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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知行分离的“权术学”——胡耀邦同志的几则小故事
作者:王明远      时间:2021-05-25   来源:
 

  胡耀邦的思想深为人们所感兴趣,他的政治人格亦广受大家的关注。很多人对耀邦同志往往这么评价:是个好人、是个亲民的政治家,可惜太天真、不够成熟,他没有害人之心,但也没有防人之心,这是政治家的大忌,甚至有的朋友认为他是共产党内的一个异数。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说一个政治人物“天真”、“不成熟”,言外之意就是这个人不懂权术,不懂政治中的厚黑学。胡耀邦坦荡直爽、平易近人、不搞阴谋,的确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胸有城府、高深莫测、不苟言笑的“老练”政治家的标准。

一、知而不学的“权术学”

  然而,耀邦同志是否真的不懂权术呢?笔者根据耀邦身边原工作人员讲述的一些故事,觉得熟读百家之书的耀邦同志自然是知道中国传统政治中那套权术的。但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知而不学,知而不用。如用在敌人身上则可,在党内使用权术学则绝对不可。对于政治权术学,他是一个知行分离的践行者。

  “文革”中,大多数被打倒的老干部对当时的做法很不理解,心灰意冷的有之,绝望自杀的也多有之,但是同样也遭受严重打击的胡耀邦却没有那么悲观。他给胡德平讲了一个故事:“唐太宗要立李治为太子,就先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勣(李世勣)贬到边远地区去了。然后告诉李治,等你继位的时候,再把他给请回来。”这个故事使胡德平的直接感受就是:父亲今后还会工作,在突如其来的风浪中,一个人的人格、名节尤为重要,绝对不可自污、自我上纲。所以他的检查,一直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但有错误。他还在“九大”期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建言信。希望大抓国民经济,他的胸襟十分坦荡。这是胡德平听到的第一个关于权术的故事。他认为权术和权谋还有所不同,伟大的政治家没有一点权谋也不可想象。

  耀邦同志还几次跟家人讲,汉武帝废戾太子,搞宫廷仇杀,这让汉朝的元气为之大伤。戾太子就是卫皇后所生的太子刘据,汉武帝晚年猜忌刘据,最后酿成血腥内乱,太子被杀,武帝事后也追悔莫及,不但为之昭雪,并筑“思子宫”以表哀思。班固在《汉书》中感叹:“巫蛊之祸,岂不哀哉!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耀邦认为汉武帝是一代英主,他在历史上的功绩是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建树,他的悲剧是迷信巫蛊、玩弄权术,即便是封建帝王也会败在自己的权术阴谋之手呀!

  又有一次,胡德平给父亲推荐《韩非子》一书,韩非子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大意是说,跟国君相处一定要很慎重,国君就像一条龙,龙的脖子下有几块逆鳞,龙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摸,就不能逆鳞而狎,若有逆鳞之举必遭灭顶之灾。韩非子精于权术之谋,又死于权术之手,悲乎!耀邦同志看后不由得自言自语道:“唔,唔。逆鳞,逆鳞……”当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党内有几块禁区,是严禁议论、挑战的,也就是韩非子说的几块“逆鳞”,他此刻一定是心有所动、思有所想,才有这种言行表情的流露。他在“文革”中不止一次说过:高饶问题阴魂始终不散;“六十一人叛徒”的定性;“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这些是否都是几块“龙之逆鳞”呢?好在这些问题多已解决,唯望全局圆满收官,彻底解决。

  他就职总书记后,有人反映说他不严肃、不庄重,说话随意,他听了之后不以为然,他的主导思想是:我其实是有意给周围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他觉得,我们党长期受“左”的或“整人”的政治环境干扰,政治生活太紧张了,他想以身作则希望政治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如果领导干部任何的讲话、交谈都是命令、指示,不但禁锢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会封闭自己学习、进步的环境。他认为,如果书记处学汉高祖,国务院玩曹孟德,下面的干部也都玩封建权术,这还像共产党吗?

  不可否认他的这种尝试有种经验不足、做的不成熟的地方。就是善良好心的人们也未必欢迎这样的作风和做派,不少人认为领导者有些威严,有些排场也是国威的一种表现,能够震得住局面。

  1977年胡耀邦再度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及中组部部长等要职。按照官场政治学,他理应“珍惜机会”,不再“犯错误”,但一上任就发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揭开平反冤假错案的盖子,很多老干部都为他捏一把汗,问他还想不想要脑袋。今天,在这方面只要做过好事和贡献的人,都在全国表彰之列,可是同样做出贡献的同志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反而受到处分,耀邦同志也爱莫能助,因而有人会埋怨他,怎么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这还是政治家吗?耀邦同志说:“防人之心不如信任、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解决好”。他认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光明磊落,绝对不能让猜疑、提防之心占据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席之地。国际战争中的矛和盾的关系犹可理解,如果把这种关系引入党内,谁能保障防不生疑、疑不生戒、戒不生斗,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胡耀邦力主党内的生活准则,民主生活,摒弃一切权术较量,说明他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共党员,而绝不是共产党员中的一个异类。

