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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生:耀邦叔叔帮我写申诉信
作者:黄安生      时间:2021-11-16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我原来是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总字793部队)的学员,1966年6月文革刚刚爆发时,怀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片忠心,满腔热血投入运动,是学院里第一批起来造反贴大字报的人之一。

  但是随着9、10月份两次回北京,目睹了在中央文革江青等的挑唆支持下,造反派到处批斗老干部,随意打砸抢抄家,京城一片混乱,特别是从一些老同学处听到不少对中央文革成员不满的传说,如陈伯达在30年代鼓吹国防文学,与鲁迅对立;江青去延安前也就是上海滩的一个电影演员,名叫蓝萍,还有个丈夫唐纳;张春桥是个叛徒等等,由此对文革产生了反感,返回学院后就逐渐退出运动,变成了逍遥派,与几位同样观点的干部子弟时不时私下议论中央文革,发泄对文革整老干部的不满情绪,结果竟被人在门外偷听给告密了!

  那是1968年春,全国掀起了“打倒杨余傅”、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就在这个背景下,学院仅凭告密材料,便将我们几个学员定为反动的“二月逆流”追随者,是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分子,随即予以隔离审查。为避免家人受牵连,我在被隔离的第二天,就从隔离室爬窗户跳了出去,拿着给家里写好的报警信,利用夏天同学们都不穿正装的机会,混出校门把报警信投入了军人邮筒里。我在信里说千万别再给我来信,我们已经被隔离了,下场可能像哈军工那几个反中央文革而被抓的学员一样。

  隔离大概不到一个月,总参政治部副主任带三部保卫部干事来到我们学院。那天一大早就听到外面大喇叭里不断播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语录歌曲,同时从窗户看到外面众多同学列队走向大礼堂方向。没过多会儿,专案组人员突然打开我的房门,将我直接带到大礼堂。接着学院专案组两个成员反撅着我胳膊押上大礼堂舞台中央。台下坐满了学院各系同学及教师、干部。总参政治部副主任以军委办事组名义,宣布逮捕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安生的命令后,持着冲锋枪的两名警通连战士立即上台,换下专案组成员站到我身后。院保卫处处长刘心传当众给我带上手铐,政治部宣传干事也持相机上台,抓拍了给我带手铐的镜头。紧随我之后还宣布逮捕了三系的欧阳衫和七系的牟鹏翔。接着我们分别被押上三辆吉普车,从张家口直驱北京,关入北京军区德胜门外白庙看守所。

  我们3个同学就因对中央文革不满,说了几句二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关押了一年多。以后据专案组人员说,1969年毛主席有个把黑帮子女称为“可教育好子女”的最高指示发表,就把我们3人放了出来,送到总参三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宣布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在干校接受“劳动考察”,规定在此期间,所有来往信件必须先由所在班党小组长审看,党小组长看过后才交本人手中。但干校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有人性的,我的班党小组长刚巧是我在校学习期间四系二班的指导员林昌培,鲜族干部,抗美援朝时,曾担任志愿军停战协议谈判的翻译,他对我们这几个被整的年轻人十分同情,从我到干校的第一天,即暗中对我说:“小黄你的信没必要给我看,哪有那么多问题值得查来查去的!”

  当时我们几个在干校“劳动考察”的学员,不许回家探亲。自我被隔离关押后,近3年时间和家里断了任何联系。没过多久,林昌培回东北延边探亲,还特意到我家向母亲通报了我的近况,令我非常感动。

  1971年9月发生林彪事件后,对我们的管制也随之松动。1972年夏天批准我回家探亲。到北京后,我就开始琢磨设法向总参党委申诉,希望在中央文革王、关、戚及陈伯达陆续倒台,林彪也自我爆炸的背景下,对我们私下议论中央文革遭逮捕关押的案件重新复查。总之,就是想把申诉送交总参党委,但是没有门路啊!跟我爸说了后,他让我去找总参军训部的韩**部长,我爸作为国家体委领导,1959年在组织指挥国家登山队首登珠穆朗玛峰时,曾与韩部长有过密切交往,这样我就去了韩家,记得大概在南小街一带,具体地点已忘了。当时他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先向韩部长自我介绍,是体委的老爸介绍我来的,想求您点事儿。韩问什么事儿啊?我说是因运动中骂了江青、议论了中央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想给总参党委递交申诉信。刚说了几句,他就冲我摆摆手,表示无能为力。我一看不行,便带着申诉材料离开了。

