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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炼利:五十六年前胡耀邦的挨批对今天中国的启示
作者:王炼利      时间:2020-11-19   来源:
 

一部奇书还原不该遗忘的历史

  1966年,中国所有的省委书记都在挨批。但在1964年,省委书记挨批还没怎么听说。

  胡耀邦在此时挨批。

  一部奇书放在眼前:《1965:耀邦早春行》(以下简称《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发行,作者李大斌,陕西安康人,曾任安康日报社主任编辑。

  李大斌根据安康县档案局保存的胡耀邦1965年2月上旬中旬考察陕西省安康专区六县一市时保存下来完整的会议记录以及对三十多位当事人的采访,忠实还原了五十多年前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在文革前夜受批判的崎岖历史。这段历史在一个甲子后重提,是有着重提的必要和重提的现实意义——因为当年批判的是省级第一把手胡耀邦,批判的起因和理由却至今并没有触及到深层次的、本质上的问题。

“早春行”是不让人民挨饿之行

  1965年春节假期刚过就启程的胡耀邦安康之行,是胡耀邦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刚好三个月时,对基层的调研并即时解决问题的实践,当然,这也是胡耀邦在陕西省任上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调研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半个多月后,胡耀邦就因为这次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实践,被中共西北局批判,批判从2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以中央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任职告终,从任命到离任,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位上未坐满十一个月,有效工作时间更短,因为他6月份就离开了陕西回到北京,离开前的三个月都是在接受批判。

  然而史料告诉我们,胡耀邦虽然做了检讨,却并不服对他的批判。1965年6月,在陕西省委常委会上,胡耀邦提了8条反驳意见。当他接到免职令时,胡耀邦希望中央能对他的问题下个结论。为此他还写了一篇长篇发言准备向中央申诉。

  在1965年2月不到十天的安康之行中,胡耀邦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用一句话表述,他在为安康人能吃饱肚子鼓与呼!如果没有李大斌的“写真”和“录真”,这段历史只能是涟漪不起埋入尘埃,而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极其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一页,会缺失得像从未发生。好在这重要的一页被安康人李大斌补上了——李大斌是从胡耀邦逝世那一刻安康人的反应中,感受到补上这一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在冥冥之中感觉到补上此页“舍我其谁”!于是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关注胡耀邦安康之行、用六年的时间梳理这段历史并完成《早春行》文稿,当《早春行》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终于出版,一个鲜活的胡耀邦从安康档案馆一个甲子前的故纸堆中跃出,与21世纪的我们并无隔膜地交流!缺失的历史又衔接上了,这段历史不事雕琢,丰满实在,除了感谢李大斌,还要感谢半个世纪前忠于职守的安康速记员!当然,挖掘出来的这段历史,其价值至今远未被充分认识和深刻认识,但这段历史既然已被发现,就有了充分认识和深刻认识这段历史的概率存在,就有了吸取经验教训的可能性存在。

  胡耀邦1965年的“早春行”是有时代背景的。

  1964年,全国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2月下旬,胡耀邦接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才一个半月,就向中央报告“全省已经清洗(即双开)了六百六十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不采取思想从严,处理从宽,而采取大批处分和清洗的办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1965年春节之前,胡耀邦又在陕西省委书记处会议上提出,现在干部思想不解放,缩手缩脚,顾虑重重,这样的精神状态何日能把生产搞上去?要赶快实行三个暂停,即抓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暂停、夺权(指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暂停,要“号召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领导生产”。他建议春节之后,书记处的同志分别到各地、县参加多级干部会议,直接宣讲和落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书记们分了工,胡耀邦和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去陕南安康专区,这就是胡耀邦“安康之行”的来历。

  “早春行”选择“下安康”也是有缘故的。

  “早春行”时,“安康专区每人每月平均口粮在20斤以下的共达132万人,占全区农业人口百分之七十三”、“十二月二十日不完全统计,断粮人口达三万六千多人”、“安康专区的西河公社,在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的一个月内,因生活困难就发生了自杀事件5起”。引号中的话是1965年1月初陕西省民政厅党组报送给陕西省委的民情。

  民以食为天。安康人普遍吃不饱饭,安康断粮人口有三万六千多人,如果春耕前还不抓紧落实1965年农业生产的问题,这个“天”真要塌下来了!胡耀邦心急如焚。从大年初五(1965年2月6日)到正月十三(1965年2月14日),胡耀邦一行9天考察了宁陕、石泉、汉阴、旬阳、白河、平利等六县和安康地级市,在从白河到平利的路上要途经湖北省竹溪县,胡耀邦还下车走访了邻省邻县的两个生产大队以作比较借鉴。

