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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文艺界的知心人胡耀邦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19-04-15   来源:八十年代
   

197610月,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的时候,历史又欣喜地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就凸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重灾区的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尤其艰巨。

 

此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与华国锋同在湖南工作的渊源,以及来自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直接领导,使中宣部和文化部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央党校校刊》1979年第2期)。

 

中宣部工作的落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工作就提不上议事日程。文艺工作者虽然感受到了春的暖意,但要让春风扑面,还要等待一场春雨。

 

 

 

主政中宣部

 

期待中的春雨,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开始降临。

 

197811月中旬到12月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相继召开,开启了历史的序幕。1225,即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任上,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上对极左路线的清算开辟了道路;在中组部部长任上,从实践上对极左路线的清算――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气概,平反冤假错案。当胡耀邦任职中宣部的消息传开后,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压抑在心中的抑郁化作无限的希冀。

 

胡耀邦没有让人们失望。他到中宣部长任上后,不仅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也使文艺界回春的脚步加快了。

 

胡耀邦上任伊始,与中宣部领导及全体职工见面,作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对待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的方针,有三种态度,一是等着干;二是推着干;三是抢着干。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抢着干。这是我们的工作风格,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宣传部门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双百”方针的促进派。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当把关审查委员会。文艺界的领导不要抓着只言片语,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砍掉、否定,要看人家创作总的倾向是好的,还是总的是坏的。“四人帮”藉此打倒了文艺战线上多少老同志,这种恶劣的作风,不彻底清算,百花齐放怎么搞得好呢?

 

 197912,刚刚恢复工作的文联举行迎新茶话会。这是首都文艺界十多年来未有过的盛会。胡耀邦正式与文艺界三百多名人士见面。他先请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长的黄镇宣布: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左”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第一次公开、彻底否定了“文艺黑线”论。 

 

随后,胡耀邦向作家、艺术家发出热情的呼唤:“我们伟大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已经开动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列车启动的汽笛声。”“在这个列车启动的关键时刻,请同志们尽情地大胆地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请同志们用你们手里的琴弦拨出时代的最强音!”他着重谈到党的宣传部门要树立新风,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他饶有风趣地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多作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有这几个部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口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第四,还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第五,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面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百花开得更鲜艳。

 

“黑线”之冤宣告正式解除,以及胡耀邦的讲话,受到文艺界人士热烈的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即席赋诗,叙述了自己欢愉的心情。他说,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四句打油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人民日报》197913

 

13,胡耀邦与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在谈到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时,把文艺问题列为第1011个问题。他要求宣传部门要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他说: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的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的、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1月中旬,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主持座谈会的是著名诗人张光年,希望胡耀邦来讲一次话。胡当即表示,只要安排得过来,当然义不容辞;只不过自己要作点调查研究才能发言啊!诗歌创作座谈会开始后,张光年即将会议简报一期一期地送给了胡耀邦,并把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告诉他。胡耀邦细致地看了简报和大家提出的问题,于119到会讲话。他一开头就说:“你们这一行我不懂。某种历史的偶然原因,把我推上了宣传工作的前台。搞宣传,总得大喊大叫。你们要我到会讲几句话,我有义务来。看了你们的六份简报,看了同志们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想了一想,今天打算就这么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不叫指示。我们党的三中全会上规定,各级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能叫指示,哪来那么多指示?叫个人意见,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讲得对的就采纳,讲得不对的就‘靠边站’。”他这番简朴的开场白,顿时把他和大家的距离拉近了。

 

