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参观胡耀邦故里
·胡耀邦逝世24年..
·在胡耀邦身边工..
·改革开放人物志..
·耀邦说,他们说
·亲历胡耀邦拨乱..
·口述历史:胡耀..
·尊重科学,从人..
·鼓励讨论,开放..
 
 
·吴小莉专访胡德..
·【1978】致敬:..
·叶选基:叶帅在..
·学习时报:胡耀..
·情绿三华山
·11亿中国人民为..
·郑仲兵:胡耀邦..
·胡耀邦的公仆品..
·胡耀邦的读书 ..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怀念耀邦 >> 怀念文章
刘济生:宅心仁厚胡耀邦
作者:刘济生      时间:2021-01-05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中国人对待弱者、犯错误、有罪之人,一般采取什么态度呢?除了法律惩罚之外,什么态度有利于社会和谐呢?那就是中国一直有的,一种高尚的道德和胸怀:宽厚、以德报怨、不忍人之心。胡耀邦在特殊时期,不忍心执行“左”的政策处理人;对于加害于自己的人,往往施以以德报怨的胸怀;对于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的人,在处罚的之际也常怀“不忍人之心”的人道主义情怀。

  不执行“左”的政策处理人

  1957年,当时的《中国青年》总编辑张黎群,因在首都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做了切中时弊的发言,差点被打成了“右派”。胡耀邦从国外回到新疆,了解到主管运动的书记打右派正打得起劲,他大声疾呼:“必须刹车了!”后来他亲自向中央、小平同志反映情况力保了张黎群。《胡耀邦其人其事》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张黎群……倘在别的部门,必定被打成‘大右派’、‘极右派’、‘反革命’无疑,而他却仅在如火如荼的‘反右’八卦炉中打了一个滚儿,居然平安过关,未戴‘右派’帽子,诚可谓1957年一大奇迹。而这显然与其顶头上司幸系宽宏大量的‘胡书记’有关。”

  1963年5月,胡耀邦在湖南工作时,非常强调掌握政策界限。他提出,属于一般的纯粹的“四不清”问题,必须严格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因此他强调启发干部的自觉性,促进他们及早自动清理自己,叫“早自清”,这样,在提法上就避免“斗争过关”这些字眼,而使用“洗手洗澡”、“放包袱”的提法,使干部易于接受,免除紧张心理。

  1965年2月,胡耀邦在陕西工作时,他碰到了这样一个案子。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抛弃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他对未婚妻没有任何非礼举动,未婚妻以杀人罪把他告上法庭,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同她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也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这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合理合法地解决了。[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339-340页。]

  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遇到大量的所谓历史问题、生活问题,其实绝大部分是捕风捉影,他说:“历史帐一般不要算了,特别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改正了错误,更不要算了。行不行?”[中国科学院编:《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页。]

  当时的派性当然很严重,但是,那些都是大环境造成的,胡耀邦不主张揪住不放。他大胆宣布:“即使对派性严重的人,也要首先进行教育,如果改了,我们就欢迎,如果仍然不觉悟,那就要做组织上的调整,对极少数执迷不悟,拒绝批评、帮助,继续搞派性的,则要坚决实行纪律制裁。”[中国科学院编:《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页。]

  1978年4月22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国家机关八部局疑难案件座谈会并讲话,指出:在分清思想政治是非的基础上“多换思想少换人”。他说:对他们一般不要讲“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那样容易伤感情。提得恰当的,应当保留;好的很优秀的,就要很好地加以爱护;提得不够理想的,要区别对待:思想品质作风都好、能力不够、群众不赞成下去的,也可保留;思想品质不好,在路线斗争中又犯错误,群众不赞成的,应调下去。[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2007年版,香港,秦德时代出版公司,第168页。]