  九天时间里,每到一地,胡耀邦必要求当地的主要领导回答如下问题:1.有多少人口,2.耕地和山地各有多少、有哪些土特产,3.去年收了多少粮食、最高年份收了多少粮食,4.缴了征购粮后,人均口粮余多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眼见大多数农民吃不饱肚子,没有比这更大更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原因是生产没有搞好,胡耀邦对县社干部说:“生产搞不好,叫什么大好形势。生产搞不好,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天大的事情,就是把生产搞好。这是前提,根本嘛。根本就是生产上升,其他都要为这个根本服务。”那么,生产为什么搞不好呢?胡耀邦认认真真找着在非灾荒的1964年、1965年,安康农民乃至陕西农民吃不饱饭的原因。他的发现是四清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让基层抓生产的骨干队伍严重受损,缺少干部来组织社员开展生产,生产无法“上升”。

唯有先发挥干部积极性,“生产上升”才有希望

  非灾荒的1964年、1965年农民吃不上饭,为什么与四清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干部有直接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就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人民公社化以后,由于土地和收成都归集体所有,农民搞生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顿失。人民公社于1958年成立,接下来的1959年到1961年就是粮食大幅度减产的三年困难时期,除了自然灾害,农民缺乏干活的积极性以及干部还不适应在公社化后的农村环境中抓生产,是减产的两大主要原因。

  农民是否有干活的积极性,与农民是否有“当家作主”的感觉密切相关,与农民是否对劳动成果有支配权密切相关,与农民是否能在保证缴纳征购粮后有按自己意愿谋生的自由度密切相关。必须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是有过“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刻骨铭心体验的。公社化的前十年是1948年,淮海战役这年冬季打响。经过土改得到了土地的农民将这场战争当成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的战争来对待,九千万解放区翻身农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成败。一名后来担任纽约时报总编的美国战地记者当时这样总结“为什么老百姓站在共产党一方”:“地主逃走了,每个成年农民平均分到两亩地,农民现在成了土地主人,地主老财完蛋了。”的确,六十万淮海战役解放军将士的后盾,是解放区纵横3000公里范围内的九千万人民,是他们用小车推来了9.6亿斤粮食、300万吨弹药、20万副担架、数百万套棉衣棉裤,推出了淮海战役后勤保障线;是刚得到土地的农民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积极参军,用血肉之躯为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奠基。土地,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毛泽东在淮海战役前十一个月即1947年底,就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报告总结:“比较十八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也巩固得多了。这是由于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而土改的确普遍彻底地解决了“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问题,“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也的确很快具备了。遗憾的是,这种因为得到土地而产生的“自己成为土地的主人”的感受,农民浅尝即止。农民从土改中得到土地从而有了生存保障才没有几年,就一下子置身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中,而属于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能否继续让农民有生存保障,务实的农民心中无底。事实是简短的“三面红旗激情”过后,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大大下降!

  公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下降,这时非常需要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带领社员搞生产。然而,干部本身对人民公社这种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合二为一的新事物还有个适应过程!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但生产单位只是安排分配劳动力的单位,是没有自主权的。生产队没有自主权,生产队干部自然也缺乏积极性。出身农家的胡耀邦1978年在一个会议上谈到农业生产时就这样说:“真正把政策扭转,生产队有了自主权,集体的和个人的积极性就能调动起来,没有积极性搞什么生产?”“没有积极性搞什么生产?”这句大白话是常识也是真理!但胡耀邦“早春行”时的中国农村生产队,理论上是不可能有自主权的,在生产队没有自主权的前提下,如何调动公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如何组织公社社员进行有效率的生产,就成为公社化以后共产党遇到的新问题、农村基层干部遇到的新问题。只是这些新问题还正在找答案,一场四清运动,又极大地伤害了农村基层干部。