在讲话中,胡耀邦对大家关心的诗歌和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阐述,强调“一切同人民、同党、同社会主义、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品是不朽的”。“我们的诗人们,要到沸腾的生活里面去,到生产斗争里面去,到各条战线的宏伟的事业里面去,到人们最高的精神世界中去。”谈到诗歌创作的形式,胡耀邦说:“哪种形式好?我看还是万紫千红吧。”“我们的文学,是精神食粮,要允许人家偏爱。偏爱是可以的,偏废是不行的。这是百花齐放的重要问题。”谈到许多人关心的作品“审查”问题,他说“审查就是鉴别嘛。世界上一切事物逃不脱审查,逃不脱鉴别。但是我们决不能再继续江青、康生那种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动不动就‘枪毙’、‘砍掉’。我们主张今后的审查就是内行加群众,搞评议。你是外行,不懂就别作声嘛!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经过评议,把意见提出来,作家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多搞评议,多搞评奖,百花奖。用评议、评奖的办法,用专家加群众路线的办法来区分作品的优劣,上品、中品、下品。”他说:文学艺术作品,人民自有公论。好东西打不倒,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不以自己的主观臆断为转移,而是以千百万人民的爱憎为转移。要把“经受人民的审查”这个观念,撒播在文艺工作者心中。胡耀邦还勉励文艺工作者要重视自己的品格、品德,严格要求自己,同行、同志间互相帮助、真诚相待。

 

在三中全会春风沐浴下,万物复苏,生意盎然。进入2月,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省市自治区文联工作座谈会、故事片厂长会议、全国摄影工作座谈会、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等先后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关注这些会议的进展,听取中宣部、文化部的情况汇报,对与会人员反映的种种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加深自己对文艺界的多方面了解。他对周扬、夏衍等老一辈文艺界人士十分尊重,经常向他们请教,征询意见;他也广泛结识中青年人士,与他们就某些问题商量、讨论。

 

210,胡耀邦应邀到这些会议讲话。他向全国上百万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四点希望:一、善于总结经验。建国已经三十年了,为把我们的文艺搞得更好,要善于总结经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好的经验,要善于总结,发扬正确的,纠正错误的。二、经常反映情况。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应该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弄不清楚的疑问,有些什么想法和建议,都希望你们提出来。上上下下都要互通情报,交流意见。三、切实加强团结。旧社会有一句话“文人相轻”,我们新社会应该是文人相爱、相助。我们相互之间互相捧场是不对的,互相拆台也是不对的。你有好的我就向你学习,你有缺点我就帮助你,你有错误我就向你提意见甚至批评你。加强团结是个大学问,我们愈困难、任务愈重,就愈要亲密团结。四、认真奋发图强。历史上一切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人,都是奋发图强的,严格要求自己的。要彻底批判天才论,恢复马克思的这句话:天才即勤奋。天才是勤奋带来的。勤学苦练,这是最实在的东西。成就是自己创造的,是自己干出来的。人民希望我们大家要奋发图强,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胡耀邦提出的这四点希望,一时成为文艺界交相传诵的话题,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相互间、上下间的交流、合作和团结。

 

在这前后,胡耀邦还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作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关于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和恢复文联和各协会工作的汇报会等等,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与各方面人士交换看法。他还分批邀请作家到自己家里来座谈。对于文艺界多少年来形成的不同流派,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互相磕磕碰碰,又积下了很多疙瘩;尤其是一批三十年代文坛的老同志,他们之间有许多隔阂和积怨,难以坐在一起团结协作的情况,胡耀邦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十分尊重这些老同志,虚心向他们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耐心地与他们谈心,启发他们多作自我批评,消除成见和芥蒂。胡耀邦还在钓鱼台专门召集了一次有十多位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他一再说了大家要化解矛盾,泯除恩仇,团结起来向前看,在新时期建立新功勋。

 

座谈会是和风细雨的,但碰到几个历史问题时,有的老作家仍激动得难以自制,争论得十分激烈。胡耀邦则希望互相多宽容,多谅解,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他殷切希望老同志们为中青年人做榜样,顾全大局,互相支持,为文艺界的大团结作贡献。

 

 

 

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文艺界在十年浩劫以及此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到严重摧残,冤假错案难以数计。尽管1978年有些地方开始了一些复查平反、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是由于“文艺黑线不能批”,许许多多文化艺术界人士仍然被诬为“黑线人物”、“封资修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等等,不是靠边站就是监督劳动,大量冤假错案原封不动。

