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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生:胡耀邦天赋的良知
作者:刘济生      时间:2021-02-03   来源:
 

  人是一种生命体,良知是人的生命中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与善恶的能力。孟子曰:“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尽心》]意思是不用思考而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就是良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曾子说的自省也是良知,就是说,我们天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诚信。

  孟子还说:“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知耻也是良知,知道羞耻的人,才能够勇敢。良知包括知耻、知愧、知恩、知善这一系列道德准则。知耻,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管仲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知耻就是有了羞耻心,在做了有违道德的事时就于心不安。相反,人若无耻,就会为所欲为,无药可医。知愧,知道内疚。知愧而忏悔,知愧而努力,良心的安妥值得珍视。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高官厚禄,而是问心无愧。知恩,是人的交际行为的成熟。知恩图报才能够实现人际关系的良性循环。

  胡耀邦的言行充满了良知,知耻、知愧、知恩、知善,这些道德准则体现在他一生的言行之中。

  良知

  严格说,所有的政党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概无例外,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理论上是代表大多数人们的利益。但是,如果弄得不好,就可能代表少数特权阶层了。共产党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抛头颅洒热血;在取得政权之后,对共产党员是一个检验,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良心,有没有为了个人着想?好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变质了,良心坏了。有的人虽然没有贪腐,开始考虑自己与自己的子女,丧失了斗志。还有一些人是能够抵制住权力的腐蚀,保持了自己的良心。这样的人在总数里面的比例是不多的,胡耀邦是这些人的代表。田纪云说:“大家如此怀念他,正是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田纪云:《我们心中的胡耀邦》《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李锐说:“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李锐:《向胡耀邦学习——为张黎群等编〈胡耀邦传〉作序》《炎黄春秋》,2009年4期。]

  满妹回忆:父亲曾和《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谈过:“我感到最苦闷的时候,不是在团中央住‘牛棚’,而是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到1969年4月九大那一段时间,因为我对林彪的问题已经有所察觉。当然,那时不可能想到林彪会叛党叛国,但是已经感觉到了两点:一是林彪对干部不公正,把他的人都拉上来,像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我早就了解嘛……同时对别的人狠整,打下去。我在九大小组会上,用另一种方式提了一条意见,说:洪湖苏区没有中央委员……二是林彪关于干部政策、关于改造世界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我总觉得有点荒唐……因此开完九大到黄湖(五七干校所在地)以后,我就不再提‘林副主席’了。”[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在历史的危机关头,敢于如此想,如此说,就是具有良知的体现。

  闫晶明有一段回忆:

  1979年1月8日,中组部李步新、张志杰、杨世杰、陈野苹突然来医院传达胡耀邦的批示:“从半年的揭发材料看,郭玉峰同志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错误是严重的。揭发材料中已充分说明从1967年以来,郭玉峰就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他们那条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路线。说明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帮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个干将和主要帮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郭玉峰是有相当大的民愤的。可直到现在,郭玉峰仍然不重视问题的严重,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是不行的。今年以来,有好几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因为采取了不承担责任的错误态度,结果混不下去了,这个教训我们大家都要吸取。而郭玉峰比这些人的态度还要差,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希望郭玉峰同志在党校学习期间,理论联系实际,一面学习,一面清理自己的问题。党校学习结束后,要向中央和组织部写一份像样的检讨来。然后考虑开几次会,让中组部全体成员参加审议。我们党每个成员都要接受党组织的严格监督。功过是非都无例外。此件建议各支部加以讨论并通知郭玉峰作准备。”1981年,胡耀邦在对中组部领导成员宋任穷、陈野苹、王照华、李步新、郑屏年的一次讲话时说:批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帮的干将、帮凶,那是我一气之下批的,现在看只不过是个执行问题。他自己都否定了帮凶、干将的说法。[闫晶明:《胡耀邦与原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恩恩怨怨》,2012-01-25乌有之乡网站]就是说,在激愤时说话过头了;事后发现了,就自省了。

  钦佩有独立人格之人

  胡耀邦很佩服那些有独立人格的人物,如他主张写张治中的戏。他说,张治中在蒋介石两次反共时都曾上书表示反对。那时候是蒋介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张治中劝谏之。解放后他也从不骂蒋介石,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解放前后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他是不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他也是不同意的。有一次毛主席找他,同时还有别的人,他离毛较远。毛主席说,张先生,你怎么躲在后头?他说,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在重庆谈判时,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主席的。耀邦同志说:张治中是个政治家,是有独立人格的。民主人士中,第一是宋庆龄,第二就是张治中。他在国民党是个上将。[刘崇文:《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胡耀邦还佩服彭德怀。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将一份手稿交予了胡耀邦。这份手稿,是彭德华在被软禁期间所写的一批回忆资料,被其侄女彭梅魁秘密保存并几经周折送至彭德怀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黄克诚手中。彭德怀得以平反昭雪以后,黄克诚方敢将彭德怀手稿上交中央,他当然选择上交给胡耀邦。胡耀邦收到手稿后并未马上将其存于中央档案馆保存,而是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批手稿进行认真整理,并以《彭德怀自述》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全国发行。又有多少人知道,引起国内外空前反响的《彭德怀自述》,正是因此而示于世人?这本书,对于当时的思想解放,克服弥漫全国的个人迷信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知耻

