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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胡耀邦晚年的中国书法之路
作者:钱江      时间:2022-01-10   来源:公众号“钱江说当代史”
 

胡耀邦在青海视察工作时为柴达木题词

  胡耀邦喜爱中国书法,是与他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和经典古文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中到过祖国的1700多个县,所到之处凡有题写墨迹,汇入当地人文历史长河,皆成闪亮浪花,为世人所珍视。这或许是胡耀邦未及之想。

1.喜好书法始自童年树枝划沙

  悬肘功底源于书写大字标语

  胡耀邦喜爱书法,可溯源他在湖南浏阳县山间苍坊村的童年生活。上世纪90年代,笔者到苍坊村寻访胡耀邦留痕。他的堂侄胡德谦正在主持编修当地《胡氏家谱》,他告诉我,养育胡耀邦长大的苍坊村在20世纪初是个十多户农家散居的小村子,没有发现胡耀邦习练毛笔字留下的片纸只字,也未见别的文字记录留存,但在村民中有口口相传的概略叙述,说胡耀邦自幼家贫,很小跟着父兄上山拾柴。1921年,5岁多的胡耀邦靠胡氏宗族祀田中“育才祀”资助发蒙入学,入学之初,纸笔未能全备,用树枝在门前泥土地上划来划去写字,十分认真。

  收胡耀邦入学的胡祖仪,是当地出名的教书先生。儿童入学发蒙以临摹为书写之先,可以判断胡耀邦用毛笔练字也在这时开始。约一两年后,胡耀邦转入胡氏小学就读,校址和原先的私塾同在离开胡耀邦家数百米外的胡氏宗祠中。当时,写字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夏末,不满10岁的胡耀邦离开苍坊村,去20华里外的文家市“里仁学校”上高小。这两年中,胡耀邦是全班学习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毕业后考入浏阳中学,读了一年多初中。1930年春天,在大革命风潮影响下,胡耀邦回到家乡,担任儿童团长,经常手提一个石灰桶走村串乡,在墙壁上书写大幅标语。他悬肘书写大字的功底,大概就是这样打下的。后来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胡耀邦也经常刷写大字标语。

  1930年11月底,胡耀邦来到江西萍乡的安源,被任命为湘东儿童总局局长。他刚满16岁,就编辑、发行供识字少年阅读的小开本半月刊《共产主义儿童报》。他自己写文章,自己编排,自己刻蜡版,引起了来到湘赣苏区巡视的中央苏区青年团代表冯文彬的注意,被冯文彬选调到中央苏区瑞金工作。

  1935年长征到延安,胡耀邦在陕北生活了11年,主要工作是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副部长、部长。这是较长一段时期的抗大和军委机关生活,此期间没有发现胡耀邦有临写字帖的回忆和记载。当时的胡耀邦毛笔和钢笔兼用,而且坚持写过一段时间的日记。这个习惯在战争岁月里保持下来,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料,他的字也越写越顺畅,其书法定型应当在这个时期。

20世纪50年代初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期的题词,是胡耀邦比较早期的墨迹

2.喜蘸浓墨信笔而书

  乐于欣赏古代碑帖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爆发时,从主持川北党政以及到北京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胡耀邦身边始终配备秘书。这些秘书都喜爱读书,而且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上世纪50年代的先后秘书曹治雄、刘崇文、高勇都写得一手较好的书法。曹治雄向笔者回忆,胡耀邦住在团中央宿舍时,北屋是他的卧室和办公之处,有时办公累了,他会走到东厢房秘书室,那里摆着文房四宝,他会在那里坐下,打开墨盒蘸笔挥毫。

  曹治雄回忆,在团中央工作时的胡耀邦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在他印象中,那时胡耀邦没有碑帖方面的收藏,对此没有刻意追求。不过文房四宝这些东西在外屋秘书办公室一应俱全,曹治雄和后来的高勇都有一些碑帖放在那里。

  曹治雄有书法基础,有一次他将团中央为朱德总司令准备的讲话稿用毛笔誊抄下来,以便总司令看清楚。胡耀邦看了以后表扬他,不仅把字写大了,字也写得不错。(1999年7月在北京访问曹治雄的记录)

