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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原秘书长何载:平反冤假错案是一项伟大工程
作者:      时间:2019-09-30   来源:政事儿
       近日,百岁老人何载接受“政事儿”独家专访,谈起40多年前平反冤假错案时,依旧情绪激动。 

何载原名容恭,191911月生于甘肃成县,今年整100岁了。在革命年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何载,意思是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力拉车、负重前行。1936年他参加革命,19382月入党,曾在中央西北局工作,1950年先后任中央政秘室秘书、中办秘书室副主任、主任,兼中南海总支书记。1958年至1979年,他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21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次年,中央决定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随后,何载被调往中组部,任秘书长兼干部审查局局长,具体负责平反冤假错案。

 

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自己虽蒙冤了21年,但何载没有抱怨,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提出许多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他还组织制定了检查验收标准,使一些漏掉的和平反不彻底的问题得到解决。对于申诉案件,何载亲自调看档案材料,多次向省里了解情况,反复修改审查报告。

 

1995年退休后,年过七旬的何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扶贫事业上,与其他老同志一起筹集社会力量,举办中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首创并实施“东西部互助和干部交流”扶贫方式,探索对口援藏援疆。这些举措得到中央采纳,并沿用至今。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何载“改革先锋”称号。他被评价为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执行者,为广大干部投身改革开放热潮创造了条件、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了这次采访,何载提前几天就做准备,有些细节记不清楚,他特意在纸上写下提纲。谈起这两件倾注其很多身心感情的工作,何载说,“我只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本职工作。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的多而贡献的少。”

 

谈冤假错案平反

 

“至关重要时刻,邓小平适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政事儿: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具体有哪些阻碍?

 

何载: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人民期盼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这四个字,包含着多少沉重的内容啊!真是征途险恶困难重重。当时,“两个凡是”是最大的拦路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到底有多少冤案,谁也说不清楚,胡耀邦刚到中组部就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到任的第一个月,就收到来信一万多件,两个月后,就有两麻袋。每天在组织部门前申诉的人排长队,还有人到他家里去申诉。

 

另外,平反冤假错案还受到官僚主义和派性的严重干扰。有的领导干部不催不办,催而不办;既不从命,又不受命。有的党委组织和政府部门给属于本派的人“好说、好办”,不是本派的人“顶着不办”。

 

政事儿:突破口是如何打开的?

 

何载:在至关重要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适时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说的话要正确对待,不能把这一时期说的放到那一时期。这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为拨乱反正奠定了大方向,断掉了“拦路虎”。邓小平还提出了“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快不宜慢”等几个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耀邦提出要全党办案,还提出了“两个不管”:“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对不实之词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哪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把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打破了,为平反冤假错案打开了道路。

 

政事儿:具体来说,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何载:一是请邓颖超、蔡畅等四十多名老同志出山,组织“洽谈组”,受理被迫害干部的申诉,接老同志回京治病。这些老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同志情感深厚。他们热情接待来访同志,悉心倾听他们的申诉,细心帮助解决问题,使来访的人感到亲切和温暖,形成“有事可去谈,有话可去讲,有要求可去提”,改变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谈、事难办”的歪风邪气,使组织部变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许多同志感慨万千。

 

二是举办疑难案例研讨会,和从事平反工作的干部一起分析疑案,研究难案及解决办法。这种“会诊”办法,不但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排除了阻力,还为中组部制定了“关于善始善终落实政策”的五条标准,对全面落实干部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成立分配工作小组,送上门去落实政策。当时文艺界案子很多,胡耀邦就派人到文艺界坐镇,上门服务,当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给予平反。

 

四是在积重如山的冤假错案中,先从改正右派开始。重大案件中选择了从王其梅案开始。王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成员之一,平反条件成熟。他的问题解决后,推翻“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不实之词就迎刃而解,紧接着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丁玲等同志的问题也获得平反。

 

五是组织大批干部参加这一工作。我有幸被调去先在改正右派办公室,后任干审局长,以后任秘书长兼任干审局长,专门负责落实政策,直到完成任务。

 

谈“实事求是”

 

“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政事儿:这项工作很庞大也很复杂,您着急吗?

