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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胡耀邦与1982年的“特区保卫战”
作者:王明远      时间:2020-09-10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1982年初,深圳特区已经建立一年多,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81年深圳工业生产总值比1979年增长了3倍,财政收入增长了4倍,累计安置劳动就业两万多人。过去大批村民偷渡香港的现象彻底改变,边境上已经没有埋伏在山林中等着夜晚闯关的人群,反而还有不少人从香港返回深圳定居,撂荒的两万多亩耕地也已复耕一万余亩。

  然而,特区的创办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快。有的是出于部门利益考虑,担心中央给特区放权会削弱他们手中的计划审批权力。据统计,特区的特殊政策涉及到了中央64个部门,特区的很多改革都。深圳的重要拓荒者之一袁庚曾经感叹计划体制下官僚对改革的冷漠:人家才不稀罕你的“四化”、你的改革,人家要的是权益!

  更严重的则是一些人在意识形态上一直转不过弯来,还是用“两种制度你死我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把特区看做是资本主义侵略和腐蚀中国的窗口。中央书记处的一位成员到深圳看了一圈,回到北京后边吃饭边流泪说:“不打枪不打炮,城门上换旗号。现在真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谷牧听后颇不爽,质问他:有什么值得那么紧张呢,为什么不再去看一看呢?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休息期间,拍着胡耀邦的肩膀,叹着气说:“耀邦啊,你搞得那个特区是租界”……

  与此同时,1981年下半年起,随着改革的全面推进,高层和理论界对经济改革的质疑和否定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不少人认为改革开放步子走的太快了、走偏了,不能脱离计划经济体制。1981年底到1982年初,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对经济工作接连做了数次指示:1.农业经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不是说实行各种生产责任制以后,农业可以不要计划了,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2. 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3.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4. 国家建设必须全国一盘棋,按计划办事。

  后三条是对特区工作的一个紧急刹车。这个时候,原来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机构改革中被撤销,本来谷牧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更高级别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结果也受到上面的强烈反对,被降格为国务院办公厅编制下的“特区工作组”。

  此前不久,某书记处书记领导的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印发了一份内部材料,把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坚持计划经济,第二类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并列,第三类主张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分别实行计划和市场调节,第四类主张商品经济。第三、四类都被视为是政治不正确。薛暮桥因为说过“计划调节大部分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而不得不在他自己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座谈会上违心地作检讨,甚至有领导人说他的主张体现了他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刘国光也因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受到批评。

  总之,1981年一改前几年思想解放的潮流,出现了一股较为强大的声音的对要求对市场化经济改革和兴办特区刹车,甚至是要求取消改革、回归计划经济(改革史研究称之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新旧思想的交锋”),并通过东南沿海走私事件爆发出来。

  广东福建经济领域的一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上对电视机、录音机、成品衣服、手表等物资的需求大大扩张,然而国内供应紧俏异常,无法满足社会上的需求,“走私经济”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广东海面上有走私船5000多艘,不少渔民不打渔了,加入走私队伍。走私固然是一种丑恶的经济现象,但是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些严重问题,比如:1. 计划经济下,只有政府外贸公司才有进口权,而外贸公司进口的物品又少又贵,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2.轻重工业倒置,1978年至1980年重点建设项目和设备引进仍然放在重化工业,计划部门对日常生活用品依然很漠视。很多走私行为的动机也很复杂,有些地方把走私看作是获取发展地方经济的“第一桶金”的办法,海丰走私猖獗时,政府把走私的货物廉价买下再卖出去,所得利润交给地方财政。“走私经济”从法律上看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映射出个人和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强大欲望,也是计划经济失灵的一种必然恶果。

  引起高层一些人不满的还有广东、福建在改革中的其他一些做法。比如,特区的大规模建设,违背了1980年某位领导人提出来的“削减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消费,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经济局势”,“三年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的方针,认为这会增加经济风险。这位领导人一直强调全国经济一盘棋,特区建设无疑被视为是打乱了全国经济调整的步骤。

