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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好大一棵树:胡耀邦保护捍卫特区遗事
作者:王明远      时间:2020-10-27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微信公众号
 

  最近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深圳特区能够坚持下去,并且能够取得这么大成绩很不容易,那时候成立特区叫“试办”,只不过是尝试而已,办不好就要停业,80年代前期面对那么多对特区的质疑和反对,随时都有被停办的可能。创业之初总是筚路蓝缕,深圳特区之所以坚持下来并且发展好,中央层面要归功于邓小平、胡耀邦、谷牧和习仲勋等人,地方层面要归功于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人。在这里要说说胡耀邦在特区处境最凶险的时候,保护特区的故事。

  缘起:对特区不止的反对和质疑之声

  深圳特区的创办之初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1981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比1979年增长了3倍,财政收入增长了4倍,累计安置劳动就业两万多人。宝安这边的村民已经没有人偷渡去香港了,反而还有不少人从香港返乡,撂荒的两万多亩耕地也已复耕一万余亩。

  然而,特区的创办也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一方面是来自意识形态,认为特区是“租界”,是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窗口。中央书记处的一位成员到深圳看了一圈,回到北京后边吃饭边流泪说:“不打枪不打炮,城门上换旗号。现在真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主管特区的副总理谷牧听后颇不爽,质问他:深圳的工人在干什么?他说在工作。又问学生呢,他说在上学。谷牧说:那有什么值得那么紧张呢,为什么不再去看一看呢?

  另一方面是来自部门利益,据统计,特区的特殊政策涉及到了中央64个部门,很多部门担心中央给特区放权会削弱他们手中的计划审批权力,置中央文件于不顾,对特区创新改革极不配合。深圳的每一项改革几乎都要跟部委较一番劲,几次官司打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几次做了严厉批示:

  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

  最后只有撤换有关主管官员才能解决问题。深圳特区重要拓荒者之一袁庚曾经感叹说:人家才不稀罕你的“四化”、你的改革,人家要的是权益!

  更大的背景是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1981年高层和理论界对经济改革的质疑和否定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步子走的太快了、走偏了,不能脱离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史研究称之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新旧思想的交锋”)。这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把经济学界“三六九“等地分为四类,薛暮桥和刘国光都因支持市场调节而受到批评,薛暮桥还被扣上“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帽子。

  1981年底到1982年初,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对特区做了指示:1. 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2.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3. 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这等于是对特区建设的一个急刹车。这个时候,原来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本来谷牧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更高级别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结果也受到上面的强烈反对,被降格为国务院办公厅编制下的“特区工作组”。

  “两省座谈会”对特区的批判

  这个时候广东、福建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和新动向,又引起反对特区的人的极大不快,诱发了1982年的“特区风波”。第一件事是“走私事件”,1980年后广东海面上大量船只走私电视机、录音机、成品衣服、手表等东西,走私固然是一种丑恶的经济现象,但它是暴露了计划经济的很多问题,诸如长期为了重工业而重工业,日用生活品严重短缺;只有政府外贸公司才有进口权,而外贸公司进口的物品又少又贵,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因此,走私是计划经济失灵的必然恶果。有些地方把走私看作是获取发展地方经济的“第一桶金”的办法,海丰走私猖獗时,政府把走私的货物廉价买下再卖出去,所得利润交给地方财政。

  其次还有特区建设,违背了1980年某位领导人提出来的“削减基本建设投资”的主张。广东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126种商品的价格,放开了85种,市场活跃起来,导致邻省商品大量流入,加剧了这些省份的供应紧张,也引来周围省份和国家相关部委的不满。

  所以到了1981年底,特区和粤闽两省已经到了全国万夫所指的景象,任仲夷说当时广东人到外地就要被搜身,80年代初影视作品的很多奸商角色也往往说广东普通话。迫于高层一些人的激烈反应,胡耀邦不得不在1982年1月11日、2月11日至13日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广东、福建的经济问题。

  会上不断有人上纲上线,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

  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中央书记处的某位书记一开口就说:对反走私贩私的斗争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现象。

  2月13日,在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发言时,他又插话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并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对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一位广东省委领导后来回忆听到这个讲话后当时的感受是:不禁感到背心发凉!

  座谈会后正式下发了中央文件,这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唯一一个批评特区的文件。文件严重高估了广东、福建经济犯罪的危害性,认为“已经比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还说广东、福建“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并提出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特区问题,称“这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体现” 。

  吴南生(深圳首任市委书记)看到这个文件后愤愤不平地说:

  中央发那样的文件,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文件不通的呀!