  回到家还是不死心啊,眼看我的探亲假期快到了,就跟老爸说干脆再去求一下耀邦叔叔吧!我家离耀邦家非常近,文革初期,当耀邦叔叔被团中央造反派批斗后,我曾和几个朋友专门去看过耀邦叔叔。那天中午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富强胡同,也没带申诉材料,就想先碰碰运气再说。忘了是谁给我开的大门了,进了门就直奔正房,推门进去一看,耀邦叔叔正端着碗饭坐在沙发上吃呢,米饭上面是炒黄豆芽,午餐极为简单。因本来就认识,也免了自我介绍,耀邦叔叔直接问:“你来有什么事儿啊?”我忙回答:“不好意思,耀邦叔叔,我就是个人有点儿事,看看您能不能帮我一下。”他说:“怎么了?”我说:“运动初期我们几个干部子弟对父母挨整受冲击有些想不通,另外,对中央文革这些人整老干部很反感,有一些议论,就被人举报把我们打成现行反革命,关了起来。”“啊!还有这事儿?”我说:“是啊!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加上我共抓了3个人,其中欧阳衫的父亲是卫生部办公厅主任欧阳竞,牟鹏翔的父亲是中央党校秘书长牟泽衔。后来给我们放出来,发配到总参三部的“五七干校”劳动考察,将来究竟是什么结局,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议论过的王力、关峰、戚本禹及陈伯达都倒了,所以我们希望总参能重新复查我们的问题。”耀邦叔叔就问:“你们都说了些什么?你讲最尖端的。”我说我骂江青是当代武则天。她运动一开始对干部子弟无原则的吹捧,夸奖彭小蒙是中国的小太阳,可后来当这些老红卫兵被中央文革点名抓进局子后,江青又骂他们算什么东西?对此,我极为反感,记得我接过江青的话茬,反过来骂道:“她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旧社会的一个臭戏子吗?”耀邦叔叔一听就笑了,用湖南口音说:“即使是这么回事你也不能说出来嘛!”

  接着耀邦叔叔说:“你们要向总参反映复查的要求,我来协助办吧!总参现任的副总长向仲华我熟悉。这样吧,把你们的情况,你们的要求写下来。”我说:“好!”沙发那边就是办公桌,就坐过去,拿了纸和笔刚写了几个字,耀邦叔叔忽然从坐着的沙发站起来,走到办公桌边,对我说:“靠边靠边!”我不解的问:“怎么啦?”他说:“我来写吧!”于是我站到一边儿。他大笔一挥,在信纸台头写下“仲华同志”几个字后稍加停顿,扭头微笑着对我说:“今天我来当回秘书,我是你的秘书,我来给你写申诉信。”随后走笔行文,只一会功夫,就写好了。大概内容是:黄安生他们几个干部子弟的事情跟我谈了,无非是运动中父母受冲击想不通,说了一些错话,被按反革命处理过重,你们可否酌情重新考虑!原文记不清了,但结尾这个“酌情重新考虑”记忆犹新。写完后签下“胡耀邦”三个大字,然后将信封好交给我说:你明天到北长街向副总长家直接把这信送过去。接着告诉我了详细地址。第二天我持信直接到向仲华副总长家敲门,但他不在家,不知是秘书还是警卫把信件收下了,交完信我即离开。因探亲假到期,我没等到总参的反馈消息即返回了湖北“五七干校”。

  1972年夏,耀邦叔叔也是刚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四人帮”仍盘踞台上掌权。耀邦叔叔在自己尚未完全摆脱迫害,没有恢复工作的困难情况下,顶着压力、仗义执言、挺身为我们几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军校学员伸冤,亲自动笔帮我写申诉信,这是何等无畏,何等的正义之情啊!到现在47年过去,仍历历在目。当我们人生面临危困之时,耀邦叔叔伸出温暖有力的手臂,奋力拉了我们一把,此恩永世不忘!