  再比如,广东在全国率先进行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原126种统购统销产品,取消了85种。广东省的价格一放开,市场活跃起来,邻省商品大量流入,加剧了这些省份的供应紧张。此外,广东在改革中外汇猛增,到江西等紧近省份大量收购商品,进行出口,进一步打乱了这些省份的计划。因此,引来周围省份和国家相关部委的不满。

  这些经济问题发生以后,本应该客观分析事情,像1978年习仲勋处理“逃港潮”一样,一方面对违法行为采取控制措施,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制度出现了哪些问题,消灭问题发生的根源。但是这次,所有问题都被怪罪到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福建两地省委领导不力上。

  两省经济问题座谈会

  迫于高层一些人的激烈反映,胡耀邦不得不在1982年1月11日、2月11日至13日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广东、福建的经济问题。会上不断有人上纲上线,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回忆说:“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中央书记处的某位书记一开口就把这个事情定性为是一场阶级斗争:对反走私贩私的斗争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当前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的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现象。2月13日,在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发言时,他又插话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一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并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对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一位广东省委领导后来回忆听到这个讲话后当时的感受是:不禁感到背心发凉!

  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中央文件,下发全国。文件称“重温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教导,联系实际,总结经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  把打击广东福建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上升到“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的高度。文件严重高估了广东、福建经济犯罪的危害性,认为“已经比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并指出“这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破坏腐蚀的体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消失了的一些“文革”文风和论断又重新出现在这个文件上。

  广东省领导普遍对会议上劈头盖脸的批判感到很委屈,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吴南生(深圳首任市委书记)在散会后愤愤不平地说:“中央发那样的文件,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文件不通的呀!”

  座谈会还提出了对特区乃至整个粤闽两省经济的一系列收紧和削权措施,包括:1.把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2.制止从国外进口日用消费品向内地倾销,制止以高价从全国各地收购农副产品向国外出口,提倡使用国货;3.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坚决反对“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的危险现象。

  1982年的“特区风波”给整个广东经济都带来严重影响,是改革初期的一场倒春寒。4月份经贸部派出100多人在广州等地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监督和领导进出口工作,进口数量、价格和规格等必须由中央统筹安排。广东进口电视机的等17种货物,必须由中央签发的运输许可证才可以销往内地省份。深圳举办的一场交易会也被认为是“违法”而被取消,签订的协议也被作废。1982年到1984年广东外贸总额年增长率不到1%,其中1982年下降了7%,这是广东改革史上很少见的停滞和倒退。

  两次书记处会议之间,恰逢邓小平来广东过春节,面对气势汹涌的对特区的批评,他也表现的很谨慎。任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但是,邓小平还是跟任仲夷聊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则叮嘱任仲夷:“中央确定的政策(指中央关于严打经济领域犯罪的通知,笔者注)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谨慎之外,又留出了很多余地。

  胡耀邦挺身而出、捍卫特区

  此时,胡耀邦成为中央最高层中,唯一旗帜鲜明出来支持特区的领导人。傅高义曾经这么评价邓与胡之间的差异:“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代,傅高义在调查广东经济改革时,不少广东省的干部告诉他: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法设法提供帮助。胡与邓虽然都是“改革派”,但是二者推动改革的方式却有很大的差别。

  胡耀邦与特区结缘已久,早在1980年1月,特区还没有成立时,他来深圳和珠海视察,就跟陪同他的习仲勋等商量:我们能不能在沿海搞个橱窗,允许老百姓跟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如果能吸引一部分有钱人回来投资,那可以利用的资金就是现有资金的好几倍,甚至好几十倍,广东可以充分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在经济建设中先走一步。同年2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立刻加速了设立特区的工作,他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二次书记处座谈会就通过了设立特区的决议(1980年“41号文件”)。1980年下半年到1981年7月,胡耀邦又三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特区问题,两次下发关于支持特区发展的中央文件。应该说,设立特区是邓小平的建议,但是在一线具体落实推动的则是胡耀邦、谷牧等人。