  高勇也回忆说,有时候,通常是晚间,胡耀邦读书读累了,走到外屋,会坐到秘书办公桌前,提起毛笔来写几个字再走开。

  有时,胡耀邦来到某地名胜之处,逸兴飞扬之时会有题咏,寄笔墨抒发情怀,因精思所到,时有佳句名联。1959年秋天,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河南南阳,参观卧龙岗武侯祠时看到大殿前有一幅著名的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他有感而发,依托既有句式吟出一幅新联:“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胡耀邦为河南南阳卧龙岗诸葛草庐撰写的对联,已经成为这里的历史名联

  当时胡耀邦未曾在卧龙岗落墨,但这付对联是铭记在心的。1986年4月25日,胡耀邦在北京书写了这副对联,赠给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表明这是他的用心之作。如今不仅此联高悬卧龙岗已成胜迹,而且成为胡耀邦一生中书写的最著名对联,其实就是对他自己一生的真切写照。

  胡耀邦写字时喜欢饱蘸浓墨,信马由缰只管写去。由于临摹不足,胡耀邦的书法中存在一些缺点,就结构而言,有些长横长竖或有些长笔画显得过于突出,这个不足始终未及改善。

  曹治雄、高勇和笔者讨论过胡耀邦的书法,认为胡耀邦没有着意将自己引向业余书法家的道路,在较早时期,他写字完全是为了愉悦身心,为了放松自己。写字的时候胡耀邦是相当放纵的,落笔行笔不那么遵守规范,有时缺笔少横,会写出一些异体字来。

这幅字中出现了胡耀邦写下的异体字。“丹“字少去一点很少见。“铁“字也比通常写法少了一点。

  这两位贴身秘书都认为,胡耀邦写字有自己的特点,天真率直,自然流露。这两位秘书还都有一个共同的遗憾。他们的工作和胡耀邦太密切了,或许说是机会太多了,结果他们在胡耀邦身边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请胡耀邦为他们各留一幅字。曹治雄是1957年离开胡耀邦办公室的,手头没有胡耀邦的一点墨迹。高勇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也是如此,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调任邯郸地委副书记时向胡耀邦索字。胡耀邦当时就答应了,后于1986年10月为高勇题写了一幅小字:“孜孜不倦”,勉励高勇继续学习。高勇多少有了弥补。

  胡耀邦本来有一定习字基础,但是不临帖使他的书法放缓了发展步幅,一生没有大的改观,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的。曹治雄和高勇发现胡耀邦喜欢书法,都曾劝说,你既然喜欢书法,应该认真临帖。胡耀邦一笑置之,认为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在书法上他除了纵笔书写,比较喜欢观赏前人法帖,揣摩古人笔意。

  胡耀邦写字还有一个目的,是借此机会默写古典诗文,复习、背诵。胡耀邦坐下来练字的时候,经常默写毛泽东诗词,也默写鲁迅的诗。有时他还会默写一篇古文。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胡耀邦背诵司马迁《报任安书》,曾将全文书写下来。结果,胡耀邦熟将《报任安书》背诵得相当流畅。有一次召开团中央常委会议,他在讲到逆境可以造就人才的时候,意气风发,一气呵成地背诵了《报任安书》。

  在团中央时,胡耀邦练字通常是写在废报纸上,练过字的旧报纸就归废品收购站了。秘书高勇有心,保留了一些他写过字的旧报纸。谁知“文革”袭来,高勇受到冲击被抄家,这些胡耀邦的练字纸张全部散失。(2003年3月5日在北京访问高勇的记录)

  “文革”十年浩劫。前五年胡耀邦遭受冲击,免职“靠边站”,住“牛棚”,下“干校”,经历风风雨雨。“文革”的后五年倒成为他比较专心于书法的时期。胡耀邦于1971年秋天从河南潢川黄湖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赋闲至1975年春天。这期间,他大量阅读,比较静下心来练习书法。

  此时胡耀邦练习书法,更多的还是为了平静心态,通过写字温习古典诗词,仍然没有专注地临习碑帖。他的主要书法用纸还是旧报纸,随写随扔。

3.书大观楼长联留为精品

  写辛弃疾词章借以抒怀

  1972年12月,可能是下旬,还在河南黄湖干校的高勇去大同探望父母,途径北京看望胡耀邦,正好看到茶几上有一叠一裁为二的《参考消息》旧报,上面写满毛笔字。拿起来一看,是南宋辛弃疾一首《念奴娇词·登建康赏心亭呈史致道留守》,和“天下第一名联”——清代学者孙髯翁所撰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

