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参观胡耀邦故里
·胡耀邦逝世24年..
·在胡耀邦身边工..
·改革开放人物志..
·耀邦说,他们说
·亲历胡耀邦拨乱..
·口述历史:胡耀..
·尊重科学,从人..
·鼓励讨论,开放..
 
 
·吴小莉专访胡德..
·【1978】致敬:..
·叶选基:叶帅在..
·学习时报:胡耀..
·情绿三华山
·11亿中国人民为..
·郑仲兵:胡耀邦..
·胡耀邦的公仆品..
·胡耀邦的读书 ..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怀念耀邦 >> 怀念文章
满怀博爱与真情的胡耀邦
作者:      时间:2020-07-07   来源:
 

  真情即指真实的情感、情谊,包含着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真情也是人们所说的人的本心的感情。成语说真情实感,没有实实在在的感情,就没有真情。真情都不是矫揉造作的,都不是装出来的。

  为什么写胡耀邦非写一篇他的真情呢?因为大人物是高高在上的,往往能够掩饰其真情,表现出一些虚情假意来,让人捉摸不透。胡耀邦不是这样,一看就知道他在做什么、想什么。本节研究胡耀邦的孝子之情、率真性情、博爱之情、患难之情。

  孝子之情

  孟子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亲爱父母为仁,尊敬兄长是义。耀邦的父亲从湖南老家来看他,生病住院,不幸逝世。他悲恸得很,哀哀哭泣。身边同志劝他节哀,他一边哭一边说:“我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孝敬他了,他只穿一个冬啊!”说罢,又伤心大哭,康乃尔(团中央秘书长)说:“要为党珍惜身体啊!”他静了一下,抽抽咽咽,泪流满面说:“多好的父亲啊,从来没有打过我一次!”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们过着难熬的苦日子。胡耀邦对家人说:“老母亲在旧社会受尽了人间的苦楚和折磨,好不容易熬到解放,现在又遇上过‘苦日子’。我们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但不能亏待她老人家。全家每天只吃一顿细粮,要给老人家增加一顿大米稀饭。”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有关规定可以吃细粮,多供应一点物资,他总是尽量留给老母亲享用,有时宁愿自己不吃肉,也要偷偷地夹在母亲的饭碗里,深情地说:“娘,我年轻顶得住,你不能缺少营养啊!”他教育孩子们说:“小孩有吃在后,要留给奶奶吃。”

  这时,受审的胡耀邦,正关在团中央大楼里。长子胡德平心急如焚,骑着自行车将噩耗告诉父亲。胡耀邦坐着三轮车,与儿子胡德平急匆匆地来到医院太平间。夫人李昭已在这里等候多时,当亲人们正准备三鞠躬,与亡人作最后告别时,胡耀邦用浓重的家乡话撕心裂肺地喊着:“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号啕痛哭,顿时,泪如泉涌,鞠躬之时,不禁全身颤抖。胡德平从旁凝望父亲的痛哭失态,泪水也夺眶而出。

  胡耀邦唯恐惊动母亲,望着母亲那消瘦布满风霜的脸庞,深陷微闭的双眼,他让悲伤的泪水悄然流淌。

  胡德华开始挣工资了,想给家里买东西,胡耀邦并无异议,他还鼓励胡德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家人买礼物。

  率真性情

  万里的次子万仲翔以及小儿子万晓武,则向笔者叙述了发生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的一幕——当粉碎“四人帮”特大喜讯时,非常兴奋的胡耀邦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

  生活会结束之后,胡耀邦在怀仁堂门口失声痛哭,那是掩饰不住的真性情。

  在事隔多年的1960年,耀邦向他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回忆“AB团”往事时说:我那时还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实在受不了,我哭了。那时我比较胖,人们都叫我“小胖子”,但从那之后我就成了“小瘦子”,直到现在也没再胖起来!