  1978年8月20日,针对一个名叫黄帅的孩子的参加高考问题,胡耀邦在例会上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韩洪洪:《胡耀邦在历史转折关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对这封信作了重要批示。1988年6月,中央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斗胆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叫萧芸。[秋红摘编整理:《她改变了8000万知青的命运》] 1983年元旦刚过,南华幼儿园园长突然通知萧芸到厂信访办去一趟。一进门,信访办主任就问:“你给省里写过信吗?”“嗯”。萧芸不知等待自己的是福是祸。“写的都是啥内容?”“要求把下乡知青的农龄算入工龄中。”信访办主任仔细打量了一下萧芸,僵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来了电话,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做了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着手调查解决知情的工龄问题。”听到这里,小云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此举不仅改写了全国知青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全国8000万知青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的青春岁月由此得到了一种补偿。自此,知青们在晋级、评职称、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农龄变工龄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好处。

  1984年12月下旬,胡耀邦在胡启立转送的蛇口工业区袁庚为一位青年干部申诉的材料上的批语:

  袁庚同志的报告,向我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第一手情况,而且对政策界限划得也比较清。习仲勋同志在历次会议上讲话都提到,对于思想过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敌人方面去,应该以教育为主。因此,我认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见,请习仲勋同志批示。

  邱会作之子邱成光回忆1978年之后,他因为工作调动的遭遇说起胡耀邦是如何帮助解困的。

  我因父亲邱会作受到株连,在广东的部队度过了几年不自由的生活,1978年夏天叫我转业离开军队。按国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政策,我可以回北京。但是上级通知,不准备那样安排我,并解释说,只是因为名额太少,但我可以回爱人的家。我爱人家在江苏无锡。

  后来没有结果,邱成光来到了北京,找到胡德平。胡德平把信转给了胡耀邦。邱成光说:

  果然,胡耀邦于1978年9月27日对我的信作了批示:“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既把本人同父母区别开来,也把不同表现的本人加以区别。邱承光如分配北京不适合,我意可以分配去无锡,请你们考虑。”[ 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邱成光:《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2017-06-21 ]

  之后,军队与江苏省相互扯皮,没完没了,一直没有结果。邱成光继续写道:

  1978年12月19日,胡耀邦对上报的建议报告批示,“要向本人作工作,如实地把组织上的考虑告诉他,使他能理解这么办是组织上为他着想的。”[ 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

  1979年 1月16日,胡耀邦再次批示,“到底安排到哪,由国务院军转办定,但是不许搞远隔离政策。”[注:胡耀邦批示件,存国务院军转办]他的意思很明确,无论怎么安排,一定不许对邱成光搞株连。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落实。

  邱成光给上级写信反应情况,被当成是蔑视基层组织“坏人告状”。被立即叫回了部队接受批判。

  邱成光在一个深夜里偷偷跑到营房附近的水库边,想一死了之。可见解决问题的难度。后来在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亲自、直接干预,问题得以解决。[ 注:耿飚批示件,存中央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邱成光:《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2017-06-21 史海钩沉]

  邱成光说:“ 我要一生感谢胡耀邦,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尽管我认为他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应有的位置上,但他在人民心中那崇高的地位,谁也无法抹去。这已经足够了!因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邱成光:《我为什么永远感激胡耀邦》2017-06-21 ]

  对于一个阶下囚之子,胡耀邦没有一点点的歧视,而是一次又一次批示,最后得以落实政策,使邱成光工作得到了妥善安排。

  当然,胡耀邦绝对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没有是非。在科学院的帮派头面人物中,有一个人“活动能力”很强,胡耀邦同他谈心、讲道理,苦口婆心地进行教育。但他却讳疾忌医,拒不接受教育。最后,不得不把他从领导层中清除出去。[中国科学院编:《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页。]

  1948年深秋,徐向前兵团发起太原战役。经过秘密联系,国民党军队黄樵松决心起义,打开城门引解放军入城。 11月2日,第8纵队司令部派晋夫去谈判,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成为助手。

  就在11月3日,黄樵松起义计划泄露。阎锡山闻言大惊,立即诱捕了黄樵松。11月4日清晨,晋夫和翟许友等人被俘了。11月6日,黄樵松、王震宇和晋夫、翟许友被拉上飞机押送南京。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和王震宇被杀害于南京江东门。[ 钱江:《胡耀邦与归来“战俘”翟许友半世纪情怀》,原作以《胡耀邦与侦察队长翟许友》为题,发表于2007年第10期《湘潮》杂志。]

