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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政:亲身感受胡耀邦同志的精神风采
作者:晏政      时间:2019-05-14   来源:
 

4月15 ,在《人民报》上读到温家宝总理写的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教育很大,感触颇深。我是一个年过八旬的普通共产党员。八十岁的光阴,当然见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但最令我感到幸运的是,我这个远离北京的普通党员干部,也曾经有过几次机会近距离接触胡耀邦同志,观察他的言谈举止,体会他的熠熠风采,感受他的过人魅力。

说我和我所熟识的许多人会时常想到耀邦同志,绝非夸大虚妄之词。因为我和我的一些老战友、老同学、老同事大都退休了,常常会和这几个或者那几个,当然也包括一些比较年轻的同志在一起闲聊。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大多数人不认为“理想主义”是个坏东西,所以常常会指点江山、忧国忧民,也就免不了常常会念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种蓬蓬勃勃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昂扬势头,自然也就免不了会想到当时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左膀右臂之一的耀邦同志那种敢于冲决一切罗网的改革激情和他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奔忙的身影。因此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继承好传统,发扬好作风,展现共产党人应有的爱民、为民、亲民的情怀,而又各具特色的人格魅力,真的不容易啊!耀邦风采,无可复制;耀邦那一代真正的共产党人对追求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人民普遍幸福、社会公平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和因此而发的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则是应当而且可以继承的。温总理的回忆文章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其缘由之一恐怕也在这里。

以一个普通干部和普通党员的身份能够近距离接触胡耀邦这样的我党高级干部和党中央的最高层领导人,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我们同耀邦同志的所谓近距离接触,不可能像温总理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那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而大都是集体会面,我们认识他、熟悉他,但他对我们中的多数人姓甚名谁,恐怕都是不太清楚或者一时记不得的。然而我们对他的言谈举止、声音笑貌却深深的烙印在自己的心中了。也正是从这几次近距离接触中,从自己的亲历亲见的细节中,我个人更深切感受到了他的风采和人格魅力,尽管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这种情思历久弥新,永志难忘。

一、坐位的故事

1953年冬天,团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各省市团报团刊负责人学习班,我作为江西省团刊《学习建设》主持工作的编委而得以参加。学习期限一个月,结业时,主事者请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和大家“见见面”,“讲讲话”。会场是在东交民巷团中央的旧办公楼一间大约四五十平米的会议室。室内仅长条桌一张,桌子两旁摆着二十来张木质椅子,后面靠墙处也摆着同样格式的十来张木椅,环顾四壁,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标语。这样的会议室,即使在我近年到过的一些贫困县乡镇机关也很难看到了。

由于是第一次要同这么老资格的“大干部”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又听说耀邦同志常常把座谈会当做了解下情的机会,喜欢向与会者提出各种问题,询问有关情况,我们都免不了有点心情紧张。加上那时还没有在座位前标写姓名的做法,大家估计进门处长桌一头那张空着的椅子是为耀邦准备的座位,便都往桌子的这头挤,以便离他远一点,避免他提问时因紧张而造成一时语塞的窘境。我到会场时走在前面,“捷足先登”,在没摆椅子的长桌这头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等了大概不到十分钟吧,没有人引路,耀邦悄然而至。进得门来,他站在长条桌的那端,笑了一笑,说:“同志们都到齐了啊,我来晚了一点…”因为是第一次见到团中央第一书记,大家自发地齐刷刷地鼓起掌来。耀邦同志仍然站着,对大家摆了摆手。然后弯下身来,自个儿端起那把为他准备的椅子,径直往人们挤在一起的桌子这一头走了过来,放下椅子,坐下,然后逐个询问下面来的同志来自何方,多大年纪,学历如何,然后提高声调说:“哟,都是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哦,难怪人家说,青年团干部年轻漂亮有文化啊!有文化是好的,可是翘不得尾巴咧!”在笑声中,大家欣然接受了他的“戒勉”。然后他开始正式讲话……55年过去了,此情此景,至今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多么平易随和的同志关系,多么亲切和蔼的长者风范啊!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对被称为同志的部下,难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么?