  尽管耀邦叔叔为我们的申诉写了亲笔信,但在那时并未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我想主要是72年时,虽然由于林彪事件发生后局面有所松动,不少老干部开始陆续从干校返回北京,但大部分都未恢复正常工作,或者在家检查身体看病,或者到单位向群众作所谓解放干部的“亮相检查”,执掌实权的基本还是中央文革江青那帮人以及整人恶魔康生一伙,尤其是经办各类案件专案组人员,绝大多数还是原班人马,思想意识仍是极左那一套。耀邦当时刚从干校返京不久,即无职又无权,仅凭以往老同志之间的旧关系,顶着压力、甘冒巨大风险,对我们这些因议论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的军校学员,敢于出手相助,实属难得,这在党内也极为罕见!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与耀邦在粉粹“四人帮”、担任中组部部长后在全国大力推进平反冤假错案时的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别,也许这就是当时那封信没能起到立竿见影作用的原因吧!此后对我们的平反一直拖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革的1978年底才得以兑现!

 附:

  胡德华:第一次从思想上认识了他

  听见有人按门铃,我就跑出去,那会其实门都是打开的,因为那会武斗、抄家都很正常,人命也不值钱,说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进来四个解放军,把我吓一跳,我问你们来干嘛的?我以为又来抄家了。他们问,这是胡书记家吗?一句胡书记就让我感觉心里特别温暖,因为那会没有人这么尊重你,都是这么横眉立目,打打杀杀的。我说,是,你们找谁啊。他说,我们来看看胡书记。我觉得特别和蔼,我就带他们进去了。

  我说,爸有人来看你了,不是来批斗的。进来后他们依次握手说,胡书记您好。我爸说,你们是哪里的呀?这四个解放军说,我们都是军队院校的,现在十一放假,我们都特别不放心,特意来看看您。因为当时没有人说这么温暖的话,当时我爸也特感动,他就问,你们都是谁啊?为首的大个子说:“我叫秦铁,我是秦邦宪的儿子”。“哦”。第二个说:“我是袁也烈的儿子”。“噢,大革命时期的,老资格啰”。第三个是我们当时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的儿子。“我们是邻居呀”。都是革命的后代,战友的儿子,气氛就越加轻松了。

  到了最后一个我爸就问:你是谁呀?他说:“我的父亲没有什么名气,你一定不知道的”。我爸说:“你说说看嘛。”他说:“我叫杨晓明,我父亲叫杨春茂”。我爸就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然后用食指着自己的鼻子,开心神秘而调皮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专做审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对不对?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们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审查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于是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我知道杨春茂在燕山石化当过老总)我爸说,你们的父亲我都认识。因为他原来是咱们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所有干部的情况都在他心里。

  难得大家的好心情,于是就看他们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最后聊完了,我就把他们送出去。回来后,看到爸爸还沉浸在轻松愉快的谈话气氛中,我就焦急地问,爸,这个秦邦宪不是博古吗?我爸笑着说,哦,你还知道博古是秦邦宪。我说,我当然知道了,这些毛选里都有。我说,爸,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坏人吗,你怎么还跟他们谈得这么好呢。我爸本来还挂着微笑脸,一下子就凝固了,拿着香烟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长时间沉默着。我还不知深浅地继续说:“现在报纸文件,还有《毛选》里都说,王明博古都是坏蛋,他们反对毛主席,丢失了根据地,让革命受到了巨大损失........”

  他默默地,但是异常严肃地听着我说,可能一直在想怎么回答我这个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让我知道真实的历史,又不能让我因言获罪陷于灭顶之灾。他知道,我们家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严,肚子里存不住东西,老爱乱说,他眼睛看着远方,最后他一字一顿异常严肃地说:“你要永远记住,博古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我又一次震撼了,怎么说的跟当时广播里、报纸上甚至跟《毛选》里都不一样啊,我还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级领导人,我只知道他是坏蛋。因为博古,我们受了很多损失,但是我爸却非常尊重他。

  从这以后我就特别注意我爸,注意他的一些观点,从此就不再轻易地人云亦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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