  翟许友长期从事敌情侦察工作,对国民党的山西军队情况相当熟悉。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在作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战士,从军师团长到连长,姓名说得清清楚楚。此时国民党方面查明晋夫的身份是纵队参谋处长,对身为卫兵的翟许友失去了兴趣,宣布“另案处理”,将他发配到位于安徽芜湖附近的“归俘营”训诫。

  此时已到1949年初,翟许友在解放军渡江战役之后逃跑了,一下山就遇到了自己的队伍——第三野战军先头部队。翟许友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填表登记后领取路费,几天后乘火车回到了太原,回到了老部队。这时,太原刚刚被攻克,翟许友见到了胡耀邦主任

  当初胡耀邦知道晋夫牺牲,心情很沉痛,听说翟许友回来了,非常高兴,立即吩咐把他召到面前,连声问道:“你受苦了,身体还可以吗?我给你放一个星期的假!”他叫来政治部秘书贺明,要他好好安排翟许友的生活,补发一应生活用品,近几天都和兵团首长一起小灶吃饭。胡耀邦专门陪着翟许友吃了一顿饭,然后吩咐将他送归原单位。翟许友回军部继续担任侦察队副队长,不久升任队长。[ 钱江:《胡耀邦与归来“战俘”翟许友半世纪情怀》,原作以《胡耀邦与侦察队长翟许友》为题,发表于2007年第10期《湘潮》杂志。]

  翟许友参加了抗美援朝,从1955年“审干”运动开始,整整8年,他被反复要求交代太原战役时被俘后5个月的情况,没有授予军衔,即便查不出问题也不安排工作。几年后对文化的大革命爆发,翟许友又受到冲击。调查人员去北京找到“黑帮”胡耀邦,调查翟许友的情况。调查人员回来对翟许友说,我们找到了胡耀邦,他还说你好话呢!

  好在煎熬慢慢过去,孩子长大了。幸运的是那场对文化的大革命结束了,孩子们在恢复高考后纷纷考上了大学。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安徽大学做翻译工作,不久有了出国访问的机会,没有想到“出国政审”时被父亲的所谓“战俘问题”挂住了。

  翟许友再也不能忍受。翟许友提起笔来,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现状,提出3点要求:一,孩子应该有出国机会,不应该因为我的问题而耽误。二,我要求参加解放军第60军军史的写作,这是老军长张祖谅当年对我的希望。三,妻子刘克强是1950年参军的老战士,伴我度过艰苦岁月,现在她病了,不应受我牵连,应该得到适当医疗。

  李主任说,黄璜书记接到总书记的信后,要求立即落实,地方可以解决的问题全部解决:你儿子可以出国,妻子落实医疗待遇;参加60军军史写作的事情,由省里和60军首长联系解决(后来也顺利解决了)。[ 钱江:《胡耀邦与归来“战俘”翟许友半世纪情怀》,原作以《胡耀邦与侦察队长翟许友》为题,发表于2007年第10期《湘潮》杂志。]

  在1949年之后,像胡耀邦这样对待被俘人员的宽大为怀,几乎是唯一了。

  以德报怨 宽大为怀

  中国古代有一个以德报怨、不计前嫌的道德要求。《论语·宪问》有一个典故:“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的一个弟子问他说:老师,别人欺负我了,我不报复他,反而要对他好,让他悔悟,对吗?孔子说,你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 ”别人待你好的时候,你才需以德来回报他。可是别人欺负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报怨”,“直”的意思是直接的以相同的方式回击他。

  古人后来绝大多数人记住了孔子的“以直报怨”,只是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记住了“以德报怨”。在一定条件下“以德报怨”也是可以的,假如那个人一时糊涂,后来觉悟了,可以用“以德报怨”的。

  满妹回忆:“文革”初期,父亲的一个秘书无中生有地“检举揭发”他,罗列了他不少“罪状”。父亲很痛心地当场辩驳说:“你是党员,说话要凭党性!”“文革”后期,那个秘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检讨了自己的“揭发”都是胡说八道,但一直害怕再见到父亲。其实,父亲对此事早已冰释全无,在这个秘书想调回家乡来找父亲帮忙时,父亲没有拒绝

