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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华:回忆父亲胡耀邦
作者:胡德华      时间:2021-12-06   来源:王璞微信公众号
 

  实际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长大的。为什么我跟爸妈交流的少呢?说句笑话,因为我大哥是个男孩,当有二哥的时候就特别希望是个女孩,但又是个男孩,我快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太原前线作战,我妈妈在石家庄,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用攻坚打下来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我妈妈当时是在晋察冀贸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总经理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栗战书主任的叔爷爷栗再温,栗再温最后是山东省的副省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 9月因提出保护国家文物的意见,被红卫兵批斗。我估计是为了保护孔庙,砸烂孔庙孔府孔林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为司令的红卫兵。11月,被非法关押,曾愤语“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1967年2月受尽迫害含恨去世,时年59岁。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前线电话里就问,男孩女孩啊,我妈说,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说,行了知道了,我忙,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没有什么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妈当时在北京国棉一厂,在现在的东四环路十里堡青年路一带,现在开车觉得很近,可是当时要从灯市口家里走两站地到沙滩,乘坐12路无轨电车到红庙再换乘郊区公交车,很远,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儿所一直上全托、小学高中都住校,1966年6月,刚上完高中一年级的课程,就不得不参加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参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当“壮工”修马路。

  听这工种名就够吓人的吧,就是卖力气的,因为当时国家生产力落后,没有什么施工机械,全凭人力。当年我们的定量是一个月49斤粮食,绝对是重体力劳动。其实我后来才体会到工宣队的师傅对我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们学校高一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们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涧煤矿,窦店砖瓦厂,和清河毛纺厂。听同学们讲,窦店砖瓦厂原来是劳改犯工厂,职工一个月的定量是79斤粮食,那就得是重重体力劳动了。新修马路一般都是在没有人,没有马路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地方现在叫燕山石化,我们那会叫东方红炼油厂,当时周边所有的名字都特别响亮,一起的还有曙光化工厂向阳化工厂等等,我们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离家非常远,两个礼拜才能坐运石料运渣土的大卡车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书记有所接触交往比较多的时候,恰恰是在文革当中他被打倒的时期。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初步认识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号,那是我终身不忘的日子。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10号左右,受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组,进入到北京市各个中学,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下午三点开会,主席台上从左起依次坐着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李雪峰主持会议,发言次序是邓、周、刘。刘少奇在会上讲:“你们问我: 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最后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哪知话音刚落,万人大礼堂里所有的灯光突然全部点亮,主席台身后巨大的幕布徐徐拉开,后面整齐地站立着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员。文革积极分子们被眼前的突然一幕惊呆了,但是片刻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伴随着掌声,毛主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旁若无人地从舞台一边走出,在舞台前来回走了几趟,向到会的文革积极分子们招手致敬,跟本就不理睬在主席台就坐的刘少奇等人。由于毛主席是刚刚横渡了长江 精神状态极好,高大魁梧 红光满面 神采奕奕……,毛主席的对台戏把刘少奇等人都耍了,刘少奇他们在主席台上惊得目瞪口呆 坐立不安。

  这下刘邓代表的党中央可尴尬了,中央文革一点不给面子,顺势拿下话语权宣布:毛主席从来就没有派出过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镇压学生包屁坏蛋,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即日起从各个学校如数全部撤出,镇压学生绝没有好下场云云。毛主席夫人文革旗手江青的火力更猛战斗力更强,歇斯底里的大叫:“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

  各中学已经打倒了学校党委,现在又撤走了工作组,红卫兵造反派们可是不得了了,比照着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无拘无束的到处批判打倒所谓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到处抄家造反破四旧毁坏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红8月。

  到8月13号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10万人“声援外地造反派批斗小流氓的红卫兵大会”,当时北京中学工作组撤销后,整个形势就非常紧张了,开始出现炮打团中央的大字报。那天我也也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一直骑到工人体育场去参加大会。大会前段是兰州大学造反派控诉省委书记裴孟飞,马继孔所谓镇压文革的“罪行”,批斗小流氓等等,最后一项是李富春讲话,李富春当时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党中央书记处是负责工青妇的书记,在大会上他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三胡一王,停职反醒”。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一王是指王伟,当时我脑袋嗡的一声,后面还讲什么,我也没听见了。宣布完后周边的小将们就拼命鼓掌,然后就散会了。散会的时候我们往外走,看到我们小学低我一个年级的一个同学,忘了叫什么名字,我问他,你是育英小学的吧?他说,对。我说,刚才李富春说什么来着,我没听清楚。他说,宣布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醒呀。看来这是真的了,千真万确不会有假了。我生怕会出什么事,就赶紧骑车往家赶。