  林牧回忆,胡耀邦在陕西第一次见面的印象:“胡耀邦披了一个旧军大衣,嘴上叼了根中华烟,旁边跟着几个干部,一边说话一边走路,还一边抽烟。他到了常委会上和其他第一书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就讲话,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过去其他的书记不一样,哪有这样随便的:他军大衣往身上一披,扣子也不扣,手上拿着一根烟,大摇大摆的,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夸夸其谈。”

  1965年年三十吃年夜饭。大约下午五六点钟,在宝鸡一间礼堂里吃晚饭,当工作队员都到齐了,胡耀邦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吃团圆饭,我宣布两条纪律:一条是今天吃的饭叫五爪抓饭,南方出身的工作队员,习惯用筷子吃饭,但今晚用筷子就没有饭吃。”说完,他掩起衣袖,展开五指,抓一把饭就吃,引起全场大笑;接着,他宣布另一条:晚饭后都去跳舞,男队员不跳,明天照样有饭吃,女队员不跳明天没饭吃,这更引起哈哈大笑,全场鼓掌。

  他与同志的关系极好,也很尊重同志。比如,医生劝他少抽烟,一天只能抽五支。随行的李参谋管着他的烟,他找参谋要烟:“再来一支烟。”“三支了。”“没有,刚两支嘛,不要赖嘛。”书记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跟李参谋讨价还价。哪有一点儿领导人对下级同志的派头?!天真、顽皮!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说过:你瞧耀邦叔叔打牌,他的牌拿在手上,另外三家儿都能看到。聂卫平说耀邦手里有好牌,身体就好动,邓小平有好牌就看不出来。

  胡耀邦心里容不下东西,随时会说出来,胸无城府。当然他也是容许别人流露真情。贝璐瑛说:“这中间,当然会提及‘中央文革’,提及江青。冷嘲热讽,说什么话的都有,张口大骂的也有,好像耀邦叔叔家是个自由的天地,只有在这里可以无所顾忌地说三道四。大家说这些时,耀邦叔叔若在场,也听着,从来不管,更不制止。”岁月的流淌让亲友、坊间逐渐理解了耀邦———不是“冷血傲骨莫问亲”,而是“身正行范严律亲”。

  胡耀邦自己常常是自然而然地把真情随流露出来。1952年7月,胡耀邦被调到北京,当时风传他将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正当胡耀邦踌躇满志时,他却被任命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事后胡才得知,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两位候选人:他和陈丕显,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胡耀邦私下有些牢骚:“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

  王元元说了一件事情:“在耀邦叔叔家住下,我为当兵的事去找过一个海军的人,他态度比较冷淡。从未感受过世态炎凉的我受了很大的刺激,晚上回来就发烧了,躺在李昭阿姨的房间。第二天都没能起床。德平去买了蛋糕,放在外屋的桌上。大约十点钟的时候,耀邦叔叔来到外屋。他隔着窗子问:“元元,你发烧了?”我说:“嗯。”他说:“现在怎么样?”我说:“不要紧。”他说:“你不要动啊,听我来唱个歌给你听。”说着,他就唱起了《走上高高的兴安岭》。他发音很准,唱得很用心,特别抒情。那歌声就像清泉一样沁入了我的心田,我立刻就觉得病好了。在歌声中我穿好了衣服,悄悄推开门,看见耀邦叔叔坐在火炉旁,他面对火炉,手里拿着火筷子,打着拍子凝神唱着,我望着眼前的画面,静静地听着,感到特别的温馨。心中一片阳光灿烂,那点阴影被驱散的干干净净。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耀邦叔叔家。家里一片欢腾,和当初周总理逝世时的气氛真是两个世界。耀邦叔叔也精神焕发,赞赏地对我说:“小贝,那次批判我的会上,我在台上看到了,凡是喊小平和我的口号,你都没举手。我当时真是很欣慰,没有白疼你们!”

  在1983年访问日本时,照常是流露真情。记者回忆胡耀邦进神户人工岛参观回去时候情况。一小时后,参观完了,大家陆续走出了大厦。突然,耀邦同志急匆匆离开队伍,冲上便道,令所有的保卫人员大吃一惊!

  原来,耀邦看见华侨中学的孩子们还站在那儿,等待欢送总书记。耀邦冲过去,接着一个中学生,心疼地问:“站累了吧?冷不冷?……”他在那地站了好一会儿。

  几个保卫人员也赶了过来。我追过去想拍照时,耀邦已经转过脸来,生气地问:“怎么能让孩子站这么长的时间?”到日本后,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生气。

  到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大家欢迎耀邦讲话,耀邦张嘴就问:“那些欢迎的学生站了多久?”