  我们时时刻刻就生活在历史当中。现在我们是这个样子,就是历史的某些因素所形成的,要解开这个扣,就得去寻找它的源头,这至少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其中一个基础思路。当然,就算现实把我们捆绑起来,鲜活的生命也会有他生存的缝隙,这也许就是新生命的力量所在。生活中历史和现实并存,相互补充、转化,单位批斗父亲。一个曾受到父亲器重的农民小麦育种专家,被指定作为农民代表上台发言批判。这个小麦专家是父亲亲自将他从河南省偃师县邀请到中科院,参加编写《小麦育种学》一书的。可在批斗会上,他却是非不分地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引起中科院群众的普遍反感。粉碎“四人帮”后,家乡县里开除了他的党籍。1977年10月9日他给父亲写信认错,希望在处理他的问题上帮他说说话。当月13日父亲就回信给他,说:“你9号的信,我看过了。去年你在科学院那个大会上的发言,当然,缺点是有的,但问题并不很大。至于对我个人,那就更没有多少问题了……”信上还说,“如有工作机会来京,欢迎你来我家谈谈。”11月10日他来到我家,想当面向父亲道歉。诚恳地说:“您就让我把心窝里的话说出来吧,我不该在科学院那个批斗会上对您……”父亲打断他的话,安慰他说:“在那种形势下,人家叫你批判发言,你能顶住不干吗?这件事,我在信中给你谈过了,这于你没有多少责任,还纠缠它干什么?”[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315页。]

  吴自立是老革命了,在延安时,他没有了解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误解胡耀邦,就骂起来。文革期间,吴自立在湖南遭了殃,连病都不让医治了。他的儿子吴东征不知道求哪个门路,最后听了贝璐瑛的提醒,去北京找到了胡耀邦家,求给予帮助。吴东征虽然不好意思,但依然找了靠边站的胡耀邦,述说了自己的愿望。吴东征 回忆说:

  说着说着,耀邦叔叔突然问我:“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你爸爸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知道吗?”我颇有些尴尬地回答:“知道。”声音很轻。耀邦叔叔接着说:“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虽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骂起人来,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又独自去了耀邦叔叔家,那个历经风雨侵蚀的富强胡同四合院静悄悄的,初夏的阳光温暖地抚摸着这里的破墙陋室。屋子里只有耀邦叔叔一个人,他正静静地伏案读书,我记得是一本线装书。耀邦叔见我进来,热情地招呼我就座。这时,我才拿出父亲给主席的亲笔信,并讲了父亲这些年的情况。……

  耀邦叔叔专注地听着,突然怒不可遏,情不自禁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简直是法西斯!法西斯!”停顿了片刻,耀邦叔叔对我说:“我就鼓励娃娃们造反!”又说:“你给主席、总理写信!虽然我现是无职、无权、无工作、无车子,现在我是见不到主席和总理,但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信转到主席和总理手中。”

  那天就在耀邦叔叔的书桌上,我起草了给主席、总理和叶帅的信。写好后,耀邦叔叔帮我改了一些地方,由我抄正,并把他的大儿子胡德平叫来,嘱咐他陪我一块去找人。耀邦叔叔跟我说:“你看到我现在住的情况,不能留你住了,但你到我这里吃饭,就像在家里一样。”这些话如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随后几天,我和德平两人为请人转交父亲的信件,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

  ……在那段时间,我跟耀邦叔叔有较多的接触。我感觉耀邦叔叔的家像战争年代的“解放区”,那里不受“文革”的影响,没有世态炎凉,像家一样温暖。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一个坚定的、三十余年不曾改变的认识:就人品、人格魅力而言,在我几十年上上下下接触的那么多人中,耀邦叔叔是第一位的。[吴东征 :《耀邦叔叔与我的父亲吴自立》《同舟共进》,2008年第7期。]

  1978年,胡耀邦当了组织部长之后,亲自去看望了许多文革中被打倒的高级干部,这些人里面包括刘澜涛。众所周知,胡耀邦在西北局担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为制止刘澜涛“左”倾路线对农村广大基层干部的无情打击和残害,曾被刘澜涛差一点整死。胡耀邦本着“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宁顾小节”的那种品德,他竟然为包括刘澜涛在内的“六十一人案”的彻底平反而勇往直前。[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修订版)2006年1月,中国工人出版社,第100-101页。]