  就安康地区而言,13万人口的石泉县,有250名基层干部遭受批斗,在押人员有32人,罪名都是“违法乱纪”,其中涉及男女关系的占一半;同样13万人口的汉阴县,四清中抓了38个脱产干部,开除了40个公职人员;安康市开除干部33人,逮捕干部9人。而开除、逮捕和抓人的理由,好些可谓“莫须有”:比如汉阴县有个公社党委书记谢选佳,他根据《二十三条》中有关规定,把122名干部的经济退赔核减了,并为几个撤职的生产队长恢复了职务,他认为四清造成的冤假错案太多,就给县委写书面报告,要求县委能复查四清定下的案件,结果,谢选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要求判谢选佳死刑的呼声一度很高,县法院的判决是有期徒刑20年。再比如平利县副食品公司的经理张能安,年轻能干,在物资极度匮乏时,办起奶牛场让平利县城人能喝到牛奶,还用土法提炼出糖,在县里自办烟厂制造香烟,但他却因为拒绝了县领导的配偶不拿出票证却要割五斤好肉的要求,得罪了领导,又自作主张用猪下水炖汤犒劳加班加点的工人,被人告到县上,再加上生活作风问题的传言,张能安就被公安机关逮捕判刑十年。有能力有担当的基层干部莫名其妙被判重刑,整个农村干部队伍人心惶惶,根本没有心思抓生产。

  胡耀邦决心破除农村干部头上的种种紧箍咒。他寄希望一支可依靠的农村干部队伍,由他们来团结带领农民克服困难搞生产。坚持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胡耀邦,曾经在1981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大段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最后一句是“归根结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964年的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农村人民公社是农村行政权力机构,公社化后农民个体虽然缺乏务农积极性;但公社政社合一的机构设施和运作方式,却比以往的行政乡更便于组织和管束农民,公社和大队的基层干部若有本事借助行政权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就能形成榜样的力量,让“生产上升”,弥补因个体的农民积极性不高影响农业产量的缺陷。

《电话通讯》的基调是要让人民有饭吃、有钱花

  要“生产上升”,就要相信和依靠农村基层干部,这是胡耀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生产队没有生产自主权的年代,总结出来的调动农民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的法宝。“早春行”中的胡耀邦每到一地,必在当地县委扩大会议上让抓生产有方的公社书记大队队长站出来亮相,道理就在此。他每到一地必问四清中处理了多少干部、关押了多少干部社员!每次问毕答毕,胡耀邦都要接下话茬“借题发挥”,大声疾呼将在四清中关押处分的干部尽可能解放,只要性质不严重,要让他们有机会在“抓生产”中立功抵过(判20年刑期的汉阴县的公社党委书记谢选佳在胡耀邦汉阴行后的几天内释放了)!他了解到好多因投机倒把罪而被押被处分的干部是因为“多吃多占”定罪的,认为当时一些干部的“多吃多占”是有客观原因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胡耀邦明确表态:“‘走后门’,那几年不少同志都走了后门。那时困难,这应该予以估计进去,干部就服了。干部困难,卖表、卖自行车,那几年要原谅一点,他25斤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就要叫粮食局供应几斤面粉。我看,在座的公社书记可能多少都有一点。……那几年小量的多吃多占,吃了算了。这样的问题,小组会交待不交待都可以。”“多吃多占不算是什么主要错误,我也有多吃多占(笔者注:指香烟不够抽,就“走后门”买),我们在坐的每人都有,如果多吃多占都处分,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处分。”“生产搞上去了,那时群众的生活搞好了,有公社书记到谁家里去吃腊肉,你们说多吃多占,他就会说什么多吃多占,我们有的是。”可以明显看出,胡耀邦急于解放干部而以身说法,除了要实事求是“纠错”,更急于要立马组织起一支抓生产的干部队伍,在迫在眉睫的春耕时能派上大用场——这是不再让人民挨饿的根本措施。

  为了保证“抓生产”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有效开展工作,2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胡耀邦口述了著名的《电话通讯》,要点如下:“现在是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不采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那么,今年的生产计划就要落空,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关键时刻的关键举措是:

  一、宣布关于干部政策的“四个一律”:即凡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凡已停职和撤销工作但未作最后结论的,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以观后效;问题不大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退赔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既往不咎;如果今后还继续干坏事的,一律从严处理。

  二、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着手,为几年后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加收入打基础。”今年中央已经同意减少征购粮,为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即使秋后丰收了,也不追加征购粮、不许增加征购任务。

  三、要通过活跃集市贸易、发展短途运输、解决手工业原材料问题等办法,让更多人就业,让手工业兴旺起来,让城镇不再冷冷清清。对集市贸易管得过死,就会影响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手工业也还可能萎缩,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

  胡耀邦在《电话通讯》中强调:“要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电话通讯》的内容,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国人看来,已经平淡无奇,但在五十六年前,的确石破天惊。1965年批判省委书记胡耀邦,主要就是批这份《电话通讯》,尤其是其中的“四个一律”和发展集市贸易的观点,更被视为刮右倾翻案风、不讲阶级斗争。而今天看来,《电话通讯》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值得一提的历史性文件,体现的是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胡耀邦因为起草并推行《电话通讯》挨批,也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需要记载的事件——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为了不让“今年的生产计划要落空”,为了不让人民挨饿,“采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起草了《电话通讯》,认为不这样做,“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但结果是《电话通讯》反被作为错误文件受批判。

  围绕一份《电话通讯》,都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起草者和批判者观点如此对立,几十年来都没有认真找过原因。

胡耀邦不服批判的底气来自哪里?