  这个中央文件,还对特区和粤闽两省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收紧措施,包括:1.把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2.制止从国外进口日用消费品向内地倾销,制止以高价从全国各地收购农副产品向国外出口,提倡使用国货;3.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坚决反对“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的危险现象。

  1982年的“特区风波”给整个广东经济都带来严重影响,是改革初期的一场倒春寒。4月份经贸部派出100多人在广州等地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监督和领导进出口工作,进口数量、价格和规格等必须由中央统筹安排。深圳举办的一场交易会也被认为是“违法”而被取消,签订的协议也被作废。1982年广东外贸总额下降了7%,这是广东改革史上很少见的停滞和倒退。任仲夷说他1982年差点像商鞅那样被“五马分尸”,可见此时局势的艰难。

  胡耀邦挺身而出、捍卫特区

  这个时候,面对面对气势汹涌的对特区的批评,连邓小平都表现的很谨慎。任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不过邓小平还是跟任仲夷聊了一个半小时,谈话中还是给广东留下不少余地。在特区最艰难的时刻,只有胡耀邦一人在唯一旗帜鲜明出来支持特区。傅高义曾经这么评价邓与胡之间的差异:“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邓小平时代》第404页)。傅高义的这个评价是比较准确的,胡邓虽然都是改革家,但是二人的风格的确有很大不同。

  胡耀邦与特区结缘已久,早在1980年1月,特区还没有成立时,他来深圳和珠海视察,就跟陪同他的习仲勋等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利用港澳的资金,广东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经济建设中先走一步。同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立刻加速了设立特区的工作,他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二次书记处座谈会就通过了设立特区的决议(1980年“41号文件”)。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7月,胡耀邦又三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特区问题,两次下发关于支持特区发展的中央文件。应该说,设立特区是邓小平的建议,但是在一线具体落实推动的则是胡耀邦、谷牧等人。

  (图一,1980年1月胡耀邦赴广东视察,习老去机场迎接。图二,胡耀邦、叶剑英听取习老、杨尚昆关于特区建设设想的汇报)

  1982年初,在特区最艰难的时刻,胡耀邦这位瘦小的老人,又挺身而出捍卫特区。需要知道这个时候的背景,这年即将召开党的“十二大”,一个“明智”的领导人往往会选择不说话、慎表态,而胡耀邦显然更多的是考虑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不计较自己权力上的得失。

  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讲话,明确回应那些认为对外开放是丧权辱国的观点,他指出:

  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加以曲解,把它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了一点问题就退缩。

  紧接着召开的两省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基本以批判为主,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尽管“凡是派”已经基本退出权力舞台,但是真正支持和理解市场化改革的人还是非常少。除了胡耀邦、邓小平、习仲勋、谷牧等少数具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外,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特区、市场这些新事物的。胡耀邦在当时的氛围中,还是尽量为特区讲好话,争取特区能够运行下去。

  胡耀邦为了反击那些很“左”的言论,不得不去从列宁“新经济政策”那里寻找依据,他说:

  列宁认为同国际资本交往是完全必要的,可以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如果跟国际资本交往,那就必然要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成为人家的附属品,这就排除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今天仍然要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办事。

  胡耀邦又说:

  对国际资本和港澳工商业者,要有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以正当手段来同我们做生意,要待之以礼,不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的资本家,那我们要抵制他们,不过应该用法律的手段。

  胡耀邦最后充分肯定了广东省这几年的改革成绩,他说,无论是习仲勋和杨尚昆,还是任仲夷和梁灵光,都是做得很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已经打开了一个可观的局面,“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

  胡耀邦对特区的殷殷之情,更体现在后续的两件事情上。第一件事是,很多政治局常委对两省座谈会上广东省委的检讨并不放心。胡耀邦又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你再来北京一趟吧。2月19日,任仲夷、刘田夫再度进京,胡耀邦与他们进行了彻夜长谈,并给他们支招,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吧,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这样广东才过关,这也是任仲夷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广东领导同志们称这次进京为“二进宫”。

  座谈会结束后,如何传达中央文件也是难题。任仲夷担心会议说了那么多批判特区的话,一来会引起干部思想的混乱,打击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破坏刚刚开启的好局面,二来会引起港商和外商的担忧,不敢再来投资。胡耀邦很干脆地告诉任仲夷:“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任仲夷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回广东对那些凡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话,都没有传达,广东干部的情绪被稳定下来了。

