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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支持和引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资料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8-02-01   来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 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 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 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 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 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 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 1978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 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一九三○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

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 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 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 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的指导原则的时候指出: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 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我们过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敌情,做不到知己知彼,就要打败仗。

但是,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文献。 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 度。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 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 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 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第一项。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反复多次地讲了这种观点,这种作风。例如,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 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一九六三年,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 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 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

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 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9页

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1978年7月21日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平化谈话,《邓小平年谱》上第345页

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1978年7月22日同胡耀邦的谈话,《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版第94页,《邓小平年谱》上第345—346页

【本书编者注评:这条材料在收进《邓小平年谱》时略有删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 “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1978年8月13日同吴冷西谈话,《邓小平年谱》上第357页

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 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出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 1978年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谈话,

《邓小平年谱》上第359—360页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 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当然,有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条件。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 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 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外国人也可能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比如,一套设备,给你涨点价,或者以次充好,都是可能的。 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 就会僵化嘛!

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 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 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 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 精神面貌好一些。

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 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 1978年9月16日同吉林省委常委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128页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1978年11月16日对《红旗》杂志负责人熊复送审的谭震 林的文稿上的批语,《邓小平年谱》上第444页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向前看。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 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 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 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 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 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 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 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 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 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 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 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 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 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 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 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 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 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 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 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 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 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 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 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 “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 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 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0——153页

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 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 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 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 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 的修改,是常有的事。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是完全正常的。

——1979年3月30日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59、179、183页

全国规模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对全党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全党的统一思想,团结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

——1979年3月30日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本书编者注评:邓小平这个重要讲话的第三部分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对目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估计”。本段即为其中的一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1980年1月10日印发的这个讲话的记录稿中,仍有这个内容。笔者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听讲时作的笔记也有这个内容。但在1979年5月11日由中央 文件转发这个讲话时,收编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时,将这一个问题的内容全部删除了。这样,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就不是三个问题,而是二个问题了。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在当时起了作用,作为历史,应录入】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 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 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 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

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 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979年7月29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1页

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

——1979年10月4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页

人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

—— 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4页

其次,谈谈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 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 “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 实际,要结合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 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 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 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 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 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 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1980年2月29日《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279页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 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 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 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 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

—— 1980年6月27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7页

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 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 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 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 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 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 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 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 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 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 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 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 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 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 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 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302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 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总的说来,思想战线上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 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1980年12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 叫做“两个凡是”。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 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 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 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 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 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1982年9月18日同金日成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9—10页

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

——1983年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邓小平文选》第23页

我们现在执行的这条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也是经过党的十二大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三中全会制定的 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1983年4月29日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8页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不是都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同志应当看到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 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人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 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 立场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

——1983年10月12日在党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5页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

——1988年5月1同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3页

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

——1988年5月25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 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92年初南方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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