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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生:深切缅怀敬爱的耀邦同志——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作者:陈瑞生      时间:2020-07-31   来源:
 

  每当我思念胡耀邦同志的时候,都会悠然地对他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虽然他的身躯并不伟岸,但他的光辉思想,他的优良作风,他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他对人民的大爱,他对党和国家所做出的贡献,却远远高于那雄伟的泰山,宽于那无疆的大海。

  我敬仰他,热爱他。他无愧于人民的儿子,无愧于当代的一个伟人!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就拜读过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他的文章思想深邃,生动感人,具有一种吸引力,感召力。他能唤发青年的热情和理想,增长青年的道德和情操。尤其是他的讲话和演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和号召力。那时,我和一般青年一样,对于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耀邦同志,充满着深深的敬仰和爱戴!

  1977年7月,我有幸调到中央党校工作。这时,我对耀邦同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了解。他到中央党校时,除了带了一个秘书外,他设有带任何一个工作人员,连勤务员和司机都没有带。

  呈现在他面前的中央党校,同“文革”前的中央党校相比,早已面目全非。美丽的校园变成了一片军营,所有的房子几乎全部被部队占领,绿化地变成了果园和中草药植物园。原有的教研人员和后勤人员,相当一部分调离中央党校,其余的人大部分还在河南西华黄泛区“五七”干校劳动。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明确要求,在9月份一定要举办开学典礼。其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耀邦同志没有任何畏惧,而是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勇于担当,知难而上。

  在“文革”中陷于重灾区的中央党校,其领导权仍由“四人帮”的余孽所把持。所以,耀邦同志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党校的领导班子问题。他组建校委和党委,经中央批准后,领导党校复办的筹备工作。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房子问题和组建教师队伍、后勤队伍问题。

  关于房子问题,耀邦同志打报告给中央,请总参迅速将部队迁出党校,再由党校后勤部门将住房和教室维修好,准备安置返校的和新调来的工作人员以及开学后的学员居住。这件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十分困难。好在华国锋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同志兼任第一副校长,他们对党校的复办工作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否则,要总参三部这样一个部队机关及家属迁走,谈何容易!

  第二个问题是,组建教师队伍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按惯例办,那就会形成远水解不了近渴。无奈,只好从各高校、党校和宣传部门的理论骨干中调来中央党校充实教师队伍。此项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下调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执行。我本人就是由耀邦同志点名从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来的。此事我来时并不知情,而是来党校报到时,才由时任组织处(局级)处长汪琼同志告诉我。

  总之,第一批调来的教学人员,都是采取这种办法调来的。以后,才采取正常的商调办法由全国各地陆续调来。

  我来党校后,立即投入了教学和开学典礼的准备工作。

  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我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稿。

  一天,哲学教研室领导通知我到某甲级楼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开会,记得与会者有好几位同志。同我合写叶帅讲话稿的是政冶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位女同志。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我高兴地同他握手问好,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坐吧。你就是陈瑞生呀?”我回答说:“是的。”他说:“你是从普通高校来的理论教员,到党校后,要尽快熟悉党校教学工作的特点。”我点点头。

  人到齐后,他便开始对我们说:“你们要认真地把叶帅这篇讲话稿写好。讲话稿要体现出历史转折关头党对理论工作的要求。这就是,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组织是非、路线是非重新纠正过来。教学要以原著为主,自学为主,课堂教学和辅导为辅。要组织学员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列原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重点研究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耀邦同志对写好叶帅在开学典礼上的这篇讲话稿考虑得非常细致。以至于这篇讲话怎么开头,分几个问题讲,怎么结尾,都详详细细地给我们做了交待。而且,他还要我们看看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更有趣地是,他以作报告的口气,向我们示范了这篇讲话的开头语:“同志们,今天,中央党校开学了!我向党校全体学工人员表示热烈地祝贺!……”

  耀邦同志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实在令我感到十分钦佩。他指导我们应该努力地把这篇讲话稿写好。

  可遗憾的是,那位女同志突然在会上打退堂鼓,认为自己很难完成这项任务。于是,也给我泼了一瓢凉水。她作为党校的一位老教员都不敢写这篇讲话稿,我这样一个刚刚踏进党校大门的新兵,就更没有勇气来承担这项任务。但我当场并没有发表意见。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有些辜负耀邦同志的希望。