  胡耀邦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中讲,自己绝对不会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坦白,就是因为自己知耻。人类的进化,使之有了社会性,知道什么是耻了。人在生活作风上犯错误就是不知耻,就是人的兽性的暴露。所以胡耀邦说:“人,不搞高级趣味,就往往要搞低级趣味。我喜欢结交人才,促进人才成长,这是搞高级趣味嘛!”[《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高级趣味,应该是知耻的觉悟。

  胡耀邦政治上有知耻的觉悟,不听别人吹捧自己,而这是恰恰一些搞政治的人非常喜欢的。共青团四川省委学校部长的杜正俊同志到北京出差,去看望了耀邦,耀邦同志高兴地接待了他,向他询问四川的情况。杜正俊一边谈农业责任制的情况,一边说:

  “在四川,小平同志和你的威信都很高。”

  耀邦说:“小平同志威信高。”

  说着说着,杜正俊说起了一些老团干的情况,又说:“大家都很想念你,你的威信很高。”

  耀邦同志听他第二次说这样的话,脸色一板,说:“小杜呀,几年不见,你也学会这套!”

  杜正俊向我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当时好尴尬啊!其实我是真心实意,不是乱恭维的。可是我忘了,耀邦最不喜欢别人当面说他好话!”

  胡耀邦在《1977年,致信青年作家刘绍棠》的一文中说:“因此,你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要请什么名人吹捧、介绍,而是要请普通读者、青年评定。如果评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无望,索性重来。如果你决心要为后代留下一份或几份革命的精神食粮,你就要决心奋斗下去。直到人们公认你是真正创作了这种有时代意义的精神食粮才算数,否则,都是靠不住的批准。”胡耀邦让作家谦虚谨慎,不能相互之间胡乱吹捧,毫无羞愧之心。

  忏悔

  多次忏悔

  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罪恶、愚迷、骄诳、嫉妒等悉皆尽忏,是为忏。悔,为追悔、悔过之义,即追悔过去之罪,引申为认识了错误或罪过而感到痛心。忏悔要有惭愧羞耻之心,要真正知道自己错了。忏悔是要在我们发现错了之后立即忏悔,不能等以后再说。忏悔不是忏完就算了,忏悔最重要的就是“未来之恶更不敢造”,没有这个心不能称其为忏悔。你在修忏之前你的内心是痛苦的,经过修忏后,会觉得心情开朗轻松、恬旷。

  1970年12月7日,西德与波兰签订了华沙条约。西德总理勃兰特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突然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为此,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勃兰特后来在谈到他的华沙之跪时说,“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人们评论说:跪下的是一个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

  在中国共产党内,明显具有忏悔精神的就属胡耀邦了。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延安时期,我搞组织工作,错误处理过几个干部;解放初期,在川北工作期间,也批过几个案件,后来证明是假案;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对几个干部的处理,很不恰当;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但是在写证明材料时,对两三个同志也说过不符合实际的错话。对这些事,我至今感到不安。”[《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98页。]

  胡耀邦一直耿耿于怀自己“倒刘决定”举了手,事后多次对人表示忏悔。伍绍祖回忆,直到1967年6月我才与他有第一次面对面的直接接触。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才知道耀邦同志是参加中央全会去了。后来耀邦同志在五七干校对我说,他那次参加中央全会是因为在活着的87个中央委员中,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参加会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才又从已经被打倒的中央委员中挑出几个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从19个候补中委中挑出10个变为中委,凑成超过半数,才能合法地开会。他对这次会议很不满意,因为会上强行通过了把刘少奇同志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他非常痛心地对我说,他也举了手。同时也表示,他特别敬佩陈少敏同志,全场只有她趴在桌子上就是不举手。参加完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他被中央保护起来没有回团中央机关。直到“九大”后一段时间,团中央机关那时已“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五七干校了,大概是1969年夏季,他才直接从中央安排的驻地到了团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伍绍祖:《我的思想导师胡耀邦》《中华儿女》,2005年第11期。]