  负责欢迎的同志说:“站了不久。”

  总书记问;“怎么不久?”

  “欢迎你,站得再久也没关系。”

  总书记连连摇头:“不好不好,这是让我脱离群众嘛!”

  领事馆的同志检讨了几句,又说:“你站在那儿同孩子打招呼,群众很高兴。”

  耀邦一摆手:“你们至少站了一小时,学生至少站了一小时,我站一分钟还不应该吗?”

  一个领导人始终认为平民的地位和他平等,群众为他做了一点事他便觉得欠了老百姓的情,这样的领导人一定会事事替老百姓着想,他怎么会不受群众的爱戴?

  记者在跟随胡耀邦访日时,有这样一件事:在筑波发生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突然,外交部新闻司的郑祥林同志跑进来问:“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哪儿?”

  见我们不知道,他又跑着走了,只来得及说了句是:“28层。”

  28层!我们几平同时站了起来,一古脑钻进电梯。

  原来,耀邦牺牲了午休的时间,主动要求要见唱歌的那15位日本青年——兵库县洋上大学的学生们。

  “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告诉你们。”我们赶到休息室的时候,谈话已经开始,耀邦正在笑容满面地询问这些青年。

  多么和谐的气氛啊。十几个日本青年问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少数民族等问题,耀邦不但详细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而且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平均工资、文化程度,甚至连平时爱唱什么歌都问到了。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总书记又主动和他们合影,并再三叮嘱记者,照片洗好,每位日本青年一定要送一张!耀邦还对日本青年说:“如果没有收到照片,可以写信跟我要!”

  从28层下楼时,我在电梯里采访了一个叫福岛始的青年。他还沉浸在激动中,连声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们原来最多是希望胡总书记能听见我们的歌声。事先没有安排,我们不敢想象总书记会接见我们。没想到贵国领导这么好,打破了外交惯例,和我们谈话,又如此和蔼可亲……”

  梁漱溟对胡耀邦四字评价是:“通达明白”。

  瞿逢说:“我因工作的关系,接触过很多领导人,唯有耀邦同志那一张带着坦荡、真诚、童趣的笑脸,一直在深深印在我心中,和他短暂的认识,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只要想起,耀邦同志的音容笑貌总是非常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就像和自己生活了很久的亲人一样。”又一次胡耀邦接见大家之后回来路上,又下车了,后面跟着一个贴身秘书,当我们都在诧异的时候,耀邦同志直径向我走来,我赶忙迎上前去,万分激动地和耀邦同志握手,我的眼泪就在眼眶旋绕,耀邦同志对我说,“小瞿同志,你讲得很好,你很有才华,辛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耀邦同志连说两个谢谢。我的眼泪终于止不住留下来,没有这么激动过,不是对高官的敬畏激动,而是耀邦同志的人格力量感染着我。耀邦同志拉着我的手说,“来,小瞿,我们两个人照张相”。这张照片,就是耀邦同志上车之后又下来和我照的。我一直珍爱的放在身边,挂在我的厅堂,无论我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都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想着耀邦同志的勉励,一心为公,一心为民,不谋私利,不尚奢华,积极进取。

  成人之美

  贝璐瑛说:耀邦叔叔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去他们家,开始先同耀邦叔叔和克实叔叔的孩子们聊天,另外还有两三个年轻人。聊着聊着他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个男青年。他个子很高,但看上去像个娃娃,我还以为他是一名中学生。这青年很健谈,高谈阔论,颇有一点炫耀自己,我也没在意。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看那人怎么样?”我随口说:“不怎么样。”胡德平说:“这是我爸爸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我大吃一惊,便进屋去问耀邦叔叔是不是这么回事,他只是笑,不说话。我说:“耀邦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了解他吗?”他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郭化若是那青年的父亲。我又问:“你了解他吗?”他却仍然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但和同级、上级的关系往往不太好。不过,这么多年来,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说:“我是问你了解他的儿子吗?”他笑着说:“郭化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的儿子,你自己去了解,你自己去看嘛。”我当时真有点哭笑不得。不过,这青年后来真成了我的丈夫。

