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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 胡耀邦:“革不实事求是的命” ——中央党校“实事求是”碑墙的建立及变迁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8-10-08   来源:
 

本人于1965年1月到中央党校,那时的校名叫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我到党校时,校园内栽的树还小,主楼前两侧靠墙,还没有栽树,走进校门,就能看清主楼全貌。礼堂前1、7、2、8楼前道旁,也没有栽树,校舍刚落成二年多,看上去是一大片新校舍,很显眼。党校园内也没有什么布置,大礼堂前厅也是空空的,大礼堂前的一大片地(即现今的广场)种上了麦子,大概是体现以粮为纲吧。

“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校园内制造红色氛围,主楼正面两侧墙上,从上到下写了林彪语录,现在细看,痕迹还在。主楼顶上是“祝万寿无疆”八个大字,主楼和大礼堂前,挂了大幅画像。《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18、21页有照片)。后来,党校大院交给了总参,他们在大礼堂前地下搞了人防工程,造了水泥地面,又在水泥广场南侧砌了高大的白色照墙。复校之初,就在礼堂前广场放电影,以照墙为银幕。

1977年,胡耀邦同志主持复校工作。他提出,要把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摆在中央党校作风建设的首要地位。1977年7月29日,耀邦同志在整风会议组长副组长会上宣布,“还准备公布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挂在礼堂”。

落实的结果是,没有在大礼堂内挂“实事求是”四个字,而是在大礼堂前广场南侧建立了实事求是碑墙,是利用现成的照墙。

碑墙上的“实事求是”四个大红字,是从左到右排列。

复校以来,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碑墙几经变迁。

1995年,将大礼堂前广场的碑墙拆掉了,在党校大门内建了石质的“实事求是”碑墙。实事求是四个字从右到左排列,恢复毛泽东题写时的原貌。起初,是本色镌刻,看起来不太明显,后来改变为醒目的红色字。

针对有些怪话,我曾写了以下一句:走进中央党校,迎面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它提醒人们,要做老实人,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

1999年,中央党校改变校门外的布局,拓展大门内的路面,又将实事求是碑墙移到礼堂前广场的南侧。2012年,又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由红色改为金色。

实事求是碑墙的以上五次变化,在本人主编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出版)书中均有照片,可以一睹其风采。尤其是最后一次变为金色字,看上去,粗犷中有精致,庄重又大气,有震撼力。

实事求是碑墙成为中央党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许多人在此照相留念。

学员们走进中央党校,一下就看到醒目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们就记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在中央党校院内建实事求是碑墙,也是对毛泽东同志很好的纪念方式。

现在,全国党校无一例外地都建了实事求是碑墙,或在显眼的地方制作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成了中国党校一个明显的特点。

2016年,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碑墙又有变动。原来那座实事求是碑墙移到了南院(研究生院),新换了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一块横长巨石,给人以坐实稳扎之感。对此石刻,我不知该如何称呼,也不敢称其为碑,因为碑者,一般都是长方形刻石,在北京就有很多。人们在此照相,本人也在此照了相。看照片,广场中间的领袖塑像就很不理想。实事求是四个字不是刻在平面上,看上去效果也欠佳。

现在,中央党校校园内有了两个实事求是石刻,一个在南院,一个在北院,一个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从右到左排列,一个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从左到右排列。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提出,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经过拨乱反正,经过全党同志多年的努力,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不实事求是,背离实事求是的现象还是不断出现。对此,胡耀邦深有感触。

1978年9月24日,耀邦同志在我们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提出,要写《革不实事求是的命》的文章。他说:不实事求是的现象多的是。要把革不实事求是的命变成妇孺皆知的口号。

革不实事求是的命,就是要对不实事求是现象采取零容忍态度,就是要依靠公众来反对不实事求是现象。

最近,舆论广泛议论批评一个不实事求是现象。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修改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据说,那本历史教科书将十年“文化大革命”说成“艰辛探索”,从而否定了党的文献所定的“文化大革命”是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之说。

本人没有看到这本历史教科书,但迄今无人否定此事,更没有人出来辟谣,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对没有分辨能力,纯洁无瑕的孩子传授这样的“知识”,无异于在白纸上涂鸦,怎么忍心啊!

“艰辛探索”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

“文化大革命”以大批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各方面的杰出人士,以及广大人群的生命为代价,以毁灭大量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为代价、以破坏国民经济到崩溃的边缘为代价,以弃止宪法、砸烂国家权力机关,使人民共和国形同虚为代价,以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方式,搞“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社会探索吗?这确实是人为制造大灾难!

像本人这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人,对党的文献所定的“文化大革命”性质,不仅完全认同,而且深有感受。对所谓“艰辛探索”之说,理智上、感情上决不能容忍。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会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很明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决议》表明,“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从根本上否定了探索论。

这个《决议》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在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党中央几次开会讨论,特别是经过全党四千老同志和中央党校一千多学员讨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是一个十分庄重的文献。这个《决议》表明了我们党的严肃,坦诚,坚持了唯物史观,体现了实事求是。没有中央全会的授权,谁对这个《决议》擅自修改,都是违纪行为。

人们将修改“文革”定性这件违背实事求是的事,看作是“文革”死灰复燃,借尸还魂的警号。因而有如此强烈的反响。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所谓“艰辛探索”,这不是个别人的妄说,而是写进了历史教科书。

据说,新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收回。如果真是这样,说明有关方面已经察觉此事不妥。知错就改,值得肯定。这也是大家革不实事求是的命取得的成果。

常识告诉我们,像修改历史教科书这样的事,像在历史教科书中改变“文革”定性这样的事,一定是有人提议,有人拍板,有人主持,最后经审查批准。这样严重的事,如果只悄悄收回教科书就了事,怎能体现从严治党!

鉴于此事性质的严重性,如果悄悄收回历史教科书就了事,也难以接受教训。

2018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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