  1972年,从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一年后的胡耀邦,在家中练习书法,在看过的《参考消息》报纸上书写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这是首页。(高勇收藏并提供照片)

  胡耀邦书写的辛弃疾词首页,这张报纸上有清晰的出版日期,和高勇的回忆相对照,可以确认胡耀邦书写于1972年12月。另有一页纸上有12月16日字样,可知胡耀邦的书写日期在此之后。 高勇 收藏。

  为他人题字的时候,胡耀邦通常将字写得很大,自己练字时则保持在一两寸大小,书写辛词及大观楼长联即是如此。他在家中练字时比较从容,追求书法的结体和笔力。胡耀邦不仅完整书写了大观楼长联,还于卷首书写了“昆明大观楼长联”字样,末尾更是写上了“作者孙髯”4字。长联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当属胡耀邦书作的上品。

 当时高勇问胡耀邦:“怎么写起辛弃疾这首词来了?”

  胡耀邦答,据说是毛主席推荐给大家读。

  辛词中写道:“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高勇看了就说:“让我把它抄一下。”说着就找纸笔。

  胡耀邦慷慨地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不要抄了。”

  高勇求之不得,将胡耀邦书写的大观楼长联和辛词墨迹一并取走。没有想到,这是胡耀邦存世极少的“文革”墨迹,若不是高勇此时来到家中乘兴索要,或许也将不存。

  “文革”中的胡耀邦并不消沉,但心绪起伏,不时为国家命运而焦虑,总希望随时投入工作,因此还不能说潜心书法。这使他一生都留在书法喜好者的队列里,也就不谈书家之称了。然而,从少年时代起,他具有基本书法功底,认真练习过书法,则是一望可知的。

  在文革结束之前,胡耀邦虽然到过许多地方,但所到之处提笔落墨是比较少的。这个情况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大不相同了,他和中国书法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

  胡耀邦一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喜爱中国书法,多有书写。

1985年10月3日在甘南,胡耀邦重走长征路时题写:哈达铺纪念馆。

4  改革开放时代各地留墨

  其意多在鼓励奋发前行

  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主持下,“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浩劫,也同样地解放了胡耀邦,他于1977年3月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随后任中组部长、中宣部长、中央秘书长……,到1981年6月当选为党中央主席,此后任总书记。

  重任在肩的胡耀邦以大无畏的勇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进而改革开放,建设富强中国。他日理万机,没有时间练习书法了。

  然而在这段前后约六七年的时间里,胡耀邦和中国书法的联系反倒显得紧密了,他的笔迹日益为公众所熟悉。

  作为中央日常工作负责人,他到过许多地方。足迹所至,多有题词留墨。辞去总书记职务后的几年间,他也到过不少地方,在各地亦有留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胡耀邦身上的一种体现。中国书法以人品为重,唐宋以来,名人足迹常与题咏相伴,千年不绝。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大业,胡耀邦希望自己能够无远不至,走遍全国每一个县。看到身系改革开放重任的胡耀邦前来,主人常常预设纸笔,恳请留墨题词。

  胡耀邦是一个热忱直率的人,遇有所请,尽量满足。有时他自己也愿意写上几句话,对当地工作有所鼓励,或是指明发展方向。这时,胡耀邦往往当众挥毫,一气呵成。

  对书家来说,在众人围观的场合作书,难有满意之作。而胡耀邦意不在此,主要是通过题词鼓励干部和民众努力开拓,富民强国。比如他1983年7月19日在甘肃天水为当地驻军题词“发扬金刚钻精神,为四化立新功”即为一例。

1983年7月19日,胡耀邦在甘肃天水为当地驻军题词

  有些时候,胡耀邦要抒发情怀已有腹稿,正好借重墨抒发。

  1985年9月,胡耀邦重走长征路,于9月27日午后1时许来到四川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头。泸定桥文物陈列馆女讲解员李晓燕为胡耀邦作讲解。

  看过了泸定铁索桥,李晓燕引导胡耀邦参观数十米外的泸定桥纪念馆(现已拆迁)。按照事先安排,走进展室以后,李晓燕请胡耀邦题词留念。

  胡耀邦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一边走到案前一边问道:“我写什么好?”

