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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胡耀邦和他的第一位秘书
作者:钱江      时间:2020-05-15   来源:《世纪》2016年02期
 

  1948年8月,原来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的胡耀邦(1915—1989)调任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兵团(即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他有了比较固定的秘书。而且从这时起,秘书这个岗位就始终伴随胡耀邦,终其一生。胡耀邦的第一位秘书是贺明,原任晋绥军区机要股长,是太原战役开始前调来的。

  原来,胡耀邦刚到兵团的时候,安排了一位姓潘的秘书,因生病无法承担工作,这才调来了贺明。

  贺明调到兵团部以后,经历了太原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策动守城敌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起义、但后来消息走漏而失败的过程。黄樵松起义失败后,规模宏大的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配合主要方向作战,徐向前兵团对太原之敌围而不攻,战事平缓下来。

  最初感受,胡耀邦有浓厚人情味

  进入1949年1月,当秘书不久的贺明向胡耀邦提出,他在参军后没有回过家,现在看来太原攻城战还要等一段日子,他的家乡在200华里外,现在希望探亲回乡看望父母。

  胡耀邦批准了贺明的请求,给他一个星期假期,往返路途4天,可以在家中住3天。贺明满怀感激地回家探亲。但是这次探亲极不成功,十年未见儿子的贺明父亲见到儿子归来,一时兴奋过度,导致中风偏瘫,4年后辞世。尽管父亲出现了不幸,贺明还是按时归队参战,并且感谢胡耀邦的关照(1999年12月1日在西安访问贺明的记录)。

  还有一事和胡耀邦、贺明都有关。胡耀邦把大儿子(即胡德平)接到了身边,由贺明的妻子、机要员毛玉清帮助照料。

  原来,在晋中战役以后,徐向前兵团部建立了家属队,师以上指挥员的妻子可以随队,制度逐渐规范。而在上年(1947年)的11月13日,胡耀邦和李昭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还是男孩(即胡德华)。为了纪念前一天解放石家庄的胜利,孩子的小名就叫“利利”。妻子李昭在后方一人带两个孩子,压力很大,胡耀邦把大孩子接来,解了思念之情,也有关照妻子的一层意思。

  毛玉清回忆说:

  太原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晋绥军区调到了徐向前兵团,住在司令部。经常是每天早上天一亮,胡耀邦主任就坐在我的窗户底下大声念书。特别是古典诗歌,他是一定大声朗读的。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感到非常好奇。

  在随后的冬天里,胡耀邦主任的一个耳朵发炎了,一碰就痛。有一天,他找到我,要求为他做一个枕头。他比划着说,枕头中间挖一个洞,侧睡时正好把耳朵放到枕头上。我从小就在军队里长大,不熟女红。就对胡主任说,我不会。胡耀邦听了很惊讶,睁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我感到很内疚,就找了当地老乡的一位姑娘,请她帮忙,按胡主任的要求一起缝了枕头。

  胡主任的耳朵不久就好了,把7岁的大儿子接到了司令部,当时他的小名叫“飞飞”。胡主任对儿子要求挺高,来了以后就要他背诵新编的“人民三字经”。每天临走的时候给孩子布置背诵任务。那时候孩子还小,爱玩,父亲走了以后不忙着背书,先玩,大概到了父亲快回来的时候,飞飞会问,我爸爸快回来了吗?我说还没有,但是快了。这时他就赶紧背诵“三字经”。胡主任还要儿子自己动手打水,不要警卫员帮助。

  太原战役后期,我怀孕了,上级就要我守电话。这时,彭德怀副总司令来了。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要胡耀邦接电话,我出门呼叫胡主任,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上。胡耀邦从屋里出来看见了,认为我是因为营养不良摔倒的,不由地感叹说了一句“:她什么东西也没有呀。”事后,他为我批了一点纱布,要我为孩子出生做些准备。这情景都被房东老太太看在眼里。老太太对我说,看看,胡主任对你多关心呀!(1999年12月1日在西安访问毛玉清的记录)

  在攻占了太原的日子里

  贺明回忆,来到胡耀邦主任身边,感到他有一股特殊的感染力,在他身边工作满身是劲。他讲话明快、利落,从不模棱两可,对事情敢于承担责任。在他身边,凡是他要求的事情赶快做就是了。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我很舒心,工作累些也心甘情愿。

  策动黄樵松起义是胡耀邦负责的,向太原城里派出了两名军事干部,全权代表是作战处长晋夫,还有一位是他的助手——侦察参谋许翟友,化装为晋夫的“马弁”。谁知道他们进城之时,黄樵松起义已经失败,他们两人都被俘了,和黄樵松军长一起被捕押送南京。

  胡耀邦对晋夫和许翟友的命运特别关心。得知晋夫被捕后牺牲,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没有想到,许翟友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南京解放以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胡耀邦听到许翟友回来了十分高兴,特意吩咐由贺明负责,照顾好许翟友。贺明立即安排住处、饮食、衣服。胡耀邦和几位首长还陪许翟友吃了一次饭,许就回八纵队原单位了。

