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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林:胡耀邦在中科院“百日维新”
作者:孙伟林      时间:2019-01-22   来源:
 

主讲人:孙伟林(原九三学社宣传部巡视员 、民主与科学杂志社总编辑)

编者按:胡耀邦同志1975年被任命为中科院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拉开了科技界全面整顿的序幕。在他主持中科院的一百二十余天里,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充分肯定科技工作者的贡献,努力恢复科研秩序,规划发展蓝图,重新让科技界知识分子找回自信和自尊。胡耀邦艰难岁月在中科院一百多天的励精图治,史称中科院“百日维新”。

《胡耀邦文选》读书会是第二次开了,第一次是雷颐先生讲理论务虚会,这次是学习《胡耀邦文选》中一九七五年的文章《一定要把科研搞上去》。这篇文章选载了耀邦同志当时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讲话节录,当时胡耀邦讲的很多精彩的内容还没有放进去。今天到会的绝大部分也都是过来人,有科技界的前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对这段历史都有记忆或切身体会。我结合学习《一定要把科研搞上去》先梳理一下文章的背景,胡耀邦同志1975年7月22日到中国科学院主持整顿工作,到11月中旬“四人帮”发动“批邓”,这期间共有120天,中国科学院史称“百日维新”。请大家一起来讨论、探讨。

邓小平同志说拨乱反正是从1975年开始的,这一年工业、农业、铁路都开始整顿,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谈到了“四个现代化”,使饱经文革折磨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同时这一年一开始就不得安宁,元旦后没过多久,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姚文元和张春桥又分别推出文章,这一年斗争非常激烈,光明、黑暗反复交织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已有一个感觉,每当我们切身感受到形势有所好转的时候,恰恰四人帮把持的宣传机器说是“逆流”、“奇谈怪论”;我们凭常识觉得是非颠倒、指鹿为马,心情沉重的时候,报刋宣传偏说形势一片大好。显然,当时推行和宣传的路线方针与社会实际和群众的心理状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冲突,延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中国人民心头蒙上沉重的阴影,广大干部、群众对国家的前途深感忧虑。这是我对1975年的回忆和感受。

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受邓小平的委托同胡耀邦谈话,向他通知中央的任命,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因为组长郭沫若年老多病,胡耀邦全面主持科学院的工作。谈话后第4天,胡耀邦就在住处同早几天已到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的李昌、王光伟研究中科院的整顿工作。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由三科(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合并而成的,除领导科学研究之外,还担负着原国家科委的行政职能。因此,胡耀邦对科学院的整顿也可以说是对全国科技战线的整顿,也是在文革期间对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拨乱反正。然而,我们现在回过头看,那时候难度相当大,每一步都非常艰难。当时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实际上是不支持整顿,而是要延续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当时的权力那么大,社会局面也是错综复杂。胡耀邦这种情况下要在中科院打开局面,是相当艰难的,冒着很大风险的。他是在危局中受命,力挽狂澜。

激发耀邦同志出手进行整顿的历史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给科学界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请不完的罪,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  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中国科学院文革前有高级研究人员近180人,“文革”中被打倒,遭受迫害的就有140多位。“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被迫害致死的有229人,其中有两弹元勋赵九章、姚桐斌等中国顶级科学家。例如长春光电精细研究所80%的人被打成特务、阶级敌人,逼死了十几条人命。后来邓小平复出时愤怒地说,要追查光电所当时负责的军代表,一定要处理他,太坏了。     

中国科学院文革前有100多个研究所,文革中被削简到只剩20多个所,文革高潮的1967年科研经费只有1965年的16%。文革给中国科研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是不可估量的。除了“两弹一星”工程尽管遭到严重冲击但在军队掌控下还在运行,大部分科研人员去“五七干校”后已经觉得没有信心了,对科研事业不抱有希望了。