  那天是8月13号,是红八月,就是所谓的红色恐怖时期非常非常乱,无法无天没有抶序没有安全,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8月5日被红卫兵刚刚打死,北京市大兴县还发生了屠杀几百名地富子女的血腥暴行,……江青还传达了据说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打人都没有关系都有道理,好担心呀。我记得到家就七点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还没有到他房间,就看到有很多不认识的年轻人,我爸也在里面,从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赶紧追上去说爸爸,爸爸你吃饭了没有?他也没有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默默从我身边走过去,周围的一大群人也没有一个答话,太吓人了。怎么搞的,难道我这是在梦境中吗?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实际上是被关押起来了。那是1966年8月13号的晚上,他被关到团中央办公楼4楼,团中央书记处张超书记的办公室,张超书记在1968年伟大领袖宣布“群众专政”的日子里,造反派逼迫他揭发耀邦书记被凭空捏造的“罪行”,他血气方刚怒不可遏,痛斥造反派的无耻谎言,最后悲壮自尽,以自己45岁的年轻生命,保护自己的同志,捍卫实事求是的信念,抗议黑白颠倒血腥无耻的文革。在被称作右倾翻案风的1975年7月,耀邦书记对我的好朋友张叔叔的儿子张陆平说;“张超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乱说话,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办公楼是用全国几千万共青团员们的团费建立起来的,文革当中被北京卫戍区所占据至今,理由是那里离天安门近,便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看到要耀邦书记的时候,实际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将们押走的历史现场。

  从那以后就没有了消息,他已经被停职反省,从各方面陆续听到消息,我也到团中央机关看他被批斗、殴打、侮辱、示众,我心里在流血,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殴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实行了。那些日子,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每天每时都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有人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参加和围观批斗现场,其中也有很多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围观清政府杀害革命者那样幸灾乐祸,暴行给他们带来莫名的兴奋和快感。

  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1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看押他们的红卫兵认为都是因为这些走资派,错过了接受伟大领袖他们的红司令的神圣检阅,于是把一腔的邪火都发泄在他们身上,红卫兵们拿着军用皮带和能够找得到的凶器,像法西斯强盗般疯狂地殴打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而现在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

  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药需要香烟,团中央每次都会通知家里准备好我们给他送过去。我记得当时一直都是在北京医院拿药,一种是速可眠,一种是巴比妥。在医院里医生司药每次看到处方上他的名字就喊:胡同志来了没有?胡同志……“来了,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窗口,司药看看处方,又看看我问:你是来给胡同志来拿药的吗?我使劲点点头说: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司药双眼充满柔情和怜悯,脸上却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说:拿好药,回去好好照顾病人身体,按剂量按时服药,听懂了没有?我怎么能听不懂呢?我忍住泪水,只感觉一股暖流往上涌,他们始终不说出他的名字。我好感动,我再笨也能感受到医生司药们的良苦用心,享受着他们这片刻的宝贵的善良,同情和关爱、机智和无奈。即使在一片肃杀的疯狂恐怖的红8月,人间还是有真情在,他(她)们鼓舞着我勇敢地面对文革中绝望的惨淡人生,我永远感谢并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善良的不知姓名的好人。

  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华牌香烟,小学时我就经常带同学在他房间的纸篓里捡他抽过的香烟盒,叠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关起来以后的某一天,被红卫兵的野蛮私刑打坏了身体,被团中央筹委会的好心人送到北京医院。他病房的对门就住着当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都很熟。因为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仓促中就没有带烟,他忍着伤痛走到廖鲁言病房说:廖部长,有烟吗?请给我几支。廖鲁言部长默默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大中华,塞到他手中。

  几天后他又回到团中央机关继续接受批斗,就交代我以后不要再买大中华,要买大前门香烟了。一开始是带锡纸的3毛1一包的精装版,后来就要我买不带锡纸的2毛9一包的简装版,最后就改成抽两毛一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了。

  9月30号上午,团中央革委会筹备小组又打来电话,说你们谁在家呀?我说,我在,他说你来接你爸回去吧。我说,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吗?他说,不是放人,因为马上到十一了,我们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没人管走资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里待三天再送回来。

