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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胡耀邦穿西装与《我的中国心》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2-04-18   来源: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
 

  一九八三年二月七日至九日,胡耀邦到初创中的深圳经济特区考察。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何云华在报道中写下了有趣的一幕:

  2月8日是安排听取深圳市委领导的工作汇报。上午9时30分,胡耀邦精力充沛、神情轻松地快步走进会场。他同任仲夷、刘田夫、林若、吴南生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梁湘、周鼎等一一握手之后,用专注的目光朝会场环视着,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都穿着深色卡叽布做的四口袋干部装,突然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还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经常要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们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他转过身对市领导们说,你们深圳要转变观念,可以自己先特起来,让干部和工作人员穿得好一点。

  待大家都坐下来后,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快人快语:我这个身材穿西装可能不大好看啊。笑声中有人接话说,西装这种服装老少咸宜,什么身材穿西装都显得有精神有气派。胡耀邦听后立即说,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一席事前谁都不曾预料到的、看似即兴却蕴含革新意味的话题,使会场一开始就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大家体会到总~书~记提出转变观念的要求意义深远。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讲究衣着打扮曾被当成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荒谬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胡耀邦当年在深圳首先提倡穿西装,实际上也是一项“拨乱反正”的工程。在他心目中,服装是一种文化,讲究衣着打扮是一种文明行为。

  这次考察中,胡耀邦对深圳的发展提出了十六字方针:“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他提倡穿西装,是以风趣幽默的方式来阐释什么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关键不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穿西装也可以立场不变,依然是一名共产党员。

(1983年2月胡耀邦在深圳,图片来自蛇口纪念馆)

  其实,胡耀邦任中央党校任副校长不久就穿了西装,身体力行地进行着这项“拨乱反正”。原空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董润民,一九七七年九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回忆说:

  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一天,我们一些学员在校园遇见胡耀邦同志,就闲聊起来。胡耀邦同志穿着一身西装,有学员就说:胡副校长,你穿着西装可真精神呀。胡耀邦同志就笑了,说:你们年轻人也可以穿嘛!东方人穿西装,西方人也可以穿中服。毛主席还提倡向西方学习。好的东西都可以学,尤其年轻人更应如此。这段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大理解:难道穿西装还有什么特别的吗?确实,当时胡耀邦同志穿西装还真是有点“走在潮流前面”的意思呢。

  这是我看到的胡耀邦穿西装的最早记录。董润民这个回忆是否可靠?我认为是可靠的。董是空军军官,习惯于清一色的军服,比一般人士对服装的观感更敏感,所以才“印象很深”。

  在那个国门初开的年代,人们很难理解胡耀邦从提倡穿西装着手进行“拨乱反正”的蕴意,“走在潮流前面”的胡耀邦,必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从深圳回来后,胡耀邦就身体力行,带头穿上了西装。一九八三年,西装在全国开始推广。那时,我在曲阜师范学院读大二,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不是“农学院”在县城边上的大学,学校统一做了西装校服。但是,我们的西装校服还是改良的:一般西装是两个扣子,可我们的校服是三个扣子。那小开领的那种。我的同学李国良还纳闷:这西服做错了。现在看,不是做错了,还是观念上的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身材修长的我,穿上很精神,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寄给父母。后来,我手巧的姐姐给我做了改良,改成了两个扣子的大开领。我在同学中嘚瑟,遭到朱立同学的一通羡慕式的嘲讽。

(我的同学朱立和王建珍穿上西装校服的美照)

  但是,好景不长。这一年的十一月底,强劲的、突如其来的“清除精神污染”之风,就刮到了学校,西装就被称之为“奇装异服”了。还好,那时已近冬天,曲阜没有暖气,爱臭美的学生也换上了棉装,学校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校服不提,别的“奇装异服”要禁止。学校贴出通告说:穿喇叭裤、牛仔裤、三节头皮鞋(尤其是带鞋掌)的同学,图书馆、教室,都禁止入内。同学们正青春萌动,爱美的乐被掐了,不免骂声一片,特别憎恨“奇装异服”这个词。

  好在,胡耀邦也不喜欢这个词。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接见团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时的谈话时,第一条就谈到“服装的问题,穿衣服的问题”。他说:

  现在穿的衣服情况是好还是不好?我看不好,包括你们今天穿的。我看我比你们穿得还洋式一点。我今天没有穿西装,时间到了,来不及了。现在我们的衣着还不行,一个花色,一个品种,衣着并不好。什么奇装异服,这个话不好,以后报上把奇装异服这个话去掉。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是奇装异服,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女同志总是穿裤子也是奇装异服。衣着搞好点是应该的。我看你们青年团干部就要穿干净一点,漂亮一点嘛。春节前我去深圳,见到深圳市的干部问,你们老百姓都穿西服,为什么你们不穿西服?至少规定一条,不许干涉人家穿什么衣服。我觉得衣着搞干净、整洁、式样多一点,适当提倡一下是必要的。