1975年耀邦同志去中科院后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他开始大力整顿,恢复科研工作秩序。胡耀邦在短短的时间里马不停蹄跑了中科院二十几个研究所,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各单位做了几十次讲话。8月19日,他在部分科学家座谈会上说:“ 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  “我们就是要刮搞科研的台风,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 “ 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 那时候的所长都被打倒了,他要恢复所长,还提出了恢复原来的建制,一项项地恢复科研工作的正常秩序。胡耀邦工作细到什么程度呢?他一个一个开会找人谈,白天谈,晚上谈,他分析问题,立即着手解决。他提出来要给科研人员“五子登科”,解决孩子(幼儿园)、妻子(两地分居)、菜篮子(副食)、炉子(煤气罐)、房子。这些在文革中长时间被迫害被冷落的科研人员,忽然有这样的领导雷厉风行的落实政策,一直到生活上细微关心,给经历文革严寒的科研人员带来了久违的温暖。 短短4个月里,科学院1400多位两地分居的科技人员中,有400多人结束了长期两地分居生活,夫妻得以团圆;有5200户人家用上了煤气罐,生活条件开始有了明显改善。人心凝聚,奠定了整顿工作的群众基础。

胡耀邦到中科院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制订一个关于科技问题的《汇报提纲》,作为指导科学工作的纲领文件。他从受命7月18日到的中科院,马不停蹄得搞调研、开会摸情况,8月11日拿出来了第一稿,主要包含6个部分:

1. 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汇报提纲》指出,建国以来,“我国科学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迈进”,“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那时候“四人帮”已经全面否定了前17年,而这《汇报提纲》实际上就是对“文革”的否定。

2. 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问题。《汇报提纲》提出,科学院和各部委已下放的科研机构中,一部分面向全国的重点科研机构应改为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科学院、各部委为主。

3. 关于力求弄通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汇报提纲》提出了6个关系:(1)政治与业务的关系,(2)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3)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4)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5)理论与实际, 基础与应用的关系,(6)党的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

这部分应该是整个汇报提纲的核心,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那个时候用文革意识形态来统治科研工作,以“大批判开路”,在科学领域搞“路线斗争”,甚至去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全面搞乱了科学界。以至到粉碎四人帮的1977年底,还有《物理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书出版,可见余毒之深。

所以,在这个提纲里,耀邦同志非常鲜明地提出,在科技工作中遇到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有的是路线问题,有的是世界观问题,更有不少是属于学术观点的具体方法的问题,一定要区分主次、分清性质,不能混淆。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能提到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4.  关于科技战线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现有的400万科技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 “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人已经成为政治上、业务上的骨干。” “文革”时期一再给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任务只是“老老实实改造世界观”。《提纲》中对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做了充分肯定,指出,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反对科研业务,那么就是空头政治,在政治上就犯了方向性错误。这些话说的即尖锐又深刻。胡耀邦对迫害科研人员的四人帮势力深恶痛绝,他在讲话中严厉指出,这种人不改变,就会变成法西斯。

5. 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提出未来一二十年中国要发展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新设计的研究;配合国防科技部门,研究提供两弹、卫星、核潜艇所需的各项新材料、新装备等;重点狠抓4项新兴技术:计算机与自动化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和仿生技术。    这些都是当时世界前沿科技问题,现在看也是不过时的。

6.  关于中国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整顿内容包括:整顿机构,健全和调整领导班子,加快落实党的政策、整顿思想作风和关心群众生活。

初稿完成以后,耀邦同志日夜加班、征求意见,接着进行了第二稿和第三稿。二稿和三稿之间只有一天时间。前三稿是耀邦同志花了非常大的心血,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 。后来“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重点组织批判的,也主要是前三稿。

之后的第四稿、第五稿送给邓小平及胡乔木,第五稿里面胡乔木加了很多毛泽东的话,胡乔木的意思是,里面有这么多毛主席的话,你(“四人帮”)不好批我。其中将前三稿中表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用了黑体字,即当时引用马恩列毛语录的特定字体。 第五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毛说他不记得这句话了。后来他们反复查毛主席1963年听取聂荣臻汇报时的讲话记录,当时有两个版本的记录,有一个是写了这句话,有一个是没写这句话,搞不清楚毛泽东到底说没说这句话。

(盛平:有人查了于光远和三四个人的笔记,毛泽东就是讲“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但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没有。龚育之后来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毛泽东是否说过这个话。所以,“四人帮”说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印了2700万册让全国人民批判。《汇报提纲》第一稿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不是黑体字,就是耀邦的观点。)