  胡耀邦尤其关注深圳是否是能在计划体制下突围的问题。1980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有关部门叫停,胡耀邦对此事批示道:“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 蛇口的基础建设又遭遇上级有关部门的“卡脖子”,胡耀邦对此再做严厉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在胡耀邦的授意下《南方日报》就此事专门在头版头条谴责“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9月25日他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起蛇口的困难:“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事后,有关主管官员都被撤职,并派国务院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去了解实际情况。

  1980年12月,袁庚去北京开会,胡耀邦通知他到中南海勤政殿会谈,当时袁庚是招商局副董事长,一个厅局级干部,这个级别的干部一般没有机会到中南海向总书记汇报工作,可见胡耀邦对特区建设的极为重视。袁庚反映最多的还是中央部门对特区干扰的问题,胡耀邦勉励他说,虽然困难重重,“应办的事还是要办”,并直爽地问他“你究竟要多大权力,把你的要求写个报告给我”。

  1982年1月,在特区受到党内高层多位有分量的领导人的言辞激烈批评后,胡耀邦依然在1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发表了支持特区和对外开放的讲话,来回应那些把发展特区等于是丧权辱国的言论,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录到《胡耀邦文选》,题名为《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胡耀邦指出:

  1.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加以曲解,把它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立起来,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要克服两种倾向:一些人在外国人面前自惭形秽,以为外国一切都好,我们什么都不行;一些人却又深怕对外开放,以为不开放或少开放,才能天下太平。

  2.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但是不能因为出现了一点问题就退缩,我们应当总结经验,把对外经济关系搞得更好。一定要善于看大局,看到事物的总体和发展的前景,有战略眼光,而不要目光短浅。

  3.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只有通过对外经济联系借助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尽快地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才能使我们面临的困难得到更为顺利的解决,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4.我国的国内国际条件都比较有利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为了赚钱或者为了摆脱经济陷于萧条和危机,都愿意发展同我国的经济交往。

  2月11日至13日的两省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基本以批判为主,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尽管“凡是派”已经基本退出权力舞台,但是真正支持和理解市场化改革的人还是非常少。除了胡耀邦、邓小平、习仲勋、谷牧等少数具有敏锐眼光和宽广胸怀的人外,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特区、市场这些新事物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不自觉寻找那些阶级斗争理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条来解释。胡耀邦在当时的氛围中,还是尽量为特区讲好话,争取特区能够运行下去。

  胡耀邦为了反击那些很“左”的言论,不得不去从列宁“新经济政策”那里寻找依据,他说:列宁认为同国际资本交往是完全必要的,交往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如果跟国际资本交往,那就必然要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成为人家的附属品,这就排除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今天仍然要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办事。胡耀邦还介绍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的实行的国营企业“租让制”。

  胡耀邦还提出,对国际资本和港澳工商业者,要有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以正当手段来同我们做生意,要待之以礼,不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与他们之间完全是生意问题,没有什么抵制和反对腐蚀的问题;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的资本家,那就理应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有的还要根据法律提起诉讼。

  胡耀邦最后充分肯定了广东省这几年的改革成绩,他说,无论是习仲勋和杨尚昆,还是任仲夷和梁灵光,都是做得很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而且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已经打开了一个可观的局面,“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胡耀邦的发言无疑是此次座谈会对特区最有力的支持声音。

  任仲夷等广东省领导在座谈会结束后,刚刚回到广州三四天,胡耀邦又亲自给任仲夷打来电话,告诉他会后中央书记处将座谈会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一些常委对广东省的自我检讨并不放心,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他们觉得广东省委对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胡耀邦为了让任仲夷尽快过关,特意让他再来一趟北京。2月19日,任仲夷、刘田夫再度进京,胡耀邦与他们进行了彻夜长谈,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任仲夷在检讨中说了很多违心的话,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次向中央写检讨。而这次进京经历,被广东领导同志们称之为“二进宫”。任仲夷递交完检查,请求胡耀邦不要取消对特区的特殊政策,胡耀邦明确表示特区应该继续办下去。

