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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谒耀邦墓,重温30年前的青春热度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19-05-13   来源:
 

 

我是1979年入学的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凯歌前进的年代接受高等教育,进入主流媒体工作。虽然是一周六天、活版车间站着拼版到凌晨4时的大夜班,白天仍然早起外出采访,工作强度超出996,没有任何倦意,却常常为一篇报道、一行标题可能“推动了改革”而兴奋不已。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

他用富有感染力的语气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地球上气候最优良的地带”(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在座的各位年纪有大有小,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华儿女。由于粉碎了‘四人帮’,现在我们大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掌握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一首歌,叫作《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的确,我们现在是在阳光灿烂的大道上前进。”(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华国锋等同志接见文代会代表》)“我们的事业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在一二十年内取得为后代人称赞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在中国现在政治舞台上的近二千万干部、三千八百万党员、几百万解放军和几千万共青团员。”(1981年2月2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    在体制内的重要场合,他说着说着便站起来,或高举双手,或握拳舞动的情景,让年轻的我们心潮澎湃。感觉世界正是我们这个年纪,一个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现代化国家将在我们这一代人及身而成!

习近平在纪念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同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他一身正气、品节高尚。”

 

1989年4月他的逝世,是我们这代年轻人遭遇的第一次心头重击。我们从80年代“天之骄子”的轻狂,沉下心来,艰难地地调整人生姿态。

 

(耀邦夫人李昭题词碑)

耀邦是走过雪山草地的长征“红小鬼”,经历过战争年代和党内斗争的残酷考验,却依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从没有整过人,也没有防人之心。陕西人民出版社《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披露,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外放担任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深入安康地区,8天跑了7个县,在当时极左氛围中公开宣讲“解放思想”“政令公开”。当时陕西强调“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阶级斗争格外激烈”。仅1964年,就有6000余名干部、群众被视为敌对分子抓捕,发生多起自杀。老百姓吃不饱肚子,却在卖力打击“投机倒把分子”。耀邦在干部大会上讲:“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如果粮食不多,猪不多,棉花不多,油不多,还叫什么大好形势?”当时搞“社教”,人人论家庭成分,贫下中农查“三代”(父辈、祖辈、太祖辈)“五夫”(姐夫、妹夫、姨父、姑父、舅父)。耀邦却在安康说:“家庭出身无法选择。我们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他们几十年前,都是地富家庭的子女,他们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出来搞革命。所以前途是可以选择的,不要唯成分论。”耀邦毅然代表省委宣布“三个暂停”: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纠正过火的“社教”运动。在宁陕县,一天清晨,耀邦见一农妇提着竹篮,篮里几把小葱,用半块布盖着。耀邦问,你卖得啥?村妇慌忙回答:我不卖,我是送人的。耀邦给村妇壮胆:“不怕,你就说省上胡耀邦让卖的。”

1965年6月,叶剑英元帅偕张爱萍将军来西安。张爱萍对省里大员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耀邦瘦了,陕西肥了。”叶帅用随行的军用飞机把在省里挨批不得过关的耀邦接回北京。研究者评价说,胡耀邦“1965年在陕西小试锋芒,1978年后在全国大见成效”。

粉碎“四人帮”后,耀邦被提名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耀邦当着华国锋主席的面说:“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路线,这种认识是经过革命的多次挫折,用无数血的代价换来的。由于实行这两条,我们党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学会了治党、治军、治国的本领。(1977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耀邦主持了陈少敏大姐的追悼会。陈少敏,与蔡畅、邓颖超是党的七大仅有的3位女委员。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131人举起齐刷刷的手臂,只有陈少敏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拒绝举手。耀邦曾激动地说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耀邦在中组部部长任上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恐怕正是这样一种老布尔什维克的良知底线拷问着、激荡着他的心。

人们忘不了1978年耀邦同志在中组部主持工作时,每天收到约500封要求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通过其他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也一一过目;忘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忘不了在耀邦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沉冤22年50多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获得改正,“61个叛徒”等大案要案迅速得到解决。(198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

 

(谭嗣同的一句话“惨淡精锐,惟见吾子”,也适用于耀邦)

奋力扭转几十年的极左路线,耀邦满腔热忱地对待每一个同胞和党内同志,以温暖的包容融化了被政治运动所伤害过的社会各界的心。

——对文艺界: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我们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口凉白开喝;第四,还要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百花开得更鲜艳。

相声艺术表演家侯宝林即席赋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侯宝林的话引起了全场会意的畅笑声。(1979年1月3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对文艺界同志提出热情希望》)

我知道,我们的宣传部门对你们关心不够,支持不够,帮助不够。还有些人,对你们的劳动很不尊重,甚至横加干涉,粗暴对待。我要说,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下,所有这些缺点,一定能够逐步克服,而那些违背党的文艺政策的错误行为终归要会受到严格的禁止。我们党和文艺工作者的正确关系一定会健康地发展起来。(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华国锋等同志接见文代会代表 希望文艺大军大显身手繁荣文艺》)

