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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峰:胡耀邦、胡乔木与《博览群书》的初心——站在400期的里程碑前
作者:董山峰      时间:2018-04-24   来源:
 



2017年10月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报告,开篇就提出十九大的主题,其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字,令《博览群书》同人心头一震。

2018年4月,是《博览群书》杂志出版第400期。站在这个里程碑前,想到《博览群书》的初心,一幅幅珍贵而温暖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初创时期的《博览群书》,位于北京永安路106号,这是光明日报社原址,院里一栋简易的二层小楼就是《博览群书》的办公室。永安路106号位于被誉称为“北京南城之魂”的虎坊桥地区,附近有著名的湖广会馆、纪晓岚故居、前门饭店梨园剧场、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等。周围各家单位的文化成果和评论文章,都曾很快体现到光明日报的版面上,进而驰名中外,其中包括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曾上演的《沙家浜》、《白毛女》、《杜鹃山》等名剧。在中国媒体中,光明日报在作品评论方面的权威性十分突出。今天想来,这应当也是上级领导希望由光明日报来创办《博览群书》杂志的重要原因。《博览群书》那栋小楼,采用外挂式金属楼梯,初创时期的许多重要文件,就是在这金属楼梯咚咚作响的伴奏中送达编辑部的。

杂志出刊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书写的“博览群书”四个遒劲大字,送来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1983年7月29日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授奖大会上的内部讲话,经他本人亲笔修改后,送来了;

彭真、方毅、胡愈之、茅以升等名家的贺词手迹送来了;

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撰写的创刊前言送来了;

敢峰、刘开渠、李燕杰、来新夏、王维玲、方成、刘乃和、李学勤等名家的文章送来了……

1985年1月5日创刊到现在,《博览群书》杂志共出了400期。在这400次的轮回与前进中,《博览群书》同人常常回望自己的初心。

胡耀邦、胡乔木与《博览群书》的初心

1984年,光明日报有许多工作都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心与支持。

4月,邓颖超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林巧稚》一书题字;徐向前为《光明日报》创刊35周年题词。

5月,聂荣臻接见光明日报编委会成员杜导正、刘爱芝、姚锡华、鲁谆等,希望《光明日报》在宣传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陆定一为光明日报创刊的《散文选刊》题字。

6月,光明日报创刊35周年座谈会召开,王震、方毅到会并讲话。

7月,李先念为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希望之窗--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成就与经验》一书题词;胡乔木写信给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指出《语言文字》副刊最近一期大有进步,看后很觉欣慰。希望沿此方向争取继续进步。

1984年9月,即将于光明日报创刊的《博览群书》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

根据目前能够查到的不多的资料,直接指导并参与《博览群书》创办的中宣部出版局原局长许力以同志是在1984年9月20日接到胡耀邦同志撰写的“博览群书”四个大字。

“当时胡耀邦同志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时,一贯关注出版工作。他曾指示出版工作要抓两头,一头是抓出版受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书,质量高的有水平的,有教育和鼓舞作用的读物,要大力介绍和推广,引导读者阅读;另一头是抓学术著作,要组织,要支持。当时为了引导读者读好书,鼓励大家努力读书,增长知识,耀邦同志赞成办一个书评刊物。当时我觉得这个刊物以‘博览群书’命名较好,请耀邦同志题书。此事还得到在耀邦身边工作的郑必坚同志大力支持与帮助。”这是许力以同志1995年的回忆。

回望400期,《博览群书》杂志的封面设计多次调整,页码从当初的48页逐步变成今天的128页,尺寸也从当年的16开变成今天更适于携带的小16开,但胡耀邦同志题写的“博览群书”四个大字,始终位居杂志最突出位置。

《博览群书》杂志创办的另一推动者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

1983年7月,胡乔木同志在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授奖大会上指出:“全国城乡的读书活动兴起来了,广大读者需要各方面的书。我们应该用生动的文字向读者宣传推荐书。《读书》杂志不能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方面的需要。我希望出版局能够出版另外的刊物,这种刊物应该有更广泛的读者,有更广泛的范围。”

在准备《博览群书》创刊工作时,许力以曾给胡乔木写过一封信,建议在创刊号上发表1983年他在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奖会上讲话的全文或头一段,胡乔木同志批示发表头一段,作了若干删改,并加了一个简短说明后退许力以同志。1984年9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文献《光辉的成就》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许力以向胡乔木汇报了《博览群书》筹办情况,并把胡耀邦同志为该刊题写刊名的情况向乔木同志报告。乔木同志十分高兴。他说,这很好,赶快办,希望光明日报抓紧办好。

胡乔木同志的讲话稿后来成为《博览群书》创刊号上的开篇之作,也是《博览群书》的“代发刊词”。其“把优秀读物推荐给读者”的朴素标题,成为《博览群书》这艘文化航船每每参照的导航灯。