  座谈会结束后,如何传达措辞如此严厉的会议文件也是难题。有中央领导建议任仲夷等回广东后,要发动全省大辩论,深刻反思问题,以统一认识。任仲夷担忧很多,一是觉得大辩论,很可能搞成大批斗,引起干部思想的混乱,打击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破坏刚刚开启的好局面;二是怕引起港商和外商的担忧,不敢再来投资。任仲夷对胡耀邦说:“现在珠海码头附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 耀邦听后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任仲夷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回广东后低调处理传达会议精神。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会前,很多人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然而,会上对那些凡是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都没有传达。会后任仲夷提出了“三个更加”的政策: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并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方针,这一年任仲夷还三次到深圳支持特区建设工作。广东省的地方改革积极性被保护下来。

  转机

  待局势平静之后,胡耀邦开始寻找机会站出来支持特区。1982年11月2日,胡耀邦前往厦门特区视察,随同他前来视察的有胡启立和水电部副部长李鹏、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江泽民等。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汇报说,特区建设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胡耀邦鼓励说:我们没有搞租界,也没有冲击民族经济,我们搞特区可以收取地租,还可以增加就业,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家尽可以放心去干,没有什么可怕的。

  胡耀邦对福建领导同志保证:中央对福建、广东采取特殊政策,搞四个特区的方针是不变的,坚持开放政策与打击经济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他还说,我们不能像京剧《法门寺》里唱的眉邬县令“在马上心神不宁”那样,而是要快马加鞭,把对外开放搞好。项南同志借此机会,向胡耀邦提出:“应该将厦门特区从中央批准的湖里2.5平方公里,扩大到厦门全岛”。胡耀邦听后明确地表态说:“应该突破2.5平方公里的限制”。

  胡耀邦在福建调研时,谷牧恰好也在福建,于是谷牧向他汇报几个月来在广东和福建调查特区的情况,二人商定,等胡耀邦回京后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争取扭转局面。11月15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谷牧提交的《汇报提纲》,广东、福建负责特区工作的领导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汇报提纲》在12月3日以1982年中央“50号文件”(全称为《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形式下发到全国。

  “50号文件”首先充分肯定了特区的成绩,继而又在提出了支持特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1.给予特区更多自主权,对于不属于中央统一管理的工作,可以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法令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置;2.轻工业3000万元以下、重工业500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特区政府可以自主审批;3.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允许外资银行在特区设立代表处,未来外资银行可有步骤到特区开业;4.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当实行优惠待遇,产品出口,免征关税,特区进口自用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市场商品,也应免征关税;5.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6.特区可以在中央组织部安排下,在内地招聘专门人才。

  这些政策比之前的1979年的“50号文件”又有巨大的进步,也一扫特区终于摆脱了1982年初以来的惊恐和不安。文件发布后,深圳街头有人放鞭炮庆祝。

  另外,中纪委派出的由章蕴带队的调查组,也在12月形成了调查结论。已77岁高龄的章蕴不辞劳苦在广东住了好几个月,她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特区的成绩。她还连续三次致信胡耀邦并转邓小平,反映调研时看到的特区面临的困难。1982年12月20日,章蕴在第二封信中说,当地干部群众希望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把手脚再放开一些,加速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不要多变。邓小平看了这封信后,12月22日马上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12月31日,章蕴在第三封信中又提出,一年多来特别是1982年以来,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弄得广东特殊、灵活余地越来越小,步子越来越迈不开,“仲夷、田夫、灵光等同志为此很伤脑筋”。邓小平再次批示:“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

  邓小平通过以批示章蕴的调查报告和信件的形式,婉转表达对特区工作的支持,他强调把中纪委的报告印发给政治局委员阅读,无疑也是向政治局表明态度。由于章蕴是资历很深的老革命,所以她的调查报告也非常有分量,很大程度上堵住了那些反对特区人的嘴。任仲夷回忆说,自从小平同志批阅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

  胡耀邦视察深圳

  局势渐渐好转后,胡耀邦即在1983年2月展开深圳之行,释放对特区和开放工作支持的信号。胡耀邦于7日抵达深圳,他的到来让任仲夷喜出望外。胡耀邦在听取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汇报工作后,告诉广东和深圳的领导同志:你们不要有什么压力,我看深圳特区搞得不错,应该说已经闯出了一个新局面,我给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贯彻了中央办特区的意图,你们应当身心愉快,大胆工作。

