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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苏:胡耀邦如何支持与推动农村改革
作者:孟晓苏      时间:2019-04-19   来源:
 

编者按:2019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30周年。中国双绿66人圆桌会执委会副主席孟晓苏2015年9月份的这篇访谈,本来是为电视剧《胡耀邦》录制的,后来由于篇幅太长而没有被采用。在这篇访谈中,孟晓苏回顾了农村承包制的产生、中央对农村承包制的认识与指导、农村改革如何走向全国、中央一号文件的产生与作用等等。其中谈到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同志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作为与贡献。访谈录于2019年4月16日在双绿公众号发布后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同志在读到访谈录后又补充了宝贵的历史资料,特在此重新刊出。

1982年12月30日,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万里(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

编导:首先非常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是中央新影的编导刘江,电视剧《胡耀邦》是我来做总编导。我们在筹备这个片子的时候,知道胡耀邦同志在那个拨乱反正特殊历史时期做了很多事情,正好您那时又给万里同志当秘书。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到万里同志身边当秘书后看到当时的改革,尤其是万里同志主推的农村改革,当时胡耀邦做中组部长、后来做总书记,他们在农村改革上有哪些合作与交集?

孟晓苏:我到中南海工作的时间是1982年初,到万里同志身边工作是1983年5月。在安徽启动农村改革初期,那些在万里身边工作的老领导和老秘书们,有的岁数很大了,如王郁昭、吴象;也有的已不在世了,如张广友、于廉。于廉是安徽改革时在万里身边工作的秘书、省委副秘书长,他是于丹的父亲。我当年作为三十多岁的年轻秘书,在推动农村改革向全国扩展的时候,正好在中南海工作,亲身参与了这个过程,学习到很多东西,还听说了改革初期很多事情,其中有些是万里跟我讲的。1983年我到万里身边工作时,改革初期关于农村改革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发了两个,后面三个“一号文件”我都参与了起草和修改。应该说在农村改革获得初步成功并向全国推进的时期,来自胡耀邦的全力支持、无所不在的支持,是万里取得农村改革成功并把它推向全国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

农村改革缘起于在邓小平复出之后,1977年中央派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派习仲勋到广东,后担任省委第一书记,那时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他们是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几员大将。胡耀邦在中组部担任部长期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把几十万名干部从历史冤案中解放出来,送上领导岗位,成为推行新历史时期党的方针路线的组织与干部基础。

在万里1978年开始支持安徽省肥西县南山区和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带头搞包产到户的时候,国家的整个政治格局与干部队伍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胡耀邦大规模解放干部,帮助干部们提高了工作勇气。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们是一个遥相呼应的工作关系。那个时候很多人对包产到户担心,说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还有人拿着《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来问万里,说《人民日报》文章写明“不准分田单干”,我们还要干下去吗?万里就对那些干部说:你听《人民日报》的?秋后你找《人民日报》要粮食吃呀!一下子让干部们明白了,原来《人民日报》不给粮食吃,回去还得推动农村改革。当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但就是在这样重要的会议决议上,同时提出的是要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对于联产承包它写了两个“不”,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当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到底该怎么解决?在省委学习中万里说,要学习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就是解放思想。

那时的胡耀邦和万里两位领导同志,虽然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他们相互呼应,在不同的战线上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这之前他们两个有一段类似的工作经历,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并进行整顿时候,他们一个在铁道部推动了“安全正点万里行”,一个在中科院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后来这场“改革预演”就被“四人帮”打下去了。但是当后来他们再回到工作岗位,他们又相互呼应推动改革。万里先经历了安徽工作并启动农村改革的阶段,随后在1980年调到中央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同胡耀邦总书记一起工作。