讲坐位的故事,还有两件事的细节,也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79年夏天,共青团江西省委准备编一本红军时代少共国际师的革命回忆录。我当时在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由于文革前长时间在团省委工作,对江西青年运动史有过一些了解,团省委领导便邀请我担任这本书的主要撰稿人。参加这项工作的,开始还有团省委的魏久明、胡国挺、舒国华三位同志。我们知道,耀邦同志在苏区时代,曾在少共中央工作,情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就想请他给予指示,谈谈编写这本书的意见。现在想来,这样做实在是有点唐突的。因为当时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刚刚启动,百废待兴,万事待举,他的工作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到北京后。我们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短信请他拨冗接见,信是托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转呈的。其实,我们对耀邦能否接见,也并不抱太大希望。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送上去的第三天就收到了回音,约我们次日上午十时准时到达位于西单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办公室。

部长办公室由一个套间组成。外面是秘书室,里面一间面积不会超过四十平米。一张半旧不新的桌子和一张半旧不新的皮椅。书公桌对面是一排书柜,右边靠墙处摆着一对简朴的沙发,左边靠窗处则放着几张椅子。更令我们感动的是,当我们走进部长办公室时,紧靠办公桌前方的一张长方形木桌上已经摆好几杯热气腾腾的清茶。耀邦同志当时还在批阅一批文件,见我们来了,抬起头来,微微欠身。笑着说:“你们来了,随便坐吧”。很快,他放下手中的笔,询问了他所认识的文革前江西团省委几位同志的近况和江西目前的一些情况,我们的领队一一作了回答。随后,他针对我们的来意,开门见山地说:“少共国际师的事值得写,宣扬红军和江西人民的革命事迹,对现在的青少年很有教育意义。但是,在江西苏区,我只是少共中央儿童局的一名干部,对少共国际师的组建和战斗经历不清楚。这个,你们可以找冯文彬、张爱萍、萧华这些同志。”他还介绍说:“当时,冯文彬同志是少共中央负责人,张爱萍是中华全国少年先锋总队总队长。萧华当过少共国际师的政委,少共国际师可能就是在他们手里搞起来的。”讲完这些,他话锋一转,谈了一个多钟头关于新时期如何加强和改善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和办好青年报刊的问题。当时正褥署,室内又没有空调,耀邦在他的办公室只穿一件圆领的汗衫和一条长便裤,他的座位离我们只隔着一张办公桌,讲到兴起处,他围着办公室走动,有时甚至站到我们的坐椅后边,扶着椅背娓娓而谈。如此平易近人,如此亲切随和,没有一点官腔官调,没有丝毫官场作派,而完全像是家人朋友之间的平常对话,因而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如坐春风”的感觉。这种感觉,30年来一直萦回于我的脑际。

另一件事是,大约是1984年仲春时节(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我在江西省文化厅工作,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会议快结束时,文化部通知,胡耀邦总书记准备同大家见面座谈,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间会议厅。耀邦同志和主持会议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坐在前面一张简朴的长条桌边,大约也还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坐在那儿,由于没有一一介绍,也由于那时还不作兴在座位前标注姓名,所以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令人感动的一幕是,因为那次会议着重讨论剧团体制改革和电影、戏剧的创作等问题,年逾八旬的文艺界老前辈夏衍同志也坐着轮椅被邀请与会。夏公开始也面对主席台,坐在我们的前侧,耀邦同志进入会场后,一眼看到夏公,没有坐下,就让工作人员推着夏公的轮椅到主席台前,他自己又走上前去,握住夏公的手俯首问候,并把轮椅摆正,让夏公和他并列而坐。他在讲话过程中,还不时侧身垂询夏公,向他请教。这一幕,让我和一些同志感慨不已。尊老敬贤,以同志式的态度平等待人,有虚怀若谷之心,无居高临下之势,这也是耀邦风格中最为感人的一面。