  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朱尚同回忆,1988年冬,他与胡耀邦同志的一次谈话。耀邦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

  耀邦又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呵我过去讲过,也是从马列著作看来的,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有少数“奴才”。过去到现在,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胡耀邦:《有两件事难以原谅自己》《百年潮》,2008年第1期。]

  这件事胡耀邦与当时的浏阳县县长谭仲池说,谈起对打倒刘少奇的后悔,潸然泪下……耀邦说回忆起当年的刘少奇冤案,“连续几天睡不着觉”。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胡耀邦是八届中央委员,且不属于“打倒”对象,算是有资格出席全会。耀邦悔痛地说:“明知道都是假的,可我当时竟举了手!这件事,我愧对党性和良心,愧对少奇同志!当时,只有一位女党员没举手,我不如她……”说到这里,耀邦心情沉重,久久默然无语。[张杨:《从耀邦的悔痛谈起》《杂文月刊(选刊版)》,2004年第5期。]

  其实,当时除陈少敏外,所有与会者都举了手;但是,对此表示痛悔者至今只有耀邦一人!这一点应该引人深思。第三,可以断言,当时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违心举手的,都在表达着跟自己真实观点完全相反的意思。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如果是依靠其多数或绝对多数成员的口是心非和虚伪(不论这种虚伪是自发的还是“迫不得已”的,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虚伪就是虚伪!)支撑着,意味着什么呢?从长远的、根本的观点看,会有什么后果呢?

  胡耀邦对于这件事还同张扬等人说过……

  1989年3月27日下午,一位老部下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后来项南听说之后,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向受打击的同志致歉

  胡耀邦对被自己打成右派的同志也多次道歉。民族饭店会议结束,陈模和团中央的所有“右派”冤案都被彻底改正。这一次,陈模就是以上述党组副书记、社长和总编辑身份应邀出席团省、市委书记会议的。……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入场时,陈模一进门就在后排找了个空位坐下。耀邦进场时,一眼就瞅见了陈模,连忙微笑着走过去与陈模紧紧地握手,询问陈模的工作和身体近况,边说边拉着陈模的手向会场的前面走去,让陈模在面对主席台的最前排就坐。随后他快步走上主席台,首先指着陈模对全体会众说:

  在我们团的高级干部中,谁吃的苦头最多呢?就是陈模。团中央在1957年打“右派”,整了一批好同志,其中就有陈模同志,他是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也是签了字的嘛!我向陈模同志道歉,也向其他同志道歉——

  说着,他向陈模连着三鞠躬,接着又向整个会场连着三鞠躬。这使得陈模又一次热泪盈眶:团中央当年打“右派”时,明明耀邦在国外访问嘛;他回国后,想方设法要保护挽救我们这些人的嘛!最后实在无可奈何,他被迫按规定签了字,现在却要代他人承担这个责任,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人?![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6页]。

  李锐是坚决反对修三峡大坝的,他曾经上书胡耀邦,胡耀邦没有支持李锐。胡耀邦下台之后,1988年,李锐将《论三峡工程》一书赠送胡耀邦。胡耀邦看完书后,写了一首诗赠送李锐:

戏题李锐同志不赞同修三峡水库论著

妾本禹王女,含怨侍楚王。

泪是巫山雨,愁比江水长。

愁应随波去,泪须飘远洋。

乞君莫作断流想,流断永使妾哀伤。

  很明显,胡耀邦认可了李锐反对修三峡大坝的观点。所以写了上面的诗。李锐将此诗略做修改后,发表在《新观察》1989年第8期,纪念去世的胡耀邦:

妾本巫王女,含怨侍楚王。

泪滴三春雨,愁染六月霜。

泪愁应随东逝水,乘风直下太平洋。

乞君莫作断流计,天地灵药八千方。

石壁立,平湖望,流断永使妾哀伤。

  胡耀邦的原诗写得很有感情,诗中对李锐的意见不能被听取而表示同情,也婉转地表达了他以前在会议上批评李锐不服从纪律和不准确发表李锐的文章的歉意。胡耀邦下台在家,有充足的时间来细读李锐的文章,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全面认识三峡工程。所以才写下“乞君莫作断流想”的诗句。胡耀邦在台上时,支持三峡工程,下台之后对三峡工程开始思考、反思,有了新的认识,公开自己的误判!这就是一个忏悔的态度。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凡属涉及人的功过是非的问题,一定要格外慎重,反复核实,不要抢时间。前几年曾经说过,只要事实基本弄清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这个话不很准确,最好不用这种说法。”[《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585页]。说明胡耀邦对自己过去,在评价人的时候因为匆忙,有所偏颇。现在自己纠正自己。

  胡耀邦批评过“骗子和低级趣味”,说:

  任何骗子都要披上神秘的外衣,凡是装腔作势,高深莫测,让人看不清,动不动就训人的肯定有问题。

  小算盘,小圈子,小报告,小动作,小是小非,小恩小惠……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低级趣味!