——对科技界:“现在科技战线一些做党的工作的干部还不懂得领导和帮助科学家搞科学。参加茶话会的科学家们给科技战线做党的工作的同志捎回一句话去:要善于领导科学,就要爱科学、学科学、钻科学,同科学家一起骑上骏马,去迎接科学的春天。”(1979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全国科协和政协科技组联合举办首都科技界春节茶话会》)早在“文革”后期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耀邦就主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因此而被贬斥;“文革”后他和邓小平一道,为科技人员的“白专道路”正名,主张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

——对电影界:“回忆过去,我们有欢乐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影坛上百花盛开。但也有悲愤的时刻,许多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还有不少人失去了生命。目前最重要的是放眼未来。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怎样使我们电影创作繁荣起来?要走群众路线,要把思想搞得活跃一些。”(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奋发图强创造影坛上群星籼烂的年代》)

——对年轻人:“青年同志能够胜过我们。你们今天学习的条件要比老一代人好。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很正常,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这同十年内乱期间的情况大不一样了。把老一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青年应当胜过老一辈要成为全党的舆论。”(1983年1月5日人民日报《胡耀邦同志在团一中全会上谈青年的历史重任》)耀邦给一名团干部复信时诚恳地指出:“教育青年的办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验的总结。”人民日报曾化名《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发表在1978年4月10日报纸上。

 

——对精神文化:耀邦认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时期,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引起人们的观念形态、精神状态、生活方式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耀邦主导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郑重宣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80年代人民日报头版这样的标题就激动人心)

当年党内也有人议论耀邦举手投足,激动起来常呈手舞足蹈状,与领导人的身份不符。但更多的人喜欢并敬重耀邦的率性而为、光明磊落,衷心认可他为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的良师益友。耀邦去世后,长期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的孙敬修老人,在孙女的挽扶下来到耀邦家灵堂,泣不成声,半晌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你是一个大好人啊!”(人民日报孟晓云、王楚《11亿中国人民为你送行》)

人民日报对耀邦抱有很深的感情。“文革”后期,“文革”前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与赋闲在家的胡耀邦在北京协和医院第二门诊部偶遇,就在候诊长椅上闲谈起来。两人在“文革”前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谈。“文革”中同时成为被批斗的“黑帮”,对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沉浮感慨良多,容易产生共鸣。恰巧耀邦夫人李昭、胡绩伟夫人胡一哉在“文革”前还是同事,同在北京市纺织局做副局长。于是,胡绩伟夫妻经常到胡耀邦家做客。1977年耀邦执掌中央党校后,接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紧跟其后,配合默契,建立起“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耀邦只是一名中央委员,管不了宣传口。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就是因为“志同道合”。此“二胡”携手,衷心地服膺“文革”后众望所归的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很多富有震撼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就是从西北角的中央党校发源,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党、全社会发布,在中国大地轰响思想解放振聋发聩的春雷。

西北局宣传口老干部秦川,长期受康生迫害;“文革”后找到耀邦家,申诉冤情。耀邦一边请秦川品尝夫人李昭烹饪的甲鱼汤,一边愤然断言:“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很快,秦川调任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与胡绩伟搭档,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延安出身的胡绩伟、秦川对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瞄准康生留在中组部的部长郭玉峰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收到中组部老干部送来的揭发郭玉峰的大字报后,他们以人民日报党委的名义,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内参《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报送中央。胡耀邦听了秦川带领报社编辑前来做的汇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文革”后获得“改正”的新华社“右派”戴煌深情地说,“下油锅”这句话就是胡耀邦“为解救亿万人跳出苦海,统率中国共产党内一群慷慨悲歌之士,奋勇冲向‘两个凡是’堡垒时的大声呐喊”。

 

(共青城耀邦纪念馆陈列的耀邦名言)

人民日报的老报人在“文革”后大彻大悟,富有正义感和历史担当意识。有的冤案曝光和批评报道,起初是报社自作主张搞的,在遇到阻力后,是耀邦挺身而出给予宝贵的支持。像张志新之死,人民日报率先组织讨论,受到批评。耀邦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讲话中,列举为革命而献身的有代表性的英雄人物时,最后提到了张志新的名字,说她是当代的刘胡兰、无愧于时代的英雄。

 

1983年的“清污”中,出现了剪披肩发、剪喇叭裤管的风潮。人民日报没有跟风,在中央打招呼后及时发出报道披露:尽管有些地方,清除精神污染走了点样,但“丰富生活,美化生活”,显然仍是广大北京人民新的追求。”(1984年1月2日《欢声笑语向着明天——首都街头元旦见闻》)党报更是直指《切莫“谎报军情”》:在一些向上报的材料中,断章取义、夸大渲染、以偏概全、任意裁剪、强加于人……严重的是,它会影响上级机关的决策。(1984年4月11日)秦川后来告诉对我,他当时的想法是:不能用封建思想反对资本主义,不能影响和冲击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胡绩伟、秦川等人个性倔强,有时走得太急、太远,常给耀邦惹麻烦。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曾批评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占公家小便宜,耀邦主张这位同志还年轻,可以从轻发落。秦川以为这是在讲妥协,更加来劲,一连发了好几期内参。气得胡耀邦摇头叹息:“秦川想把我逼到哪里去?把我逼得无路了!”

