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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良师益友胡耀邦
作者:李昌      时间:2018-11-21   来源:
 

1989年4月15日上午的一次集会上,一位老同志对我说,听说耀邦同志逝世了。我不敢相信,忙问这是真的吗?这时来到的胡克实同志说:他早上曾去医院,耀邦同志确实逝世了。我一时头脑木然,似乎停止了运转。逐渐清醒而沉痛地意识到,我失去一位几度亲密共事的老战友、老领导了,失去一位敬爱的良师益友了!当天下午,我和老伴冯兰瑞到耀邦同志家吊唁和慰问亲属,在灵堂见到遗像,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身心总在群众之中

我和耀邦同志是抗战初期在延安开始熟悉的,当时他是总政组织部长,以善做知识分子工作闻名。1939年党中央成立了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是王稼祥同志。委员会几乎每两周开会一次,听取各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并为中央准备指示意见;耀邦和我都是委员,经常见面。我从一些同志那里了解到,他在抗大一大队担任政委时深得知识青年学员的爱戴。他介绍经验说,知识分子需要精神温暖,要和他们坦诚相处,互相通心。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对他很器重,他以24岁的红军青年干部担当了军内重任。我这时是中华青年团体联合会办事处的副主任(对内是中央青委的组织部长),耀邦过去在苏区做过团的工作,是前共青团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常向他请教苏区的青年工作。记得1940年8月,彭敏同志从前方军事岗位上回到延安学习,我们是民先队的老战友,他带来一匹马送我,但部队有关单位不允许。我写了一封信给耀邦同志,他立即回信,把马送了来。物轻“仁义”重,我觉得耀邦同志平等待人,尊重青年团体,尊重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底,我去敌后根据地工作,我们分了手。1946年6月,在山西阳高晋察冀军区四纵队驻地,我们又在一起了。当时他任纵队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在短短一年多共事的时间内,从几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格和风采。

一是他和士兵共命运,勇敢地亲临前线。1946年的集宁战役,他约我一起到前线视察。我们正在接近前沿的指挥所吃饭,敌人飞机从山后突然飞来袭击,子弹把他端的饭碗都打碎了。战士急忙拉着我们转入防空洞,才躲开了敌机的轮番扫射。在集宁战役前的围攻大同和战役后的几次作战中,他都不避危险,亲临前线。因此,他虽然初到这个部队,但很快就得到了战士的衷心拥护。

二是深谙指战员的思想脉搏,并善于将其引导到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战略决策高度。1946年10月,在大批敌军袭击下,张家口失陷,我军撤退到涞源山区。战士面临貌似强大的敌军,对形势认识不清,对陕北的广播评述“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思想跟不上来。因为张家口曾是侵华日军在晋绥蒙地区的最大兵站,囤积物资很多,得而复失,战士情绪不好,惋惜埋怨。耀邦同志在灵丘召集了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深刻而生动地分析张家口失陷并非不得了,敌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国民党部队反对人民,孤军深入,占领一城,就要分兵把守,分散兵力;而我军才是真正了不得,为人民解放而战,到处得到群众配合。失去张家口是很痛心,但没有包袱,反而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看准哪里有把握打胜仗,就打哪里,最后就可收复张家口和比张家口更大的北平、天津、上海。干部心里亮堂了,传达下去后,战士情绪迅速恢复和高涨起来,转入了休整练兵和投入平汉路北段作战。

以身作则教育青年

当时,他就高瞻远瞩地想到,要提高我军战斗力和迎接将来的现代化,必须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对此他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野战军运动作战,要在山区、平原驰骋,耀邦创建了流动铅印车(用两辆马车拖着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坚持出版铅印的《前卫报》,及时传播陕北总部对战争形势的评述和连队讲话材料,有效地提高了战士的政治水平。他又亲自主持,由和谷岩、陈明同志编辑,邓拓同志作画,先在纵队,继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了《革命军队三字经》,使战士既学到了文化,又提高了阶级觉悟,并树立为革命献身和作战立功的革命人生观。他自己,更是在戎马倥偬中抓紧时间,博览群书。每次解放城市,他都要搜集历史、地理和各种书刊阅读。行军也常携带书籍,骑在马上,读一页,撕去一页,读一章撕去一章。他原来只是一个初中学生,勤奋好学,终成大材。他的读书习惯,对我也发生了很大的感染作用。可惜耀邦在四纵时间不长,即调动了工作,我们又分手了。

1952年秋耀邦同志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当时也是团中央书记之一。他来后召开了青年团的一届三中全会,会后发表了文章《在毛主席的亲切教导下把青年工作更加推向前进》,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团工作的方向。他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出:(1)在祖国建设的新时期,引导青年善于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2)各级团委首先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其次必须深人群众,认真地研究群众工作中的经验;(3)团干部的作风对于团的工作好坏有极大意义。他传达全会的号召:全团干部要一致努力,忠诚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忠诚地当青年的好朋友。我1953年秋后即离开团中央的岗位了。据我所知,上述青年团工作的方向,他在长期团的工作岗位上是一直以身作则,坚持贯彻执行的。在执政党的新历史条件下,党团干部忠诚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极其重要,也是一些人难于坚持身体力行的一项根本要求,但耀邦模范地做到了。几年后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我们谈到青少年有多种多样,大大小小的问题,必须爱护他们,细心地帮助解决,才能使他们茁壮地成长。他曾举例说,有一个女青年因为有狐臭而为父母嫌弃,使她郁抑悲观。他想方设法,为其排难解忧,鼓励她自信自强,开拓光明的前途。由此可见他对青年朋友关怀爱护之深。

