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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文:追忆胡耀邦同志
作者:“党史博览”文      时间:2021-11-22   来源:“党史博览”
 

  1995年夏,我在江西庐山参加了辽宁刊授党校的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组织我们到庐山附近的共青城富华山下的胡耀邦陵园参观,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记得当时凡是走进胡耀邦陵园的人,无不被他的革命气节和光辉形象所感染。陵园从各个方面真实再现了胡耀邦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昭示了他的崇高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

1984年12月,胡耀邦手书“共青城”

  1973年秋的一天上午,我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看望住在那里的胡耀邦。当时胡耀邦还没有出来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看书学习。这天,胡耀邦一个人在家。他很热情,从四合院里摘了几串葡萄放在茶盘里招待我。胡耀邦第一句话就问:“中宣部撤销后,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分配到卫生部下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胡耀邦又问:“是谁在研究院主持工作?”我说:“鲁之俊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胡耀邦说:“我知道这个人,他原来是在军队搞医务工作的,是一位好同志。”胡耀邦向我询问了当时中宣部的一些情况后,还问起了于光远、秦川同志的情况。

  我向胡耀邦汇报时,说到了张际春遭受的不白之冤。当我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宣部军管小组曾给张际春同志定为犯“政治错误”的结论时,胡耀邦说:“不要着急,要耐心等待,要做好他子女的工作,中央会考虑给他作出正确结论的。”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对张际春之死作出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悼词。这些事情证明,对于张际春平反一事,胡耀邦早有考虑。这也进一步说明,胡耀邦的思想立场是正确的,和中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胡耀邦和张际春是湖南老乡。胡耀邦是湖南浏阳县人,张际春是湖南宜章县人,他们二人相识已久。在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担任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在华北军区第18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俩就认识了。1954年,毛泽东提出调张际春到北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对毛泽东说,他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勉励他说:就是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张际春后来任国务院文教办主任,这时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在工作上常有交往。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胡耀邦与张际春交往更多,几乎每个月胡耀邦都到中南海来福堂张际春住处做客交谈。后来,胡耀邦提出并与张际春商定到基层去看看。1964年上半年,我们跟随他们两位领导到江苏、福建、浙江三个省进行了考察,并作了不少调查研究。在调研时,除听取省、市有关负责同志汇报和座谈外,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到基层参观考察,和群众交谈,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回北京后,胡耀邦和张际春一同向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胡耀邦和张际春在南方调查的报告和照片,以及张际春在各个时期的讲话稿等20多件,在“文革”初期,都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强行从中宣部带走,至今没有下落。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共青团中央是第一批受冲击对象,胡耀邦也成为第一批被打成“黑帮”的人,而且有时一天会数次被拉出去“示众”批斗。尽管这样,不该说的话他一句不说,这是需要信念和勇气的。最初是被揪到各个学校去批斗,经常受到辱骂和殴打。有一次,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拥进团中央机关,揪胡耀邦等人在礼堂门前批斗。照例是跪下、低头、“交代罪行”,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人群不停地哄叫。由于胡耀邦不承认有“三反罪行”,一些红卫兵上来猛扯他的耳朵,见胡耀邦并不屈服就抡起皮带,向他劈头盖脸地狠狠抽去。他仍是那样坚定和倔强,从来只说是自己犯了“错误”,而不承认是“走资派”。不管越来越多的红卫兵是如何哄叫,他绝不改口。

  后来,一些年轻工人也起来造反之后,胡耀邦等人曾被由戚本禹操纵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造反派揪去。他们被一些大汉像扔麻包一样扔到大卡车上,开车后被喝令跪着,不许扶东西,接着就是一顿暴打。到了批斗现场,造反派凶狠地问:“你是不是走资派?”胡耀邦一字一句地说:“我忠于毛主席,我忠于社会主义。”造反派狂叫:“你不读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胡耀邦倔强地说:“《毛选》四卷我读了好多遍。”造反派一拥而上,拳脚相加,觉得这还不够“革命”,又抡起皮带用铜扣猛抽。胡耀邦被打倒在地上,上衣被抽烂,全身红肿,鲜血从受伤处流出。他回去后多日不能走路,从此落下了颈椎、肩膀和腰部时常作痛的毛病。然而当时的他既不呻吟,也不改口。他不说违心的话,不向恶势力低头。在批斗会上,他还悄悄鼓励年轻的胡启立(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人:要挺得住,要经得起考验。1972年,驻团中央军代表把胡耀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逐条当面驳斥,并始终拒绝在审查报告上签字。