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最早肯定农村包产到户的是谁?是陈云同志,他对万里说“我举双手赞成”!邓小平在1980年5月发表重要谈话,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这个说法虽对党内有震动,但是党内状况仍然是不少人思想保守。在当年7月,胡耀邦总书记就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了不能把单干看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把劳动方式和所有制绑定。他举例说,奴隶制也是集体劳动,社会主义虽是社会化大生产,但也会有单干,比如说司机,司机开车就是单干,很多农活也是需要单干。胡耀邦还说,过去我们搞的这种集体劳动,二三十人一起下地,实际是磨洋工,我们搞了一二十年还是在饿肚子,现在思想必须解放,这种体制必须要打破!胡耀邦就是这样用循循善诱的方式,用改革的热情帮助领导干部们改变认识。当年9月应万里的请求,胡耀邦总书记又召开了省市一把手的会议统一思想,这都是在1980年的时候。统一思想之后,就允许在特别贫困的地区推进联产承包,提出了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但是这就从中间开了个口子,那时中国哪个农村不贫困,都说自己贫困,所以很多地方开始搞起了联产承包。胡耀邦当时还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来说明万里同志的成果,他说“万里同志管农业,是农民群众推荐的嘛”!给万里以很大的支持,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支持。这是第二个阶段,叫做密切配合。

第三个阶段就是分头工作。在几个一号文件发出之后,接着就是做各个省市的工作推动改革。后来我在文章中写道,这是“从诱发性改革到强制性改革”,就是从农民群众为自身利益起来主动与自发推动的改革,变成以中央权威为基础,用行政命令强制推动的改革。当时这种改革在很多省份还是有阻力的,特别是在大寨所在的山西省遇到较大抵制。胡耀邦亲自去调研,亲自去沟通,并派一些记者去各地调研,让新华社将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这是第三阶段的工作。

第四个阶段就是全面推进。胡耀邦作为总书记,与万里一起推动中央连续出了五个一号文件。第一个一号文件写出来的时候是在1981年年底。当时是由胡耀邦提议,由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当时主要面对的是各地要求,“要给承包制报个户口”,说清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通过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它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应该姓“公”而不是姓“私”,接着形成了中央一号文件草稿。这就给农民吃了个定心丸,给农村干部壮了胆。这个文件在12月份形成,又经万里提议,由胡耀邦签发,作为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国发出。这是一个偶然,因为当时已经是年底了。但是发出去以后才发现,在中国农民意识里、在中国农村干部意识里,“一号文件”就是“天字第一号”,是最重要的事情。确实农业、农村、农民是党的工作重点和最重要任务。在这里胡耀邦起的作用是什么?他是以“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发出党的决定。毕竟当时的农村承包制还是违法的,违反的是宪法,我们党用红头文件来规范和鼓励农民“违法”,推动了农村改革。当然最终不是法律改变农民,而是在1984年我国修改了法律,把“人民公社”永久剔除出了宪法。

在党的文件中,究竟给这种新制度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根据胡耀邦秘书李汉平的回忆,当时由于全党没有人敢说和敢同意“包产到户”的提法,胡耀邦就一直在考虑找一个什么词汇替代。有一天半夜里,他琢磨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汇,于是赶紧翻身下床,拿笔写了下来,然后才重新上床睡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这样被命名,其中包含着总书记的心血。

1982年发了“一号文件”之后,接着在83、84、85、86年又连续发了总共五个一号文件。在那个改革开放激动人心的年代,我经常陪着万里同志到乡下去调研,也曾由万里同志派我到四川农村,和中央农研室负责人一起去调研,回来他听我们的汇报。那个时候农民群众迫切地需要改革,挡都挡不住,说允许包产到户他就一定包产到户。当时农民的需要很快能够反映到中央,体现到中央一号文件上,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根据农民群众的需要前进一步。譬如,第二个一号文件就是关于农民务工、第三个就是如何搞活流通、第四个就是致富需要人才,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一步一步地把农村改革从初始推向成熟。从农村承包制初期被认为只适合于贫困地区,变成了适合全国各地农村。最后连黑龙江的国营农场都实行了承包制,结果很见成效。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了8千亿斤,万里同志看到消息非常高兴,他跟我说,没想到冒出8千亿斤粮食来,看来这条路走通了!这让我也非常激动,这里包含了他的多少心血。一号文件一直发到1986年。1987年就没有出一号文件,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1987年1月通过开生活会让胡耀邦辞职,所以那一年就没有一号文件。恰恰是在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推出了五个一号文件,推动了农村改革;而胡耀邦离开主要领导岗位,也使一号文件没有办法再发下去。那年就农村工作发了个中央五号文件,是来不及准备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不光是万里推动了农村改革,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与配合,也是农村改革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又重新恢复了发一号文件,现在一号文件又发了七个,总共加起来到今年是12个一号文件,通过被农民容易理解的“天字第一号”发布农村政策,党领导农民从脱贫走向初步小康、再走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感谢他们对推动农村改革和以农村改革引发全国改革浪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编导:您讲的非常好,好多内容都颠覆了原来的一些传闻,我们做这种片子也有压力,怎么能够还原历史真实一面,准确再现历史。虽然当时您并没有跟随万里同志在安徽工作,但您刚才也讲了,听老同志、老秘书讲了那时的情况,您能不能举个具体事例,在当时的安徽,承包制是从哪发起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起因,万里同志又怎么抓住这个由头推动农村改革的?