  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都遭受到激烈持续的批判。西北局、陕西省委一共召开了13次批判胡耀邦的会议,批判胡耀邦的“刮翻案风”和“右倾”。但胡耀邦不可能承认刮翻案风,更不可能承认“右倾”。

  胡耀邦提出体现解放干部政策的“四个一律”,并非是目无组织的自说自话。他是持有“尚方宝剑”的。尚方宝剑之一,是刚出台一个月的《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固然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但也提到“在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对于有些犯错误的干部,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这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就会团结他们,群众就会团结他们。”尚方宝剑之二,是毛泽东在1964年12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发话:“退赔从严对,(但)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既然“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必须要落实抓生产的人,那就离不开要建设一支“抓生产”的干部队伍。既然犯轻微四不清错误和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早解放先解放,既然党和群众要团结受处分的干部,既然退赔只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胡耀邦作为中共的省委书记,提出“四个一律”何罪之有呢?而作为坚持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曾担任多年青年团和共青团中央书记从而更具全局观念的胡耀邦,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影响的,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也基本上没有人提起,其实就是因为这一点,胡耀邦虽然被迫作了六次检讨却并不认为自己真做错了什么:他没有离经叛道——既没有离马克思主义的经、叛社会主义的道,也没有离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二十三条》的经,叛四清运动的道。他做的事情,只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康三万六千人的断粮问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康地区农业人口中73%的人月平均口粮在20斤以下的问题。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胡耀邦解决得怎么样?

  他解决得很出色!虽然“四个一律”在实行中遇到很大阻力,胡耀邦毕竟争取到在春耕前及时推行“四个一律”的时间差,一支可以依靠的抓生产的干部队伍到底发挥作用了,加上胡耀邦每到一地就反复强调以粮为纲同时要多种经营并举、农产品收购要走商品流通的正常渠道、要保证以集市贸易为代表的简单的商品流通得以进行等政策,到了1965年秋后,安康的“生产上升”果真实现了!据《早春行》记载;“有资料显示,1965年,安康地区的粮食产量达10.68亿斤,比1964年的6.99亿斤增长了52.8%,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蚕茧、茶叶、苎麻、植树造林,要么大幅增长,要么成倍增长,夏季育桑万余亩,更是安康历史上破天荒的事。工交、财贸等一时形势好转。这与胡耀邦来安康激励人心,放宽政策都有关。”

  粮食产量增长52.8%!这意味着安康地区三万六千人的断粮问题解决了!132万人月均口粮不满20斤的情况可以改变了!靠着一支抓生产的干部队伍发挥作用,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但这么大的好事情,当时却似乎没有什么评价,与胡耀邦更好像无关;批胡耀邦到底是对是错,当时没有结论,以后也不再提起。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批胡耀邦是不应该发生的。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正常。为什么不应该发生?为什么会不正常?最现成的回答:受极左路线和官僚主义影响。这是一个回答,但这个回答难免流俗。关键在于胡耀邦与要批判胡耀邦的西北局其他领导的分歧到底在哪儿?这才是需要深入分析的,分析是为了真正吸取经验教训。

批判者与被批者的纠结——

有没有抽象的国家利益和抽象的人民利益?

  1965年,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到底为什么要批判胡耀邦?是因为要解放一大批“四不清”干部?那有《二十三条》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在先,高级干部全都看到听到,胡耀邦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对胡耀邦批评了陕西的社教运动而心存芥蒂?那如果没有“批判能成功进行”的把握也不可能动用“批判”的方式。能解释得通的理由,可能是发起批判者有着“理论自信”。这就涉及到挨批的胡耀邦与批判胡耀邦的高级干部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胡耀邦认为人民挨饿是天大的事情,其他事情必须为这件事让道,所有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都要围绕“不让人民再挨饿”而制定而执行;而批判胡耀邦的认为,有着比人民挨饿更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党要变修国家要变色,党变修国家变色的逻辑后果是人民要吃二遍苦,其中包括挨饿,所以,讲阶级斗争才是头等大事。

  如此,双方分歧的根本点就在于:如何看待“人民利益”?如果脱离了具体的个人利益,人民利益是否还能存在?人民利益如果不含具体的个人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否还有意义?