  1978年,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我一次去科学院,说造反派柳忠阳还被关在秦城监狱。胡耀邦说:“关起他们干什么?你还要有战士看管,还要管他们吃,管他们住。我就不相信他们能翻天,放出来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对他们思想改造会更有好处。”第二天,他马上召开北京卫戍区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解决此事。不久柳忠阳被放了,回到家中。当年造反派在科学院狠狠批斗胡耀邦,胡耀邦包容大度,不计私仇光明磊落,获得科学院人们好评。[王立明:《胡耀邦释放秦城监狱的造反派》]

  1978年3月22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例座谈会,耀邦讲到:“参加逼供信的又有多少人?你去查吧!有的是十几岁的青年干的,他讲什么:你这个走资派,我打死你!我就碰到一个十三岁的娃娃,他看到我就问:你叫胡耀邦吗?我讲是。他就拿起根棍子敲我的指关节,另一个拿着剪刀对准我的心窝。后来被一个干部看到阻止了他,才算了。搞逼供信的人,有的成份很好,有的是青年,有的是小孩子,当然也有少数坏人。当时江青、陈伯达这帮王八蛋为什么那样煽动红卫兵呢?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让一些‘勇敢分子’杀人,他们不负责任。事到如今,还有些人对这些王八蛋不痛恨,要么是你不了解情况,要么是立场感情有问题。”耀邦说:“死因不要查了。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吗?我说水是要落的,就是政策一定要落实,但石不一定要出来,水落石不出。”

  胡耀邦一再说服大家对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青少年不能追究,不能冤冤相报。1978年5月6日他在共青团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讲:“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错误的青少年,甚至犯过严重错误的青少年怎么办?就是打了人,甚至把人打死了,六六年、六七年打‘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黑帮’,打啊!谁指挥的呢?林彪、陈伯达、江青。青年人没有经验嘛!你们说这个问题怎么办?能抓凶手?林彪、‘四人帮’已经把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阶级队伍搞了一次大分裂。我们再来分裂一次?以怨报怨,以仇报仇?千万不能干啊,同志们!除了个别极少数的阶级敌人搞报复和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之外,(其它)不能追究了。追究,我们就要犯错误。”他还说:“‘四人帮’一下子煽动起来,砸烂走资派的狗头,青少年就真砸。对这个问题要十分慎重。哪个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搞得不好,就可能把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再分裂一次。青少年没有知识嘛,他不懂得嘛。有些青少年正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说要造反。”耀邦强调指出:“只对有真凭实据的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和专门搞打砸抢的民愤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要追究。其他我们自己阶级里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不能查。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调解,不能把它扩大。”[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2007年版,香港,秦德时代出版公司,第173页。]胡耀邦担心过分追究一般性的错误,可能出现族群分裂,但是他没有宽容民愤极大的犯罪之人。

  1979年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干万不要干。”[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2007年版,香港,秦德时代出版公司,第332页。]其实,他是怕一些同志伤害了思想保守的人,多么苦口婆心啊。

  1982-1983年,中科院的造反派都因为胡耀邦同志的意见,最后大都从轻发落。掌权最久的王锡鹏还推翻了1974年的结论,甚至保留了党籍。

  1984年1月17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说:清理“三种人”,要按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的,着重注意那些造反起家,比较年轻,潜伏下来的,对党危害大的人。至于那些年岁大了,已经清查和处理过了的而又没有发现新的或较大的问题的干部,我的意见,一般地就不要再翻老账了。今后,我主张废除“新账旧账一起算”这个提法。一些老干部,这几年如未发现新问题,即使过去处理轻了也不要再处理了。当然有些人明显有错误而根本没有处理,或把重要错误隐瞒现在被揭发出来了,都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有的人,这几年继续表现不好,还在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严重,确要处理的,那就处理这几年的问题,过去处理过的问题也不要重新搞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的做法不好,不得人心。[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542页。]对犯了一些错误的人,胡耀邦不忍心穷追猛打不留余地。