 

(秦川和耀邦合影)

耀邦病故后,人民日报的同志内心悲痛。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那天,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正在江西共青城采访,适逢共青垦殖场和中国农村信用社合办的全国第一家农村产业集团——鸭鸭集团成立,庆贺之时广播电视里突然响起耀邦去世的哀乐,全场惊愕,喜庆顿时变成了哀悼。有的放下手中的酒杯起立默哀,有的禁不住掩面流泪。成立大会原定施放的焰火熄灭了,安排好的舞会取消了,人们自发地扎花圈遥致哀思,前往北京吊唁的代表准备打点上路……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是1955年到这里垦荒的第一批上海知青。他告诉魏亚南,当初98名上海知青来到这里不到四十天,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就赶来看望大家。(1989年4月22日《共青城的哀思》)

于维忠给魏亚南透露了一个秘密:胡耀邦的骨灰还要送到共青城来。他生前无时不在关心共青事业,死后还要同共青人在一起。耀邦追悼会开过,来京祭奠的于维忠又告诉魏亚南,李昭已决定将耀邦安葬到共青城。“这件事已经得到中央批准,我们这就回去安排。”

于维忠回去后不久,很快又来了电话,动情地述说了耀邦子女在共青城选择墓地的细节。魏亚南含泪写下了《身后一片情依旧——胡耀邦墓择址记》,正式披露了这件令人动容的事:

耀邦逝世前,一次偶然的家中聊天,他谈起了自己身后的愿望:“我死了,不想到八宝山去。我希望共青城的青山绿水能成为长眠的地方。”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夫人李昭真真切切地记下了这句话。

 

(耀邦1984年第二次来到共青城)

耀邦长子胡德平、女儿李恒(满妹)首先来到了共青城中心,一处原计划辟为公园的山岗。这里风光秀丽,绿树娉婷、芳草滴翠,一汪珍珠湖波光粼粼,真是个宜人的休憩胜地。在共青人心里,耀邦安息在这里再好不过了!然而,德平、李恒不用踏勘,便否定了这个选址。李恒说:“父亲生前最怕侵害群众利益,死后也不能与人民争地。不要因父亲墓地改变共青城的规划,这里还是留给人们作公园更合适。”

一行人离开城中心,来到周围几座山岗,只见处处黑绿的杉木林郁郁葱葱,都是精心绿化过的。人们望着山上的树木,当年耀邦与第一代垦荒队员开荒种树的情景宛若眼前。如今大树参天,绿荫如盖,仿佛正在准备接纳这位最有资格安享宁静的灵魂。不料,几处苍翠的山岗都没被耀邦家人认可,他们认为:“在绿化过的山上修墓,免不了砍掉一部分树木。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破坏已有的树木,他心里会不安的。”

人们打着雨伞,踏着泥泞的红土地,走到城东南两华里的地方,山坳中间一座高40多米的荒山呈现在人们面前,据德安县志记载它叫敷阳山。登上山顶,鄱阳湖一望无际,共青城尽收眼底。“这里很好,就选这里吧!”对于这意外的决定,有人认为太荒凉。耀邦的家人却坚持说,不要紧,墓地选在这里不至于毁林,还会有助于这一带的绿化。

德平、李恒依照父亲生前的意愿,又当场讲述了建造胡耀邦墓地的希望与要求:国家经济困难,不能因父亲墓地大兴土木;在世时,父亲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死后不要把灵堂、纪念馆等建筑物压在他身上了;父亲生前是个解放了的人,他希望死后也不要被大理石或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墓穴缚住,只须将骨灰深埋地下,让他与养育过自己的土地融合到一起;地面不必竖立高大墓碑,塑个半身像,基座不一定要碑文,刻上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的徽志,象征他从参加儿童团、共青团到共产党的革命一生。(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耀邦的遗愿仿佛提示了一个时代的宿命,光明澄澈的领导人,把青年拓荒者的园地作为最后的归宿。徜徉在共青城,遥想54年前,耀邦在这里跟上海知青一起住茅草棚,就着萝卜干吃稀饭,围着篝火拉家常。没有毛笔,只好就地取材,选了一节小山竹,找了一团棉花,从棉被里抽出几根线,把它绑了起来。又找来墨汁和纸,耀邦高兴地题了“共青社”三个大字。顿时响起一片掌声,有队员情不自禁地高呼“茅棚万岁”。耀邦笑着说:“茅棚不能万岁,只能三岁,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改变面貌,将来这里要像上海一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今天的共青城,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我们的青春年代,曾经的愿景和豪情,也永远地凝结在眼前的青山含黛、茂林修竹、湖水浩渺中。想起1989年1月一位学者诗人在中国青年报写道:“我们是最后的,然而却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

 

(耀邦修改的一幅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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