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于平的父亲赵品三简介：

赵品三，山西榆次人，生于1904年，卒于1973年。1925年入党，1929年参加红军。

他是1929年大冶兵暴的主要发动者之一，是中央红军小八角帽军装的设计者，是红军第一个专业剧团一一“八一剧团”的创建者。曾经担任过红三军团直属党委书记，中央特别训练大队政委，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委，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长。

抗战中担任过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八路军总部副秘书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时期，我父亲赵品三就结识了正处在青少年时代的朝气勃勃的小红军胡耀邦。

父亲回忆说，胡耀邦在中央苏区时是个“红小鬼”，在少共中央工作。他为人聪明，正派向上，特别善于演讲，在众多的“红小鬼”中出类拔萃，很有些名气。红军学校当时经常组织演讲比赛，他每每前来参加，都能得满分“五分”。

红军到达陕北后，父亲兼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军事部长，曾和胡耀邦共事过一段时间。那时胡耀邦已是久经考验的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了，进步很快，担任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的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军委总政的组织部长。

“文革”期间，胡耀邦被打倒，列入“黑帮”名单，遭到残酷迫害。为了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专案组竟诬陷他是“假党员”。

为找到“罪证”，专案组先后派人六次来到我家，企图逼迫我父亲证明胡耀邦没有办理过入党手续，但每次都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了。

父亲给他们出具的证明都是写的耀邦同志当时是正式党员，而且表现很好。专案组对此很不满意。

最后一次，专案组竟恼羞成怒，威胁说：“你知道不知道胡耀邦现在是黑帮？”，这下可把父亲激怒了，他“啪”地一声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喝道：“他现在是什么我怎么会知道？你们问的是他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事情，他那时不但是党员，而且表现很好，我早就给你们写过证明了，你们为什么还来问？”专案组见状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退，此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我当时刚好在家，目睹了全过程，当时我真的为父亲捏了一把汗。事后我埋怨他不应该发脾气拍桌子，尤其不该说“表现很好”，只证明耀邦叔叔是党员就行了嘛，否则他们说你包庇“黑帮”，叫人来把你绑架走怎么办？

父亲听了以后说，他们三番五次逼我说假话企图害人，真是岂有此理，我已忍耐多时了，实在是气不过了。耀邦同志小小年纪参加红军，又经过长征，出生入死，即便原先不是党员，也早已超过党员标准了，他们如此卑鄙害人，我实在无法忍耐了。

但父亲也觉得乱局之下，不可不防，就写了一张纸条，写明姓名、住址、亲属姓名、电话，揣在内衣兜里，如果万一被人绑走，甚或遇到危险，有个三长两短，好给人留下个线索。幸而，那种危险始终没有发生。

“四人帮”覆灭之后，我在胡耀邦叔叔的儿子胡德平写给李祝俊的一封信里才知道，原来在1933年，在胡耀邦由团转党的支部大会上，我父亲是参加表决的正式党员之一。肯定是在耀邦叔叔挨整时，他自已提供了父亲曾是他的入党证明人。

事实证明，耀邦叔叔算是找对了人。他知道，在那种政治高压下，唯有倔骨头才不会屈服于权势。如果换一个证明人，推说忘了，或说不知道，那顶“假党员”的帽子兴许就会扣到耀邦叔叔的头上。而在当时的“气候”下，如果黑帮分子再加上“假党员”的罪名，那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我父亲1943年春从军委副秘书长的岗位上卸任后，做为干部储备调入党校二部学习。当时党校一部是准备参加七大的代表，二部主要是老干部老红军，但也有少量“新革命”。

和我父亲同住在延安一孔窑洞的一位同学，恰巧是一位“新革命”。父亲对年轻人总是多加照顾，从不摆老资格，凡有公差勤务等杂事，总是自已抢先去做。但此位“新革命”却“倚小卖小”，索性什么事情都让我父亲去做，他却坐享其成。

一次，父亲感冒，发起了高烧，恰巧煤油用完需到总务科去领，父亲就告诉这位年轻人说自已身体不舒服，这次你去领一下煤油吧。

没想到他竟说每次都是你去领嘛，怎么现在让我去？态度倨傲无礼，两人就吵了起来。而此人在整风中为表现自已，又喜欢打小报告，不少老同志都讨厌他，我父亲也早就对他有些看不上眼。一怒之下，父亲就抡起皮带抽了他几下，把他给打跑了。结果他就跑到组织部长胡耀邦处将父亲告了一状。

耀邦叔叔经过了解，马上批评了那位“新革命”，说“你不讲道理在先嘛！“由此可见，耀邦叔叔对我父亲的倔脾气十分了解，知道我父亲的拳头是不会无理而挥的。

当时在延安，新市场开了个小肉铺，有些年轻的男同志欺负女同志，在排队买肉时到前面插队，还有人在礼堂看戏时故意用腿别女同志，叫做“揩油”，我父亲为此和他们都动过拳头，不少老同志都知道他急公好义的这种个性。