  然后我就骑上自行车,在团中央门口看见他一个人走出来,快两个月了,我一看到他单薄瘦弱的身影,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他走到跟前严厉地说:哭什么?这么没出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语无伦次,索性干脆让眼泪流个够吧。然后就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接他回家,当时车费我记得是两毛五分钱。因为他的工作用车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车是苏联产灰色的吉姆牌轿车,三排座,听说当时全北京就这一辆灰色的,而且还是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列平送给他的。到了家里我给他做了我有生以来第一顿中午饭。因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会做饭。家里原来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务,有炊事员还有我奶奶。后来我才知道我外公原来在李宗仁第五战区任国军的旅参谋长,打完台儿庄战役在撤退中失踪了。2015年去台湾旅游,我还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没有我外公的名字,结果也没找到。我问讲解员,他们说当时打完台儿庄很仓促,消灭鬼子后敌人很快又围了上来,部队立即突围,建制也乱了,在撤退时失踪是很常见的。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和围歼,所以才有了蒋介石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的惨剧。后来学历史的大哥讲,过去有文化的人除了姓名之外,还有表字,还有号,也许忠烈祠里有他的排位,但是我们不知道。

  由于我外婆就被认为是国军军官的家属了,在红八月时造反派要求给遣送回原籍安徽宿县。当时送外婆上火车的是我大哥,外婆是基督徒,上过私塾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反过头来还安慰大哥说,过去我们老高家确实是地主,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符离集,就是出烧鸡的地方,解放后成分是城市贫民,我会开证明回来的,你们都不要怕。外婆收拾行李的时候,各个一定要带一床被子走,大哥非常不理解,外婆说我要在被子里藏一些钱,缝起来。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月光族,妈妈在北京黑市委纺织局,更早被关押,在各个工厂被批斗。当时家里只有爸爸被关押时没有月光,被扣发的两个月的工资400块钱是家里的全部家当。大哥说外婆你年龄大了,再说现在的造反派无法无天,你藏到哪里都没用呀,于是作罢。在火车上,外婆的对面是一位解放军,看着大哥不放心的样子就说:你放心下车吧,一路上我会照顾老人家的。在符离集家乡的父老乡亲和干部,当时还是很有良心实事求是的,很快开好了证明,是城市贫民,大概一个月左右外婆回来了,信心满满地把证明交到了街道委员会,终于暂时安全了。

  家里都没人了,炊事员工作人员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岁的老奶奶受到惊吓躺在床上,说厨房里还有些挂面,你下给你爸吃吧。这可难为死我了,我什么时候做过饭呀?我哪里会做呀?可是不做又怎么办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饭,第一次做饭就是给耀邦书记做的。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没有人可以问,就想着别人是怎么做的,要烧开水,要把挂面放到水里,切了点菜叶,还打了两个鸡蛋。当时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先烧开了水再下面条,结果加满凉水后就下挂面了,鸡蛋也打进去,然后就盖上锅盖闷起来,等了半天水也不开,等开了锅一看,咦,鸡蛋怎么没有了,后来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乱七八糟的一锅,就跟我爸一起吃。我问他,还可以吗爸,他说,不错,挺好吃的。(后来我估计可能是大家都饿了,也可能是鼓励我)这是我这辈子平生第一次做饭,做的是看不见鸡蛋的鸡蛋菠菜面条。

  吃完饭,没有别人我就陪他说话,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经地单独跟他聊天。我刚坐下爸就指着我说,要不是担心你们这几个孩子,要不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豁出去了,一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问问他老人家,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这么搞?这么野蛮,为什么要搞人身侮辱?为什么要任由红卫兵任意动用私刑?我说,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们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应该“正确对待”啊(这是那会的报纸语言)。他说,这么对待干部,这么对待人,这么无休止的殴打、羞辱,用各种变着法儿的刑罚折磨人是不对的。我说,爸你可别这么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给他们戴高帽子来游街。那都是毛主席讲的,都是革命行动呀。他听后说,你知道毛主席还讲过什么吗?我说,那讲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说什么呀?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我当然知道了。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最后一条是什么?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出来,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唱到最后,说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他说,对呀,可是为什么不许虐待俘虏兵呢?还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呢?我说,那我哪里知道呀,反正就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我们原来跟敌人打仗时候,对方拿着枪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当对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来的敌人这时就是俘虏,就不是敌人了,他前面的那个定语“敌”字就没有了,他就只是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尊重他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利,要尊重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中国古代不是也讲“士可杀不可辱”嘛?我们优待俘虏是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更高的胸怀。“可是,那也不管是什么阶级吗?”他坚定的对我说“对!不管他是什么阶级,都要作为人来对待。”我那会还不满十八周岁,我们当时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待敌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不同的声音,甚至公然跟“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都不同,感到非常震撼。

  后来我就听见有人按大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大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批斗都是常态,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老高老高的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直到今天还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造反派的脾气没有人这么尊重你,况且还是被红卫兵造反派封为了走资派,都应该是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疑惑地说,你们是哪里的。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你。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叫袁勃信是海军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哟。”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忠的儿子黄安生,“好啊,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所以气氛就轻松多了。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哎,杨春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通过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