1953年6月青年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耀邦同志作工作报告,我作修改团章报告。我们的报告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在修改的团章(草案)原文中,本来有的“毛泽东思想”字样也被划去。“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把我们(当时我在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书记)揪到团中央礼堂批斗。耀邦勇敢承担责任,但忘记了事情的经过,只是说请你们问无产阶级司令部去,造反派对他斗得很凶。我离开团中央已很久了,这时突然回忆起当时起草文件的情景。我说,团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字样,是我亲手划去的。因为当时毛泽东同志派陈伯达帮助我们起草文件,是陈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这才解了围。在礼堂门口,消瘦憔悴的耀邦和我互相关切地注视,传递了为革命事业珍重的患难中的战斗友谊。

拨乱反正的不朽功勋

1975年7月,党中央派耀邦同志和我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郭沫若院长兼党的核心组组长,耀邦同志担任核心组第一副组长,主持科学院的日常工作,我担任核心组副组长。我们只工作了四个月,就被“四人帮”以“刮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夺了权。但在这段短时间内,耀邦也:干了几桩铭刻人心的事。

一是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肯定了中国科学研究的成绩,提出纠正所谓开门办所、停止科学实验工作的错误。提纲被“四人帮”诬蔑为大毒草,加之我们筹划办一所培养高级实验员的高等专科学校,招生要停止“工农”保送,进行严格考试和反对批判知识私有,在中央会议上我们和胡乔木、周荣鑫、刘冰等一起受到“四人帮”及其干将们的批判。

二是他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号召科学院同志进行科技建国的新长征,并希望党这次是最后一次分配他的工作,他愿将余生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他的讲话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

三是他关心科学院同志的生活困难,尽可能解决一些夫妻两地分居、孩子入托、分配房子、补贴:工资等问题,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一时流传科学院是“五子登科”。

1976年7月,科学院的造反派把耀邦和我揪到大连,要在一个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批斗。当时他生病住进了医院,造反派仍然坚持他非到会;不可。医生坚决抗议,声明如粗暴劫持,一切后果由不听医嘱的人负责,终于迫使造反派狼狈而去,他此次病中得以免受迫害。耀邦为人光风霁月,心怀人民,因而也为人民所爱,危难时自会得到人民的保护。

“四人帮”粉碎后,1978年耀邦同志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根据中央政策,拨乱反正,勇于负责,顶住压力,大力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他当时还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在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先在《理论动态》、后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粉碎“两个凡是”教条主义枷锁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件大事是他为党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曾遭“四人帮”迫害的广大老党员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鼓舞了我们更坚定地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到底的热忱和勇气。

1982年党的十二大选举耀邦同志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我也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我在工作中得到他很多教益。在这里我只讲一件事,即新华社内参反映浙江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的困苦和强烈控诉,他百忙中亲笔批示要妥善处理。这类案子在中纪委属我分管承办,我打电话给耀邦同志。他说,你要一抓到底,办出个结果来。我着手处理这个案子时,了解到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是支付了动迁费的,但上届地方政府在当时情况下虽安置了移民,这笔钱却分散使用了。水库建成后收到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库区移民却遭受穷困,而本届地方政府又拿不出巨额经费解决遗留问题。为耀邦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和要我办出个结果来的谆谆嘱咐所激励,我和中纪委同志同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及浙江省有关部门反复协商,终于由中央水利部门拨付一笔库区移民补助费,再一次由地方政府负责妥善安置。

1984年10月,为了落实中央《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我同湖南省委负责同志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回京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为开发湘西旅游资源,要修一专用机场和为武陵山区(原湘鄂川黔苏区)开办一所培养本区建设干部的高等专科学校(武陵大学)等建议,得到了耀邦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支持。现在学校已开学,机场正在赶修。从这次考察中我体会到,我们这样的老干部,为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协助省市区,对市(地)县作些咨询工作是很需要的,我们也还是老有可为。1985年全国党代表会议后,我退居二线,和一些不在一线的老干部老专家,组成了中国地区开发研究咨询中心,发挥余热,开展了咨询工作。在我们的活动中,如对黑河地区的咨询,也受到了耀邦同志战略思想的启示。他预见中苏经济文化交流将会有大的发展,这个前景已经在望了。

从以上几十年我和耀邦同志的断续接触中,我体会他那革命的一生确实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正因为他有一片赤子之心,他永不衰退,而能随着时代前进,并站在时代的前头。我觉得他不仅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的、在很多方面也是我们老同志的良师益友。当然,我不是说耀邦同志是个完人,他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想起他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亲切高大的形象,我们总是想起他的高尚品质、闪光的思想和冬阳一样和煦、可亲可爱的作风。无论在忧患和欢乐中,耀邦同志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他是引导我们迈向更高一层境界的精神力量。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五天时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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