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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勇:胡耀邦:人民政府没有限制人民搞生产的权力
作者:王志勇      时间:2020-06-03   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近日,“微成都”官方微博发出一条“推行两个月,成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成效远超预期”的消息,其中写到“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1595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8260个,大型商超占道促销点88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16384个,增加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临时投放点位5034个,增加就业岗位8万个,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这则短短一百多字的消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在很短的时间里阅读量已达300多万,并有积极的评论。

  摘录几条有代表性的热门评论如下:

  何兵:“摊贩满足了市民的需求,活跃着城乡的交流……”

  华夏HUAXIA:“城里一个摊,乡下一块地,多少人就可以安身立命。”

  最爱天下无双:“我家门口现在一到夜晚,就是一条美食街了!简直就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才是人间烟火啊!”

  纸上速评:“手动点赞,全国推广,还原街市活力,重启人方便不打拥堂,让萧条的街道有了丝丝烟火市井气。”

  Adonisxi:“给成都点赞,所谓‘市容’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摆摊影响的只是不食烟火懒政者所谓的‘容’。规范好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红火了,大家消费也方便了,才是真正美丽的‘市容’。”

  Tiesla-Suzhou:“……经过成都看到路边有很多餐车,没有觉得市容差,反而觉得这个城市有‘锅气’”。

  东上海:“……市场力量之大超乎想象。”

  彼岸花园酋长:“支持成都的做法,毛细血管打通了,大动脉才能运行!”

  媒体报道,最近成都开放了近四万个地摊摊位,很多人开始地摊创业。老百姓对政府实施的这一灵活市场政策,如此的积极拥护。不由让我想起胡耀邦对搞好集市贸易的积极主张和一贯支持。

“要让农民‘赶场’,这是商业最大的问题”

  有必要先交待一下大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不断壮大,集市贸易不仅退居辅助地位,而且容易背负“投机倒把”的罪名。那时,在决策者看来,工商资本家乃至小商小贩都有投机性,都可能搞投机倒把。在全国上下开展“社教运动”时,胡耀邦主政陕西,运动的直接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投机倒把。

  1965年胡耀邦在安康地区调研时,对关系百姓生活的贸易他观察的很细,讲话很多,不仅在会场跟各级干部讲,还在大街上跟老百姓讲,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在唠家常式的谈话中,提出主张、鼓励干劲。

  调研中,胡耀邦了解到当地政府对集市贸易管得过死,限制商业流通,老百姓换个常用的针头线脑都难。他与当地干部座谈时有个讲话,特别强调集市贸易的不可替代性,他说:

  “今天我主要不去讲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而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集市贸易。有些东西,我们的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是代替不了的,要农民互通有无。具体讲,就是把集市贸易搞好,也就是你们这里老百姓说的,要把‘赶场’组织起来,这是当前商业最大的问题。要让农民‘赶场’,要把投机倒把和社员的互通有无区别开来。”

  胡耀邦不仅是讲这么几句高屋建瓴的话,他还进一步剖析地说:

  “农民为什么养鸡?他有几个鸡蛋,卖上六七个,跑到市场上买一把线呀,一根针呀,这些东西你供销社咋管得了?他的核桃没有多少,只有一斤半斤,你供销社又不收,他拿来就是要换点儿东西回去嘛。自留地的红苕、黄豆、花生八分钱、一毛钱一斤,你就叫投机倒把吗?我看,一不是投机,二不是倒把。困难,卡死;卡死,困难。越卡越困难,越困难越卡死,这叫恶性循环!……主要还是为了互通有无,发展经济。农民的互通有无,什么时候都得有。”

  要知道,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食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在集市贸易是私有制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表现的思想认识下,各地收回小商小贩 的证照,扩大计划收购的范围,把土特产品也纳入统一经营范围,导致自由的集市贸易范围大幅萎缩,严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胡耀邦对这些不尊重人性,不考虑群众实际需求的做法是反对的。可想而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对活跃集市贸易的明确支持,是需要多么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呀!

  “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

  在安康调研的过程中,胡耀邦喜欢独自到街上了解实情,这个城乡结合的城市到处冷冷清清,街面上没有店铺开门。

  在一处人群聚集的地方,他看到几个人围着一个老农模样的人说:“你就卖了算了,不然,市管人员来了抓住,你就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一分钱也得不到。”老农胆怯地说:“这是我家自己吃的,实在没法,才来卖的呀!”

  在宁陕县城的大街上,他也看到类似的情况。一农村妇女提着竹篮子,竹篮里有几根葱,却用一块布半盖着,农妇看到披着大衣干部模样的胡耀邦就急忙用布把篮子盖严实,转身找地方躲避。这种偷偷摸摸的紧张神情,今人可想而知,肯定是如做贼般地忐忑不安。

  胡耀邦快步上前问到:“为啥要躲?你卖的啥?”