 

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长后,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认为“这不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是个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问题,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19791月,胡耀邦在召开全国的宣传部长会议上部署了全年的宣传工作。113,在宣传会议的闭幕式上,胡耀邦在讲话中明确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阎王殿”冤案的平反,使陆定一、周扬等人彻底获得平反。此后,周扬又重新活跃在文艺界的领导舞台上。226,在胡耀邦的推动下,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摘掉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错误帽子以后,胡耀邦进一步推动文艺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1979216,他在一位业余美术爱好者来信上批示说:

 

文艺界(大概还有科技界和教育界)确实还有一大批人的政策要落实,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落而不实。请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在今年内主要抓好这件事。对于一些(比如说几千人吧!)有名望的没有人管的老人,要开出一个名单来,指定哪一级或哪个部门负责解决,即一落到底,才能解决问题。

 

19793月,茅盾写了一封信,就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提出了建议。他说,要让中组部过问一下对老作家、老艺术家落实政策的问题。他举例说,浙江的老作家至今还没有人管。胡耀邦看了这封信后,深有感触地说,文艺界不知有多少为革命做过很大贡献的作家、艺术家,遭受了冤屈,还没有回到文艺战线上来。他说,邓颖超就叮嘱过他过问一下阳翰笙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批示,要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联合召开“全国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研究在文艺界如何进一步加快落实政策的问题。

 

在胡耀邦的具体指导下,这次座谈会开得相当热烈而顺利,会议产生了《联合通知》。《通知》说,会议认为:凡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时,因所谓“文艺黑线专政”、“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等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包括1964年文艺整风中,受到批判、处理,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各种“集团”等政治帽子,经过复查,确实搞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改正。另外,“文化大革命”前也批错了一些文艺作品,在给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落实政策的时候,对于他们的作品被当作“毒草”批错了的,也都应该平反。座谈会上许多人提出,落实政策还要对受害者的工作安排、生活困难等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根据可能的条件积极地给予解决。尤其是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要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热情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这些意见也得到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联合通知》下发到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求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切实加快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落实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善后问题。

 

330,胡耀邦在座谈会上讲话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种人的政策,是我们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坚决把它办好。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必”者一定之谓也。实事求是嘛!错了不纠正,就叫是非不清、好坏不分、功过不分。把是非分清楚了,功过分清楚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达到安定团结。他在讲话中还分析批评某些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人家把他搞错了,住了几年牛棚,他那个火大得很;可是他把人家搞错了,他就不承认,不让平反。要打通他们的思想,使我们懂得做好这件大事的重大意义。胡耀邦要各地防止马马虎虎草率了事,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到实处,切实解决问题,把工作做扎实。

 

在座谈会和《联合通知》的推动下,全国文艺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度大大加快,尤其是在几个大案中受到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迅速得到平反昭雪,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就为文代大会的召开,在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为文代会设计框架

 

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动议,在文联和各协筹备恢复时,就已经产生了。197856月召开的文联三届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把筹备召开这次大会作为决议提出来,并交由文联、各协筹备恢复小组负责,但是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7912,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与文艺界第一次见面的文艺界茶话会上,张光年分别向胡耀邦和黄镇简略地谈到了在4月召开文代会的设想,胡、黄均表示赞成。115,文联筹备组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召开文代会的报告。

 

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伊始,便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这些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有一致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争论。

 

在文艺界和文化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会议上,胡耀邦最后说,关于文艺界的一些问题,请允许我多做一些调查,再发表意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今年一定要召开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参加的人约三千人左右,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组要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写好一个工作报告,总结30年来的经验,特别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除了原有的筹备组的人员外,请周扬同志也参加大会的筹备活动。在另一次会上,他还谈到,为了开好第四次文代大会,把文艺战线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提出24个字,作为对文艺界的希望和友好的建议,这就是:认真奋发图强,经常反映情况,善于总结经验,切实加强团结。他解释说,天才即勤奋,古今中外,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都是经过勤学苦练,奋发图强的。要想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成就,岂能不勤学苦练吗!我们宣传文化领导部门,是你们的服务站,要服务得好,就要经常得到你们的信息和意见。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做得不好的,都要善于总结经验。同志之间的问题,可以相互谈心,交换意见,不要搞成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成为你活我也活。工作中碰到问题与困难,同志之间要同心同德、亲密团结,才能解决。

