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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一部出格的话剧与耀邦主持的剧本座谈会
作者:祝华新      时间:2018-07-30   来源:
 

昨天去世的国家一级编剧沙叶新,1979年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以知青返城潮为背景。一个农场知青为了回城与已有身孕的女友结婚,铤而走险冒充中央某高干的儿子,骗取返城指标。他从骗剧团团长开始,骗到文化局长、书记夫人,最后一直骗到市委书记。最后由于高干父亲的出现,骗局才揭穿,知青锒铛入狱。

若干年后,沙叶新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前排坐着的都是领导干部,大都表情严肃沉默无语;后面坐着的是一般普通百姓,反应热烈,拼命鼓掌。预演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然后就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内部演出,不登报。

当时,沙叶新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青年编剧。剧本根据上海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件演绎而成,一个年轻人冒充李达上将的儿子,很多人被骗。沙叶新曾跟随公安旁听了对他的审讯。沙叶新意识到,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已经冒头,如想用特权把孩子从乡下调回来,增加住房面积。这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呼吁反腐败的作品之一。由于大胆触碰腐败题材,引发争议。然而,毕竟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阳光普照的年代,沙叶新并未遭遇厄运。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很开明,支持沙叶新创作,连这个剧名都是黄佐临起的。北京召开全国剧本座谈会时,黄佐临不便参加,但亲手交给沙叶新一盘录音磁带,说:“小沙,你拿会上去发,里面是我的发言!”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倡议并主持召开了这场“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三部有争议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座谈会希望作者对剧本加以修改,突出正面力量,要看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要同情骗子,等等。虽然会上一些人批评得很严厉,但沙叶新看得出胡耀邦的苦衷:“他是保护我的,不希望打击我这个小年轻。”耀邦说:“我的讲话,不是命令,不是指示,我说的是一点意见,意见是可以讨论的。”正如中国文联负责人赵寻所言:“大家用民主的方式,平等地商讨问题。对于有些作品提出意见供作者参考,这是对作者和作品的爱护。批评某些现象,引起大家注意和讨论,不是收,而是为了更好地放。”(赵寻《当前戏曲剧目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称赞:“胡耀邦同志对《假如我是真的》等剧所进行的严肃、热诚、耐心、说理的批评,即是具体贯彻双百方针的楷模,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和襟怀。”(舒展《在本报文艺部邀集的座谈会上 老作者畅谈“双百”方针》,1986年5月26日)

黄佐临院长退休前,动员沙叶新入党。沙叶新经过3个月的慎重考虑,写出一份入党申请书。可是,有关部门就是不批准,上海市委统战部知识分子处给耀邦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耀邦批示:“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沙叶新感慨地说:“我想我今后能和邓小平、胡耀邦在同一个队伍里,在剧院能和佐临以及那么多优秀党员在同一个队伍里,是非常光荣的事。”

入党后的沙叶新对记者坦率地表示:“四人帮”垮台后,党在思索,人民在思索,我也在思索,对党抱有莫大希望,相信党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后,我对党更加钦佩。但社会风气不好,党风不正,使我感到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大有对党“爱之以深”,对党风不正“恨之以切”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有人说,人家批你你还写?沙叶新说:“为什么不写?我对党有信念,我相信自己的情感,我是热爱党的,党会了解我。”(徐光春、赵兰英《“我是党的作家党的人”——访新近入党的剧作家沙叶新》,198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老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有三篇文章谈到《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受阻,巴金毅然做了介绍人。1978年《于无声处》进京演出,名不见经传的编剧宗福先想拜访戏剧大师曹禺,也是巴金主动送来一封毛笔写的推荐信:“家宝(曹禺原名),我向你推荐一个年轻人,你一定要见见他,他写的《于无声处》非常好。”

1980年吴祖光访问巴黎,在一次华侨集会上,有位钱先生说,国内两篇作品《假如我是真的》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暴露黑暗面”,“家丑外扬,使海外旅人失望太甚,感到非常丢脸”,今后最好再不发表这样的作品。没等吴祖光等祖国来人开口,年轻人便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反对钱先生的意见。只说优点,不提缺点,说大话、说假话相袭成风,破坏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导致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新的国家领导制止了长期以来这种虚假宣传的作风。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肮脏、不合理的现象如实地揭露出来,公诸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弄虚做假,讳疾忌医;这正说明今天的领导是公正的,英明的,是敢于正视缺点的,是有决心有力量改造这个存在严重缺欠的社会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多少年来,我们的国家吃了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亏,如今恢复了说真话、实话的传统,使我们对中国的兴旺产生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吴祖光《欧陆风情》,198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沙叶新在《假如我是真的》最后一幕写道:法庭上行骗的知青委托他假冒的“中央高干”张老做辩护人。张老沉静地告诉公诉人和法官:“被告的诈骗行为之所以畅通无阻,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手段,而是我们这个还有特权的社会和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给诈骗行为提供了土壤。”开庭前,张老否定了市委书记老吴不公开审理此案的想法,说:“问题摆在那儿,捂是捂不住的。群众迟早会知道,无非是当面不说,背后议论,长此以往,威信反而越来越低。我们敢于公开地揭露和批评少数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和不正之风,正说明我们的党是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弊病的。”

张老冲着法庭,更像是冲着一个庞大的官场,说出一番惊心动魄的话来:当我们惨遭“四人帮”的迫害,盼望有出头之日的时候,群众曾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期望。他们期待我们能挽救国家,期望我们能为人民造福!可是今天,你们把这些都忘了!你们让群众体谅国家的困难,克己奉公,顾全大局,自己却在那里搞房子、谋私利……我们不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又怎么能让群众与我们同心同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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