  不忍人之心的人道主义情怀

  中国古人就有不忍之心的说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的意思是,人都有怜悯别人的心情。古代圣贤的国王由于体恤别人,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之心,施行怜悯之政,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玩东西一样了。胡耀邦对一些极左人物,包括林彪、江青集团被判刑的人亦是如此,存有不忍之心,报以人道主义情怀。

  在战争时期,胡耀邦也是关怀基层战士,以一颗父母的情怀对待他们。胡耀邦针对有的战士想回家、开小差等情况,强调下级军官必须真正关心和爱护士兵,以稳定军心。胡耀邦认为:要巩固和壮大部队,除加强思想教育外,最根本的一条是干部要爱护士兵……有责任心的干部应当像磁铁一样能把战士紧紧吸引住,又像冬天的火炉一样,使群众都围绕在自己的周围。这样,战士才会心甘情愿地与你一道患难与共,同心协力。他还要求干部要做到“十个一定”:“一定不要采取一级逼一级的方法,一定不准虐待逃亡战士,一定不要靠消极的防范,一定要取消消极的所谓破案方法,一定要经常开展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的民主运动,倾听广大战士的呼声和意见……” [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页。]

  同是在1978年,胡耀邦还有另一个对上千万人的大解救行动,却不为人所熟知。“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发出了对“三种人”,即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清理的指示,这是结束十年内乱的需要,是清除“四人帮”遍布在各地的爪牙的需要。但是,极少数人的犯罪行为必须同一些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行为区分清楚。

  文革后,有的人主张对康生的老婆也判刑。胡耀邦考虑到曹轶欧年龄很大了,不忍心为之。他说:“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

  1978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看到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后,对工作人员苗枫林说:“一些地方清理‘三种人’抓‘打砸抢分子’过了头,这样下去要乱的。一些人自己犯了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但对青年人的错误抓住不放,毛主席讲的‘三个正确对待’,他们早就忘到脑后去了。你找组织局几位熟透这方面政策的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简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8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1978】48号文件 发出。[杨继绳:《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高树华,在文革结束之后,先是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接着被正式逮捕准备起诉,但起诉准备拖了三年之久,因为查来查去,找不到任何可以判刑的“罪名”。他在文革中还抵制臭名昭著的清查“内人党”运动。检察院认为实在够不上起诉条件,但负责清查的领导干部不断施加压力。高树华给胡耀邦写信申诉(在“九大”期间曾和胡耀邦相识)。胡耀邦接到申诉材料之后给自治区书记周惠打电话:为什么高树华仅仅因为是造反派,没有罪行也抓住不放,关押审查五六年、还坚持无罪重判?胡耀邦表示: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胡耀邦说:“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娃娃,紧跟有什么不对!劝你们少抓,该放就放,晚放不如早放。”结果,高树华免于起诉。 [杨继绳:《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不过,有时候越想区分清楚,就越容易混同。当然,其中不少是一些受害人感情上“过不去”。于是,有的地方提出“要像搞‘三反’‘五反’运动那样清查打砸抢问题”;有的地方提出“全面清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打砸抢事件”,哪怕是动了一下手指头也要查清;育的地方还专门成立“清查打砸抢办公室”,对参加过打砸抢的人搞游街示众等等。事态很有蔓延的趋势。

  苗枫林回忆,1978年8月上旬的一天,一上班,胡耀邦的秘书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一趟。我赶到胡耀邦的办公室,他递过当日的新华社《内参清样》说:一些地方清理“三种人”,抓“打砸抢分子”搞得过了头,这样下去要乱的。一些人自己犯了错误不肯做自我批评,但是对青年人的错误抓住不放,毛主席讲的“三个正确对待”他们早就忘到脑后去了。你找组织局几位熟悉这方面政策的同志代中央起草一个指示性文件,简明扼要,要求各地令行禁止。

  然后他看了—下表说:“下班前送给我。”

  这时已近9点,离下班还有三个小时。要求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起草一个指示性文件,无疑是战争年代草拟电文的速度。

  我快步赶到组织局。分管局长放下手头工作,紧急招来平日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们,简单议了一下文件框架和大致段落,并约定拟文规则:长话短说,不准打岔,不许走题。

