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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
作者:      时间:2018-12-17   来源:
 

编者按:真理标准大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一件大事,是整个社会的一次思想启蒙,是中华民族奔向新的时代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改革都无从谈起。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那就是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胡耀邦。从本期开始,本刊将连载《胡耀邦(1915-1989)》一书中,胡耀邦与改革开放的相关内容,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早在1977年2月,“两个凡是”提出不久,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党中央转发这封信后,“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很快得到党内许多干部的拥护,成为委婉地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5月24日,邓小平又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的这些话,对于那种搞只言片语,甚至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行径,无疑是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进一步鼓舞了许多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促使人们开始比较直接地批判某些主要的“左”倾理论观点。

俗话说得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由于“两个凡是”的根据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如果这个大前提推不倒,那么“两个凡是”也就“岿然不动”。所以,破除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桎梏,还是一个严峻而紧迫的任务。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启发和鼓舞下,一些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以澄清多年以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场大讨论发端于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和多位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而写成。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抓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审定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文章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进一步指出:“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路线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检验党的路线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这样的论述,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力。

文章最后说:“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全文转载;全国35家省市级大报,两天内有25家转载。到5月底,全国已有30多家报纸转载。

就在《人民日报》转载的5月12日夜晚11点,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接到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一位领导同志严厉的电话批评。

这个电话,不仅曲解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意,而且上纲为“砍旗”,一再说“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从另一个角度认为真理标准问题不仅涉及理论思想上的是非,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值完夜班、看完5月13日大样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即向胡耀邦电话简要通报了此事。胡耀邦认为这是重大争论,当即于5月13日下午在家里召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成员,以及《人民日报》总编辑等来讨论。胡耀邦对那句“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断语感触很多。他激动地说:“我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把学术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在这个会上,胡耀邦对大家说,我们的《理论动态》要进一步办好。这几天我考虑了几个选题,一个是从真理越辩越明说起,讲清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文革”这场大灾难,反面教训是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往往在倒退以后实现大跃进,这在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必须写一篇文章,讲一下这个辩证法,把历史潮流怎么不可阻挡讲透一点。

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各省主管宣传的负责同志还被告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

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给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力图遏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但是胡耀邦坚信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组织撰写文章。

真理标准讨论向深入开展

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日渐兴起。邓小平于7月21日找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的谈话中说:“这篇文章(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赞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你们的一些同志狠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是对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又一次明确有力的支持。

叶剑英、李先念都对邓小平的主张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明确支持。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7月23日下午,胡耀邦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成员请到家里,传达了7月22日邓小平的谈话要点,鼓励大家“可以大胆些了”。他还就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这件大事谈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他说,这几年,有些人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大吃一惊。这些马克思主义常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要恢复本来面目。

8月3日下午,胡耀邦又把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成员召集到家里来,研究进一步撰写理论文章的选题。他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个文章已经做过了,现在要做的文章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要列出若干条来展开论述,比如政治路线、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评价干部,这些都是多年来在人们思想上搞得很混乱的问题,很需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找到实践这个科学的评价尺度,进行拨乱反正,作出正确的评价。他要求《理论动态》编辑组的成员自己动手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8月18日晚上,胡耀邦又对《理论动态》编辑组的编辑们说:“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将这个问题对叶帅讲了。我对叶帅说,(真理标准)这个问题,我现在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我那天给他们(指《理论动态》编辑组)出了个题目:《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接着他又将这命题进一步发挥说:“你说是先进、正确,我就要看实际,不管纲领、宣言、指示、检讨、声明、政策、措施,统统都要经过实践检验。现在有些县委书记说,你们这个问题跟我无关,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在他们的工作中发生影响了,他还不知道。”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理论动态》编辑组撰写这篇文章。胡耀邦于9月4日、6日、9日三次审阅修改,并对这篇文章的题目进行了推敲,最后确定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在《理论动态》第84期(9月10日)刊出;《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9月26日转载;新华社向全国播发,许多地方报纸也纷纷转载。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是胡耀邦亲自命题、阐述主旨、指导写作、一再审改、最后定稿而成的,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之后又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文章阐述了六个问题: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要靠实践检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文章对这六个方面长期存在的是非颠倒和多种糊涂观念一一做了剖析,以推动各项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进一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文章的最后,还概括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方法是“过去的一切都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指出“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

