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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作者:沈宝祥      时间:2018-01-24   来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
 

来源:沈宝祥编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历史伟大转折中,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97年12月,我出过一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2005年重印时改名《胡耀邦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今年是这场大讨论三十周年。本文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个历史事件,便于大家了解。但本文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所讲的内容,而是包含了近些年来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研究的新收获。

一、历史转折呼唤实践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是偶然发生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976年10月6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那真是全党全民全军欢欣鼓舞!中国有救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的热烈场面,我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阵欢欣鼓舞之后,人们开始沉思。

当时,人们在思想上有两大困惑:一是“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二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这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

这两大困惑集聚到一个焦点:毛泽东有没有错误?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当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

毛泽东的错误是明摆着的。但是,多年来,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照毛泽东讲的话去办,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不仅是思想,也是感情。那时,对毛的思想和主张,即使是怀疑,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

特别是,当时的领导人又提出了“两个凡是”。什么叫“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名义,发表了一篇社会。这叫做“两报一刊”社论。这是十年“文革”中常用的一种形式,表示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文革”后竟又一次使用。在这篇显示最高权威性的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人们称之为“两个凡是”。

按照这“两个凡是”,就根本不能谈毛泽东的错误,根本不能谈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也根本不能谈改革。因此,必须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真正翻开新的一页,才能前进。但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首先是邓小平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邓小平在1977年4月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他多次讲,“准确完整”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但“准确完整”的直接对立面是片言只语,它以理论的正确为前提,是强调别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还没有触及理论和路线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要指出十年“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是错误的。

胡耀邦1977年5月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他这个说法明确指出了要纠正错误,但没有涉及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怎么办?胡耀邦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理论动态》创办后,就是这样搞的。怎样分辨是非呢?当时主要是以马列和毛的原著为依据,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如何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文革”期间的错误理论观点,开始时效果也很明显。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和展开,就遇到了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是非问题都能从原著中找到相应的答案,特别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更不可能用这个理论来分辨是非。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回到唯物主义认识论,从根本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历史呼唤实践标准。

《理论动态》第31期(1977年12月15日)刊登了邵华泽的文章,题目是《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胡耀邦在考虑如何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已经无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了,而是要从总体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本本上找到理论依据,就只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了。他在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到从总体上考虑根本的是非;从以马列和毛著的理论为依据,到以实践作为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邓小平坚决支持,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阐述实践标准。邓小平从“准确完整”到支持实践标准,这也是拨乱反正的必然的逻辑。

胡耀邦的逻辑同邓小平的逻辑很自然地汇集到了同一个焦点,即实践标准。

提出实践标准,是拨乱反正的迫切要求。当时出现了“英雄所见略同”的情况。

1977年7月,《光明日报》的一位编辑到南京去参加一个理论讨论会,在会上认识了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觉得他思想比较解放,就约他给《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撰稿,没有出具体的题目。9月,胡福明同时投给《光明日报》两篇文稿,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的编者认为,前一篇“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决定采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篇。1978年1月14日,他们将胡福明的文稿处理后排成小样,寄给作者。这篇文章的处理情况后面再讲。这里要强调的是,胡福明也提出了实践标准,并得到《光明日报》同志的赞同。

《人民日报》也遇到了实践标准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一些文章批判“文革”中的错误观点,不断有读者来信指责说,文章所批判的观点毛主席也讲过,认为不应当批判这些观点。《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1978年3月26日刊出。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短文,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进一步指出,真理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篇短文发出后,又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反对。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们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三个人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稿,都提出实践标准,这反映了客观的需要。

拨乱反正的发展,迫切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的结论,这就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由于个人迷信的盛行,由于心有余悸,人们不敢思考和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思想上进行启蒙,关键是要有一把钥匙,来解开这把锁。这把钥匙就是实践标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会出现同时在撰写同一主题(实践标准)的文章。

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形成和定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由这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那么,这篇文章是怎样形成的呢?下面讲我所了解的情况。

胡耀邦在1978年4月,拿出十天时间,让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是问题》那个文件,吴江分析讨论中反映的问题,决定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孙长江写出了初稿。这个初稿给有关同志看过。已故的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生前对我讲过,他看了孙长江撰写的初稿。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也说,他也看过这个初稿。

这里要讲一下杨西光同志的有关情况。杨西光是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读书班的学员。在他毕业前夕,被中央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大约是1978年4月上旬,杨西光到《光明日报》上任,理论部即将拟在“哲学”专刊上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送他审阅。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参加了那个文件的学习和讨论,一下意识到这篇文章主题的重要,当即决定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又觉得文章的份量还不够,还需要修改加工。在杨的主持下,讨论修改了几次。杨考虑要送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帮助修改,并希望在《理论动态》上先发表,然后作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收到《光明日报》的文稿后,吴江让孙长江把两个文稿“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原来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照办了。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为本来已经在为《理论动态》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收到《光明日报》的同一主题的文稿后(又要求在《理论动态》刊登,并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当然只能将两篇文稿捏合在一起了。这里讲一个情况.孙长江曾将《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以后说,这个题目强调“一切真理”,不好。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后,送吴江审阅。吴江作了修改后,即排出清样。这个清样稿大约于四月底报送胡耀邦审阅(文稿上没有写明日期)。送审稿上有已故的刘立中(他在理论动态组搞行政秘书工作)写的字:“送耀邦同志审阅。准备五月十日

