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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远:胡耀邦、中曾根康弘与80年代中日关系
作者:王明远      时间:2019-12-04   来源:
 

中曾根康弘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缔造者。今天我们缅怀那个时代,也是对彼时中日两国政治家高瞻远瞩处理两国关系智慧和胸怀的怀念

【财新网】(专栏作家 王明远)11月29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先生去世,终年101岁。中曾根先生是日本战后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也是现代中日关系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他虽然在国内政治中被誉为“日本保守主义教父”,但是他始终对中国抱以友好感情,实践了他立下的“有生之年都要推动发展日中友好”的承诺。如果说邓小平和大平正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创了中日友好的新时期,那么胡耀邦和中曾根在他们的任期内则把它推向“蜜月期”。80年代的中日关系在两国国民心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中曾根和胡耀邦结成的私人友谊也是广为传颂的佳话。

中曾根上任与胡耀邦访日

中曾根康弘于1982年11月27日当选为首相,他就任后很希望了解中共“十二大”后中国对日的新政策,于次年2月委派特使、老牌政治家二阶堂进前往中国,专程转达邀请胡耀邦访日的愿望。而此时中国也希望让日本更多了解改革开放,以吸引日方的投资,因此,胡耀邦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于1983年11月23日至30日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行程覆盖东京、京都、神户、札幌和长崎等城市。

日方对胡耀邦的访问高度重视,专门安排了胡耀邦到国会发表演讲,这是日本国会9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外国政党领袖发表演讲。胡耀邦的演讲也获得很大的成功,他坦诚地发表了对中日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看法,整个过程不过30分钟,但是获得了19次掌声,最后以全体起立热烈鼓掌结束。此外,日本各界150多个社会团体,共3000多位代表在NHK大厅为胡耀邦举行了盛大的欢迎集会,这在日方外交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胡耀邦同时积极与日本工商界接触。1978年之后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出现很多周折,高层不少人认为引进外资是”丧权辱国”,1983年又出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些都引起日企的极大忧虑,他们普遍对中国改革持观望,甚至是质疑的态度。在日本经济界早餐会上,胡耀邦告诉在座的稻山嘉宽等企业家,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不变的重大决策,中国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法律正在完善中,中国人是守信誉的。胡耀邦特别强调“即使中国将来经济强大起来,经济上也决不会搞民族利己主义”。胡耀邦还专程到松下的门真工厂参观,并看望了89岁的松下幸之助。

胡耀邦在日本的活动几乎全程电视直播,他思想开明、不打官腔、坦诚率真,积极面对日本记者和民众,大大改善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胡耀邦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一下子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追星式的“围堵”。《朝日新闻》发表了《胡总书记的对话给人以亲切感》的评论,《产经新闻》也发文《有感于胡总书记的诚心》,该文说,胡耀邦身上体现了“作人的真诚,这正是建设繁荣的现实社会的基础。为此,政治家不能忘记严于律己,诚实待人的责任”。胡耀邦访日还成为1983年底广受全球瞩目的事件,所受的关注度超过之前不久美国总统里根和西德总理科尔的日本之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新社、路透社等持续不间断报道,并且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日本对华投资和援助的增加

1983年胡耀邦访日的直接结果是打破了日本对华投资踟蹰不前的僵局。据原外经贸部的统计,1979-1983五年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57个,实际投资额为2.67亿美元,到1984年项目数就激增到138个,实际利用外资额2.25亿美元。1984-1988五年间,累计投资项目数623个,实际投资额18.25亿美元,大大超过前一个五年。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吸收外资215亿美元,其中日资32亿美元,仅次于港资。

1984年松下也迈开对华投资的第一步,与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工厂签订了12项技术合作协议,80年代畅销全国的牡丹、熊猫、长虹、海信彩电,都是利用这次技术合作建立的生产线制造的。1987年,松下电器又在北京设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BMCC),投资6亿余元,是80年代仅次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规模第二大合资企业。