  局长主持,由我执笔先做主述,大家提词,意见一致就落笔。这样一段一段向下推,紧张得几个小时没有人去端一端水杯,当结尾一段话达成一致时大家才算松了口气。

  我看看表,两千字的稿子还来得及誊清一遍。这时,胡耀邦的秘书开门进来,局长招呼他坐下稍等。秘书却说:“耀邦已经在屋里踱步了,只要能看得清楚就不要誊清了。”然后他看了看稿子,一边说“清楚,清楚”,一边把稿子硬是从我手中抽走。

  几天后,即8月13日,文件以中共中央[1978] 48号文紧急发出。

  文件发出,立即引起各地重视,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党避免了一场打击面过宽的错误,对稳定粉碎“四人帮”后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苗枫林:《胡耀邦与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百年潮》,2015年11期。]

  李平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在一次讲话说:这次工作会议,批评了十几个同志,占到会者的5%。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看有一两位的问题是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坚决拨乱反正的问题上,没有和党站在一起,对十一大的路线执行得不那么坚决。但是,批评可以不讲情面,却不能轻易处理,轻易处理是要犯错误的。我们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随便处理一个人,就会影响安定团结。总之,今后不要轻易地、随便地把人抓起来。调下去,调开去,调回去,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戴帽、开除、法办,这三件事,不能再随便来。[ 李平:《胡耀邦就职中宣部》,春秋銘文 2018-04-28]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胡耀邦给负责“两案”审理的彭真、彭冲、黄火青、江华、程子华、魏文伯、赵仓壁等人写信。信中说:“处理过了头,容易带来后遗症。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严重注意。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化为具体实践,万分困难。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认为成功的例子,简直微乎其微。”“不少单位对查清楚有问题的人强烈要求起诉判刑,这不是解决的唯一方法吧。”胡耀邦举出曹操颁布手令宣告“丧乱以来,谤议之言,一切勿论”的典故,反问说:1700多年前的曹操尚且懂得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难道我们自称要改造全人类的共产党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吗?”11月16日至22日,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召开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会议接受了胡耀邦的意见。 [杨继绳:《胡耀邦制止揭批查扩大化》]

  王文正回忆:大多数人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将江青和张春桥两名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首犯杀掉。1980年12月,法庭在紧张的审判中,就开始对以后的量刑进行了准备,并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由军队方面选出88名代表,在北京京西宾馆,对10名主犯的量刑进行投票。结果是有48人主张对江青判死缓;有33人主张对江青判死刑,立即执行。有46人主张对张春桥判死缓;有36人主张对张春桥判死刑,立即执行。……法庭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这些信件集中到一点,就是“这些人罪恶滔天,不杀不能平民愤……”否则“刑法将是一纸空文”,力主杀掉顽固不化的反革命集团主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上海方面向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要求杀掉犯下大罪的马天水,在特别法庭内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这是向特别法庭的一种“逼宫”的意见。马天水只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名骨干分子,并非主犯,如果马天水都该杀,那么几名主犯该如何判呢?[沈国凡/采写整理:《王文正法官回忆审判四人帮的详细经过》《特别法庭——高举正义与公正之剑》《文史精华》,2009年6期。]

  就在法庭合议之前几天,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认为“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将铸成大错。……事关重大,故敢直言。”[沈国凡/采写整理:《王文正法官回忆审判四人帮的详细经过》《特别法庭——高举正义与公正之剑》《文史精华》,2009年6期。]