  回到教研室,我向吴江、韩树英同志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我深感党校的同志因为经历不少政治运动,一些人仍心有余悸。而我这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伙”,又何必去勇挑这个重担呢?于是,我也选择了放弃。这项任务我没有完成,使我感到十分的愧歉。

  这篇讲话,后来又指定其他几个人写,均未完成。最后,我听说叶帅这篇讲话稿是由耀邦同志亲自执笔写成的。

  第二件工作是依照耀邦同志的要求,为选编出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写简介。

  哲学教研室认真地挑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节选)、《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辯证法的要素》、《谈谈辩证法问题》、《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书信》、《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节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等。

  耀邦同志要求我们把选出来的这些哲学原著印成16开的单篇。在每一篇原著的前面写一个几百字的简介,以便学员把握每篇原著的基本精神。写这样一个简介,看似容易,写起来确有相当的难度。写简介的作者,必须自己首先对原著读懂吃透,然后用简洁的文字,高度地准确地概括出原著的精髓。我记得我参与了《辩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简介的起草,最后和付云龙合作完成。

  关于教学与研究问题,耀邦同志一直鼓励我们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大胆地解放思想;要研究新情况,探索新问题。他指出,对待教研人员,不要扣帽子、不要打棍子、不要装袋子。而且明确提出,“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在理论上要敢于突破“文革”时期设置的禁区,要勇于把“四人帮”颠倒的政治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组织是非、路线是非重新颠倒过来。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最突出的贡献是,他亲自发动和组织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首先责成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撰写真理标准的文章。研究室的孙长江同志承担了这一任务。正在撰写的过程中,《光明日报》的总编杨西光同志送来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题目相似的文章,请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帮助审阅修改。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要孙长江同志将两篇文章合在一起进行修改。文章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其锋芒切中要害。在写的过程中,耀邦同志做了许多具体的指导,最后由他终审定稿。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首先刊登了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即5月11日,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几大报纸转载了此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和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将永远载入光辉的史册!

  耀邦同志具有高度的自律性。他对工作既有大刀阔斧的魄力和胆略,又有精雕细刻的认真和耐心。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家住在北京灯市西口富强胡同,距离中央党校很远,往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工作,他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党校。前面提到的那套甲级楼,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卧室。听说只有星期三晚上和星期日才回家。他平易近人,态度谦和,从来不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下属发脾气。听说有一期《理论动态》没有按时出版。他问编辑部是什么原因?编辑部的同志告诉他,是因为印刷厂没有及时印出来。于是,他亲自到印刷厂去了解情况。印刷厂的负责人告诉他,是因为检字工人没及时把字捡出来。他二话没说,直接到检字车间和工人一起检字。他没有批评任何人。可从此以后,《理论动态》五天出一期,期期按时出版。这就是耀邦同志的为官之道。

  耀邦同志除了工作外,还广交朋友。所以,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

  我有两三次都是受老同事和朋友之托,到他办公室或家里登门拜访,他都热情地接待了我。

  一次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老同事要我为他递交了一份求职信。这位老同事的父亲张凡同志是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的老同事。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正同吴江同志谈事。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把来意同他说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他。事后不久,这位老同事便调到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

  再一次是,中国科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几个年轻同志想看望耀邦同志,并向他请教几个问题。当时,我以为耀邦同志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几乎是很难抽出时间来接待这几位年轻同志。所以,我甚感为难。可是,出于对这几位老同事的情面,我鼓起勇气,还是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反映了这几位年轻同志的要求。真没有想到,耀邦同志竟然同意了。于是,第二天,我领着这几位科大的老同事直奔他的办公室。耀邦同志热情地接待他们,并认真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耀邦同志对待青年人是那样随和,那样开朗,不断地发出朗朗的笑声,使几位年轻人深深感到轻松愉快。最后,离别时,他还同几位年轻人一一握手送到门口。