在这前后,胡耀邦还精心指导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撰写一系列文章,据统计共有11篇。他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撰写这些重要文章,用以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他密切注视这场大讨论的进展情况,请中央党校及时提供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报刊文章、各种材料及各省情况。胡耀邦从客观实际出发,发现新情况,研究新课题,提出文章的选题和主旨,因而使得这些文章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在胡耀邦的组织和推动下,向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扩展,使“两个凡是”受到极大的冲击。

在各地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各地党委的宣传部门、理论学术界和报刊单位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地方的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当地理论工作者、党校和大专院校的教师、报刊宣传单位以及厂矿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进行座谈讨论,传达北京几个讨论会的精神,使得各单位各部门的讨论逐步开展了起来。

与此同时,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总部也先后召开党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学习讨论,主要负责人一一发表讲话或撰文,强调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军队才敢于纠正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是非,才能正视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新课题、新情况,提高战斗力。

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及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

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

已经进入11月,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红旗》杂志收到了8月间约请老革命家谭震林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两周年(后一改再改而成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写的文章,意在请他回忆和颂扬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伟大贡献。谭当初即表示,写文章不能光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11月14日,谭对《红旗》编辑部的人说,《红旗》很被动,我来帮个忙,把真理标准问题写到这篇文章中去了。谭还说,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也提出了“两个凡是”。我这“两个凡是”,就是针对那“两个凡是”的。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

胡耀邦没有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专题发言,但是他为推动和指导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发展,又继续做了许多工作。10月27日,他看到上海复旦大学新出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10月出版)上有几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推荐,11月5日,《理论动态》第95期上转载了《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一文。这篇文章指出,理论在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的同时,实践也在显示和衡量着理论的检验,不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之外,而是在同一认识的过程之中,是同一认识过程中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混淆两者的区别或者割裂两者的统一,都是错误的。实践无止境,认识也无止境,真理是没有顶峰的。文章从认识论原理的高度,回答了“否定理论”、“怀疑一切”、“割裂《实践论》”、“要砍旗”等指责,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观念。

11月15日,胡耀邦审阅了他指导《理论动态》编辑组撰写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文稿,20日刊出。《人民日报》也在同一天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第一版全文刊出。这篇文章把平反冤假错案同实践标准相联系,把胡耀邦反复讲过的话表述了出来:“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这篇文章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都说好。

11月12日,即中央工作会议的第3天,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一些成员开会,讲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要求写文章号召干部重新学习。《理论动态》编辑组的编辑按照他的提示写出了初稿,题目是《论新的重新学习》,于12月12日送请胡耀邦审阅。胡耀邦阅后将题目改为《伟大转折与重新学习》,再征求一些人的意见。两天后他在修改稿上再加修改,并提醒《理论动态》:“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望千万不要出漏子,或者忘记了。”这篇文章指出:“重新学习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打倒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两个学习的敌人。”“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改变和取消。凡是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抛弃,坚决改正,不允许任何人袒护和包庇。”这样就把重新学习同实践标准联系了起来。该文先在《理论动态》第104期刊出,《人民日报》则是在12月24日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同日于第2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出,使其成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舆论,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指出:“有的人往往对基本道理或基本常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识上犯错误。这一点,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是非常之多的。”他的这个提示通过这批干部传往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以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发展。接着他指导《理论动态》写好《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篇文章。文章鲜明地指出:“我们决不能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搞现成的条文和只言片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个别人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今天批评这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明天又指责那个是“砍旗帜”。他们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维护旗帜。其实,这种做法的本身,离毛泽东思想何止十万八千里!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12月22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第1版上。

胡耀邦还对即将结业返回各地的中央党校学员说: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搞?回答是要尊重实践论。有些人不尊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其实毛主席的《实践论》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大家都要尊重实践,一切靠实践检验。尊重实践论,就不要搞天才论,不要搞特殊论。有的同志不是讲嘛,实践论的对立面是天才论。我说还不够,是天才论加特权论。《理论动态》编辑组按照胡耀邦讲话的要旨,撰写了《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一文,胡耀邦细致地审读后,做了较大的修改。文章充分肯定半年多来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端正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把我们的一切事业重新引导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文章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集中人民群众在新的实践中提供的大量丰富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提升到理论高度,再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篇文章对“砍旗”、“非毛化”等指摘加以有力的反驳,刊登在《理论动态》第105期(12月25日)上,《人民日报》于第2天作为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的文章,署名“本报评论员”全文转载在第2版上。

真理标准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做出了高度评价。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本文摘编自《胡耀邦(1915-1989)》三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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