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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涛:胡耀邦为何赢得人们衷心爱戴与怀念?
作者:张守涛      时间:2018-12-17   来源: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

胡耀邦与世长辞

他离开人民29周年了

我们不会忘记他!

为什么胡耀邦广受人们爱戴和怀念呢?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两个层面来看。

人民群众为何爱戴胡耀邦?

引发思想解放

世人皆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支持下刊登的。这一思想提出后迅速冲破“两个凡是”,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而引发思想解放运动和其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国家得以迈上发展的正常轨道,无数人民也因此受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和多位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而写成。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抓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件经由《理论动态》组修改后,送给胡耀邦过目。在胡耀邦的指导和审定下,5月1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给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遏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

平反冤假错案

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郭罗基回忆说:“他在中央组织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了4000多封来信,平均每天11封,比《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处理积案的效率高得多。我因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信不下30次,只有耀邦每次都有交待,其他均石沉大海。”

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了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贡献,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作风非常民主

胡耀邦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非常亲民和具有民主风度。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电话来问是不是为某个人辩护。谈了几句,胡绩伟觉得胡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就问:“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呀?”胡耀邦很老实,答道:“啊呀,我还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怎么能提意见呢?”“好,好,好,等我看过以后再说。”

著名学者郭罗基回忆说:“我的文章中写到,列宁曾派人向各家报纸转达他的意见,禁止对他的歌功颂德。胡耀邦给我的信中说‘使人读了有启发’,他对这一点印象很深。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没几天,就找北京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不要对他歌功颂德。”  

胡耀邦主政时期,思想开放、作风民主。深圳蛇口的民主直选改革,更是他一生中的经典之作。胡耀邦留有一句经典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因此胡耀邦逝世后,人民群众自发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至今。那知识分子为何爱戴胡耀邦?

知识分子为何爱戴胡耀邦?

文化氛围宽松

1979年胡耀邦在当选中宣部部长后指示中宣部与有关部门召开了一系列的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如何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指出,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手搞百花齐放,文学艺术就繁荣;什么时候控制太死、调子太高、棍子太多,文学艺术就出不了东西。

在随后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又希望文艺界产生未来的鲁迅、梅兰芳、聂耳、冼星海。1980年1月23日至2月23日,中宣部委托中国剧协、中国作协等单位召开剧本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又强调:“切实保证人民有进行文艺创造和文艺批评的自由”。  

1985年8月,胡耀邦任命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为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在胡耀邦和朱厚泽的文艺宽松政策下,1980年代成为中国文化繁荣、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是文艺青年白衣飘飘的时代,至今让无数知识分子怀念不已。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物理学家吴仲华教授,为党中央与国务院领导讲授能源学

爱护知识分子

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胡耀邦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其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平反,并尽力保护他们不被挨整,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作家白桦回忆说:“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以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并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

胡耀邦上任总书记不久,就遇到“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大批判——对白桦所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他强调:“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的作品……”后来,他又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正是在胡耀邦的干预下,这次批评嘎然而止,此后在他的任期内没再有对知识分子的大批判。

冰心在胡耀邦去世后评价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

以上可见,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为何对胡耀邦衷心爱戴和怀念。胡耀邦的历史功绩和个人品德是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一定的现实原因。


位高不染尘,缅怀胡耀邦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会有一天,如您所愿

“邦国安定,人民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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