  傅高义曾经讲过,80年代他在广东调查经济改革,不少广东省的干部告诉他: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法设法提供帮助。任仲夷也说,提广东改革开放,胡耀邦也功不可没,这是历史,是实事求是。

  (1984年,胡耀邦第二次去蛇口视察,右一为袁庚)

  促成转机

  开完座谈会,对特区的质疑和否定也没有停下来。1982年3、4月报纸上连续出现《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痛哉,租地章程》等文章影射特区是租界。待下半年局势平静之后,胡耀邦开始寻找机会站出来支持特区。1982年11月2日,胡耀邦前往厦门特区视察,随同他前来视察的有胡启立和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等。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汇报说,特区建设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胡耀邦鼓励说:

  我们没有搞租界,也没有冲击民族经济,我们搞特区可以收取地租,还可以增加就业,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家尽可以放心去干。

  (1982年胡耀邦在厦门)

  胡耀邦在福建调研时,谷牧恰好也在福建,于是谷牧向他汇报几个月来在广东和福建调查特区的情况,二人商定,等胡耀邦回京后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争取扭转局面。11月15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谷牧提交的《汇报提纲》,并以1982年中央“50号文件”(全称为《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形式下发到全国。“50号文件”又给特区很多自主权,比如轻工业3000万元以下、重工业500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可以自主审批,允许外资银行在特区设立代表处,.特区产品出口,免征关税,特区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市场商品,也应免征关税等等。这个文件使得特区的形势明朗起来,年初以来深圳上上下下对停办特区的担忧消失了,街头有人放鞭炮庆祝。

  这时候老革命、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也帮了特区的大忙。座谈会后中央派章蕴带队到广东调查,章蕴在调查报告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特区的成绩。章蕴还在调查报告上给胡耀邦和邓小平写信,告诉他们特区建设的困难。邓小平看信后,马上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婉转地用这种方式,向中央高层表明他对深圳支持的态度。

  胡邓视察深圳

  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1982年下半年改革局势有不少好转,紧接着他又开始布局下一步改革,首先是1983年初他借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机会发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政治、社会各方面也要改革。紧接着2月展开深圳之行。自从1981年底之后,领导人都对深圳避而远之,整个1982年深圳就没有来过有分量的大领导来视察。胡耀邦来深圳无疑是释放支持特区的信号。

  胡耀邦在深圳首先肯定了深圳特区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同时,还希望深圳不仅要发展经济上要创新,其他方面也要创新。他说:

  不要把内地一套臃肿的官僚机构搬过来,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

  可见胡耀邦是想让深圳各方改革都有突破创新,这跟后来深圳在2010年前后的一些发展思路是一致的。

  (1983年胡耀邦在深圳,右二为任仲夷)

  胡耀邦还专门去视察了蛇口工业区,袁庚向胡耀邦汇报了蛇口计划实行直接投票选举管委会成员的设想,胡耀邦大为赞赏,说:

  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关汉卿有一出戏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通卜通又卜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

  袁庚还说:过去改革者都没有落得个好下场,从商鞅到康有为,任仲夷同志也说去年差点被“五马分尸”,但是我想我们在总书记领导下做改革,值得冒这个险冒险。胡耀邦听后对他说:现在的改革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是统治阶级压着不让改,现在是领导者带头督促下面改。然而,胡耀邦此后的遭遇却令人感慨,这是胡耀邦真心话,还是有意安慰袁庚的?

  胡耀邦离开时,为深圳题词 “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1983年的春节到来的很晚(2月13日),胡耀邦在除夕前夕来到深圳,一位当年接待耀邦视察的深圳市老领导告诉笔者,这让广东和深圳的领导干部一扫过去一年的阴霾和憋屈,轻轻松松过了个春节。胡耀邦的十六字题词也深得深圳大学创校校长张维(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推崇,成为他办学的指导方针,深圳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新星。

  待胡耀邦开了个头,杨尚昆、薄一波和刘澜涛等也随之而来,杨尚昆、薄一波与邓小平私交都很好,他们对深圳也做出了正面评价,因此到了6月份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胡耀邦更希望邓小平可以在关键时刻再支持一下,他找到与邓小平私交非常好的王震,问他:“能不能动员小平同志也去特区一下?”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王震和杨尚昆的陪同下来深圳视察。在视察深圳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依然表现的非常谨慎,深圳市领导邀请他讲几句话,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杨尚昆也给邓小平解围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