  这句话出口,胡耀邦已经想好,即提笔来在整张宣纸上以浓墨写下一联:“飞身可夺天险,健步定攀高峰。”(2009年6月在泸定访问李晓燕的记录)

  如今这副对联镌刻在铁索桥头,已是千古大渡河上精彩一笔。

1985年9月27日,在四川泸定,在整张宣纸上为红军长征革命历史博物馆题词:“飞身可夺天堑,健步定攀高峰” 钟金华摄

胡耀邦在四川泸定大渡河铁索桥畔书写的对联制作成了牌匾,如今悬挂在桥门两侧。

  相对而言,尤其是到边疆或基层农村地区,胡耀邦题词留墨会多一些。从他内心来说,是希望为当地的改革开放添加一分力量。

  1985年2月15日,胡耀邦从云南大理出发,乘车来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首府六库。听取当地州委书记、县委书记汇报的时候,胡耀邦向他们提出要求,在这里建立一座“片马人民抗英斗争胜利纪念碑”,

  在前来六库的路上,胡耀邦已向一路陪同的省委书记安平生、省长普朝柱说了,从1900年起,当地片马边境线上的中国边民就抵抗英军从缅甸密支那方向而来的武装侵略,付出了很大的民族牺牲。英国虽于1926年宣布承认片马属于中国,仍将该地置于缅甸殖民地的控制。新中国成立后的1960年,中国和缅甸政府签署《中缅边界条约》,确定片马、古浪、岗房地区由缅甸归还中国,于1961年完成了交接手续。

  经过胡耀邦的阐述,建造片马纪念碑的事情就确定下来了。

  次日早晨,初生的太阳升起很高才照亮深深的怒江大峡谷中的江边小城六库。胡耀邦保持习惯早早起身进了客厅,那里已经备好纸笔。在六库找不出像样的砚台,用一个青花碗盛墨汁,再用一个青花盘子蘸笔。客厅里也没有书桌,整张宣纸铺在一个圆桌上。屋子里的照明也不足,一个年轻人手持一盏台灯站在圆桌左前方(见照片)。

  对书写条件如何,胡耀邦毫不在意。他饱蘸浓墨,在两整张宣纸上写下“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胡耀邦,1985年2月”字样。题字之时,他一定充满激情,结果将字写得很大,以至于没有在整张宣纸上写完纪念碑正面的碑文,而将“念碑”两字连同落款和题写日期写到了另一张纸上。

  5个年轻的傈僳族姑娘走来,展开两幅大字摄影留念。怒江州委负责人请胡耀邦放心,一定将纪念碑修建起来。

  根据胡耀邦的嘱咐,片马抗英胜利纪念馆和纪念碑于1987年开始在六库以西96公里处的边境口岸片马修建。1989年6月4日,纪念馆和胡耀邦亲笔题写的“片马抗英胜利纪念碑”落成。纪念碑高20米,坐落在海拔1900米处,碑顶端由3面盾牌组成,碑身采用怒江出产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碑体形状如3把宝剑,碑底座呈弩弓状,象征片马人民英勇保卫祖国时使用的武器。纪念碑落成开放后即成为怒江州著名景点之一,1993年成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此时,胡耀邦已经永远离去了。

1985年2月16日清晨,胡耀邦在六库题写“片马人民抗英斗争纪念碑”(周重要摄)

1986年2月16日早晨,胡耀邦在云南六库题写片马纪念碑文的情景

胡耀邦题写碑名的“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

  胡耀邦所到之处写得很多,自然放大做匾或石壁镌刻也多,当时民间曾有“泛笔”之诮。然而随着伟人远行,此种议论渐渐消散。回顾看来,如果再慎重些掂量,题写当地建筑物如宾馆等商业单位名称,胡耀邦宜有惜笔之意,不作题写或许更为妥当,而余者尽可挥毫,自有公论。实际上,到了晚年,胡耀邦的书法积累了几十年书写的功底,足可一观。更兼他品德崇高,名垂千秋,胡耀邦落笔留墨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资源,如今已成人民共识。