  我爸说,你们父亲我都认识,而且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且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他熟悉每一个干部,所有干部的情况他都烂熟于心。后来我想兴许这也是他后来做了总书记,配备干部得心应手的原因吧。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们出门。

  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多少天都没有的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就焦急地说,糟了,糟了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就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咱们应该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你要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党我们中国革命受了多少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观点,就不再人云亦云了,这是我第一次朦朦胧胧地认识了他。

  因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军做组织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调写证明的人非常多,甚至还有很多他不认识的人也来找他。他就非常和蔼地跟来人说,我不记得你呀。来人说:是的,我们没有单独见过,可是我听过你在抗大作报告,我就记得你。爸说:那你应该找你们学员队的领导,像队长呀,政委呀,给你写证明材料才对。来人说:战事紧张很多都不记得了,有的牺牲了,有的现在被关起来的,被打倒见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们不愿意见我们的,没办法就只能找你了。于是他就和来访者一起回忆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并认真帮助联系,实在回忆不出来联系不上的,就亲自动手写道:在我担任什么什么干部负责的时候,没有审查出他有什么问题等等。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这一时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都堆积有2,30公分用复写纸写就的报告和证明材料,文革后听说一共有好几大纸箱子,说可能都在团中央档案馆或者是在中央档案馆,也可能几次搬家失散了,那就可惜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对那些造反派要他写假材料假证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时,却是一点不客气一点不买账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对骂。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来了一大帮带着红领章红帽徽的解放军冲进我们家,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个个膀大腰圆,横眉立目,他们毫不顾悸地破门而入,进了院子就旁若无人地大喊大叫:这是走资派黑帮分子胡耀邦的家吗?我赶紧跑出来才知道,那是北京军区体工大队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篮球的,他们也不系扣子披着军大衣,目中无人地横着就进来了。推门就厉声呵问耀邦书记:你老实交代,你跟贺龙是什么黑关系,他是怎么反对毛主席的?耀邦书记一开始还礼貌地让他们请坐喝水,请他们好好谈问题。结果这些解放军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气始终是大喊大叫,无理取闹,于是耀邦书记索性也不理睬他们了,并投以鄙视的目光。这下那些造反派们被激怒了,拍着桌子大喊道:贺龙是土匪,到今天你还敢包庇他。耀邦书记终于也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贺龙同志是共产党员,是共和国元帅。造反派们一怔,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资派竟然还跟还敢跟他们拍桌子对骂,说,江青同志都说贺龙是土匪,是军阀,中央文革都给他定性了,你还胆敢说贺龙的好话,你就是十恶不赦的走资派。耀邦书记依然对他们的乱吼乱叫报以轻蔑的目光,这时一个造反派,抛出一个自认为是王炸的重磅炸弹,大喊: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贺龙搞二月兵变,你敢抵赖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将军,在1月份就已经被中央文革无端打倒,按当时的风气,每个人都要划清界限,都要摘清与被打倒人的关系。

  造反派等着耀邦书记回答,沉默了难熬的感觉却是漫长的几分钟后,耀邦书记平静地但是严肃地问,你们了解你们的司令员吗?你们了解贺龙元帅吗?杨勇司令员出生入死,负了多少伤你们知道吗?你们都认为杨司令不苟言笑样子很凶,那是因为他面部受了枪伤,不能像常人那样笑了,他昏迷了多少天你们知道吗?还给他们讲贺龙元帅对八一南昌起义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巨大贡献,对革命战争的巨大贡献。那些造反派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我们人民军队如云将星的传奇经历,加上耀邦书记出众生动的演讲口才,造反派们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喊叫声也听不见了,等走的时候还一一握手,还说,耀邦同志,对不起啊,我们有空还来看你。

  等他们走了之后我才敢进去,他说,你都听到了。我说,我当然都听到了,你们吵得那么凶都把我吓坏了。他说,你没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后说,爸,你别跟这些造反派硬顶,他们可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现在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都是打倒贺龙的,都说贺龙是土匪。这种情况下,你就说他一句是土匪也没关系,我想没有人会计较的,那样你会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

  他一番唇枪舌剑得胜之后,本来很放松地坐着,听罢登的一下就站起来说:你这么没有出息呀,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现在谁还讲历史考验,谁还在乎你真话假话呢,还是先保住命要紧,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在那里打倒贺龙打倒刘少奇,你救不了他,谁都救不了他们,谁还管什么历史不历史的。他说,这个不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最终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我不能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说八道,让别人多少年后指着我的脊梁说我软骨头,我不能这样,我觉得我们党不会是这样的。写那些大字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们党最终绝不会这样的,最终还是会实事求是的……多么纯真,多么真诚的老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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