“动态”用稿”。胡耀邦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我查看文稿,耀邦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标点符号。吴江又在此稿上写了一些话,让孙长江再征求意见。署的日期是“四月三日”,显然是错了,应为五月三日。由此可推测,吴江是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将文稿报送耀邦的。耀邦在五月二日或三日退回。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第一次送审的情况。

吴江在孙的文稿上作了不少修改。孙长江在听取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后,对文稿又作了修改,并排出清样。5月6日下午,那是星期六,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到他家开会。孙是研究组成员,照例不参加胡耀邦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临出发前,孙将修改后的文稿交给我,让我给耀邦再次审阅。到耀邦家落座后,我首先将这个文稿给耀邦,并说,耀邦同志,请你先看这篇稿子。耀邦接过文稿后,埋头就看。我坐在他们家的旧籐椅上。大家静坐在那里。一会儿,耀邦看完了文稿,对大家说,我看可以了。有两个地方,是否再改一下。

一处是第6页,“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不要提“新的理论”,改为“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另一处是文章结尾处,加“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耀邦是以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讲的,大家都表示同意。我迅速地将耀邦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后,我将耀邦的修改意见整理清楚,星期一上班后,即交给孙长江。孙即签发党校印刷厂付印(那时没有严格的签发制度),作为《理论动态》第60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性的文章,是1978年5月6日,在北京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定稿的。

三、关于“唯一标准”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这些当事人也说不大清楚了。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却被历史留下来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际上就是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讲这句话,就是用这句话批评“两个凡是”,推倒“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题目,是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精华所在。

吴江提出“唯一标准”,首先是针对现实情况,前面已经讲了。吴江是哲学家,他除了考虑现实情况以外,还要从理论上加以斟酌。他在《“真理标准讨论”追述》一文中说:讲“唯一”,是根据列宁所说“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而来(注:列宁的原话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页,第3版的第31页)。胡耀邦讲,研究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就排除了“文革”以来流行的语录标准、本本标准,体现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吴江明确提出“唯一标准”,体现了胡耀邦的思想,又强化了胡耀邦的思想。

著名学者于光远说:我一看到在5月1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中“唯一”两个字时,非常高兴。我特别看重“唯一”这两个字。我知道马克思讲“实践标准”时,实际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没有使用“唯一”这两个字。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是这么写的:“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这段表述真理标准的语句中也没有“唯一”两字。于光远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学过哲学的人都比较熟悉的,如果平铺直叙像上哲学课时那样去讲,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但在1978年那场讨论中有针对性地排它地提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就不是老生常谈,而有很强的现实性了。有明确的对立面,问题就提得突出、尖锐与彻底。“唯一”标准要排除的,就是“两个凡是”的标准。(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3—154页)前面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其鲜明性就体现在“唯一标准”四个字上。

四、《实》文的发表和最初的争论

1978年5月1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1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向全国媒体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署名是:《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一些地方报纸也转载了。5月13日,全国有更多的报纸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主题鲜明突出,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一下就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文章进一步指出,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这就将这篇文章的现实性突出了,因为从“文革”开始以来,整天讲路线斗争,这里提出了如何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思考和怀疑的,正是十年“文革”的路线问题。这篇文章最后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篇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文章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这篇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要说而又不大敢说的话,把不少人隐隐约约感到的问题挑明了,适应了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

这篇文章的发表和广泛转载,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赞赏和支持这篇文章,也有人强烈反对和指责这篇文章。

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对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意义,把握得准,看得深。他要求《解放军报》要重视宣传这篇文章的观点。

时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马达告诉我,他在当晚看到新华社的电讯后,当即决定《文汇报》全文转载。

另一方面,反对的声音也来得快而且猛。

1978年5月12日晚十一点左右,正在值夜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一位他的老领导的电话,强烈指责这篇文章。胡绩伟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经常会接到高层领导人的电话,所以他养成了边接电话边作记录的习惯。这一次也是这样。他的这个电话记录有八百多字。这个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指责文章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打电话者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希望不要将电话内容外传。胡绩伟说,你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我就要同别人讨论你的意见对不对。

这个打电话的人就是“文革”前人民日报社的社长,当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吴冷西。吴冷西是一位老同志,一生对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已经去世,这里为了讲清历史,不得不提到他,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对他的一生持否定的态度。这个编委会的主任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那时,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构。

胡绩伟放下电话后,立即将情况通报了胡耀邦和杨西光。

5月13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下午到胡耀邦家开会。那天,到胡耀邦家后,我发现《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人已经坐在沙发上,我有点奇怪,胡绩伟怎么也来了!