1984年3月,中曾根康弘开展第一次访华。这次访问,他宣布了日方对中国实施“第二次日元贷款”的计划,共计4700亿日元(约20.7亿美元),这次日元贷款数额比上一次增加了40%多。这次日元贷款覆盖的项目有陇海铁路郑州至宝鸡段电气化改造,大秦铁路建设,连云港、青岛港扩建,北京地铁一号线复兴门到八王坟段工程,北京供水、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和天生桥、五强溪水电站等,这些都是80年代中国大型基建的重点工程。

对于日本的投资和援助,包括胡耀邦、邓小平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都表达过感谢之意,中曾根谦虚诚恳地表示:中方的感谢令我深感不安,对中国的援助是为日本发动战争造成的巨大苦难的反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曾根任内日本财政紧缩,日方援助金额从3300亿日元提高到4700亿也是中曾根个人努力争取的结果。中曾根还在他1986年11月第二次访华时,承诺“第三次日元贷款”,进一步将对华援助常态化,此次贷款额在最终落实中也上升到8100亿日元(62亿美元)。

整个80年代,日方提供的援助贷款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很多年份都占中国基建预算的五分之一以上。“六五”至“八五”期间,中国建设的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中的4600公里,大约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的60个泊位,1100万吨每日污水处理能力中的400万吨每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

中日共同抵制苏联霸权主义

胡耀邦访日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希望争取日本对抗苏联在亚洲的霸权扩张,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这也是改革初期中国的一个重要外交战略,即所谓“一条线”战略的重要一环。胡耀邦此行特意访问北海道,更突显了这层含义。胡耀邦在日本国会演讲中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制止霸权主义无法无天的横行霸道,阻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这里明显是针对苏联当时在中国周边的挑战行为的。

苏联也早有此方面的担忧,早在1981年的苏共“二十六大”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就批评日本“追随华盛顿和北京的危险计划等消极因素不断增强”。1984年邓小平与中曾根会谈中也指出:苏联是我们中国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对于苏联在亚洲军事力量的加强,我们中日两国有共同的关心。1986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海参崴谈话”,这与当时中国外交上正确地团结一切力量、孤立苏联不无关系。

胡耀邦日本之行也促使中国高层进一步扭转对世界局势的判断,1986年他在“承德会议”上说:“和平是时代主题,这有没有根据?我到日本去一看,得到了这个印象。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胡耀邦回国后就向政治局汇报了访问收获,1984年上半年他和邓小平不约而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这明显是对以前认为的世界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的否定。基于新的判断,中央相继做出了“百万大裁军”和继续扩大开放的一系列决策。

日本三千青年访华与中日世代友好

胡耀邦和中曾根都认为中日若实现长久和平,“永不再战”,应该着眼于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胡耀邦访日期间宣布邀请日本3000青年在1984年访问中国,这个举动让当时日本举国感动和兴奋,各地青年踊跃报名。1984年9月底,日本青年访华团如期来到中国,中方专门成立了负责接待安排的筹委会,由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任秘书长,青联副主席刘延东任副秘书长。9月30日晚上,中日青年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盛大联欢,青年歌唱家彭丽媛与日本著名歌手芹洋子同台演唱了日本歌曲《四季歌》。日本访华团还被安排参加了建国三十五周年庆典观礼和当天晚上的天安门广场大联欢,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中国青年精神面貌的进步。时任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回忆说:“日中关系的最美好的时刻就是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节”,“两国人民相互发誓为将来的日中友好努力”。1985年3月中国青年代表团又访问了日本,这一次同样也受到日本官方民间的热烈欢迎。

应该说胡耀邦与中曾根推动的中日青年交流,为以后30年来的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当年参加中日青年交流的成员分别成为中日两国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和菅直人都是1984年访华团成员,菅直人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帮助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在担任首相后依旧每年邀请50名留学生一同就餐。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也早在1985年参加接待中国青年代表团活动中与李克强总理相识。

根据中曾根和胡耀邦的倡议,两国还成立了“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作为推动两国世代友好的咨询机构和论坛组织。双方委员各10名,年龄分老、中、青,人员来自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界别。即使是中日关系的最低谷,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依然坚持不断地运转,为保持友谊、解决冲突发生了重要作用。