孟晓苏:我曾经跟万里同志说,农村承包制是您发明的。万里同志说,不是我发明的,是农民群众发明的,我不过是支持了农民。其实万里最善于从最基层倾听群众的要求,并且大胆地支持了农民的改革。万里到安徽初期到农村去调研,走到最穷困的地区,他看到有些老乡全家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村干部说你们怎么还不起床?来的是省委书记!老乡说没法起来,我们全家人没裤子,就一床破棉絮盖在床上。还有的冬天孩子们都没衣服,光着身子缩进炕洞里利用热气取暖。万里掉下眼泪,说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农民群众还这么困难,我们一定要改变。回来就开省委会,制定了“省委六条”,允许“包产到组、借地度荒”。后来发现农民的行为超越了六条,不是包产到组的概念,农民以“借地度荒”为名开始了承包到户。当时万里给省委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农民不去要饭。他向农民提问,说怎么能够不要饭?农民说“分田单干”,万里说,那就试试。其实开始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农民要求分田单干。后来胡耀邦把它命名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经专家们的加工,把它说成是“统分结合、双重承包”,巧妙避免了不少争议。农民的这些说法后来被胡耀邦肯定了,他说单干并不是资本主义,司机也是单干,劳动方式并不决定于是否集体劳动,这并不是社会性质的区别。所有这些都需要解放思想和大胆突破。如果没有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然就不会有后来的大胆实践;如果没有在胡耀邦领导下大规模地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当然也就没有各地干部敢于推倒当时法律法规限制的胆量,而改革就一定要突破原有的限制。

90年代中央曾明确:改革从安徽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这是很正确的。而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就是从习仲勋同志开始。习仲勋1978年初开始主政广东,随后担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他在1978年就率先提出,要利用广东的人脉与地缘优势进行对外开放,作为全国对外开放的试点区先行先试,受到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支持。后来就出现了歌里唱的“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从此开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开放从广东开始,习仲勋对中国的开放立下的是第一功,做出的是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他们两位都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两人也经常交流,1988年起又一起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担任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那时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担任秘书局副局长,主要负责万里委员长和习仲勋第一副委员长的工作。两位老领导都思想深刻、工作严谨、待人厚道,他们的高风亮节让我获益匪浅。

编导:安徽包产到户的起点是凤阳县小岗村还是哪里?

孟晓苏:是肥西县的山南区最早搞起的包产到户,凤阳县小岗村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自发搞起来的。现在都知道小岗村姓严的农民有十八个人按了红手印,说是如果支书因为分田单干被抓了,全村人要共同抚养他儿子到18岁。这个说法最初是个口头约定,后来补写了一个字据。这个字据现在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当时安徽农民在全省多地搞包产到户,最初反映出来的是肥西,万里最初批示支持的是肥西。实行了包产到户之后,一年粮食就翻番,增产效应非常明显。在此之前安徽农民要饭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春荒时节拿着公社证明,由村支书带着大家去要饭。万里从火车站把准备扒火车外出要饭的农民请回去,他跟农民群众座谈,问大家怎么能够不再要饭?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一种穷困,有这样一种农民群体要饭的情况,但当时党内很多人对此熟视无睹。那时我和李克强都是北京大学七七级学生,我们听到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人民日报》文章,说怎么看待一些地方农民讨饭的现象呢?说中国有些地方的农民有一种要饭的习惯,他们就愿意去要饭。我们听了都感到奇怪,怎么会说中国农民有要饭的习惯?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万里在安徽干部大会上讲,谁有这样的习惯?谁吃饱了还去讨饭?是谁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大力推动了农村承包制改革,而不是像某些人在党报上说“要饭是中国农民习惯”这样的混话,连我们年轻人都接受不了。后来我听说,凤阳花鼓就是讨饭的歌词。农民祖祖辈辈受生活的煎熬,只有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了改革开放,农民才吃饱肚子,解决了温饱问题,并走向了小康的幸福生活。

编导: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党内确实有一种势力在反对这种包产到户,那么您觉得反对势力他们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明明看到了包产到户的好处,还要阻止改革呢?