5 积极支持成立中国书协

  肯定书法传承继往开来

  担任中央总书记期间,胡耀邦热心支持书法活动,和许多书法家结成友谊,鼓励他们为推进中国书法贡献力量。

  杨再春是改革开放年代里涌现的当代书法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和几位中年书法家刘炳森、范曾、苏士澍、谢德萍、何伟等人筹划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家认为,应该先提交一份报告。杨再春是体育大学出版社编辑,承担起草成立报告和协会章程等事;另推举一人,将报告先呈递李先念。

  大家觉得,还应该再找一位中央领导人,希望他表态支持成立中国书协,而且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胡耀邦。此事由北京日报长于书法的记者孙以增负责联系。他一番努力后,果然通知杨再春明日即可前去。

  时在1980年秋天,杨再春得到通知的第二天上午来到胡耀邦家门口通报姓名,没费什么周折就进了客厅等候。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不像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种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家。屋子里陈设很一般,沙发扶手布面磨旧了,上面垫了一块布。

  杨再春还在打量会客厅,胡耀邦进来了,见面就问:“年轻人,找我有什么事?”

  杨再春赶紧说明来意:“我们这些常年练书法的人,打算推动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胡耀邦应声而答:“这是好事啊。中国写字的人很多,应该有个社会组织。这是好事儿为什么不支持呢?我支持。”

  “我今天来是想得到您的支持。你支持我们,要特别感谢您!”

  胡耀邦连声说:“不用谢,不用谢,这是应该做的,应该支持。”

  要求支持的事两句话就说完了,杨再春又问一声:“平常您写字吗?”

  胡耀邦说,忙的时候不写,不忙的时候就写。

  杨再春问:“那您一天写字能写上多少时候?”

  胡耀邦又回答:“有事儿的时候不写。没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写上一两个小时。”

  杨再春问道:“您临什么帖呀?”

  胡耀邦回答:“我不临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话说得诙谐,很轻松。

  两人说话总共不到10分钟,这时身边有人过来,手拿外衣让胡耀邦穿着赶紧上班。杨再春知道胡耀邦很忙,马上告辞。一出门才想起,要是请胡耀邦就支持书协成立一事写上几个字就好了。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紧张了。(2013年12月在北京访问杨再春的记录)

  杨再春乘兴而归,将胡耀邦支持成立中国书协的表态告诉了书法界朋友。大家十分高兴,成立书协的事加快了进度。中国书协筹委会于1980年11月在北京成立,来年5月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如今已经40年了。

  1983年,身居北京的书法家杨萱庭参照颜柳书体之长,书写了《李大钊烈士纪念碑碑文》,镌刻在长4米、高2米的李大钊墓后青花石碑上。

  这年10月29日,举行了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胡耀邦前往参加,仔细地观摩了碑刻上的杨萱庭书作。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引导杨萱庭走到胡耀邦面前介绍。胡耀邦对杨萱庭说:“你写得很好,字体挺拔有力,雍容大方。你是现代书法家,你为纪念李大钊烈士作了很大贡献。”听到胡耀邦的赞扬,杨萱庭为之动容,非常高兴。

6 短暂退休岁月再练书法

  追古抚今抒发无限情怀

  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之职以后,胡耀邦的空暇时间多了。在苦苦凝思一番之后,他的心绪渐渐平复,又一次寄情于运笔挥毫,在汉字的横竖撇捺钩点之间纵横构架。

  只要身在会计司胡同的家中,大都在上午读书之后,胡耀邦会拿起毛笔来练字,这是他一天中难得的轻松时刻。

辞去总书记职务后,胡耀邦在家中练习书法

  也许是因为思想之骏马驰骋70载再也不能约束,也许是因为握笔挥毫的主人在蘸笔染墨的时候依然心游万仞,所思在天下苍生,晚年胡耀邦练习书法时通常仍不临帖,而是乘兴书写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即使离京到外地,如果身体还好,他也是经常挥笔写上一会儿的。

  他甚至用毛笔抄写了某个版本的《百家姓》,文末亲笔记录:“百家姓,共有四百三十八个姓氏。其中单姓四百零八个,复姓共三十个。”

胡耀邦晚年书写的“百家姓”,难得写在了白纸上。

  这样的练字,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旁人总以为,日积月累,一定是习字手迹堆积盈尺。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后渐渐熟悉了胡耀邦夫人李昭,听她介绍丈夫练字的情况,有一次壮起胆子,对李昭前辈说,能不能送我一张耀邦同志练字手迹,留作永久纪念?