  邓小平离开深圳后,又去了珠海,并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消息传到深圳,市领导们都非常焦虑,不知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给珠海题词却不给深圳题。深圳市委马上派市政府接待办主任张荣到广州找邓小平给深圳题词。张荣曾经担任过陶铸的警卫员,与杨尚昆很熟悉。张荣找到杨尚昆,杨尚昆让他等待时机,但是等了两天仍旧不见回复。第三天(2月1日)已经是农历除夕,眼看就要过年,张荣心急火燎,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找杨尚昆,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的不错,今天早饭后或许有机会。果不其然,邓小平同意了题词请求,流畅地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最后的落款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

  (1984年邓小平为特区题词)

  对外开放全新局面的打开

  邓小平视察深圳并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行动,他在深圳、珠海视察的时候,胡耀邦也到汕头视察。两位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在特区,既表现了他们对改革事业的默契和相互支援,也说明当时改革的确是困难重重,即便贵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也只能以这样委婉的方式来为改革表态。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视察了福建和上海,胡耀邦则是广西和江苏,这是1984版的“南巡”故事(中国改革开放很多的破局就是通过领导人到各地巡视这种方式推开的,比如1980年为了给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开局面,胡耀邦和万里分头去西北和东北游说各省委第一书记)。

  春节的南方之行给邓小平带来了很大的信心,不仅对特区建设有了信心,并且产生了对外开放的进一步设想。我想胡耀邦那么支持改革,跟他不停各地亲自了解情况有关,但是邓小平已经年老,到外地不方便,所以他得到一手信息比较迟缓,表态也往往比较谨慎、比较慢。而北京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反对不停,就是在于他们压根就不去亲自看看,只凭想象去反对。胡乔木一开始对特区很不支持,但是去特区看了两次就改变态度了。

  (1986年胡耀邦在北海,听取沿海开放城市建设汇报,右一记录者为温家宝同志)

  2月24日邓小平回京后,立即与胡耀邦等人谈话,邓小平首先肯定了特区是个窗口,并且建议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胡耀邦此前也有这方面的设想,早在1982年他就跟谷牧商量,以后要在大连、青岛再开几个出口基地。1984年2月10日,胡耀邦在南京与外交部一位领导谈话时,又一次提出: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先搞几个特区与世界接轨,再扩大到沿海和内陆地区。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4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敲定了14个沿海城市的名单,本来只有13个,最后胡耀邦建议加上北海,因此,最终确定的数量是14个。在商定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开放区域名称时,由于之前某位领导人做过特区不宜增加的批示,因此,采用了李岚清的建议,叫做“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底又在沿海开放城市基础上,决定成立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沿海经济开发区,并于1985年初正式发布中央文件昭告天下。至此,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沿海开放城市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后来说1984年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设立沿海开放城市,二是中英达成1997年香港回归的协议,可见此事的重要性。

  1984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856个,超过1978—1983年之和,进出口总额也增长了19%。深圳的GDP这年增长了66%,总量已经达到广州的三分之一。特区终于告别阴霾,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5月23日胡耀邦陪同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马尔科维奇参观深圳,这是深圳历史上首次接待外国政要。当时南斯拉夫也在搞改革,胡耀邦显然是引以为傲地把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展示给这位贵宾,这也是胡耀邦生前最后一次到深圳。

  (胡耀邦在上海视察,时任上海市长陪同视察)

  从深圳特区40年的发展历史上看,1982年的“特区风波”的确是它最艰难的时刻,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在这个历史关头,胡耀邦是唯一旗帜鲜明挺身而出捍卫特区的最高层领导人,设想如果胡耀邦当时面对那么多的质疑随声附和,或者不闻不问,特区很可能就此夭折了,至少也要偃旗息鼓几年。我们分析历史人物要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可拔高个人历史作用,但是从80年代的很多决策来看,都是在改革陷入泥潭的时候,胡耀邦奋不顾身一推,改革局面就打开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特区风波如此,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也是如此。

  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诗人邹友开抑制不住悲痛心情写下了《好大一棵树》,词曰“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都为人类造福”。这首诗来概括胡耀邦在80年代初保护特区的事迹,也再也合适不过了,他用矮小的身躯撑起千万人的福祉,却燃烧了自己。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3.《陈云年谱(1959-1995)》(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4.《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5.《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

  6.《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

  7.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7.

  8.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下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9.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0.傅高义(EZRA F.VOGEL):《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1.傅高义(EZRA F.VOGEL):《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2.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3.吴南生 :《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14.关山、芦荻:《 任仲夷口述广东改革开放历程》,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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