孟晓苏:应该说阻碍农村改革的有三种势力。一种势力是坚持极“左”思想,反对农村承包制改革,这是以山西为主。在过去“左”的思想横行的年代,搞农村包产到户的干部都被打成了“右倾”,比如陈云。为什么陈云最早支持安徽的承包制?陈元跟我说,他父亲在多年前就因为支持农民“三自一包”而被打成“右倾”。而“左”的思想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强化后更加牢固,他们认为“分田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让很多人害怕。这是一种旧势力。

第二种势力来自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因为如果不是包产到户,他们在原有体制之下会有些既得利益,维护既得利益使他们成为改革的阻力。是谁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就是那些乡村基层干部。他们本来也是贫苦农民中的一部分,但他们在贫苦农民之中还是一个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什么是他们的既得利益呢,原来他们每天晚上多开一个会,就可以多吃一个馍,这个馍就成了他们既得利益。一旦集体土地被承包了,他们担心就没有这个馍吃了,于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反对承包制。

第三种是一部分干部的观望态度,包括有的中央领导干部,他们主张贫困地区可以搞,富裕地区不必搞。当然这第三部分干部并不是反对改革,只是认为可以慢慢来,不急于推进。他们不是改革的动力,有的还一度成为阻力,最终他们都看到农村承包制的好处而发生转变。

怎么解决这第二部分、就是来自农村基层干部的抵制?当时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就是适当地保护既得利益。认可一些地方出现的“干部分好地,群众分孬地,干部分近地,群众分远地”等不合理的现象存在,就在不触及既得利益的情况下把承包制给推进了。如今37年过去之后,干部也变了、土地条件也变了,原先的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要适当保护既得利益。要考虑既得利益者的哪些利益是可以保护的,当然不能是某些官员侵犯人民群众利益的那种既得利益,那是绝对不能保护的。让基层干部的既得利益得到些保护,这是一个改革的技巧。像下一步我们要推动的一些改革,一定要考虑到原有群体已享受到的福利,不要急于剥夺,而要通过改革,逐渐提高对其他群体的待遇,来逐渐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之一。

编导:刚才您讲到了一号文件出台虽然是一个偶然,但实际上却饱含着万里、胡耀邦对农村改革大力支持,是在这个必然下产生的。在后面的这几个一号文件产生过程中,在您印象中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到文件里哪一个部分是经过他们协商的,您有没有印象?

孟晓苏:这样例子我知道的不多。当时我经常到农村调研,也包括陪万里到乡村考察调研,万里直接把农户叫来,就在村子里的一间房间里,农民有的蹲的地下,有的围在桌边,就那么开会。那时候的领导人真跟农民心贴心。我们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农村基层干部也是密切联系,那时候一个乡长就可以直接到我办公室来谈。为什么呢?因为万里的子女多在农村插队,也是刚刚回城,交了很多农民朋友。为什么当时的领导人接地气?因为都是刚刚从基层走来,都在文革中被下放劳动十年,他们已经变为人民群众了,他们子女也变成最底层民众了。所以那时乡长可以直接来我办公室反映意见。当时国务院也曾有人准备发布一些不妥当的政策,恰是因为有乡长来反映了真实情况,国务院就把那些本来准备下发的文件取消了。那个时候真接地气。