 

胡耀邦做出了召开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决策,文艺界很振奋。夏衍说,文代大会19年未开了,打倒“四人帮”也有两年多了,去年文联的扩大会议就说要在适当的时机召开,可是为什么老是准备,始终就定不下来?只见楼梯声,不见人下来。就是原来的宣传文化部门,拨乱反正的工作做得不好。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了中宣部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为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推动文代会的筹备工作,胡耀邦亲多次与文艺界人士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在听取了司徒慧敏汇报电影工作、周巍峙汇报艺术工作、林默涵汇报文学创作的情况后,就各地党委怎样领导文学艺术工作,提出了意见和看法。他说:要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总结30年来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方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那一个人的过错,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象韩复渠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看,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八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我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和讨论。

 

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在座谈会上,胡耀邦几次向大家推荐读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他说:这是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还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朗诵这篇文章中一段诗一般的文字:“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胡耀邦说,大家看看马克思讲得多好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把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还说,我们不搞审查,但要像商务印书馆的书一样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们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责自负”,至于错误怎么究?大家可以讨论,我看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要作家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去解决(参见荣天屿:《胡耀邦与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周扬在文联和各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自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后来,胡耀邦又决定,夏衍、阳翰笙也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词,林默涵任大会秘书长,订好了框架。

 

全国文代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全国文联的总结报告,由周扬牵头,日夜奋战,多次易稿。胡耀邦看了后,建议印出来发给大家,组织一二百人参加讨论修改。他还提出,要集思广益,使这个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总结我国文艺界三十年经验的大文章。周扬等人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集中了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又对报告做了补充和修改。

 

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是一次有三千二百名代表出席的规模盛大的文艺界大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劫后重逢,相拥而泣,抚今追昔,唏嘘不已。也有不少人带来了苦恼、疑问和要求,有的对过去的蒙冤受屈耿耿不平,有的还戴着这样那样的帽子尚未得到平反,有的对过去的批判要求讨回个公道。

 

胡耀邦了解到这些情况和问题,特地在大会开幕前夕的1029文代会党员会议上与党员作家座谈。他说,文艺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不仅是文艺家,还应当是政治家。我们应当把过去个人的得失、委屈放开,丢到太平洋去,多想想未来,多想想怎样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向党员代表提出了五条要求:(一)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二)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局、识大体,同心同德,和衷共济,把大会开好。(三)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问题,对文艺界历史旧帐和对当前某些作品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力。大会也不预备在这些问题上作结论。(四)对地方党政机关、部队领导有意见,可以写出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转交中央有关部门,不在大会上讨论。(五)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中申诉,可以向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和有关部门提出,或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最后他要求党员代表发挥模范作用,团结好非党员代表,共同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开好。

 

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从1030开幕,到1116闭幕,历时半月有余。大会闭幕的当天晚上,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了茶话会,始终关注着这次大会的胡耀邦和大家一起庆祝大会的圆满成功

 

文代大会结束后,胡耀邦还指导全国文联党组起草了一个文件,用中央的名义发出,这就是1980年第1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精神的通知》。文件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自由。文件再一次明确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针,重申决不应违背客观规律,凭个人意志独断专行。

 

这次文代大会前后,文艺创作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诗歌、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等,都有许许多多作品涌现出来,文艺界开始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期。

 

 

 

倡导健康的文艺批评

 