  谁知李昭笑了起来,说:“找我要耀邦习字纸的人不少,但是大家没有想到,耀邦练字不是写在元书纸、宣纸上的,他觉得那样太奢侈,他练字写在看过的旧报纸上。他本人不愿意留这些东西,写过就随便处理,大部分卖了废纸,结果连我也没有留下什么。”

  李昭补充说,那些练了字的旧报纸,基本上都卖了废纸。后来有一次,发现耀邦在旧报纸上写了自己作的诗,也许他是在修改。我发现了之后,那几张报纸就留下来了。以后再处理他写过字的旧报纸,家里人或者是工作人员也会再看上一眼,如果没有特别的地方,就处理了。

  李昭说,她劝过胡耀邦,别人也对胡耀邦说过,年过70岁了,即便练字也用宣纸吧,这点宣纸还是用得起的。胡耀邦没有采纳这些意见,通常作比较正式的题字题词才铺开宣纸。(2003年2月在北京访问李昭的记录)

  现在回首再看胡耀邦墨迹,辞去总书记之后,他写在白纸上的书法数量很少,尤显珍贵。

  胡耀邦晚年的秘书张耀光回忆,1987年下半年,胡耀邦的心情好些了,在家中学习写诗,我为他找过怎样写格律诗的书,其中有一本聂绀弩的诗集,他是认真读的。他同时练习书法,常把唐诗宋词放在案头,有时大声朗诵,然后提笔书写,在旧报纸上写了很多唐诗,也有宋词。胡耀邦尤其喜爱杜甫的诗和辛弃疾的词,赞扬杜诗中充满忧国忧民情怀,认为辛弃疾的词饱含爱国真情。(2006年4月访问张耀光的记录)

  他的练字时间比以前多了,但在整张宣纸上大笔挥毫题词却少多了。此时,想请胡耀邦留墨题字的人很多,但他很少答应。为中将万毅题字,是胡耀邦晚年为数不多的题赠。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万毅仗义直言,支持彭德怀的“万言书”,深深震撼了同在会场的胡耀邦。此后万毅横遭打击,蹉跎将近20年。“文革”后,万毅恢复名誉,重新工作。他在1985年主动申请退出“中顾委”,寄希望于青年。对于这位直声满天下的将军,胡耀邦非常敬佩,在1988年冬前往长沙之前,思谋良久为万毅将军写了一幅字:“赤胆忠心无私无畏,钢筋铁骨长命百岁——万毅同志留念。”万毅于1997年10 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辞职后的胡耀邦再到什么地方去,尤其是置身风景名胜之处,极少用毛笔留墨了。临近生命终点之时,他回湖南小住,到过张家界和岳阳楼,陪同的主人不断请他题字,胡耀邦都推辞了,实在难以推辞了,到后来大都是写一个自己的名字留下,其中有不少是回到住处在房间里写的。

  例外的情况是1989年1月6日,胡耀邦要离开长沙去广西之前,参观了著名的岳麓书院。参观已毕,主人早已准备好笔墨宣纸,执意将胡耀邦引到书案前。

  这次,胡耀邦是心有准备的,他指着摊开的长140厘米,宽70厘米的整张宣纸说:“这张纸太大,容我回去写好送来行不行?”

  众人都劝胡耀邦即时题写,胡耀邦动心了,说:“写什么呢?”站在身边的湖南大学校长翁祖泽建议:“就写‘千年学府’吧。”岳麓书院建于北宋开宝九年,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

  胡耀邦略一沉吟,说:“还是题‘尊重知识’,好吗?”说罢提笔写下这4个字。题毕,未署年月日。当场有人提醒今为何年何月。胡耀邦回答说:“真正的知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

胡耀邦1989年1月6日在岳麓书院的题词:尊重知识

  这是胡耀邦当众题写的最后一幅书法。

  (全文完)

  为撰写本文,先后访问过胡德谦、曹治雄、高勇、杨再春、张耀光、李昭,得到热情帮助,谨致感谢!

  (2014年4月29日初稿于北京。本文主体部分,以《胡耀邦与中国书法》为题,刊登于《湘潮》杂志2014年第11期。2022年1月校阅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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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文:追忆胡耀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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