后来中国保持了30多年的平稳发展,但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让干部们再到基层锻炼的方式。文化革命这种方式是我们不希望再回来的,但是没有找到别的办法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干部在机关里脱离实际时间越长、脱离群众时间越长,就提拔的越高。脱离实际十年当处长,脱离实际二十年当局长,脱离实际三十年当部长。这些人怎么来做领导呢?他就靠看报纸、看电视指导工作。搞经济决策的去看中央电视二台,去看主持人怎么说;搞外交的去看《环球时报》,去看总编辑怎么写。后来政策出现很大偏差是有原因的,是与一部分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密切关联的。为什么我坚定地支持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后大力推进的群众路线教育,让党的干部重新站到人民群众面前?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种教育还需要继续加强,需要制度化。再一个成果是大刀阔斧地反对腐败,打虎拍蝇,最终我们还要找到反腐治本的办法。八十年代那时候党的群众路线非常明确,因为那时的领导人非常联系实际,非常接地气,他们就是从人民群众之中走出来的一群。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取的那些执政经验,应当启发后人思考。今后要继续保持、永远保持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传统,才能够使我们党长期保持住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编导:按您描述的,80年代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是这样的。那么万里作为分管农业的领导,在起草了中央文件草稿以后,在中央书记处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流程,当时是一个什么工作气氛,每年一号文件的产生过程您给我们讲讲吗?

孟晓苏:万里做为国务院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总理,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是很广的。我在他身边工作时,他主管的工作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能源、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政治、外交等等,非常广。但是农业是他从安徽回来之后首先主抓的,而农村改革又成为全国各项改革的先驱,因此特别着力推进。在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形成过程中,在胡耀邦提议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都是由万里负责准备文件,文件要经过书记处讨论和政治局讨论,我知道在第一个一号文件发出之前,是小平同志给予肯定的,是陈云同志给予热情赞扬的。一号文件经过这样的研究,应该说是中央的集体智慧。因为当时有全党思想解放的大形势,特别是率先启动的农村改革,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三中全会号召的解放思想的威力。是农民群众率先起来,原来最穷困、也是被人们称为最保守的农民,他们反而最早推动了改革。他们其实最不保守,他们做出了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包括后来的农民进城,包括农村“异军突起”产生了很多村镇企业与个体经营企业,后来慢慢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这些变化激励了全党,对推动全国的改革起到重要作用。后来万里着力推动承包制进城和对工业企业实行两权分离的承包制,逐渐到推行股份制、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这都与从农村改革中得到的重要启示有密切关系。

在党的十二大时确定了这样的方针,叫“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经济”,这句话到现在还管用,这是市场经济的先声,是把过去政府直接对企业下达指令变成政府调控市场,由市场需求来引导经济。在这以后,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目标。万里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讲到:“双轨制将来要走向市场经济”,这是我亲耳听他讲的。市场经济的产生也经历了磨难,包括八十年代末期中央领导人曾不愿接受市场经济观点。后来在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党才迅速转变了思想。这些虽然都是在胡耀邦去世之后才出现的,但在胡耀邦作为总书记所主持的中共十二大上,那时候已发出了市场经济的先声。

编导:当时胡耀邦与您有什么交往吗?

孟晓苏:在中南海我们这些首长秘书能见胡耀邦的时间也不多,因为我们都不能列席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我是能够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会议,但是文件我都是认真看,胡耀邦在会上做的那些指示,我也都是能够直接看到或间接听到。有的时候在中南海湖边能看到胡耀邦同志散步,当时他每天要走一万步,身上带一个记步器。他散步时也从来不去“清场”赶走别人,就是在中南海湖边走,前边有个警卫处长,后边是警卫秘书李汉平跟着。有时候碰到我们他点点头或者招个手,我们问一声耀邦同志好,他说好,你们好,非常平易近人。我没有想到后来在中南海里有的领导人散步居然要事先清场,有的每天回家几趟要提前清道和警车开道。那时候的中央领导人可不是这样的。

在我到中南海工作初期,当时中央已经提倡穿西装了,我也有出国制装费,所以我有西装,但是没有领带也舍不得买。当时王兆国开玩笑跟我说,今年北京冬天很多人都得咽炎,就是因为穿了敞口的西装却不系领带。胡耀邦看到我们这些秘书们没有领带,他就告诉李汉平,说拿外宾送我的领带送给他们。不久我就拿到胡耀邦送的一条领带。我是秘书里最爱穿西装的,所以就得到一条很好的领带。那是条深蓝色带暗花的领带,后边还有个签名。我一看就知道这条领带好,肯定是著名裁缝做的,还给签上名字。我就戴起来了,后来戴脏了还拿出去干洗了一次。胡耀邦去世之后李汉平告诉我,送你那条领带可是好东西,那是英国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签字送给胡耀邦的国礼呀。我才知道我得到的是这么一条珍贵的领带。我赶快找出来看,连续佩戴几年已经很旧了,好在签名还没有被洗掉,还能看出来。这条珍贵领带现在我家中珍藏。