许力以,1923年8月30日生于广东省遂溪县。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别山区《七七日报》记者,《冀鲁豫日报》记者、编辑,新华社第二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主任、副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二届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国际出版合作促进会会长。2010年12月8日,许力以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为了《博览群书》的创刊,许力以同志倾注了巨大心血。

1985年《博览群书》创刊号上,许力以写道:“《博览群书》的创办,就是为着促进人们读书。它鼓励和推动人们多读书,要博览群书。”

1995年第一期,正值纪念《博览群书》创刊10周年。许力以写道:“书评的文章很难写,受原书的约束较多,思想不容易放开。而作为刊物的编者,原书很少读过,或细读一时又难以办到,因此对原书内容缺乏了解,对书评文章也不易作出确切的判断。《博览群书》创办十年,取得这样的成绩,有现在的局面也很难得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开放改革浪潮的伸展,人们的要求会愈来愈高。而读者,由于兴趣不同,差别也愈来愈大。但是,总的来看,读书学习的人会愈来愈多,希望帮助选择书籍和得到启发、引导的读者群,也更加阔广。”

以上详细回顾《博览群书》早期重要事件,是因为我们深信其中蕴含《博览群书》的初心。这份初心,既是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宣部的要求,也是光明日报这家具有光荣使命和传统的中央媒体的追求,更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唤。

在光明日报社机要室,《博览群书》杂志原主编,现光明日报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品高曾仔细查阅关于《博览群书》的创刊文件,并发现了仅存的两份文件:“关于创办《博览群书》杂志的请示报告(草案)”和文化部出版局的批复同意件。根据这两份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博览群书》最初的设想是双月刊,16开,每期三或四个印张。其读者对象以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城乡青年为主,兼顾一般干部,读物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发行工作者。主要内容是围绕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刊、评介图书、表彰读书活动中的新人新事、介绍方法和心得、交流编创出版发行的经验等。

1984年的光明日报,正是其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事业热火朝天的时代,各种热点报道和改革措施令社会各界耳目一新。此时,创办《博览群书》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光明日报社于1984年8月27日报文化部,一周后,文化部出版局于9月3日批复“同意创办《博览群书》月刊”。1985年1月5日,16开3个印张的《博览群书》问世。据《博览群书》首任主编王强华同志介绍,一般情况下是先批准了刊物,申请到刊号,才能找人题写刊名。而《博览群书》是先请胡耀邦同志题字再去申请刊号,这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这本杂志受到各方面支持的程度。

《博览群书》守望初心的足迹

1984年冬,《博览群书》首任主编王强华忙碌地安排着创刊前的出版流程;韩嗣仪、刘汉屏、周文斌、赵含坤四位副主编和马宝珠、梁若冰两位编辑完善着《博览群书》出刊的各个细节;时任光明日报二版副主编、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何东平把即将作为《博览群书》发刊词的胡乔木讲话稿重抄一遍,原件送机要室保存,抄件交光明日报印刷厂排字工人排版……

在《博览群书》编辑部,这样的忙碌,已经持续了33年。

1985年到现在,光明日报为《博览群书》杂志派出了王强华、张常海、韩嗣仪、金成基、常大林、陈品高、蔡闯、董山峰等八位主编。

把这八个名字放到互联网上去检索,你能发现他们都与光明日报一批重要报道或文章相关。其中首任主编王强华原为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哲学》专刊主编,他是光明日报影响改革开放的力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责任编辑,后来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

正是一茬茬优秀的光明日报新闻人主导着《博览群书》对初心的践行,《博览群书》不断与时俱进。

打开创刊号,你能发现,为了满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青年的读书需求,编辑安排的部分篇目和作者是这样的:

《刊名题字》(胡耀邦)、《理论联系实际 取精用宏》(彭真)、《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方毅)、《读书好 好读书 读好书》(胡愈之)、《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以成学》(茅以升)、《把优秀读物推荐给读者》(胡乔木)、《书山有路》(许力以)、《巴金和书》(华水)、《在赵景深先生的书斋》(周锡山)、《改革推动读书 读书促进改革》(刘实)、《弄潮到书海、搏击竞自由——当前读者阅读旨趣一瞥》(潘国彦)、《书报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刘开渠)、《致青年读者》(李燕杰)、《学点目录学》(来新夏)、《街头即景(漫画)》(方成)、《从<清明上河图 >看宋代商品经济》(吕长生)、《中国史学史上的骄傲——<资治通鉴>成书九百年》(刘乃和)、《甲骨文发现八十五周年》(李学勤),等等。

当时,整本杂志只有48页,却容纳了大大小小42个篇目。其中作者有各界名家,有后来成为名家的时代新秀。虽然由于当时还是人工排版和印刷技术不高,整个杂志装帧不如今天精美,但其文章朴实敦厚,如璞玉一般耐人寻味。整本刊物把“导读”与“解读”生动结合,堪称“把优秀读物推荐给读者”的生动实践。