二、讲话的风采

胡耀邦同志的学历据说只读过初中一年级,但由于他刻苦自学,博览群书,敏于钻研,善于思考,加上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历练,他的讲话谈吐总是那么新鲜生动,令人倾倒,可以说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我有幸亲耳聆听过他作的几次报告,除了1958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作的报告,他是依照文本宣读的以外,其余的几次都不见事先起草的稿子,而是桌上放着一张小纸片,列出几条,滔滔说来,出口成章。我根据领导要求,记录整理过他在1953年地方团报团刊负责学习班上的讲话,以及1955年、1956年两次到江西视察青年工作时对省直机关团员、青年的讲话。在整理这三次讲话稿的过程中,我只是在语言的连贯性上做了点技术性的处理,对文字不敢作任何修饰加工(也毋需做这样徒费心思的修饰加工),整理出来,自然成文。不仅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采斐然,风趣幽默,而且其现场讲话过程中鼓动性、感染力也跃然纸上。作为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记录整理者,我从心底折服,阅读过这几篇记录稿的同志也对他感到由衷敬佩。记得1954年初,当时的江西团省委书记吴清明同志从北京开团中央全会回来,他拿着耀邦同志在会上的讲话稿对我说:“这个讲话除了工作内容有所增加外,在章节安排、文字逻辑上同你上次带回来的记录稿(指耀邦1953年冬在地方团报团刊负责学习班上的讲话。耀邦在那次讲话时曾经说过,要我们好好记一记,他在即将召开的团中央全会上要讲的话也会是这样一些内容)基本上相差不多呢!”这就说明,耀邦同志的许多讲话,看似随意,但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出口成章的。像他这样思想水平高、表达能力强、记忆力又超常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我们党内有不少,耀邦无疑是最为出类拔萃的那群人中的一位。

胡耀邦同志讲话,有很强的说服力、吸引力又刻印着他个人独具的风格与魅力。从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听他讲话,我个人感受到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平易近人,视群众为朋友,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贴近群众。第一次1953年在团中央听他讲话的情况已如上述。第二次是1955年他到江西视察团的工作,应邀对省直机关的团员青年作报告。上得台来,他开头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湖南人打官话。我这个湖南人讲的官话,不晓得你们这些江西老表能不能听清楚。其实,我们好多湖南人都是从江西迁居过去的,所以我们叫江西人‘老表‘江西老表’是湖南人的创造发明。我今天就是以老表的身份对江西的青年老表讲话。”台下顿时引发掌声一片。接着他又说:“这次到江西来,一路上好些人说我是老革命,其实我算不上老革命。”这时他站起身来,笑着指了指坐在他身旁的邵式平同志说:“要讲老革命,你们的邵省长才是真正的老革命。土地革命时期,他和方志敏同志一起领导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不是有一句话说:‘南有朱毛,北有方邵’么?他对革命是有大功的啊!他当军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儿童团长哩(胡耀邦在江西苏维埃时代曾任少共中央儿童局秘书长),所以在他们面前,我没有资格叫老革命。”邵式平省长在江西人民和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耀邦这一番热情而又谦逊的话语,说得大家心里暖洋洋的。尽管会场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初识耀邦,但他的话把报告人和受众的心拉近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位可亲、可近、可爱的领导人。另一次是在1984年深秋,耀邦同志时任党中央总书记,从湖北转到江西视察工作,在我省7个县进行调查以后,在南昌停留了两三天,同省委领导交换意见并对省直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了个报告。期间,他还应江西8位“老团干”的请求,接见了我们,并座谈了约两个小时。那天下午,约摸三点钟吧,我们在大厅迎候,他从门外快步走了进来,同大家一一握手,过去认识的,他直呼其名:“哟,你是万绍芬”、“你是王显文”、“你是王天德”,不认识的,他则亲切地询问姓名。当我们正准备各就各位时,他突然转过身来问了一声:“哎,周胖子呢?”周胖子是文革前的江西团省委书记周振远,因为身材魁伟,比较胖,在瑞金种植“七省百县林”期间,耀邦跟着别人亲昵地称他为“胖子”。岁月沧桑,20多年过去了,他还没有忘记这位跟随他在鄱阳湖畔踏勘共青社、在瑞金栽植“七省百县林”的老部下。当他听说周振远当时抱病住院,随即嘱咐工作人员代他去问候看望。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身上展现的这种浓浓的人情味,实在感人至深啊。在这样的领导者面前,怎么会不使人感到分外亲切,并把他视为朋友和亲人,愿意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那次座谈,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拘谨的同志+亲人的气氛中进行的。