  解放太原时,贺明将缴获的阎锡山的一批金砖和银元,作为贵重战利品上缴兵团部。当时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不足,上交贵重金银没有严格手续,送交战士把东西一放,有人接手就走了。这个情景恰巧被胡耀邦看到,立即吩咐贺明清点登记,加以保管,处理时必须由胡耀邦批准。

  贺明对这批金银分门别类清点登记后,用两只铁皮箱子装好,随军行动。这两只箱子一直从太原带到西安、宝鸡、成都,直到兵团撤销建制,将这批财产办理移交。在此期间,胡耀邦没有对这些金银有任何处理批示。这批战利品即使在兵团一级也只有秘书科几个人知道,胡耀邦如果把这些金银送什么人,当时也不会引起异议。在胡耀邦看来,保管好这批金银,最后移交国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来到成都,走上建设道路

  1949年初冬,解放军第18兵团进军西南,所向披靡,12月底占领成都。

  成都是座美丽的城市,18兵团的北方干部们对成都充满了新奇,在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就相约上街看看。他们对大城市生活很生疏,没想到成都的小偷很厉害,一同上街的六七位干部,包括贺明本人,身上带的金星钢笔被小偷偷走了。这些金星金笔都是18兵团在进军西南的路上购买、配发给干部的,几乎就是这些军官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

  遭遇了小偷的干部们回来以后很气愤,觉得这不是在欺负解放军吗?这时,他们纷纷想起了以前听说过的“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大意是说警察和小偷是一家,抓不着小偷可以去找警察。于是大家推选贺明给成都市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通报情况,要求他们3天之内把丢失的金笔找回来。

1946年12月,胡耀邦(前)和晋察冀野战军4纵司令员陈正湘(持望远镜者)在前线指挥战斗

1947年春节在河北满城下紫口,晋察冀野战军指挥员合影。前排右起:苏振华、萧克、郭天民、杨得志、胡耀邦、李志民、杨成武。后排右起:罗瑞卿、崔田民、陈正

  没想到这一招很灵,第二天警察局就送来一把钢笔让军官们认领。仔细一看,都不是上街丢的。转念一想,这些钢笔虽不是原物,却都是从小偷那里搜来的,军官们就留下了六七支。

  不久,兵团派往成都军管会负责政法事务的负责人向胡耀邦汇报情况时,提到成都的小偷很厉害,把我们政治部许多干部的钢笔扒去了,包括贺秘书在内。

  胡耀邦马上就把贺明叫了去,问是不是丢了钢笔?一听说是,他又问找回来没有?贺明把事情简单地讲了,说找回来的不是原物,但都是警察从小偷那里搜缴来的。

  胡耀邦一听就发火了,把贺明狠狠训斥了一顿。他说,现在莫斯科还有小偷,何况我们刚刚解放的城市。你们不小心丢了笔,丢了就丢了嘛,还把警察局送来的钢笔扣了,这不是违反纪律吗?你立即去把“找回来”的钢笔统统收起来,马上送还人家。以后不能干这样的事了。

  贺明挨了批,但当时就觉得自己做错了,胡主任批得对。本文作者访问他时,这件事过去50年了,许多事情已经忘却,唯独这件看来不大的事情却记得特别清楚。

  在成都时间不长,第18兵团撤销了,胡耀邦调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贺明考虑了一番,要不要跟着胡耀邦去川北?

  想来想去,贺明决定不去了。他觉得,如今建国了,文化水平高的人多了,我那点老底子不够用了,首长身边应该由受过较好教育,文化修养高的人来当秘书。我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于是他向胡耀邦提出,希望转业到地方工作,最好是上大学读书。

  胡耀邦同意贺明的选择,另外选上朗宗耀担任秘书,贺明留在成都,担任市长秘书室主任。

  关心和爱护永远持续着

  1952年,贺明到四川宜宾304工厂任厂长。次年到北京参加厂长会议的时候,特意到团中央看望了已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正在开会,开完会已经是下班的时候了。胡耀邦拉住了贺明说,来来来,跟我走。胡耀邦把贺明带到团中央小食堂,把他介绍给胡克实等人,说:“这是贺明,过去的秘书,现在当厂长了。”

  胡耀邦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老了,不行了。”接着他对贺明说,要好好干,不能翘尾巴,要真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工程技术人员,还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要深入车间和群众当中去,听取大家的意见,做好调查研究,确实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听了胡耀邦的话,贺明很受鼓舞,后来上了正规大学。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带给他很大挫折。

  1964年,胡耀邦调任陕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时已在西安西电公司工作的贺明前去看望老首长。一见面,胡耀邦问贺明:“你怎么这样瘦呀?有什么病吗?”