  还有一次,北京某大学的造反派联合其他一些学校召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时,把胡耀邦、张际春、蒋南翔等人强行带到会场,让他们并排站在批斗台上,低头弯腰近两个小时。这是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一次共患难。张际春回家后,向我们工作人员说,当时胡耀邦很关心他,还小声问他说:“你年岁大了,能挺得住吗?”说到此时,张际春很是感激与钦佩。他说:“耀邦同志在危难的时刻想的还是别人。”这是胡耀邦和张际春交往多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0年,胡耀邦与华国锋、叶剑英在北京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会议

  胡耀邦同志直到1975年才恢复工作,中央分配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副院长,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胡耀邦整顿中科院,面对的是掌握着实权的“四人帮”。而拨乱反正面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路线的同志,有时还要面对受极左思潮长期毒害和影响的一些人,他耐心做工作。他在中科院短暂工作期间,不畏“四人帮”淫威,脚踏实地地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发展、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并且曾在会上当面批驳王洪文的谣言。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120天,尽管受到造反派的种种阻挠,但还是作了很大努力。在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短,但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了光明。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他从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总结中引来的火种,燃遍了整个中国。它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促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组织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他的中央组织部长任期也只有一年多时间。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是依依不舍,把已经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1978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宣部,胡耀邦同志任部长。1978年12月31日,当他第一次到钓鱼台中宣部时,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耀邦同志与大家亲切握手。当见到老副部长李卓然时,他快步向前用亲切和尊重的口气大声地说:“李老您好吧?”引起在场同志的关注。胡耀邦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关于中宣部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着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来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胡耀邦上任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地开了五天会,卓有成效地形成了五个文件:关于伟大的转变和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的文件;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应注意的五个问题的文件;关于为中宣部“阎王殿”罪名平反的通知;关于当前宣传工作的提纲;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胡耀邦立即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一时间,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理论研究者们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展开争鸣,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长的位置上也仅工作了一年。与此同时,他主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负责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现的伟大转变,对于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党领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了努力。

1981年,胡耀邦与邓小平、陈云在人民大会堂交谈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一伙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揪叛徒”等反动口号的煽动下,在全国各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最基层的党政干部中产生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胡耀邦在一线组织实施,进行了这场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战役,这是实现安定团结的关键。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被落实,平反了知识分子冤假错案158万件,清退了113万户被查抄的财物,妥善处理了下放应收回人员85万。到1984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其间,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案件涉及约290万人,“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00多万件;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纠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使我们国家有1亿多人在政治上重新得到解放。

  胡耀邦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每天亲自批阅处理重要的上访信件,亲自接待来访的干部。针对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阻力,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方针: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地委书记以上级别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来信。经他手处理的文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在这一年多里,他批给中组部干部审查局的文件就有900多封,每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要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搬掉,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同志解放思想,排除种种阻碍,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如果坚持“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冤假错案就无法平反,一大批老干部都无法重新出来工作。如果坚持“两个凡是”,毛泽东所确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就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看不到光明前景。因此,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包括历史上一些长期未解决的历史旧案。比如: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苏区“肃反”被错杀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延安整风中的“审干”遗留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肃托”问题。这些案件跨度长达半个世纪。对马寅初的人口论错案(马寅初根据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6亿多人口正好,要少生孩子,他的人口论受到批判,被打成右派,被撤销了北京大学教授和全国政协委员),胡耀邦曾指出:“批错一个人,多了几亿人。”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形成了全党办案的高潮,直接从事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有60万,其规模之大、进展之快是空前未有的。中央陆续为遭受迫害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平反昭雪,推翻强加给他们的污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强加于一些中央部门“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复查和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平反冤假错案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平民百姓。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胡耀邦为全国各级部门做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在党内外、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胡耀邦在这场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周年了,但是他的那种革命斗争精神和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崇高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把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优秀品质传下去,让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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