  一身正气埋头苦干的人不少,但不琢磨事、专门琢磨人的人也不会消失。[胡耀邦逝世19周年纪念:流芳正气总盈盈,2008年4月15日“南方网”]

  胡耀邦因为有良知,对许多没有实现理想的事情还后悔不迭。他在辞职以后,曾私下感慨,可惜连累了朱厚泽!这是后悔,也是一个人的良知良能。

  不忘旧恩

  胡德平回忆裴昌会与胡耀邦的来往:第二次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年初,裴老来京参加四届人大。昔日身体修长、有着军人仪态的裴昌会在“文革”中严重致残,走路蹒跚,行动不便,但仍笑容可掬。父亲还未彻底“解放”,没有工作。他仍丝毫不介意地请裴老吃午饭,虽然他的处境比裴老还不如,席间居然还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裴老也听之欣然,答之陶然。散席后,父亲对我和妈妈说:“文化革命,对人不起,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真对人不起!不要说哩,裴老是旧军人,有些旧军人还有些旧道德哩!知道做人的道理。他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有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感叹唏嘘之余,又忍不住说了好几句“真对人不起!”

  胡德平说,裴老当时想到香港探亲,既为亲人,又为民族。但他拿不准。特意请他的孙女裴丽珍带话给我,让我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又似沉吟,又似成竹在胸地说:“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文革’时,很多人搞裴老的外调材料,找到我,我一直这样说,解放前的裴昌会死掉了,起义后的裴昌会一直跟党走。他有亲人在台湾,他们可以在香港见面嘛!”[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333页。]

  不忘旧友,多年之后还在怀念他们,甚至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他们的后代。在解放太原的时候,胡耀邦想亲自去国民党部队策反黄樵松谈判,结果上级没有批准,让晋夫等同志去了。当黄樵松与晋夫共同制订了起义计划,将要高举义旗的时候,被他一手提拔为二十七师师长的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黄樵松和我方的参谋处长晋夫、侦察参谋翟许友一起被阎锡山逮捕。阎锡山从搜得黄樵松身上的徐向前的信中,误以为晋夫即胡耀邦,觉得逮捕了中共高级将领,可以邀功请赏,便将他们押送南京,交蒋介石军法处决。南京方面判处“胡耀邦”、黄樵松、王正中3人死刑。不久,晋夫、黄樵松和王正中三人在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翟许友被判无期徒刑。[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胡耀邦是个感情丰富、注重友情的人,他还始终惦记着翟许友的下落。翟许友被关在南京,南京解放后得以释放,并回到山西作战部队工作。胡耀邦得知后,感到莫大的欣慰。后来托人四处打听,胡耀邦夫妇才知这两位烈士安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他俩曾前往陵园向晋夫和黄樵松烈士遗像敬献花篮,以告慰烈士忠动。[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1986年元旦上午,胡耀邦在永兴岛视察时看到岛上有一块石碑,正面刻有“南海屏藩”四个大字,背面刻有“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两行大字,落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君然立”。胡耀邦当即询问张君然现在何处?有人说:“可能去台湾了”,有人说:“恐己去世”!胡耀邦指出:这块石碑证明南海诸岛的主权属于中国,一定要想办法找到立碑人的下落。

  由于胡耀邦关心立碑人,广州军区政治部派干部李大明负责查访。李根据资料线索,寻踪到上海东海舰队,居然在几个月之内找到了张君然。当时这位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见证人还健在,担任上海市长宁区政协委员。

  1986年11月24日,海南军区举行收复西沙、南沙群岛40周年纪念大会,特别邀请张君然前往广东参加盛典。张在会上讲述了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过程,军区官兵对这位历史见证人,给以热烈的欢迎。

  由于胡耀邦关心收复西沙纪念碑的立碑人,才使得这段历史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读到张君然回忆几十年前如何在西沙永兴岛立起“南海屏藩”纪念碑的史实。也正是由于胡耀邦指示一定要找到这位立碑人,才为南海诸岛是我国无可争辩的领土这一事实又增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性证据。[盛平:《胡耀邦与南海》]

  有恩与己,不能忘记。古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有恩与国,不能忘记。亦必须涌泉相报之。

  胡耀邦就是明明白白做事,琢磨事业,不琢磨人。这就是一种难得的良知,甚至是一种天赋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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