再看10年之后1995年第一期的部分篇目:

《题词》(卢嘉锡、吴阶平、张爱萍、高占祥、董寿平、胡絜青、康毅、李铎、周颖南、李克仙)、《努力办好<博览群书> 满足更广大读者需要》(徐光春)、《读者的知音 编者的挚友》(许力以)、《<李时珍评传>简介》(唐明邦)、《史实丰盈 词意简切——读<汤显祖评传>》(王同书)、《寻求精神的支点——评<傅抱石传>》(郑骏)、《序<驴唇马嘴集>》(姜昆)、《话说“梁凤仪现象”》(张苏)、《教育本质上就是人格教育——谈<好孩子应该怎样做>》(陈定华),等等。

不知您是否已看出,当时青年读者的文化水平已有所提高,再沿用10年前的文章类型和风格,有不合时宜之嫌。因此,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徐光春(在为《博览群书》创刊10周年写完纪念文章后不久即调任中宣部副部长),要求《博览群书》:要“满足更广大读者需要”。其中当然包括具有更高文化水平的青年。从版面内容与形式看,编辑部为《博览群书》创刊10周年约请题词的名家范围更加广泛,文章更有学养,版式更加精美,足见刊物影响力的扩大和服务读者范围的调整。

到了2005年,《博览群书》已随光明日报整体迁址到北京另一个历史积淀极其丰厚的所在,北京珠市口东大街5号,其办公室直接俯瞰祈年大街,距离著名的天坛不到1000米。其编辑团队已有20年的办刊经验,纪念《博览群书》20周年专稿之多,已经无法集中于当年第一期,而是持续多期,足见其影响力的日益强大。

请看2005年首期的部分篇目:《道学起源的历史视野——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张国刚)、《柏拉图对话在中国——祝贺<博览群书>创刊20周年》(王晓朝)、《<胡适全集>中文书信部分勘误》(朱正)、《社会转型中的学术使命及社会良知》(马来)、《学术评论能够这样写吗——驳余一中》(李辉凡、张捷),等等。

看得出,无论与20年前,还是与10年前相比,2005年的本刊都受到学术界更多重视与支持,其文章既有学术性,又有探索性,兼有批评性。其版式风格愈加简洁,凸显文字的张力,不过多使用图表,更符合知识界对深阅读的需求。此时的《博览群书》是其历史上转型最明显的时段,凸显了本刊对读者定位的新判断。

2015年,《博览群书》迎来创刊30周年。2018年,本刊迎来出版第400期。

此时,当年的青年读者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而时下青年读者的阅读更加丰富多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媒体正经历移动互联时代的考验。不少曾火爆一时的都市类媒体销声匿迹;学术期刊的学术文章因与评职称等实用目标相挂钩,考虑读者喜爱相对减少;移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在快速抢占市场的阶段亦无暇在文章质量上多花精力。此时,一批高层次作者和读者,苦于自媒体时代各类文字的数量庞大和泥沙俱下,对具有更广学术视野、更多人文关怀、更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产生强烈需要。《博览群书》洞察时代,果断决策,把“图书评论”扩大为“作品评论”,在“评论作品”的基础上讲好“学术故事”“学科故事”“学人故事”,与社会需求一拍即合。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的中间地带,既加强学术性,又加强学术话题的感染力,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五彩缤纷的作品评论花园。

请看《博览群书》2015年首期具有代表性的标题:《批评的力量与良心——读赵勇著<抵抗遗忘>》(魏建亮)、《十二年磨一书的甘苦历程——关于<空间叙事研究>》(龙迪勇)、《大众儒学与儒学大众化——<大众儒学语录>序》(曾国祥)、《国家博物馆馆址变迁记略》(钟国文)、《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作品述评》(朱燕),等等。

再看与400期毗邻的《博览群书》2018年第三期(总第399期)的部分目录,《博览群书》的走向更加清晰:《从售票员到大学生——“四个女生考清华”之三》(吴岫原,本期共有四位清华1977级女生的文章)、《这几本书我要补评》(陈福康)、《人工智能文学离我们还远吗》(王明宪)、《当他们把近代中国放在全球化视野中》(严泉)、《小道士与莫高窟》(石英)、《用这把钥匙打开晚唐五代诗格》(李江峰)、《国家利益面前的萧何与曹参》(陈德弟)、《<生逢其时:戴维·洛奇回忆录>因真而美》(吴濛)、《杜牧的春色堪疗伤——“名家名作与春天”之三》(黄宁,此栏目有四篇文章,西北师大教授杜志强领衔并撰写“代编者按”)、《<十日谈>的战斗性》(陈世丹)、《卜正民与<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张熙)、《不要只看数字游戏的害处》(王沐歌)、《“天教”——与饶宗颐先生晤谈一题》(冯天瑜)、《追思王学泰》(祝兆平)、《100年前的卜力遇见了怎样的中国》(陈华文)、《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袁盛勇)、《小说<芳华>与电影<芳华>》(何善米、周春英),等等。