  胡耀邦却斩钉截铁地表态:“‘四人帮’不是没有该杀之罪,但我们一个不杀。”[ 《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197-198页。]对江青,耀邦同志一直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刘崇文:《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特利尔说: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决定,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江青在监狱外边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作者:R·特里尔:《被捕八年后江青如何评价邓小平与胡耀邦?》,搜狐文化,2012年08月01日。]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说:行文至此,还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胡耀邦同志。从前文述及的胡耀邦对陈伯达的写作所提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陈伯达不仅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采取一笔抹煞甚或辱骂的态度,而且他对陈的人格是尊重的。正像一位朋友向我谈论的: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当人看的高级领导人,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实事求是的勇气。是的,胡耀邦跟陈伯达过去并无深交,除了在五十年代时毛泽东曾吩咐陈帮助他拟定青年团的文件外,两人几乎没有甚么来往。胡耀邦是从他直接接触的档案材料中,从陈伯达曾为中共及其领袖艰难服务数十年的基本事实中,感觉到批陈运动中的那一套说法是荒谬而不合情理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即在一次谈话中对给陈伯达戴上无数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据新了解到的事实,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果断地停止点陈的名字,而在原来习惯点陈的地方换上了康生的名字。一九八一年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使陈的生活与医疗得到较为周到的安排,给陈的写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在百忙之中,胡耀邦不仅对陈伯达的每篇文稿都亲自过目,而且曾亲笔批示,要求中央书记处的有关人员关心陈伯达的写作,在一九八三年那时的历史条件下,陈伯达那篇谈哲学史的文章如没有他的首肯,也是不可能得以发表的。[陈晓农:《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2016-11-27 历史大论坛。]

  李素文与“四人帮”有较深的牵连,做了一些错事,被冷落起来。1982年5月1日,在天津市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胡耀邦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素文是50年代的劳动模范,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最后,他坦诚地说:“我们不要忘了她,犯了错误不要紧,认识了就好,转过弯了就好嘛!”他还请天津劳模张世珍给李素文写信,要李素文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胡耀邦的这番话传到沈阳,传到李素文耳朵时,她流泪了。[佚名:《最“穷”人大副委员长:出国访问无钱理发》《法治人生》,2011年12月9日。]人是善良,是会感动人的。

  蒯大富是著名的造反派,文革后被判刑。1986年8月19日,胡耀邦最后一次到青海视察,他听取省委书记汇报工作,谈到蒯大富等人在青海服刑时,胡耀邦问蒯大富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他表现很好。胡耀邦说: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问魏京生表现怎么样?省委书记说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说:年轻人嘛,还可以教育嘛。胡耀邦的话当时在监狱干部中作了传达。[丁邢 丁东小群:《胡耀邦与蒯大富》]

  这次视察四个多月以后,胡耀邦辞职。然而,他对蒯大富发出的善意,还在起作用。一个多月以后,蒯大富被释放。他不愿意留场就业,终老于青海。他向青海省司法厅、劳改局写信,要求回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或者回苏北老家农村种地。胡启立这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批示,对蒯大富的要求,除了平反,别的都可以满足。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白立忱也说:“关于蒯大富的事我们说不了什么,但在生活上可以尽量给予照顾。”不久,蒯大富返回青铜峡铝厂当了助理工程师,并和北京大学毕业生罗晓波结了婚,生了女儿。胡耀邦已经去世三十年,蒯大富也进入了人生的暮年。这段故事,仍然让人回味。[丁邢 丁东小群:《胡耀邦与蒯大富》]

  胡耀邦继承了周总理对待人民群众的领导风格。他不轻易扣政治帽子,不轻易采取断然措施,总是采取民主、法治、协商的方式方法。

  对政治对手的宽厚也是不忍人之心吧。《胡耀邦传》评价:与人为善,是胡耀邦思想品格中一个很大特点。可以说他传承了中华民族这一优秀品格并将其发展到了极致,中国有多少人受益于他这个品格啊。他光明磊落,以诚待人,总是把别人想得很好,无论对哪一种干部,包括反对以及伤害过自己的人,都十分宽厚、仁慈。他尊重每一个人。即使对那些固执坚持“左”倾错误公开反对自己,并搞非组织活动的人,他也只认为是脱离实际,囿于老经验,太自负自大;有些时候也只是认为莫名其妙,叫人“摸不透”[ 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85页。]。他毫无防人之心,他“自己就是坚守两条:毫不谋私,大事请示”[ 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85页。],而不谙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必要的领导策略。他太善良了。

加入收藏夹】【关闭
 
 

   
 
刘济生:宅心仁厚胡耀邦
丁邢:傅聪与胡耀邦
梁月兰:胡耀邦陕西纠“左”和陕...
马永春:胡耀邦一锤定音:废止“...
刘济生:胡耀邦天真的品格
刘济生:胡耀邦的勤政
钱江:胡耀邦赴京之初的两个勤务...
 

[getpllist]17[/getpllist]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