  胡耀邦还写过一些诗词,赠送的却是他一面未识的同志,如甘肃作家姜安同志。姜安同志是一位坚强与疾病顽症做抗争的女作家。她写过一篇文章,记述我的二弟刘湖出生不久,就因父母要上前线,无奈将他送给延安的劳动模范刘世昌同志的故事。1988年,她又来信问候我父亲的身体,父亲有感提笔而做,并且连作三首诗,最后一诗是这样写的:

  沧桑变化寻常事,

  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

  怜取卿卿锦绣文。

  第一句似乎是指他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变化。第二句则是指人间的悲欢离合,大概也包括他对家庭的情感和责任。在战争年代,父母亲把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送与他人,即便是相熟的同志,毕竟心情也不会是那么平静的,怎不牵肠挂肚?母亲送来亲生的儿子并多次探望刘家,嘱咐刘家:一,一定要给孩子讲卫生,二,要到上学年龄时一定让他上学。一一嘱咐妥当,才随父亲奔赴前线。后两句则是夸奖姜安同志的文章写得好,把文章比喻为从天上偷取下来的锦绣文章。这就有可能给予作家以动力、鼓舞、信心!

  他还特别器重有学问、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李宗仁的私人医生×××,是最早到延安去的医生,能做心脏外科手术,是有名的一把刀。我们在南宁时,他也在那里,当时已88岁了,曾来看望过耀邦同志。他说要搬回成都去住,已给他找妥了房子,但表示冬天没有暖气,怕冷。耀邦就告诉有关方面,希望帮他解决暖气问题。离开南宁回北京前,还专门要送他一份礼物,李昭同志只好找了两瓶好酒给他送去。

  傅聪一度是“叛国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呢,领导人对他更是加小心了。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傅对《人民日报》广告不满意,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

  没过几天,一些原定发表的广告和新闻忽然不发了,约定的记者采访也取消了。傅聪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觉得困惑、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李春光说:“不知道。”恰在此时,一天晚上,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告诉我:中央党校高级班一个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人民日报》刊登那样大的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此信作了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记忆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天傅将离京赴沪。我见到他,他的情绪显然不太好。当晚,我一夜未睡,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400字稿纸十几页,当不少于4000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向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对党校信件那个批示不妥,我听说之后十分不安。我想,你如果了解有关情况,就不会那样批示了。次日,我把信稿送给赵渢同志看(赵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也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我说:不能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乎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那信我一字未删,中午12时半,我骑自行车把它送到中南海东门,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后来,书记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下午2点,胡一上班,就读了我写的那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次日,胡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的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母亲情怀。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博爱之情

  对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交往不交往?交往的程度深不深?是检验一个人有没有博爱之情的关键。底层的人包括挖煤的工人、犯人的家属、被打倒的干部的家属、子女等等。也就是说,被社会遗弃之人,你交往的多,说明你就是具有博爱的胸怀。

  1979年冬,耀邦同志到郴州、零陵考察,听熊清泉说省地煤矿的工人得矽肺病的多。胡耀邦马上问原因,熊清泉说:“可能与用工制度有关系,省地矿用人多,又多是固定工,在矿下时间长了,矽肺病多,休工疗养的也就多了;而县社煤矿用人少,又是轮换工,农忙务农,农闲挖煤,轮流下井,矽肺病少,休工疗养的也就少了。”胡耀邦又插话:“省地矿能不能学县社煤矿的办法,都用轮换工?”我说:“当然可以,但要在用工制度上进行改革。”“改革的阻力在哪里?”我说:“阻力主要还在自己,首先是观念的转变,从国家固定工转到农民工,这个阻力就不小呀!再就是体制的改变,这就牵涉到煤炭主管部门和煤矿本身,改革以后煤矿归谁管,干部算哪一级,这都是问题。”耀邦同志听了以后,不断点头。他明确地表示:“煤矿用工制度一定要改为轮换工或合同工。从减少矽肺病这一点出发也要下决心改。”体谅个人健康的心情真的是有一些急不可耐啊!