  循着批判胡耀邦的人们的思路,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的潜意识:国家,是在人民之上的;领导(也就是当官的),应该是在群众之上的。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部门不允许这么宣传,但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下来,“朕即国家”是中国公理,国家和皇帝是当然在子民之上的,最直接统治老百姓的官叫做“父母官”,老百姓是要敬如父母的。这一切都是皇权社会的思维。皇权社会是农耕社会的社会制度,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但并没有改变农耕社会的社会基础,没有改变农耕社会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宪法给了人民当家作主权利,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农耕社会的基层社会成员是无法自发产生当家作主要求的。于是中国的官与民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这条鸿沟的存在,中国上上下下都认为是天然的和合理的。我们经常听到的要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正是这条鸿沟存在的反向证明。

  而胡耀邦的潜意识中是没有官民鸿沟存在的。他拟的《电话通讯》,他在安康地区六县一市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也全都不见要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的说法。“领导者不能成为统治者”,“把党员看成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十分危险的。”这话虽然是胡耀邦在1980年说的,反映的却是胡耀邦的一贯思想。胡耀邦之所以罕提“密切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就从这两句话中找答案!领导者不能成为统治者,应该成为什么呢?成为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为让人民富裕起来服务的服务员!他说:“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对或不对的最主要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绝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绝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离开了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是“没有意义的”!这是1983年已经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与中央机关有关部委负责人的讲话。这既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共产党总书记思想解放的表态,也是1965年胡耀邦“早春行”的行动出发点!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利益是抽象的,那么,人民的利益就应该是具体的。什么是具体的人民利益呢?不让人民挨饿就是具体的人民利益,让人民有钱花就是具体的人民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用法律界定每个公民拥有的财产边界、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财产,就是具体的人民利益(这一步至今还未真实迈开)!但是,这一切叙述,对于中国人来讲至今还是何等陌生!因为中国自打《诗经》的年代宣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辛亥革命赶走皇帝,历时三千多年的皇(王)权社会是没有老百姓“个人利益”一说的。君王治下的国是“大家”,君王是大家长;君王治下的民是“子民”,君王还是大家长。普天之下,连“国”带“民”,都是大家长的财产。《大诰》(即“朱元璋语录”)中“民不知报”篇云:“(帝王)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犹父母,虽报无极。”朱元璋说他是老百姓的大恩人。子民应该象报效父母那样,报他的恩,并怎么回报都不为过。接下来他又说,现在有田百亩千亩万亩的,只知道享受土地之利,却不想想天下的田地都是皇帝的,都不知道报恩。天下臣民是吃着我的、用着我的,在我立的“五教五刑”规矩下,让你们好好活着,你们就应该及时缴税、积极应差、服劳役兵役来报我的恩!朱元璋的这番话,描述的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所习惯的皇帝治下的社会秩序。他如此怨气冲天,也有原委,认为自己“恩大”能“比犹父母”的朱元璋,为“子民”考虑打算得的确也算周到:农民应该种什么、种多少、具体怎样种、税赋如何收,如果不这么种,将有怎样的惩罚在等着,朱元璋都要发皇榜来作指导。在西方人看来,这不是治国,而是治家。法国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评论明末清初的这个东方帝国:“这个帝国的结构,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这个政府与其说是在管理民政事务,不如说是在操持家政。”孟德斯鸠是从出生于福建官宦家庭的年轻天主教徒黄嘉略这里,比较详细真实的了解了明末清初的中国,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孩童般的顺从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处理国家事务中,都被当作所有德行的基础。”这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奠基人赫尔德针对中国人奉行的伦理道德下的结论。顺从,就是服管,就是懂得要“报恩”。中国传统社会里,芸芸众生自打生下来就没有法律意义上属于“个人”的任何东西,活在世上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报皇帝的恩,纳税和服役,都是报恩行为。明崇祯年间,义乌知县亲作歌词让乡民传唱:“世沐朝廷养育恩,设官保护汝生存。”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