二、关于“自卫权术学”

  “文革”初期,胡耀邦曾多次向家中子女深谈过“庐山会议”上的悲剧,彭德怀被误解、被批判时,他的心理感受,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彭老总如果主动找毛主席恳谈一次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彭老总在信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原来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批判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时使用的观点,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相当激烈。同时毛主席也有心结:最早发现“左”的问题是我,低调俱乐部最先唱起来的也是我,现在批“左”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试想,“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何尝不是挑起毛主席的这一心结,以致毛主席当场起立,为他的讲话鼓掌。理论家也是大阴谋家的康生随后还写了《党的同路人》一文,投上所好,加重了党内意见的分歧,并使其分歧更带理论色彩。其实这完全是一篇阴谋的权术之作。对《刘志丹》小说的煽风点火,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权术之手法屡试不爽。彭老总不写信,应和毛主席见面有那么重要吗?这有个态度问题。笔者认为: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三十多年的革命工作中,没有根本的立场、观点分歧,彼此的态度确实出现严重问题。面谈可以直抒胸臆,书信就有了留以备考的问题了。毛泽东本人也说明了他和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老总提尖锐的意见,当然有个方式方法、态度的问题了。同时也说明了党内的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胡耀邦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的“引言”讲话中,转述了毛泽东1965年底,对彭德怀的三句讲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也许真理在你这一边。胡耀邦由此呼吁党内外的和解、团结,要光明正大,要讲真理。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任命为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农村“四清”和城市“社教”接踵而至,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全国各地“左”风日盛。然而他上任后集中精力搞生产,在他看来,农村“四清”完全用不了那么多时间,干部的问题基本上是个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搞得复杂了,反而是形而上学的做法。如此行事,不想很廉价地落了个“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的右倾现行帽子,被当时的领导和一些同志批判了一百多天。当时,他被批判得无法工作,又得病住了院,不能过关,他也做过检讨。一位领导去看他。他对来人讲:我的检查是假的,我要到北京去申诉。并有文字为证。胡德平说:这是他所知道的,父亲唯一一次使用权术的记录。有人认为,应该在人民内部把害人的权术和自卫的权术分开。如何在党纪国法中合情合理地处理这种问题,可能还要在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寻找明确的答案吧。

  党的三中全会后,关于1965年的陕西问题,两位当事人都不再提了,“文革”后期,这位老同志回京治病,但还未解放,在第一时间,胡耀邦对胡德平说:去看看这位老同志,一起去,我要化干戈为玉帛。若干年后在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时,这位老同志边投票边大声说:我选年轻同志胡德平一票。当时胡德平个人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宽松。这位老同志在1965年曾说:批评耀邦同志不讲阶级斗争是对的,但胡耀邦是个阳性子的人。

三、耀邦一贯反对“权术学”,主张政治生活阳光化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专门设立的锄奸部,以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锄奸部在基层单位广设线人耳目,可以随时打小报告。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根据1939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10多万名锄奸团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曾危言耸听地说过:“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总之延安的气氛很紧张。1938年,年仅23岁的胡耀邦向锄奸部部长钱益民反映: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基层保卫工作应该由党支部负责,而不是锄奸部的“细胞组织”的工作网。胡耀邦的看法得到总政领导王稼祥和谭政的认可。

  第二年,胡耀邦到总政组织部工作后,锄奸部部长钱益民和他联名向谭政、王稼祥等总政领导做了认真调查和汇报,事前胡耀邦曾对钱益民说:“你有资格讲咯(指领衔建议),从1931年当‘红色保卫员’开始,党政军你都有实践,又曾在几个军团做保卫特情工作,还随卫几十位党政军领导人,参与军事指挥、政治思想工作。这个建议出自你的口,才算力呈要议嘛!同时,我以组织部部长的身份,也好力排众议支持你的好建议。”建议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总政领导机关同意之后,又专门带钱、胡二人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任弼时、凯丰等人的住处,就此建议做详细说明。总政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赞同,中央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的“组织细胞”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锄奸是延安时期极其敏感的工作,极少有人敢于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胡耀邦勇气和敏锐洞察力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鼓励年轻干部:“我不古板,我能采纳。只要你和同志们能力呈,能说服我。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这则有意义的历史故事,发表在2004年的《党史博览》上。

  显然,耀邦同志一贯很警惕那种藏在桌面以下的权术潜规则,主张要形成充满公开、阳光、正气的政治生活氛围。这种思想是他积极体验、观察,认真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得到的经验所得。对于权术问题,他也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他觉得,如果党内有玩弄权术之风,只有极少数人是赢家,而全党、全国人民都是输家;与其搞权术,不如开创一个更公开、民主的制度,政治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国家才会有希望。

  2021年1月6日初稿

  4月11日二稿

  5月10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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