  还有一次是,记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青年学者来找我。他告诉我,他写了一本“天安门事件”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想请耀邦同志看一看。我同这位青年学者是在1978年夏天,在呼家楼朝阳区党校由哲学所召开的全国真理标淮讨论会上认识的。那时他作记录,有时也发发言。他谈到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他的观点。所以,当他来到中央党校找我,要我把他写的书稿转交耀邦同志看看时,我欣然同意了。他走后,我把他写的书稿看了一遍,我觉得他写得很不错,文笔也很好,可读性很强。于是,我把这位年轻学者的书稿直接送到耀邦同志手里,请他拨冗看一看。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位年轻学者打电话问我,他的书稿耀邦同志是否看完了没有?于是,我找耀邦同志问了一下情况。他把书稿退回给我。记得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现在给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还需要等等时间。”于是,我把这位年轻学者关于报导“天安门事件”的书稿退回给他。耀邦同志在书稿上没有批一个字。我估计书稿他是看过了的,只是对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这样的大事,他个人不便于轻易表态而已。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其实,早在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胡耀邦同志就及时地回到党校向各单位骨干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出的八项决定。记得哲学教研室是耿立同志去听取耀邦同志传达的。耿立同志听完传达后,又及时向我们教研室的同志传达了。我当时在笔记本上迅速记下了传达的八项决定:

  (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为因所谓“二月逆流”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的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三)现已查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是一起重大错案,应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四)彭德怀曾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

  (五)陶铸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将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六)将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

  (八)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

  我深深感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大家的强烈要求所作出的这八项决定,都包含着胡耀邦同志的一份功劳。听了耀邦同志的这个传达,我的心情十分振奋。我们的党虽然犯过错误,但敢于自身纠正错误。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光明磊落的。由此,我对党充满着希望。我深信,严冬过去,春天一定会很快到来。

  我最后一次看见耀邦同志是在1985年夏天,他来到党校参加学员的毕业典礼。先在礼堂前广场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留念,然后给我们作报告。那次毕业典礼,我被校领导指定为教师代表在会上发言。学校安排发言的代表先坐在左前方的第一排等待。当照相结束后,耀邦同志首先大步流星地进入礼堂。当他走过我旁边时,我亲切地叫他一声:“胡叔叔你好!”可是他步履怱怱,直奔舞台。似乎并没有听见我的问候声。

  耀邦同志这次的报告内容是讲形势、理论、理想。他这次讲话的情绪很激昂,他经常会站起来,甚至会用拳头敲桌子。当他讲到党内不正之风时,他站起来提高嗓门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然后,他用拳头猛地敲了一下桌子,震得麦克风嗡嗡响。看得出来,他的讲话是有所指的。他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疾恶如仇,十分愤怒!

  当他讲话结束时,他直接宣布:“散会!”于是学员代表和教师代表的发言就没有安排了。

  耀邦同志一生勤政清廉、公道正派、耿直坦诚、处处以身作则,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疾恶如仇。他心系群众冷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几乎是走遍了所有老少边穷的地区,看望了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他的心始终是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的。他是人民爱戴的好领袖。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当他的工作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被迫无奈地辞去了总书记一职。

  天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

  1977年12月,他已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履新,担任部长,他为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而费尽了心血。没有想到他自己又蒙冤受屈。在耀邦同志落难时,竟然有人会恩将仇报,甚至他培养的接班人也对他落井下石?这情何以堪!

  公道自在天理。人民心中都有一杆称。在耀邦同志逝世后,苍生泪洒京城,无数的群众为他挥泪送行。那悲伤愤懑的场面,在今后的神州大地上恐怕不会再有了。

  根据家人的意愿,将耀邦同志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德安的共青城。在一个荒山顶上,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共青城的青年人为老领导修建了一个简朴的陵园。陵园面向烟波浩淼的鄱阳湖,山下的远处,就是他提议创建的共青城青年垦殖场。“共青城”三个大字,是他亲笔题写的。从此,他将静静地安息在这块他曾经工作过、战斗过的红土地上。

  我曾三次踏着七十三级台阶登上耀邦同志的陵墓,祭拜这位永远令人景仰和爱戴的人民领袖。我向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敬献了花篮。我流着泪,拿起笔在缎带上写上:“敬爱的胡叔叔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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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生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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