那个时候胡耀邦对我们这么关心,连这些细微之处都关心到了。万里对大家也很关心,我记得有一次外国人送来一筐网球拍,那时候网球拍很贵的,中央领导人的工资也买不起。万里说,你拿去送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一把。我就拿到领导人办公室挨个送。后来中央领导人开始打网球,就是从那把网球拍开始的。

编导: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当年在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有人说经济增幅即我们现在叫GDP的增幅,当时好像是要求保持在4到5。

孟晓苏:文件写保4争5,耀邦同志主张是7到8。

编导:这个事您当时看到的是怎么一个情景?

孟晓苏:当时我知道这种争议,但是并没有留意是哪些人。因为当时我不认为这是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多大分歧,只是不同意见而已。但是事实证明,胡耀邦主张保7争8是正确的,认为只能保4争5的思想是保守了。胡耀邦工作热情奔放,在经济发展上他也敢于提出目标,事实证明他的目标设定是对的而不是错的。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达到百分之九点六,这包含了近几年经济增幅跌到八以下的情况,如果仅统计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增幅达到年均百分之九点八。这说明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今后改革开放还要继续释放生产力。所以我不认为现在的百分之七甚至低于七的情况是长期的。我认为一旦启动了中国的内需,特别是启动了作为主导产业的房地产业,中国经济还会恢复到八以上的增幅并保持若干年。

编导:现在特别强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普遍被认为这是启动了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请您给我们概括一下这个文件提出了哪些好的方针政策,它好在哪里?

孟晓苏: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开的,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是邓小平作报告,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时党中央主席还是华国锋。全党能够在结束阶级斗争为纲,树立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形成共识,并对若干历史问题做了客观的评价,又通过了加强社会管理的决议,还在会议上解决了好几个高级的老干部的平反问题。这次会议对作好农村工作,解决中国最贫困的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都提出了要求。当然这次会议在对农业问题上有一些偏差,比如在通过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关于加快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里,就同时提出了“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但是这些对于整个文件来说都不重要,因为它的整体思想就是解放思想,所以在安徽推动承包制中也没有起到太多的副作用,而是起到了正面作用。在文件出来之前,万里曾经转告胡耀邦,建议要改掉这“两个不”,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胡耀邦也提出去掉,但是当时主管农业的并没有接受。三中全会总体上来说是个好的会议,树立起思想解放的灯塔。它也有一些瑕疵,但是这种瑕疵随着后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很快就抹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我们党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转变,是它解放了全党思想,开始了全党面向新时代的历史进军。

编导: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工作中接触到胡耀邦,在您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孟晓苏:耀邦同志是个伟人。我接触的胡耀邦包括我身边这些领导干部接触的胡耀邦,都是一个坦诚热情,思想解放,为人爽快的人。万里也是个爽快的人,他们两个一拍即合。习仲勋也是个很爽快的人,当时我记得在中央工作时期这几个领导同志,虽然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是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是非常一致,而且非常坚定。胡耀邦以热情奔放的态度去鼓励干部积极投入改革。因为他个子矮,讲到激动时有时他会站到椅子上去讲。那时候地方会议室里的吊灯安装得不结实,没有现在的涨塞只拿木头钉,有一次胡耀邦讲话讲得很振奋很激动,那个吊灯就从他正面头顶上啪啦掉下来,摔得粉碎,差点砸着总书记。因为往往安排领导人坐中间,中间是大吊灯。后来警卫局知道经验和教训了,警卫处长先上去拉一拉看吊灯能不能撑住一个人。你看胡耀邦的讲话多有气势,多有热情。当时我们党确实需要那种热情。还有在他领导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可以说没有他的大力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应当说,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是胡耀邦、万里和习仲勋等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先锋和闯将。

我想,如果不是后来对胡耀邦的错误批判,并采取了一些不正常的手段,我们国家不至于出现随后那么令人痛心的政治动荡,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来应是相对平稳并持续发展的局面。应该说,在耀邦在位的时候,在小平和耀邦配合好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就平稳发展;后来出现了不同意见,便让中国的改革开放遭受到重大损失。真是成在重用耀邦,败在冤屈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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