倡导健康的文艺批评,摒弃以前的以一部作品判生死的恶劣做法,是文艺创作繁荣的重要动力。胡耀邦一直为建立一种健康的文艺批评而努力。19791月初,他接受陈荒煤的建议,批准发表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文艺报》的同志送来周恩来总理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好,可以先在《文艺报》上发表,发表前后,可以在文化、文艺部门组织座谈,这对于我们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都有好处。周总理的这次讲话,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发展,现在总理的讲话已发表了18年,我们在学习讨论中要总结这18年的正反面经验,应该又有所前进,又有所发展。他还说,应当以学习周总理的讲话为契机,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促进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

 

随后,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文艺报》与有关刊物和上海的同志一起连续举行了学习周总理1961年重要讲话的座谈会。《文艺报》编辑部还在19793月举行了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文艺界的领导与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一起,共同探讨了如何总结建国30年来文艺战线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正确开展文艺理论的批评与评论。许多同志都指出,文艺界既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与流毒,也要正确认识建国17年来文艺界遭受右的和“左”的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许多同志认为,文艺理论批评要实事求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要突出注意对作品进行艺术形象的分析和科学的、理论的总结;不要无中生有,随意影射附会,无限上纲。同时,批评家要善于当伯乐,特别注意发现好作品、好人才,要做作家的亲密战友。

 

在推动上述讨论的同时,胡耀邦抓住具体问题,身体力行,首先作出表率作用。这从关于“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作为对“伤痕文学”争论的延续,19794月,广东文艺界开展了关于文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有人把当时产生的描写“伤痕”的作品称之为“向后看”的文艺,认为应该“提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这场讨论虽然主要在广东文艺界进行,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也引起了在河北石家庄军营里的青年作家李剑的注意。

 

此时,李剑还是个未到不惑之年的小伙子。身为文艺界人士,对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专制自然有同感,但对以“伤痕文学”的形式了表现历次的政治运动,则有自己的想法。这一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一些人以为中央的方针变了,要“收”了。李剑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想法的影响。

 

1979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对“伤痕文学”作了不合时宜的批判,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流韵”的影响,这种批判还明显地像是一篇“大批判稿”。文章首先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把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此文“规定”创作的主要任务是“为无产阶级树碑立传,为‘四化’英雄们撰写新篇”,谁这样做,就是“歌德”,就有“党性”,就受表扬,谁不这样做,就是“缺德”,就成“修正主义”,就被辱骂。作者之所以要“歌德”,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无衣无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布蒙面的大汉轻轻扣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不按着这种调子来粉饰生活,而在创作中认真批评落后的东西,鞭挞黑暗的东西,那就是“缺德”、“昧着良心”、“诅咒红日”,就是“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象开展览会一样,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所盛行的词儿,又拿出来展示一遍。不能不说,这种风气是很不好的。

 

现今重读这篇文章,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首先是那种人们熟知的“大批判”的语言,那种给人戴政治帽子的语言。至于文章中关于“歌德”与“缺德”的论述,则既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只不过现今是以“正面”与“负面”来替代而已。但是,在当年极“左”路线确实需要清算、“伤痕文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时代的变化,人们审美心理与文学观念的转变使这种论调早已失去了市场,这篇文章显然要惹起一场风波。

 

争论是分两派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大报刊,很快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李剑的文章进行了批驳。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就是为李剑文章叫好的,在大报刊上也时常能见到:有人认为李剑的文章是正确的,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已经引起了“思想混乱”,走上了“否定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道路,搞得不好,“会出现五七年反右派前夕的那种状况”;甚至指责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大都是“欧洲18世纪文学的染缸里染过的”。

 

大约在8月底,胡耀邦通过一封反映情况的信,对这场争论的大致状况有了了解。经和中宣部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一次小型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参加座谈会的有: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负责人及河北省的著名诗人、作家田间、梁斌和李剑等11人。还有全国文联、作协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及文艺局人士共20余人。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主持。从946日共开了三天。胡耀邦6日参加会议和与会同志座谈。

 

