡耀邦签字时是“1965年2月14日凌晨二时”。这份指导生产的“通讯”以省委名义发往各地,并报中央和西北局。三天后,胡耀邦被批判,说他否定社教成绩,可能引起翻案风。

  有人问:胡耀邦提出一手抓粮食生产,一手抓多种经营,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多次写检查通不过,胡耀邦压力很大,一度得了大脑蛛网膜炎,危及生命。有天他与郭步越谈,说这是逼他承认犯了右倾错误,“这是万万不能承认的,我虽然个子小,体重轻,但骨头还是硬的。”

  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偕张爱萍将军来西安,把胡耀邦接回北京。张爱萍说,他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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