《汇报提纲》虽然因整顿中断而没有批准下发,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作为批判材料被印了2700多万册,而被广大干部群众所知晓,在科技界广为流传,在那个年代反而格外显露出它的光芒。1975年胡耀邦主持的《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奠定了改革开放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初步轮廓和脉络,是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中国科技政策发展历程的一个里程碑。

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团委召开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胡耀邦到会讲话。当时参会的很多干部到现在说起来还很感动。胡耀邦在会上响亮地提出了“进行新长征”,“进军号已经吹响了”。他还说,四个现代化如果实现不了,我们大家全部完蛋,我们子孙要骂我们的。   那时候,他的确是忧心如焚了,他也知道整顿可能进行不下去了,心中有多少话语想对大家说。在报告的最后他仍满怀激情地说:“25年后是2000年,那时要开这样的大会,要请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故事。我们这些人呢?那时也许呜呼哀哉了!我想挣扎一下。假如我能挣扎地活到那一天,我就靠我的孙子孙女,用小车子推着我来,坐在一个角落上,别的不要求只要给我一两颗烟就可以了。 那时我将看到坐在台上的、为祖国“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将向他们祝贺,把我的希望献给为祖国奋斗的年轻人!”    他讲完后,全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人热泪盈眶,至今记忆犹新。

(王志新:10月24日,耀邦已经感觉到要受批评了吗?)

(钱江:刚才说胡耀邦应该是1975年10月下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觉得不好,因为毛泽东是10月19日接见外宾的时候说过这个事情,说他们送上来的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并且《毛泽东年谱》里有记载,10月19号,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毛泽东批示“我看动机不纯”。)

(盛平:10月14日耀邦就应该知道这个苗头了,因为10月14日胡乔木向邓小平说了毛泽东对《汇报提纲》的态度了。)  

胡耀邦同志在中科院的整顿是深得人心的,受到中科院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1976年,在首都体育馆开中科院“批邓、反击反倾翻案风”大会,着重批判《汇报提纲》,当时胡耀邦在协和医院住院,李昌代表中科院领导班子到会接受批判,会场上有的人说没见过李昌,主持人就让他站出来绕场示众,结果李昌站起来走到哪,哪就一路响起热烈的掌声,人心所向啊! 中科院群众已公然向“反击右倾翻案风”唱反调。 开会前姚文元派了很多摄影记者,本来是要拍新闻纪录片和见报照片的,没想到是这样的场面,这是“文革”以来所未有,姚文元闻讯大发脾气,所有新闻报道全部泡汤。

胡耀邦在中科院的百日整顿影响是深远的,中科院的老一辈亲历者说他教育了一代人。 他的整顿工作在科技界引起强烈共鸣,形成了很多科技工作者抵制“文革” 错误思潮的独立思考,广大干部群众明辨了是非,凝聚了力量。所以,不久之后在一九七六年 “四五运动”中,中科院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立起表达心声、向“四人帮”宣战的四块鲜明的大标语牌:“ 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 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四五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最大的花圈是中科院半导体所、自动化所用钢材焊的 ——让你“四人帮”拆不了、扛不动。四五运动后,自发编辑整理天安门悼念周恩来诗词的两个群体,一个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另一个是就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有关科研人员。经过“百日维新”考验和率先思想解放的中科院,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今天回顾1975年中国科学院“百日维新”的岁月和历程,我们最应该学习胡耀邦为国家、人民和科学事业负责,敢于担当、不计利害、迎难而上、只争朝夕的精神。胡耀邦同志在120天中,夜以继日拼命干了多少工作啊!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干部能这样豁出老命来工作?虽然他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为人民为国家负责的作风。改革也是革命,需要一种正气,一种精神。正如胡耀邦讲:我们要找一批不怕打倒的人来进行这个改革。   改革开放已经近四十年了,人们为什么越来越怀念胡耀邦? 很大程度上是怀念和呼唤人民心中的为国为民的真正共产党人,全面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人们心中的向往、理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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