胡耀邦说,《歌德与“缺德”》一文的出现和围绕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是粉碎“四人帮“将近三年来文坛上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林彪、“四人帮”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确有缺点毛病,毛病错误就是同毛主席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特别是党中央一再声明要在一切战线,包括文艺战线拨乱反正,把林彪、“四人帮”歪曲了的东西端正过来,把搞乱了的加以澄清。要保护各战线上社会主义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文章的毛病就出在同中央的方针不合拍。李剑同志的调子不合时宜。青年人犯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采取教育的方法,诚诚恳恳帮助他,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传统。对《歌德与“缺德”》文章的批评是对的。但是王若望同志的批评文章说理不够,火气也大了些。对王若望这样文坛上的老同志,应提出严格要求。当然也不能各打五十大板。主要责任在李剑同志。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文章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环境。今年春天,恰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三中全会跨的步子较大。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间,一些人容易转向,对新的东西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老框框,要解放思想,思想不要僵化。列宁说过,气候变了,衣服也要换一换。毛主席也常说这个道理。李剑同志回去检讨几句我们欢迎,但主要是商量几条措施;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放开手脚,鼓励和组织大家大胆创作,使我们的文艺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胡耀邦这番讲话,使这场争论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并进而摆脱了被追究责任的局面。河北省委宣传部及文联表示,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以《河北文艺》的名义写了一篇由于《歌德与“缺德”》所引起的争论而吸取教训的文章(参见王慧敏:《关于两个座谈会的回眸》)。

 

现任中国铁路文工团团长的李剑,在对我谈到这次座谈会时说:开座谈会时,我恰好坐在胡耀邦的侧面,胡耀邦讲“李剑同志是个好青年”那段话,是指着我说的。李剑的兴奋之情,虽然在电话里,我也能感受到。至于在座谈会的发言,李剑只作了简略的回忆。他说:我在发言中说,要抓紧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从这次错误中吸取教训。当时,并没有逼着我作上纲上线的检讨。

 

此后,胡耀邦一直慎重地对待有争议的作品。他认为,对一些作品有不同意见、议论纷纷以至争论,这没什么不好,可以促使人们开动脑筋想问题;应当经过自由的充分的讨论,在实践中求得解决,不要匆匆忙忙作结论。他特别强调,积三十年之经验,思想问题可不能急,一着急就你抓我、我抓你,就乱套了。我们力求统一思想,但一下子统一不了,也不可操之过急,天塌不下来。文艺战线上的思想认识问题,也像其它领域的思想认识问题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候表面看起来统一了,明确了,但一碰到实际问题,又不明确了不统一了;同时实践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从不统一、不一致,在实践过程中经过讨论,认识不断深化,比较统一了、一致了,再往前又不统一不一致,然后又统一又一致了。这个过程循环往复,逐步使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这就是思想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宣传部门和文艺界的领导要有正确的工作方法,保护、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局面。他说:现在我们的队伍太小了,十几年来这支创作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些同志则是被摧残致死的。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从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帮助,决不能因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我们的队伍还要扩大,特别要精心培育中青年作家,第一,决不许打棍子,有人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来保护他们;第二,也不要抬轿子。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对待青年,像鲁迅所讲的,既不要骂杀,也不要捧杀。为了使文艺队伍很好地成长,他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入到文艺创作的特殊领域里;提倡大家学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同时在实践中发展这个理论;把刻苦读书同深入生活密切结合起来,用以继续提高和磨练我们的世界观,提高我们的创作质量;壮大评论队伍,大力提倡文艺评论,不断提高文艺批评的质量。

 

1989415,胡耀邦逝世后,与耀邦有密切交往的文艺界领导人张光年,含泪写出了一篇悼念文章《悲痛的话》。文章说:“胡耀邦同志按照党和人民的意愿,曾经帮助我国文化界、文艺界大批同志从极左路线的政治镣铐中挣脱出来,团结起来,支持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复兴并发展起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工作的热情支持,对作家们同志般朋友般的坦诚帮助和亲切关怀,以椿椿、一件件,使我们铭记心坎。”这段话道出了文艺界人士对耀邦的深切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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