  只有了解了中国传统社会,才会懂得“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也是中国国情的一部分。20世纪以前,汉语词组中没有“个人”这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凡涉及“个人”的组词,表达的几乎都是负面的意思。“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没有异议的,但“人民利益”是不是含具体的“个人利益”,是不知道的。而“个人利益”要给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让道,是必须知道的。如此看来,批判胡耀邦“右倾”是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脉络中找到原因和依据的。

  如今电视台的公益广告每天播放着“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几千年来统治者对于“国”与“家”关系的诠释。这与胡耀邦的立场不同。“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不但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没有人这样问过,1949年以来也罕见人这样问过,而胡耀邦是以共产党的总书记身份这样问了!他这样问,有悖于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却是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问。

  马克思说:“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家庭和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是国家的必要条件”。恩格斯也说:“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指的国家,是指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西欧之所以会有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中世纪时大批封建庄园中的农奴逃进了由国王颁发特许状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住满一年,就可以脱去农奴身份成为自由的市民,他们在城市从事工商业,是西欧资产阶级的前身,称为“市民”。起先的市民阶层有钱但没有政治地位,当市民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发展成长为资产阶级队伍的一员,当市民社会壮大到可以制约和决定国家,为了谋求与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地位,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资本主义国家就建立了起来。在这里,“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不但轨迹清晰,而且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市民社会拥有了能制约和决定国家的经济实力,没有后一条,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成立。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必要条件”是个经济学原理。

  那么,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并没有以资产阶级来作为代表性阶层的市民社会出现,是否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组成的农业社会仍然是国家的前提和国家的必要条件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打下来的,相当程度上,还是解放区农民自觉保卫土改成果的结果;工人阶级则被宪法赋予了领导阶级地位,工人农民组成的基层社会当然是国家的前提和国家的必要条件。即使在生产力发展遇到空前阻力时,如在生产队没什么自主权的年代,如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工人农民组成的基层社会仍然是国家的前提和国家的必要条件,一旦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无从发挥,国家就危机重重,国家就极度贫困,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1976年,7.74亿乡村人口人均储蓄额才4.8元,而乡村人口要占全国总人口的82.6%,从而逼使中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这说明基层社会的贫穷也照样能“制约和决定国家”。在中国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人空前关心中央动态,这是人们在观察政策变化,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而每个人的每次调整行为,都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一员在参与“制约和决定国家”。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在对“国”与“家”的关系理解上,我们需要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真正解放思想。思想一解放,我们可能会惊奇的发现,在有些观念上,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比今天的我们更解放!而我们在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关系的问题上,几十年来的确存在需要反思之处。具体反映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城镇大动迁问题上、整顿市容问题上……。

  反思不是要抹黑什么。反思是要做到象胡耀邦这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了人民利益作执着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包括以身犯险,包括自我牺牲。胡耀邦都经历过了。

  人们不应该忘记。

胡耀邦——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实践者,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敢探索者

  胡耀邦是中共高级干部中少见的读过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人,他始终坚定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当他发现现实中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撇开了这一点,他勇敢并毫无顾忌地坚持纠错。1984年12月,他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这样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透,懂得我们是落后的小农经济,”“要认识到,农业的分工越发展,农民的富裕就愈快,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愈快。”“全国以粮为纲,不只是强人所难,而是强人之不可能。”“那些森林区,深山区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是什么?你强迫他种粮食,不让他开矿、搞林业,不仅剥夺了人家的经营自主权,还剥夺了他的主要劳动对象。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胡耀邦的这些话,说明他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读消化了、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对待中国的问题。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发现这一点。有些人还将胡耀邦的观点主张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这是不实事求是的,也说明中国这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宪法的国家,误读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计其数。如何让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在“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困惑前有个借鉴比较,是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笔者写此文的目的。

  今年7月出版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总第77期刊登了北大张光明教授为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所作的《恩格斯晚年:思想、时代及身后历史》,其中为历史唯物主义正名的段落极其值得一读:“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高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切个别论点的、坚持科学思维和纠正错误的最高方法。在当今充满喧闹和浮躁的世界中,这一方法让人冷静,催人思考,直面现实,穿透现象,深入本质。”“这是一种极为有力的认识工具。”张光明也看到“如今历史唯物主义往往被人们当作空头套话挂在嘴头上,写进文章或学术论著里,但他们所谈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常是一些诸如秉笔直书、实事求是之类的常识或‘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这样的道德颂扬,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深入研究它并独立地运用它呢?”

  胡耀邦是真正深入研究并独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

  胡耀邦用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时间,证明了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实践者,社会主义道路的勇敢探索者。

  “早春行”应该入史册。

  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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