解放后，1954年，北京苏联展览馆落成举办开馆展，父亲前往参观。走到展馆门前，突然有人从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同时喊了一声“老赵”，他回身一看，见是老战友胡耀邦。

自从抗战胜利后延安一别，至今快十年了，两人都没有再见过面。这次老朋友相见，分外亲热。耀邦叔叔此刻已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年龄还不足四十，正值事业顺畅之际，又是久别重逢，因此显得意气风发，满面春风。

互相问候之际，他看到我父亲戴了一块长方形的白色浪琴手表，就说你这表太老了，我送你一块新表，说着就把自已戴在腕上的一块瑞士褐色底盘的圆形手表摘下来递了过去。我父连忙说我这表是打锦州时的战利品，老是老点，走时还准，你这表还挺新的，还是你留着用吧！

耀邦叔叔笑道：“老朋友了，你就不要客气了”。父亲见耀邦叔叔既热情，又豪爽，就“恭敬不如从命”，也就不再推辞了。这只表，父亲戴到1959年，又转交给了正在上高中的我，至今我还把它当做宝贵文物一样珍存着。

1971年初，父亲罹患中风，卧病在床。林彪事件之后，耀邦叔叔也从“牛棚”里放出来回到富强胡同六号家里，但并未真正获得“解放”，也未安排工作。

记得大约是1972年吧，德平提着一篮子鲜桃，兴冲冲来到和平里我家。见到我父亲后说：”伯伯，我结婚了，给您送点喜桃。”我和父母都向他表示了祝贺，也明白这其中包含着耀邦叔叔不忘老战友的深情。

1973年6月，我父亲病危，耀邦叔叔闻讯，立即赶赴协和医院看望。他仔细询问了病情，绕着病床转了一圈，焦急地望着我父亲，边走边操着他那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深情地说道“老家伙喽！”

这时的父亲，已经陷入昏迷数天，我试着凑到他的耳边对他讲道：“耀邦叔叔来看你了”，我本以为他不会有什么反应，谁料他竟眨了眨眼睛，从眼角里滚出几滴眼泪来，我感到十分诧异。

多日来，他的面部表情一直很平静，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看来，一定是因为他们是红军时代的老战友，患难之交不比寻常，才会出现这种“奇迹”。

1973年九月九日，父亲不幸病逝，耀邦叔叔闻讯后不但全程参加了遗体告别和追悼会，而且还执意要列名治丧小组。这一举动非常令人意外，也让我们全家十分感动。因为他和我父亲不在一个系统，这样做是很破格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后事处理完毕后，耀邦叔叔又举办家宴招待我们全家，以表示对我们的安慰。我和母亲、妹妹都出席了这次宴请。记得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香酥鸡，厨师的厨艺非常高，口味极佳。席间，耀邦叔叔为了缓和沉重、悲伤的气氛，他指着自已的右眉对我妹妹说：“我这里开了一刀，留下点疤痕，不过我不在乎，我用不着找对象了，不像你们年轻人哟！”

我这才注意到，他右眉中间真的有一道小疤痕，不过不注意看一般发现不了。

大约是在1976年秋季，我接到德平一个电话，说他的孩子现在没人照看，能否帮着找个保姆。刚好我的儿子两岁，已送到附近的幼儿园，原先的老保姆王秀英闲下来了，我就把王秀英带到了胡家。德平夫妇在屋内向王秀英介绍情况，我就在院里跟耀邦叔叔闲谈了几句。

我告诉耀邦叔叔，王秀英是安徽无为人，今年58岁了。她家四口人，大跃进饿死了三口，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没了，只剩下她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只好出来打工谋生。耀邦叔叔听后，沉默良久，然后叹道：“进城以后，我们对不起老百姓！”这句话虽然由他口中轻轻吐出，但我却感到份量很重，而且感人至深。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老革命家老共产党人应有的情怀。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矢志不渝，永远忠于人民。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和母亲于1977年1月前往富强胡同，看望了耀邦叔叔，同时也是表示庆贺“四人帮”的垮台，此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1979年春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科学的春天来临了。此刻，军队准备大力开展军事装备科研工作，需要大批科研人材，决定回收文革中被错误处理到地方的军队院校学员，我刚好符合条件。应军委炮兵领导的要求，我找到了耀邦叔叔，请他帮助写一封介绍信。

此时，耀邦叔叔已经恢复工作，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耀邦叔叔问明了我的情况，欣然命笔，还微笑着告诉我：“宋承志，金如柏这两个同志我认识，在抗大时期我领导过他们的工作”。同时，德平也帮我给李祝俊写了一封介绍信。就这样，在耀邦叔叔父子的帮助下，我实现了自己的心愿，顺利归队，分配到炮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做军事装备科研工作，直到2002年退休。

2019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叔叔诞辰104周年，我很怀念他，怀念他和父亲的渊源和过往，怀念他的正直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