 

何载:平反冤假错案,影响面大、牵涉人多、案情繁杂,我们很着急、压力也很大。我自己蒙冤了21年,我特别能理解这些申诉同志所受的委屈和盼望平反的急切心情,我与他们感同身受。那段时间,面对雪片似的信件,我们夜以继日处理,每天吃住基本都在办公室,没下过楼。

 

政事儿:在落实干部政策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何载:实事求是,对个人来说是道德问题,对我们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党群众路线的根基里面就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具备调查研究的方法,更谈不上给群众办实事。干任何工作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不能实事求是。

 

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必须坚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工作全过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的原则为准绳,做到是非清楚、功过分明,使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错综复杂的案件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真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政事儿:您对胡耀邦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何载:胡耀邦同志为了组织部变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除上班时间在组织部接待来访群众外,他还在家中接待。回家时,还有两站路他就弃车步行,和要找他的人边走边谈,一同到家。

 

政事儿:谈谈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

 

这是我们全党参与的一项伟大工程,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同志,贯彻执行的是胡耀邦同志。全国有60万干部参与了此项工作,从1978年到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两百多万人,复查和纠正“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案件也有几百万件。

 

这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只有我们党才有这个胆识、勇气、魄力和能力,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伸张正义,解放了干部,为中国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这批人中很多人很勇敢,投身改革开放浪潮,有的担任了省委书记、省长,大胆作为,对改革开放起了推动作用,维护了中国社会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一种历史性贡献。

 

谈参与扶贫

 

“扶贫过程也是解放干部思想的过程,提高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政事儿:退休后您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扶贫工作中去,是什么缘由?

 

何载: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与农民有着深厚感情。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还有2.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家除用行政力量大力扶贫外,还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我觉得我们老同志也需要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在一些老同志建议下,我们组织成立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李先念任名誉会长,项南任会长,林乎加任顾问,我后来任常务副会长。

 

政事儿:基金会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何载:当时的扶贫和现在很不一样。最开始基金会筹到钱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地人没有脱贫的志向。在甘肃定西,常年干旱,吃不上水,我们动员村民搬到有水的地方。但村民说“我爷爷、父亲都住在这里,我不搬,宁肯穷也不搬。”所以,我们提出口号“扶贫先扶志”,把志向端正了。

 

随着扶贫工作深入,沂蒙山区人民提出了强烈要求:“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干部”。在这种观点启发下,我和项南等同志就商定在先进地区和滞后地区间组织实行干部交流。经请示、呼吁、奔波、商谈,决定先从苏南和陕南32个县开始,每县派出2人。为了扬长补短,规定江苏干部去陕南任正职书记,陕南干部去江苏任副职。

 

政事儿:也就是说,扶贫过程也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何载:对。扶贫工作我们抓住“牛鼻子”,就是解放干部思想,提高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陕南的干部到苏南去后,在实践中学习沿海城市先进经验,解放思想。苏南的干部到了陕南,带新思维、新做法,对当地干部是一种震撼。但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政事儿:有哪些不足之处?

 

何载:一个很大缺点是不懂得“等价交换”。干部交流要双方互利,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想法,只是由发达地区帮扶贫困地区,单方面输出,长期下去肯定不行。后来总结经验,我们推动上海与云南、天津与甘肃、福建与贵州等省市干部交流,互相引进项目,培养干部,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地发展经济,这也为后来对口支援新疆、西藏提供了参考。

 

政事儿:你们举办扶贫培训班也是一种创新,留下了哪些经验?

 

何载:干部交流激发了劳动模范的积极性,江苏吴仁宝、秦振华率先提出“先富帮后富”、“一个地方富了不算富,全民富了才算富”的思想,愿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干部和人才。

 

基金会就抓住机会,鼓励吴仁宝、秦振华、鲁冠球等劳模,为贫困地区举办培训班。劳模办的培训班意义特殊、效果显著,培训针对性强,教学内容切合实际,也加强了劳模对贫困地区的了解和友情。此外,这些劳模还到穷困地区办企业,带去新项目和先进做法,极大刺激了当地经济发展。

 

第一个扶贫培训班就由江苏华西村开始,由华西村出资、出人、出场地,培训班最大特点是重实践、重参观、重自由讨论,形式灵活。从1993年到1995年,先后办了125期,累计为贫困地区培训了31800人。

 

政事儿:您认为当时扶贫工作有哪些特点?

 

何载:从1992年到2000年这8年时间,我与一批斗志弥坚的老领导、老同志一起,带着中青年同志,深入18个贫困山区、500多个贫困县,走访了2000多个山村、几千户贫困人家。扶贫基金会共筹措、投入数亿元,累计实施扶贫项目200项,直接帮助200多万贫困人口走上自力更生、持续发展脱贫之路。

 

在长期实践中,我总结出扶贫工作有三个特点:一是长期性、系统性,这项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是有时代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任务,九十年代初期是转变观念,现在我们提倡精准扶贫;三是有社会性,扶贫需要社会力量大力支持。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我相信,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政事儿:回顾过往,您会用哪些话总结?

 

何载:我这一生,饱尝过胜利的喜悦,也领略过酸甜苦辣。走过的路像一条长河,时而风平浪静,一马平川;时而深山峡谷,惊涛骇浪。但总的来说,我是幸运的,只是我蒙受党和人民哺育的多而贡献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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