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诸多敏感问题,胡耀邦注意到引导两国青年树立正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念的重要性。胡耀邦委婉地告诫日本青年:“友好相处,需要一种谦虚的精神。民族不论大小,国家不论强弱,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是很发达和很强大的国家,也应当随时冷静地想一想自己力量的限度:什么事能够干,什么事不能干?”显然是希望日本青年明白,即便现在日本发达,也不应重蹈军国主义狂热的覆辙。胡耀邦也告诫中国青年:青年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切,奋不顾身地捍卫祖国安全,但不是爱国主义最完整的标准,如果中国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国家好起来,对同外国青年讲友好互助不热心,那就够不上是很清醒的爱国青年。他还说:“历史上有不少的人,因为只有狭隘的爱国主义,结果变成了误国主义。”胡耀邦对爱国主义问题的清醒认识,体现了政治家难得的胸怀和睿智。

中日文化交流的热潮

中日关系的改善和高层互动的增加,大大改善了两国国民对彼此国度的观感,中国兴起了日本文化热,日本也掀起了中国文化热。1981年后《排球女将》、《阿信》、《血疑》等日剧,《望乡》、《追捕》、《远山的呼唤》等电影,《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花仙子》等动画片在中国热播,山口百惠、中野良子和高仓健也成为中国的国民明星。应该说,80年代日本的流行文化,对于填充刚刚思想解放的中国国民的精神需求起了很大作用,也成为中国国民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也积极在日本开展文化外交。1983年10月,秦陵兵马俑赴日巡展,观众达到200多万人次;1985年10月,敦煌文物赴东京富士美术馆等巡展,观众达53万人次,创下富士美术馆单日参观人数的记录。这个期间,冰心、巴金、王蒙等作家也访问了日本,日本翻译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还合拍了《友谊大地》、《丝绸之路》、《大黄河》等纪录片,激发了日本人对中国壮丽风光和悠久历史文化的向往。中日合作拍摄的电影《敦煌》,荣获日本1988年票房冠军,并获得12届日本电影奖14个奖项里面的7个大奖,成为当年日本最为成功的影片。

中日国民之间的相互好感也达到从来没有的程度。根据日本总理府官房广报室室所做的《外交相关世论调查》,80年代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始终维持在70%左右。中国也兴起”日语热“和日本”留学热”。这与21世纪后两国国民的相互观感判若冰火。

胡耀邦与中曾根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危机

1985年的“终战日”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第一次“靖国神社问题”危机。此前历任首相都曾以私人身份参拜,昭和天皇曾经8次参拜,中曾根也在1984年以私人身份参拜过,中国都没有表示过抗议。有鉴于此,中曾根做出了在“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的特殊时刻以首相身份参拜的决定。

在中曾根看来“参拜的目的并不是肯定战争和军国主义,目的恰恰相反,是为了尊重中国国民的感情,追悼那些为国牺牲的一般的战死者,祈愿世界和平”,对于中曾根个人情感而言,他的弟弟也是一名灵位安放在靖国神社的战死者。而中国更关注靖国神社甲级战犯合祭的问题。中曾根的这次正式参拜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这年“九一八”纪念日,北京、西安等城市爆发了反日游行,北京大学学生还贴出了“打倒中曾根内阁”的大字报。中日对靖国神社问题认识的差异让中曾根颇感措手不及。

但是中日双方对这个事情处理都比较妥善,日方做出了最大诚意地反省,而中方则表现了立足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大度。中曾根认识到对中方造成的伤害后,于10月委派外相安倍晋太郎访华进行沟通,寻求得到“政治解决”。中曾根还做出了终止以前历任首相参加靖国神社秋季例大祭的做法。1986年“终战日”到来之际,中曾根写了一封饱含歉意和诚恳的亲笔信由特使香山健一交给胡耀邦,信中写道:我去参拜靖国神社,结果给贵国的国民感情造成了伤害,所以我必须避免这样伤害的再度发生,所以今年作出不去靖国神社参拜的决断,我希望阁下能够以温存之心理解我做的事情。8月18日,胡耀邦也回信一封鼓励和赞赏中曾根:“我高度赞赏您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决定,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阁下作为政治家的风格——尊重被害国人民的感情,珍惜来之不易的友好,这一决定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提升贵国家爱好和平的形象”,“历史会证明,阁下此次的决断完全符合日本民族的长远利益”。