  原来,贺明以“调干生”身份于1959年进入西安交大本科学习。就在这时,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事件发生了。毛泽东进行反击,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消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影响。

  对于彭德怀,贺明是熟悉的。当年他在山西八路军前线总部当机要员的时候,彭德怀是总部首长,经常见面。彭德怀指挥若定、艰苦朴素的作风,使贺明非常叹服。

  在西安交大干部分组讨论庐山会议决定的时候,贺明发言说:“这次庐山会议,彭德怀肯定是犯了错误,这是前提。但是,他在庐山写的那封信,是在回到湖南调查研究以后写的,是看到了湖南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在信中说搞公社化,搞食堂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三分正确、三分道理’。”

  这下子掀起了轩然大波。西安交大党委组织师生对贺明进行了残酷斗争。只是因为贺明的发言就这样简短,又没有查出其他任何问题,才勉强保留住党籍。但他毕业后厂长当不成了,分配到西安电力公司当工程师,心情郁闷,致使胃溃疡发作。

  贺明说,得胃溃疡已经几年了。由于不想给胡耀邦添麻烦,贺明咽下了为彭德怀辩解而挨整的事。待他直言向胡耀邦倾诉冤屈的时候,已是“文革”后的事情了。

  胡耀邦对贺明说,把它(胃溃疡)切掉嘛。你怕开刀吗?

  贺明有点怕,觉得现在的自己身体太弱。这类手术在20世纪60年代也算是大手术,要全身麻醉。贺明怕自己的身体受不住。

  胡耀邦鼓励他说,不要怕。胡乔木也是胃溃疡,开刀切除了,现在不是很好吗?主要是要找一个好医生。他当下征询贺明的意见说,你看哪个医院好些?

  贺明动心了,说,第四军医大学医院是陕西最好的。

  胡耀邦马上叫来秘书,要他打电话和第四军医大学联系。人家回答说,眼下床位已经住满了,要等一段时间。

  胡耀邦对贺明说,现在天气不冷不热,是做手术的好时机,除了第四军医大学外,还有哪个医院你比较满意?

  贺明说,那就数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

  胡耀邦又要秘书打电话去联系。医院答应可以马上前去。

  结果,贺明住院后由一位著名教授主刀,成功进行了胃溃疡切除手术。20年后他开胆囊手术的时候,医生顺便看了他的肠胃情况,认为当年的手术做得相当漂亮。(1999年12月1在西安访问贺明的记录)

  贺明的手术成功了,在家休息。但是来到了陕西的胡耀邦却挨了整肃,几个月后离开西安回北京了。待到再和贺明见面,已在“文革”之后。

  “文革”后再见老首长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时,贺明到北京出差,到中宣部接待室联系看望老首长,得到答复说:“请把住处电话号码留下,3天以后来看看。”

  既然还有3天,贺明出门到王府井大街看看。入夜刚回到招待所,同行伙伴就说,两小时以前,胡耀邦办公室来电话,要你马上前去。可是到处找你找不见。

  这位同伴敬仰胡耀邦,为贺明失去了好机会而惋惜。贺明也感到很后悔,不该在街上逛那么长时间。正在懊恼之中,电话铃又响了,胡耀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说,如果你能在晚上10时前赶到富强胡同的话,就赶快来,再晚了只好改个日期。

  贺明一看手表,离10点还有半个多小时,可以赶去。

  当时北京街头还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贺明乘电车加步行赶路去见老首长。到了胡耀邦住所,一位内勤把贺明带到接待室稍等。这时,胡耀邦正和一位领导人商讨对外宣传的事。送走那位领导以后,胡耀邦走来,和贺明紧紧握手,关心地问他的家庭和现在情况。

  这次见面,贺明谈到了自己1959年受到的委屈。

  胡耀邦很惋惜,劝贺明不要背包袱,吸取教训,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还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嘛。

  贺明对胡耀邦说,由于1959年蒙冤,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现在虽然平反了,但是失去了宝贵的年华,平反的时候快60岁了。

  听贺明这样说,胡耀邦叹息一声,安慰贺明,人总是会受点挫折的。你还不错嘛,最后当了大学生、高级工程师。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晚了,星期天你来我家吃饭。

  贺明珍惜这次会面,同时怕耽搁老首长的时间,没有等到星期天就回了西安。

  20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贺明已在北京担任中国电气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有一天,贺明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说我想见见总书记。秘书请示后回电话,耀邦同志请你明天上午9时来。

  这次是进中南海。贺明在勤政殿前下车,进入接待室等候。9时整,胡耀邦送走了一位领导人后,让贺明进入他的办公室,坐在一起交谈将近一个小时。

  这次完全是谈家常,聊天后胡耀邦要警卫秘书带贺明到中南海各个景点,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故居参观。贺明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和胡耀邦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他身后,胡耀邦和历任秘书之间,又演绎了一连串的故事。

  (2015年7月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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