  1981年12月,溆浦县副食品公司营业员金佑生4岁的男孩金华武在外面玩耍时突然不见了。金家人悲痛万分,他们在报纸、电台刊登广播了寻人启事,还跑到湖南、山东、北京等省市的200多个地方寻找,费时近2年,行程达3万公里,可孩子仍然杳无音信。金家人到了绝望的边缘。1984年1月,耀邦到溆浦县考察。闻讯赶来的金佑生把一封请求党中央帮他寻找孩子的信交给了胡耀邦的随行人员。没想到,仅5天之后金佑生就收到中央信访部门的一封来信。来信询问他丢失孩子的模样、特征和丢失时的情况。读着这封来信,金佑生一家人泪水扑簌簌往下掉。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被一个犯罪团伙拐走的金华武终于找到了!这消息传到了中南海,胡耀邦高兴地说,信访部门“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王金锐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特务集团黑干将”,在监狱待了3年,被开除党籍、公职,勒令退职还乡,押送到十几岁时就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就成了“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她成为真正的社会弃儿。她说: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来到北京灯市西口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了小院,走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我轻声问:“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17岁参加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我想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同志,心里比较紧张。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我怕打搅他看书,他说:“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也知道点外面的事;没人来我就看书。”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还问了农村的情况。临近中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他招呼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让我与他们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一次,我那六岁多的三女儿突然发高烧,咳喘很重,服感冒药不见效。我背着她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经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约需准备几百元钱。回来的路上,在瑟瑟寒风中,我犯愁地往前走着。东单三条离富强胡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看耀邦同志,当时我并非想向他求援,只是心里烦,想找他诉说。天色渐晚,我跨进了小院,耀邦同志招呼我,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了。我说:“有时定不下心来,学不下去。”耀邦同志说:“学习得下狠心,得抢时间。”我问候了几句,即告辞要走。耀邦同志让李昭同志招呼我吃晚饭,我推辞不吃,说家中有事。等他们听我说了三女儿发病住院的事后,耀邦同志说:“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我们支援一下。”我道了谢,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想办法。但李昭同志很快就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你拿去,我们现在也不富裕,但一定得支援一下。”我还想推辞,耀邦同志说:“你赶快走,救孩子命要紧,急性肺炎有危险的。”我谢了耀邦夫妇,出来我打开信封,见信封内装有400元钱。当时的4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救孩子命要紧”,这句话一直萦回在我耳旁。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热泪滚滚。后来两家多次来往,体现了一个领导者与普通平民平等的博爱情怀。

  “文化大革命”中,李葆华先是被指控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安徽的代理人”、“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被两报一刊社论点名批判,宣布打倒。“文化大革命”十年,李葆华有6年多是在被揪斗、被关押、被押往全省各地巡回批斗中度过的。

  李葆华夫人田映萱回合肥后,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求助。信请谁转呢?她想到了虽未“解放”但行动已比较自由的胡耀邦。

  她与胡耀邦夫人50年代初同在京棉一厂工作,曾去过胡家,胡耀邦非常热情,一下子抱着她说:“哎呀!是李大钊同志的家属呀!”此时,只有向他们求援了。胡耀邦和王震很快把信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12月19日,就李葆华妻子田映萱来信要求将李从关押处放出住院治疗事,打电话给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要求立即将李葆华放出送往医院检查身体。22日又再次打电话催问。25日,李葆华获释。”

  韩仲元是一个犯了罪的犯人。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写信,反映他在锦州市的弟弟韩仲元因为父亲“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送农村,失去上学机会,走上犯罪道路而被判刑。解放后韩仲元没有工作,一家几口生活十分困难,韩洪烈要求有关部门能为韩仲元安排适当工作。这一封普通的海外来信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要求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到锦州去看看,过问一下这件事。11月初,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来到锦州,和锦州市的同志一起了解韩仲元的近况,决定为他安排适当的工作。当中央信访的同志去看望韩仲元时,韩仲元痛苦流涕地表示要不辜负党的关怀,重新做人,努力工作。胡耀邦赞扬中央信访部门的同志们这件事办得好。在中央信访部门的报告上,他又写了一段话:“我是希望各部门直接办事办案的。一切部门,第一要如实反映情况,第二要亲自解决问题。没有第一条,我们这些人可能变成瞎子聋子,但如果没有第二条,我们这些人还是‘无兵司令’,受制于人。党内不干事和干坏事的人永远会有。如果我们事事都照转,坏人就要钻这个空子,欺负我们不办事而更加胡作非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办成一件事,一年就办成了五十多件事,一百个单位每年就能办成近六千件。这样,正气就会吹遍全国各个角落,坏人就会大大收敛和减少,风气就会大大好转。”胡耀邦是希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人民办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能无所事事。