  我主张奇装异服这四个字以后在报纸上不要登,取消这个话,行不行?同人民日报商量一下。个别的,极个别的人穿得很不像样的衣服,要说服。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适当提倡一下服装的多样化,这对刺激生产有好处。要弄清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消费可以推动生产。

  我说适当提倡注意我们的衣着问题,我看不会犯错误。你说奇装异服,日本女的穿和服才是奇装异服。我的意思是文件上、报纸上奇装异服这几个字去掉。什么叫奇装?什么叫异服?现在我们是短袖子,两千多年前,你们看我们袖子那么大,长袍马褂。战国的时候,有个赵武灵王提倡穿短衣紧裤的骑服,好射箭、好打仗。服装也是要发展的嘛。

  胡耀邦的话,我是节引的,他强调不用“奇装异服”这个词,都有些絮絮叨叨了。对于西装,他说了深圳的事,也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争论依然没有平息。

  据胡德华回忆:针对胡耀邦提倡穿西装,陈云曾提出批评,说“送煤球也得穿西装?”所以,父亲有一段时间就不好在正式场合穿西装,有时候在家里或者非正式的场合穿一下。但是,“清污”开始后,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坚持穿西装出席各种会议。

  胡耀邦谈“服装的问题,穿衣服的问题”后,正在召开的民盟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引起了一场讨论。对于胡耀邦提倡穿西装,许多代表认为,国家领导人在接待外宾等庄重场合穿民族服装,更能体现国家的尊严。为此,参加会议的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商承祚,提笔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传说, 您对西装的评价,谓男人可以穿西装,女人穿旗袍,因为西装整齐笔挺,穿起来人精神(大意如此)。那岂不是意在不言中,谓穿中山装、解放装、唐装恰与西装相反!您不但说了,也见诸行动,如招待外宾等等场合,皆以西装出现,我认为这是不好的。阿拉伯等国家,其领导人接见外宾时,都穿其民族服装。为什么?是用以表示其民族尊严。我希望您能向他们学习,切莫等闲视之。您是国家领导人之一,一言一行,影响极大。目前有的地方,西装供不应求以及西装衣架脱销(见《广州日报》)。还有,电视音乐队,歌唱的与伴奏者,凡男性几乎个个穿西装,北京、广东电视台的男报幕员无不以西装出现,其它各省市必不例外,看起来很是整齐一致,似乎是规定的工作服。本来人民生活服装可任由选择,何必与以“指示”作硬性规定,而况您这种“指示”,大家很有意见,都在背后议论。今我这封信是有代表性的。请予明察。

  胡耀邦收到信后,派中央书记处一位书记去见商承祚,代表他向商表示歉意,表示可以采纳他的正确意见。

  “可以采纳他的正确意见”云云,我想,胡此举是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表达尊重而已,未必接受商的意见。此后,他在外交场合还是西装出场。

  商承祚则大失所望。此后,商改变了自己的穿着习惯,坚持穿唐装和中山装,几乎没有再穿过西装了。

  一九八三年底到一九八四年初,在胡耀邦的干预下,一度风声鹤唳的“清污”被叫停,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办的很特别,很开放。最耀眼的一个节目之一,是身穿西装的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正在看电视的胡耀邦,立刻敏感地注意到了。满妹回忆说:

  记得当时他从电视机前扭过头来,问我们兄妹谁会唱这首歌,可当时我们谁都不会。他不无遗憾地说:“噢,你们都没有注意到这首歌啊?我觉得不错。歌词情深意切,富有激情,没有套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能接受,很能团结人。曲子容易学,容易唱,也很好听。”

(1984年夏,胡耀邦一家老少三代唱《我的中国心》,选自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妹兄妹当然不会注意到,因为这首歌是费劲周折才上了春晚,且在大陆第一次亮相的。

  这年七月,在去北戴河的列车上,胡耀邦无意中从《青年文摘》杂志上看到这首歌,高兴地找来纸和笔把它抄了下来。一路上,他都在哼哼“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到了目的地后,胡耀邦招呼着孙子孙女们,很认真地教他们唱这首歌。满妹写道:

  父亲苍劲的歌喉与孩子们稚嫩的噪音从小楼里传出来,回荡在葱郁的树林中,融入大海的波涛里。西斜的夕阳伴着片片彩云,把湛蓝的天空映得通红、通红……

  胡耀邦如此喜欢这首歌,应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歌词,触动了他心思:这句歌词给穿西装提供了不言自明的理由。这与他在深圳以穿西装为例阐释“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异曲同工。

  果然,一九八四年开始,伴随着“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旋律,西装在全国大流行起来,似乎再也没有人出来说三道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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