  梁湘反映,深圳通信设施落后,与港澳和海外联系不方便,极大困扰了特区经济发展,现深圳市政府与香港一家电信公司合作,由这家港企出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成后交给邮电部管理运营,但是邮电部却一直不同意。胡耀邦听后说:深圳的方案这么好,不花国家一分钱,为什么邮电部不愿意,中国还有许多“保护落后”的事情,自己不改革,也不许别人改革。随即让秘书打电话质询邮电部,邮电部立即派一名副部长来深圳落实方案,这个事情得以解决。胡耀邦还批评说,办特区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地方的事情,任何部门、任何人应该关心特区的发展。

  胡耀邦在深圳的第三天来到蛇口工业区,蛇口当时并不隶属于深圳特区,是一个独立单位。管委会主任袁庚说:总书记在1月20日的报告(指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关于全面改革的讲话),我们深有体会,报告的每一条都说到我们心坎上了,从上到下都能这样办,国家就大有希望,特区建设步伐也会大大加快。

  袁庚还重点向胡耀邦汇报了蛇口在管理制度创新的设想,计划采用直接投票选举的办法,产生工业区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组成后每半年进行一次信任投票,达不到过半数信任票的班子成员,随时改选更换。袁庚说,现在党政干部普遍有一种坏风气,只怕上头的官,不怕下面的群众,要改变这种风气就要改革人事制度,要有群众监督。

  袁庚的设想受到胡耀邦的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关汉卿有一出戏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通卜通又卜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

  胡耀邦还告诉深圳特区的领导,你们虽然经济搞得不错,但是其他方面没有创新,把内地一套臃肿的官僚机构搬过来,这不行,要创新;特区是新事物,要允许探索,以后还要继续摸索,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可见胡耀邦对深圳特区的保护不仅抱着发展经济的目的,而是期待深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都做好表率。

  袁庚还说:过去改革者都没有落得个好下场,从商鞅到康有为,任仲夷同志也说去年差点被“五马分尸”,但是我想我们在总书记领导下做改革,值得冒这个险冒险。胡耀邦勉励说:现在的改革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是统治阶级压着不让改,现在是领导者带头督促下面改。

  胡耀邦离开时,为深圳题词 “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1983年的春节到来的很晚(2月13日),胡耀邦在除夕前夕来到深圳,一位当年接待耀邦视察的深圳市老领导告诉笔者,这让广东和深圳的领导干部一扫过去一年的阴霾和憋屈,轻轻松松过了个春节。胡耀邦的十六字题词也深得深圳大学创校校长张维(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推崇,成为他办学的指导方针,深圳大学成为当时教育改革的新星。

  邓小平视察深圳

  1980年、1981年,很多领导人抱着好奇或支持的心态来深圳看看,但是到了1982年就没有领导愿意来深圳了。待胡耀邦开了个头,杨尚昆、薄一波和刘澜涛等也随之而来,杨尚昆、薄一波与邓小平私交都很好,他们对深圳也做出了正面评价,因此到了6月份邓小平高兴地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

  局势稍微有点好转,1983年下半年又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事件,深圳再一次被推倒风口浪尖,很多人认为特区自由化泛滥,是精神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一些经济学家因为支持特区搞市场经济也被指责是“精神污染”。胡耀邦希望邓小平可以在关键时刻再支持邓小平一下,他找到与邓小平私交非常好的王震,问他:“能不能动员小平同志也去深圳一下?”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王震和杨尚昆的陪同下来深圳视察。市委书记梁湘汇报完工作后,请邓小平讲几句话,邓小平依然表现的非常谨慎,熄掉手中的香烟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杨尚昆也给邓小平解围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

  邓小平先后视察了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渔民村、电子厂和蛇口工业区。邓小平一路只看、不发言,但是表露出轻松的神情,在离开深圳前的午餐上,一口干了袁庚敬的一杯茅台。26日下午,邓小平又到珠海视察,在离开珠海之际,邓小平应珠海市领导的请求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辞,消息传到深圳,市领导们都非常焦虑,不知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老人家看了三天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哪怕是批评也行。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市政府接待办主任张荣到广州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辞。