  姜达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姜达雅回忆,1954年我与爱人赵维田分别在团中央和中国少年报社工作。没料到1967年老赵被打成反革命,自己遭诬陷,女儿赵薇患了精神分裂症,在病中被打成反毛泽东的现行反革命,生活不能自理。政治上蒙冤,人格失去了尊严,加上债台高筑,我真扛不住了,曾想自缢,求个解脱。……我走投无路,不得不去找老赵的领导——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没想到他是那样平易近人,我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一诉衷肠。当他听到赵薇在病中,双手被绑吊在橡树上鞭打,至今手腕仍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时,他沉着脸站起来说:“简直是法西斯兵团!”当他听到赵薇受摧残致使病情加重,生活不能自理,兵团甩包袱,一推了之时,他义愤填膺,右手握拳说:“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同情地给我出主意说:“首先,要求平反,这样才能解决治疗费,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时一听“平反”二字,我简直吓了一跳,那年头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四人帮粉碎后的一天,老赵去看胡耀邦。耀邦关切地问:“你怎么样?”老赵委屈地说:“被专政了10年,还不平反,看来阻力很大。”耀邦听了站起来,右手挥拳激动地说:“你给我挺住,坚决地给我挺住!”他愤然地说:“全国像你这样的,不是10万,40万,而是上百万。”他说耀邦已亲自出面要云南省委书记李启明伸张正义,为赵薇平反。果然不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来了为赵薇平反的消息。我惊喜地问自己:时隔6年了,他怎么还记得赵薇,他为啥亲自出面为她平反?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曾经说过:“我要为青年一代打抱不平!”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胡耀邦不仅仅是为被迫害的人打抱不平,而是有一颗充满人情味的良心!有一种博爱情怀。

  患难之情

  1988年春,谭启龙赴京参加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得知胡耀邦因病在京住院治疗,即抽空前往医院看望。谭启龙的到来,使胡耀邦很是欣喜,两人尽情叙谈。胡耀邦还坚持要谭启龙把家人都叫来,一起吃顿饭。席间,谭启龙劝胡耀邦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到处走走,散散心,以利于早日恢复健康。胡耀邦说:“我也这么想过,除掉散散心,也做些调查研究。”两人在倾谈中,胡耀邦回忆了在苏区受迫害的难忘岁月,他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庆幸碰到了三个好领导:一个是冯文彬同志,一个是顾作霖同志,再一个是张爱萍同志。没有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何能得以‘双脱险’呢?”

  同年夏,胡耀邦身体稍有好转,即去胶东视察、游览。9月返京路过济南时,特意停留一天,打算与居住在济南的老战友谭启龙见见面。不料,谭启龙因身体有疾已于日前去了上海检查、治疗,因而未能如愿。

  陈丕显也是胡耀邦的老战友,其子陈小津。胡德平说: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这是多么心直口快的建议啊,没有一点点保留。

  胡德平说: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作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

  胡德平回忆裴昌会与胡耀邦的来往:第二次是“文革”后期的1975年年初,裴老来京参加四届人大。昔日身体修长、有着军人仪态的裴昌会在“文革”中严重致残,走路蹒跚,行动不便,但仍笑容可掬。父亲还未彻底“解放”,没有工作。他仍丝毫不介意地请裴老吃午饭,虽然他的处境比裴老还不如,席间居然还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裴老也听之欣然,答之陶然。散席后,父亲对我和妈妈说:“文化革命,对人不起,身体搞成这个样子,真对人不起!不要说哩,裴老是旧军人,有些旧军人还有些旧道德哩!知道做人的道理。他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有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坏话。”感叹唏嘘之余,又忍不住说了好几句“真对人不起!”

  裴老当时想到香港探亲,既为亲人,又为民族。但他拿不准。特意请他的孙女裴丽珍带话给我,让我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又似沉吟,又似成竹在胸地说:“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文革’时,很多人搞裴老的外调材料,找到我,我一直这样说,解放前的裴昌会死掉了,起义后的裴昌会一直跟党走。他有亲人在台湾,他们可以在香港见面嘛!”