  农妇支支吾吾地说:“我不卖,这是送人的。”

  胡耀邦没有再追问下去,心平气和地说:“你多种一些蔬菜,可以供应城镇,机关干部也要吃菜嘛!”

  一句话让农妇放下了戒备,应声说到:“不敢卖。发现了,晚上要在队上挨批斗。”

  胡耀邦给农妇壮胆,说:“不要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没走多远,还遇到同样胆战心惊卖柴的老人。胡耀邦对老人说:“给你们家里人和邻居说,街上缺柴,多背些柴上街来卖。你就给大伙儿说:共产党允许农民进城卖柴。”

  老人这才高兴地说:“我们卖把柴,就想买点儿盐。”

  胡耀邦深知,几千年来农村集市是商品流通的最基层形式,对于农民来说,可以交换商品,还可增加收入。但经过实地调查,现实情况令他忧心忡忡,别说增加收入,连老百姓最基本的“为买而卖”的交易行为都受到限制。

  用两分法解决集市贸易问题

  胡耀邦也是生活在那个时代局限中的人,他固然知道集市贸易有不可替代性,是商业的组成部分,而且并不缺乏经济效率。但在时代既定的讨论模式下,如何既尊重市场规律,搞好人民生活,又不违背中央的既定经济政策,这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

  胡耀邦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也是个善于学习,且会活学活用的思想理论家。面对难题,他善于用有哲学思想的工作方法去破解。

  经济如何搞活点儿?手段是什么?他说:“生产要赶上去,但是不要慌乱,头脑要清醒,工作要积极。要有两分法。”他结合安康实际把当地干部要掌握的经济政策归纳为五点,重点讲了用两分法解决集市贸易的问题,哲学地把“为买而卖”的互通有无和“为卖而买”的投机倒把作了区分。

  “把集市贸易很好地领导、组织起来,把商业工作搞活一点儿。我们的国营商业、供销社不可能代替群众的互通有无”。

  这是他在这次调研中第二次强调集市贸易的重要性。

  “完全把集市关死,对我们不利。不能把机倒把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混为一谈。农民不可能生产他所需要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集市贸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合法的,是个补充。‘日中为市’,互通有无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理论上讲,农民是为买而卖的,这叫简单的商品流通,它可以导向投机倒把,但它本身不产生剥削,不产生什么利润。有些人是为卖而买,这叫资本流通,它产生利润,产生剥削。因此,集市贸易有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和明显的生活实际问题。互通有无和投机倒把要分清。……所以的集镇都要赶集,要向有关部门讲清,防止乱没收。”

  胡耀邦用两分法分析问题,要求当地干部扭转错误的思想认识,解决群众“为买而卖”的实际需求。

  时至今日,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城市管理与小摊贩经营之间,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堵与疏的博弈问题。

  给决策者点赞

  对1965年胡耀邦在安康的这次调研,安康市的表演艺术家陈纪元老人有一段回忆:胡耀邦到安康之前,市场一片萧条,农民进城卖点儿土特产,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心惊胆战。64年夏末,他想给高龄母亲买点柿子吃,刚在房檐下和卖柿子的老农谈好价钱,准备上秤时,戴红袖章的市管人员来了,没收了老农的柿子,还把他买杮子的事告到单位,并教育他:不要做违反市场管理的事。胡耀邦在安康讲话之后,他大大方方地在街上买了几个红苕回家。

  之前为了生计偷偷摸摸卖土特产的老百姓,得知胡耀邦的讲话后,也敢挎着几斤花生、几斤羊油,在街上大方地喊:“卖花生了!”“卖羊油了!”

  时至今日,当地有过那段经历的老人对那段历史都记忆犹新,对胡耀邦敢于突破禁锢,不顾个人政治安危,一心为民的担当赞不绝口。

  人民政府没有限制人民搞生产的权力

  胡耀邦对集市贸易的支持态度是鲜明的,在他主政的八十年代,出台的各种文件一再强集市贸易、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必须消除种种顾虑,大力发展。八十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到“农村个体商业和各种服务业”要“经营灵活、方便群众”;“办好农贸市场”; “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的内容。1984年4月,胡耀邦在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的讲话,能反映他的这一经济思想,他说:

  “集市贸易是农民自己的商业,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商业网点,它不仅可以促进商品交流,活跃市场。……政府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人民政府为人民,只有帮农民找生产门路的义务,没有限制人民搞生产的权力。”

  这一时期,党中央的科学施政,使城乡集市贸易成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通道,贸易市场又向大而多发展,促进了商品流通,对调节城乡余缺,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在上述微博评论区仅留下“给成都决策者点赞”这几个字,没想到获得网友认同,推到评论区热度之首。可见,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决策者遵循市场规律制定的利民政策,会得到人们的真心拥护。

  2020年5月14日

  注:文中胡耀邦讲话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1965,耀邦早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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