在移动互联时代,读者不只要读精品文章,也想了解精品的提供者——自2017年起,《博览群书》在全国媒体中率先作出“硬规定”:只要作者无特殊要求,每位作者都必须在文末加注作者简介。有的简介长达百字。

值此,我们饶有兴趣地对《博览群书》2018年第三期的作者身份做了统计:其中教授19人,作家两位,四位在校研究生,一位中学生,还有其他一批不同职称的大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

有的教授在本刊初创时还是中学生,而现在《博览群书》几乎每期都有学生作者。未来,当学生成为教授时,《博览群书》会在哪里呢?

《博览群书》500期时会怎样

按照现有出版周期,《博览群书》第500期将出现在8年后2026年的第八期。那时的我们在哪里?会怎样?

关于移动互联时代纸媒生存与发展的讨论,有点压抑,又众说纷纭。

先给大家讲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博览群书》2018年第三期,为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和“三八妇女节”推出专栏:“四个女生考清华”。邀请在科技和工程领域卓有成绩、在清华女生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4位1977级女生撰写文章,回顾她们参加高考前后怎样读书,怎样复习,怎样上课,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于读书的特别话题。

这组文章被一位叫郭晓鹏的企业家知道了。作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郭晓鹏创立的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移动互联网安全领域颇有影响的高科技企业。郭晓鹏说,在清华校友中,有很多学长因贡献卓著而闻名中外,其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两院院士等。但其中男性居多,而大量清华女生,同样在各个岗位贡献突出,却很少为外界所知。清华女生缺少一个准确而生动的公众形象。

郭晓鹏决定领衔北京芯盾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清华学子和关心清华的社会各界人士赠送一批《博览群书》杂志。在清华大学,在北京市共青团系统,在中央党校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学员中,本期赠刊一到现场,很快一“领”而空,赞声一片。

打开互联网搜索发现,近几年,把《博览群书》作为“文化礼品”赠送的案例不胜枚举。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葡萄酒局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高级知识分子赠阅《博览群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向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赠阅《博览群书》”。

——“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向万名唐山市民赠阅《博览群书》”。

——“中道智慧大同世界有限公司创始人、北京大爱乾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成平向作家艺术家和高校学子赠送《博览群书》”。

——“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茅盾纪念馆、老舍纪念馆赠送《博览群书》”。

——“宜昌科林硅材料有限公司和宜昌汇富硅材料有限公司向四川大学万名学子赠阅《博览群书》”。

——“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向著名高校高级知识分子赠阅《博览群书》”……

当人们都在讨论纸媒在移动互联时代如何生存时,《博览群书》却凭借“学术故事”“学科故事”“学人故事”,变成“文化礼品”被送往全国各地读者的手中。“文化礼品”,有什么特征?物美价廉,有趣生动,富有启迪,还是美化人生?

面对被频频当成“文化礼品”,《博览群书》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为适应移动互联时代,还推出了微信公众号“光明日报博览群书”,和各界读者热烈互动。

而在编辑部内部,如何当好“文化礼品”,如何用“文化礼品”造福社会,成为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在不断的讨论中,所有的工作都指向一点:好的作品不是简单教化,《博览群书》必须直击心灵。因为执着于“直击心灵”,我们甚至顾不上思考《博览群书》的未来。

不过,这份定力和宁静,也是因为我们曾自问自答这三个问题:

其一,当我们盯着移动终端长时间阅读时,我们是否发现眼睛疲惫甚至形成炎症? 在舒适如书本一般的移动媒体诞生之前,我们哪有时间杞人忧天?

其二,当我们面对未经专业人员筛选把关的海量信息,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感到被信息淹没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品牌机构对阅读内容把关?我们相信,具有这个理智需求的阅读群体会越来越大。

其三,从现在到2026年的八年间,我们将迎来中国人生活的全面小康。生活的小康,难道不会带来心态的小康?难道大家总是为生计疲于奔波,总是心浮气躁无暇静读?难道大家总是只需要满足基本需求的实用信息,而无暇顾及用优秀作品拓展人生,用优雅解读启迪人生?《博览群书》对中国人的全面小康充满信心,并希望用文化营养提升大众小康生活的素质。

两年前,《博览群书》的封面上,写有十个字:“生活即阅读,思想共交流”。

这两年,《博览群书》吸收上述十字的精华,将其调整为八个字:“砥砺思想,宁静心灵”。

这是《博览群书》“不忘初心”,回应时代的郑重表达!

这是《博览群书》在400期的里程碑前,与广大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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