参拜问题对中日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以及让胡耀邦在国内承受的压力,亦让中曾根心生愧疚,他在晚年回忆录中多次表达忏悔。中曾根卸任后,也对历任首相参拜都持反对态度。而中方出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没有将事态升级,依然邀请中曾根于1986年访问中国,邓小平、胡耀邦与中曾根会谈期间也没有提及此事。中日得以渡过80年代两国关系史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鉴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教训,中曾根在中日间其他敏感问题上采取了果断措施。1986年5月,第二次历史教科书问题浮出水面,在收到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后,根据中曾根指示,文部省将教科书内涉及中韩相关内容40处,重新修改了38处。最终为了谨慎起见,6月13日,中曾根又经与外务省和文部省的协商,正式要求撤销该教科书的出版。

9月又发生新任命的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论,诸如“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至今未明”,并且认为教科书问题是日本的“内政”,别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中曾根果断将上任仅48天的藤尾免职,这是吉田茂内阁罢免农相后33年来,首次首相罢免阁僚的行动。中曾根在国会关于藤尾事件的答辩中表示“日中战争、对华二十一条等,明显地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是不能否认的,侵略是不能否认的”,“保证要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类似事件”。

中国在1986年两次事件中也展示了更成熟的姿态,一方面让国内媒体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通过外交部门积极交涉。中日两国在短时间内就化解了纠纷,非但没有影响两国关系,反而让两国高层的信任进一步巩固。

中曾根与胡耀邦的私人友谊

中曾根康弘与胡耀邦的友谊,也堪称政治家私人关系的一段佳话。胡耀邦胸襟坦荡,而中曾根也有大气开阔的秉性,他们第二次见面,也就是1983年11月24日正式会谈结束之后,就奠定了两人信任和友谊的基础。中曾根康弘对胡耀邦说:“直率的交谈让我感慨颇深,阁下真是直率”,并提议胡耀邦做他的“兄长”,胡耀邦谦虚地说:“哪里,哪里,我们是好朋友。我们在八十年代开始的年头相识,希望到九十年代,甚至直到活着的最后一天都可以做好朋友”。

胡耀邦在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破例为他举行了家宴,以示对他的特殊情谊。宴席上,二人饶有兴趣地谈论起道德、儒学和简化汉字等问题。对于儒学,胡耀邦说:“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在有选择地吸收孔子的思想。”中曾根表示:“日本要把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想法和孔子的教导调和起来。”家宴结束后,中曾根邀请胡耀邦参观他的书房,并提议挥毫留念,中曾根首先提笔写下“友好永远”四个大字,胡耀邦接着写了“中日友好,代代相传”八个字。1984年中曾根访华的时候,胡耀邦也在中南海为他举办了家宴,他的夫人和孙女一同出席,这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家宴。

 

1984年胡耀邦为中曾根举办家宴,他的孙女向中曾根赠送礼物。

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中曾根康弘立即提出来北京吊唁,由于中国领导人治丧活动不接待外国政要,因此没有成行。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依然记得这位老朋友的冥诞,11月15日他致信胡耀邦家属,动情地写道:“在胡耀邦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本人回想起他生前的功绩和我们之间用心灵结成的友情。在此,衷心祈祷他安息、冥福”,“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理解和友情,相互尊重是极为重要。胡耀邦先生也有着同样的信念。明年恰当的时机,能够实现在先生陵墓周边栽90株樱花树的话,我将感到非常的欣慰。”第二年清明,因中曾根年老身体不便,改为派人专程从日本空运90株樱花树到共青城胡耀邦陵园,以示对老友的怀念。

 

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周围栽植的中曾根赠送的樱花树。

20世纪80年代是中日两国建交近半世纪历史上最为亲密、最为特殊的时期,中曾根康弘先生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中日关系“蜜月期”的缔造者。今天我们缅怀那个时代,缅怀中曾根先生,以及他的朋友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不仅是对那段美好记忆的怀念,也是对彼时中日两国政治家高瞻远瞩处理两国关系智慧和胸怀的怀念。

作者为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改革开放史研究学者,本文图片为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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