  张荣曾经担任过陶铸的警卫员,与广东省委领导和杨尚昆都熟悉。张荣找到杨尚昆,杨尚昆让他等待时机,但是等了两天仍旧不见回复。第三天(2月1日)已经是农历除夕,眼看就要过年,张荣心急火燎,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找杨尚昆,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的不错,今天早饭后或许有机会。果不其然,邓小平同意了题词请求,流畅地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最后的落款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以及用心的良苦。

  鉴于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巨大权威,他的表态是对特区最强有力、最决定性的支持。邓小平题词也等于是给深圳送了一个最好的新年礼物。

  对外开放全新局面的打开

  邓小平视察深圳并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行动,他在深圳、珠海视察的时候,胡耀邦也到汕头视察。2月5日(正月初四),胡耀邦兴奋地对汕头特区干部讲:“小平同志在珠海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为深圳题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有问题可向谷牧同志讲。”

  两个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在特区,既表现了他们对改革事业的默契和相互支援,也说明当时改革的确是困难重重,即便贵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也只能以这样委婉的方式来为改革表态。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视察了福建和上海,胡耀邦则是广西和江苏,这是1984版的“南巡”故事(中国改革开放很多的破局就是通过领导人到各地巡视这种方式推开的,比如1980年为了给联产承包责任制打开局面,胡耀邦和万里分头去东北和西北游说各省委第一书记)。

  2月24日邓小平回京后,立即与胡耀邦等人谈话,邓小平说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胡耀邦此前也有这方面的设想,根据谷牧日记的记载,早在1982年4月20日他就谈起这方面的事情,当时“特区风波”闹得正凶,但是胡耀邦“一如既往,态度甚积极,他主张在大连

  、青岛再开几个出口基地,不要使出口分量,大比例落后在香港之后。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1984年2月10日,南巡中的胡耀邦在南京与外交部一位领导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了,先搞几个特区与世界接轨,再扩大到沿海和内陆地区。可见两人在南巡中得到了相同的感受和想法。3月18日胡耀邦在接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时明确表示,中国将从辽宁至广西选择若干城市采取特殊政策,欢迎外国企业前来投资。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4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敲定了14个沿海城市的名单,本来只有13个,最后胡耀邦建议加上北海,因此,最终确定的数量是14个。在商定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开放区域名称时,由于之前某位领导人做过特区不宜增加的批示,因此,采用了李岚清的建议,叫做“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底又在沿海开放城市基础上,决定成立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沿海经济开发区,并于1985年初正式发布中央文件昭告天下。至此,我国全方位对方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

  沿海开放城市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后来说1984年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设立沿海开放城市,二是中英达成1997年香港回归的协议,可见此事的重要性。1984年,全国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856个,超过1978—1983年之和,进出口总额也增长了19%。深圳的GDP这年增长了66%,总量已经达到广州的三分之一。谷牧说,形势发展比以前的料想要快得多,终于迎来了对外开放的好时候。

  1984年,深圳终于告别了料峭寒风的早春,进入“阳光明媚”、“姹紫嫣红”(谷牧语)的时节。5月23日胡耀邦陪同南斯拉夫最高领导人马尔科维奇参观深圳,这是深圳历史上首次接待外国政要。当时南斯拉夫也在搞改革,胡耀邦显然是引以为傲地把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展示给这位贵宾。

  这是胡耀邦生前最后一次到深圳,8年之后,胡耀邦已经离开人世,88岁的邓小平为了推动下一场改革,也开启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深圳之旅。深圳总是与中国的改革,与改革政治家们联系在一起,留下了太多令人感动的故事。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3.《陈云年谱(1959-1995)》(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4.《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5.《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

  6.《胡耀邦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

  7.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7.

  8.满妹:《回忆父亲胡耀邦》(下卷),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9.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10.傅高义(EZRA F.VOGEL):《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1.傅高义(EZRA F.VOGEL):《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2.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3.吴南生 :《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 》,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14.关山、芦荻:《 任仲夷口述广东改革开放历程》,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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