  不忘旧友,多年之后还在怀念他们,甚至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他们的后代。在解放太原的时候,胡耀邦想亲自去国民党部队策反黄樵松谈判,结果上级没有批准,让晋夫等同志去了。当黄樵松与晋夫共同制订了起义计划,将要高举义旗的时候,被他一手提拔为二十七师师长的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黄樵松和我方的参谋处长晋夫、侦察参谋翟许友一起被阎锡山逮捕。阎锡山从搜得黄樵松身上的徐向前的信中,误以为晋夫即胡耀邦,觉得逮捕了中共高级将领,可以邀功请赏,便将他们押送南京,交蒋介石军法处决。南京方面判处“胡耀邦”、黄樵松、王正中3人死刑。不久,晋夫、黄樵松和王正中三人在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翟许友被判无期徒刑。胡耀邦是个感情丰富、注重友情的人,他还始终惦记着翟许友的下落。翟许友被关在南京,南京解放后得以释放,并回到山西作战部队工作。胡耀邦得知后,感到莫大的欣慰。后来托人四处打听,胡耀邦夫妇才知这两位烈士安葬在雨花台烈士陵园,他俩曾前往陵园向晋夫和黄樵松烈士遗像敬献花篮,以告慰烈士忠动。

  就这样,对普通民众,对社会底层的人,对患难之交,都体现了耀邦的博爱情怀,这是人间的宝贵精神财富。

  1《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2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715页。

  3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4《林牧回忆录(五)》陪胡耀邦“百日新政”。

  5吕峥:《领袖的春节|胡耀邦学唱《我的中国心》《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7-01-22

  6王尧:《我陪耀邦书记进藏侧记》,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7-01-16。

  7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8贝璐瑛:《历史、人民不会忘记他》《同舟共进》,2007年第9\10期。

  9《胡耀邦逝世19周年纪念:流芳正气总盈盈》,南方网2008年04月15日。

  10舟自横:《“耀邦太天真了!”——杨西光评价胡耀邦》,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1-08-29。

  11王元元口述延滨整理:邢小群(一):《日常生活中的胡耀邦》。

  12贝璐瑛:《历史、人民不会忘记他》《同舟共进》2007年第9\10期。

  13《1983年胡耀邦访日侧记——记者眼中的胡耀邦》《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专题特辑》,2007-08-30。

  14《1983年胡耀邦访日侧记——记者眼中的胡耀邦》《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专题特辑》,2007-08-30。

  15陆铿:《胡耀邦访问记》

  16瞿逢:《青山依旧在,伟人可安息》,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7-01-19。

  17贝璐瑛:《历史、人民不会忘记他》《同舟共进》,2007年第9\10期。

  18胡德平:《追思追远语纷纷》《新京报》,2010年4月7日。

  19刘崇文:《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20李春光:《胡耀邦当年如何处理傅聪回国演奏问题》《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

  21熊清泉:《耀邦同志鲜为人知的往事》,爱思想网2009-04-27。

  22《爱民深情——胡耀邦二三事》《新闻图片报》,1989.5.30.

  23王金锐:《胡耀邦与一个“沦落人”的真情交往》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4王金锐:《胡耀邦与一个“沦落人”的真情交往》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5宋霖:《胡耀邦两次帮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李大钊家族史研究》,2009-10-21

  26《胡耀邦怎样处理来信来访要“如实”要“亲自”》《文化报人物》,第105期,2007年2月5日。

  27姜达雅:《胡耀邦救了我一家》《炎黄春秋》,2010年2期。

  28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316页。

  29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333页。

  30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39页。

  31陈利明:《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此文为网友推荐,请作者与我们联系。)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满怀博爱与真情的胡耀邦
钱江:胡耀邦重走泸定大渡河铁索...
丁品:胡耀邦在黄湖农场
钱江:胡耀邦最后的山水间远行:...
王志勇:胡耀邦:人民政府没有限...
钱江:胡耀邦与归来“战俘”翟许...
钱江:胡耀邦和岳阳楼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京公网安备110102006329    电话:010-82997384转813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