第二个特点是,“陈言务去”,别开生面,富有创意,绝少老话、套话、空话。他在文革前两次到江西调研团的工作,两次都应邀对省直机关团员青年作报告,其内容都是演讲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分析指导青年团的工作。由于我是这两次讲话稿的记录整理者,尽管文稿在文革中已烧毁不存,但即使在文革中关禁闭、蹲牛棚时也常会默默念及,所以对其中一些内容的记忆仍然比较清晰。两次讲话由于形势的变化,内容不一样,提法也不一样。第一次的提法是“五个怎么样”,即当今的世界形势怎么样,我们国家的形势怎么样,“委员长”的形势怎么样,江西的形势怎么样,共青团工作的形势怎么样。特别讲到“委员长”的形势怎么样时,语出惊人(那时谁敢叫蒋介石为“委员长”?),风趣幽默鞭辟里,引来满堂活跃的笑声和掌声。第二次,还是讲的形势,共分五节,前几节的小标题以“好”字结尾,大意是国际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国内形势好,一派兴旺景象;江西形势好,江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一路高歌猛进;江西青年工作的发展势头好,和全国一样,生气勃勃,前景光明。讲了几个“好”以后,人们以为他讲第五个问题,还会以“好”字落脚,可是出人意料。他讲的是一个“干”字。最后,他把五个字归纳在一起,即“好、好、好、好、干”,作为对江西青年的希望提了出来。勉励江西的和全国的青年与青年团员们,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这5个字,我记住了,听过报告的许多同志也记住了。后来我们当中一些同志在不同的岗位担负了一定的领导工作后,我们也以耀邦同志的这5个字勉励比我们年轻的同志们。“好好好好干”,成为我和许多同志一生的座右铭。

第三个特点,旁征博引,内涵丰富,言简意赅,富有文采。我1953年第一次听他作报告,就惊叹于他知识的渊博。他很少引经据典,不搞“言必称希腊”,但会不时地恰到好处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名句论证自己的观点,也会不时地引用中外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一些故事和成语,来分析和说明自己想要说明的问题。那次谈话他还援引了他挑灯夜读过的当时苏联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日日夜夜》以及共青城的故事(书名忘记了)等等。他讲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鼓励青年要多读点书,要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还要读点哲学,读点历史,读点文学。正因为他好学敏求,不断丰富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他的讲话总是那么文采斐然,生动活泼,能够像磁石一般吸引听众,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精神的享受。记得陆定一同志说过:胡耀邦同志是我们党内从红小鬼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诚哉斯言!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向书本学习,也勤于向实践学习。他风尘仆仆,“鞍马劳顿”,走了全国1600多个地、市、县,到过许多老、少、边以及贫困地区,甚至还登上了西藏、青海高原。我想,如果现在我们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像胡耀邦这样,踏遍自己管辖内的山山水水,真正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那么,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现状,就将大为改观了。其实,耀邦同志每到一个地方,都不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而是向基层干部求教商量,进行切合实际的调查研究,这不仅拓宽了他的视野,增强了他的语言的针对性、生动性和亲和力,更重要的是对各个地方的工作有实际的帮助。这一点,温家宝总理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中通过非常朴实、生动的记述作了很好的印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江西省直机关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同志都会记得,1984年他跑了赣西北的7个县,每到一个县都召开座谈会,倾听群众呼声,察访民情民意,然后针对当地实际分别提出自己的指导意见。最后,在南昌召开的省直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他提出了江西应该实行“两个更大胆”(更大胆地对内搞活、更大胆的对外开放)、“一个略高于”(即经济发展速度力争略高于全国水平)的方针。直到现在,这个意见对于像江西这样的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仍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1980年代初,耀邦同志读到中科院科学家的建议和新华社记者的调查,就赣南发展柑桔生产的方针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白栋材同志,提议以大力支持个体种植为主、集体专业承包发展种植为辅,放开手脚,鼓励丘陵山地农民大种柑桔。省委迅即研究具体措施贯彻落实,经过近30年的努力,赣南、吉安、抚州等地区现在已是处处绿茵满地,柑桔飘香,农民因大种柑桔而致富者不知凡几。我前几年到过这些地方的几个县,当地一些年纪较大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每每念及此事,不能不喟然兴叹,感恩于胡耀邦同志从实际出发为农民致富提出的远见卓识。    

一位我所认识的在胡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其中说到:  “耀邦同志这个人是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的,凡是在他的领导下和接触过他的人,包括对他有这样那样意见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被他折服。”这话讲的太对了,我仅有的几次近距离感受耀邦的经历,就是一个佐证。因此情不自禁,授笔成文,用以纪念这位“协助邓小平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世纪伟人。

(作者系江西省文联原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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