会议开始,胡耀邦说,请绩伟同志先介绍情况。胡绩伟向我们讲了那个电话的内容。

本来,理论动态组在讨论这篇文稿时,我们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一定会有人指责。因此,我还建议将华国锋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加进去,以为这句话可以堵非议者的嘴。这就是文章第三部分第二段开头的那句话(“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事实证明,有了那一句话也不管用。我没有想到,反对的声音来得那么快,那么猛,扣那么大的帽子,上那么高的纲!

胡绩伟讲完后,大家就议论开了胡耀邦有点生气、也有点激动地说,我从小跟着他老人家干革命,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呢!他很有感触地说,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那个电话,初步剖析了那个电话中提出的无理指责。

胡耀邦说,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他提出必须写一篇文章,把历史潮流怎么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这就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批评“两个凡是”。《理论动态》第70期(6月30日)刊登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文章。《人民日报》在6月30日同时全文转载,新华社转发全国。

吴江表示,一定要写文章批驳电话中讲的观点。邓小平将这场讨论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胡耀邦在5月13日召开的这个理论动态组会议,可以说,就是最初的争论。 

五、一个时期内“不太明朗”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哲学命题,联系当时的实际,就可以知道,这是用哲学语言表述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最早指出这个问题的实质和重大意义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周扬。

1978年7月24日,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讨论会闭幕会上讲话。他指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的国家的前途。周扬点明了问题的实质。

正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有如此严重的政治意义,持不同政治观点和立场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态度,这场讨论就不可能顺利地展开,必然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特别敏感,他们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和严重性。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迅速地果断地采取措施,加以压制。这个刚刚兴起的讨论,确实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当时党中央分管思想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是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他本人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几个副主任,都是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

5月17日,新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原任毛选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熊复,在同红旗杂志社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些文章是有问题的,我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人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他还说,现在是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所讲的,同另一位毛选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的电话是一个调子。《红旗》在这场讨论中,一开始就执行了所谓“不卷入”的方针。

5月18日上午,汪东兴找熊复等人谈话。汪说,这两篇文章当时看来还可以,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针对特约评论员文章说,不知道是代表哪个中央的。这类似“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他说,《红旗》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谨慎,要有党性,在理论问题上要把关,要把关把严,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示。我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看。

5月18日晚,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召集在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分管文教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他专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我就听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一种意见说文章很不好。我也还没有摸透。他启发与会者,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要随风倒。很明显,这是在动员大家批判这篇文章。

反对实践标准的人动作频频,真是紧锣密鼓!但他们也有弱点,就是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严密的舆论控制系统。

胡耀邦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是不太明朗”。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压力很大,咄咄逼人,另一方面,还没有人出来给以有力的支持,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前景确实是“不太明朗”。

六、强有力的支持

这强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邓小平。邓小平一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他不知道,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一下,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对这篇文章采取了鲜明的支持态度。

1978年5月,军委总政治部正在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据参与筹备工作的华楠同志对我讲,他们向邓小平报告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等情况,邓小平表示,他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重点是讲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了“照抄照转照搬”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批评“两个凡是”。他在讲话中引了毛泽东关于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话。这是明确表示,他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提出和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使他们壮了胆。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并不买这个帐,他们还是继续压制这个讨论。

6月15日下午,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他严厉地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我和胡耀邦谈过,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重申: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好一个“下不为例!”这就是“下禁令”。可是,就在第二天,即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写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一文。新华社全文转发。《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6月18日全文转载。这就是几家新闻单位对汪东兴的批评指责和禁令的回答。以后,邓小平多次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给予有力的支持。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去谈话,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胡耀邦第二天就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对胡耀邦和理论动态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

8月13日,邓小平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还指出,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

另一位给予强有力支持的领导人是罗瑞卿。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后,罗瑞卿即找《解放军报》负责人谈话,要他们发表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解放军报》负责人就去找他们的老作者吴江。吴江顶住压力,针对那个指责的电话,已经撰写了一篇系统辩驳的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吴江将文稿给《解放军报》的同志。他们回去后即将文稿报送罗瑞卿。罗看后认为,这是很好的文章,但还需要充实,理论上要加强,要引毛主席的话,要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话。他对文章提出了八个字的要求:立论要稳,无懈可击。胡耀邦收到吴江的这个文稿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刊登。后来,耀邦对秘书说,有办法了,去找罗大将。他就让秘书将文稿送罗瑞卿。后来,胡耀邦说,为这篇文章,罗同他通了六次电话。在罗瑞卿具体指导下,文章经过几次修改,定了稿。罗决定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他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联系,他们在同一天转载。这样,主管者就无法下达不得转载此文的指示了。

1978年6月24日,首都三家最有影响的报纸同时发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本书编者注评:此处有误,实际是《人民日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在6月25日转载】这篇文章将近一万五千多字,系统地阐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逐条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理论性强,针对性强,又采取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发表,其影响非同一般。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个有力支持,使这个讨论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罗瑞卿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八个字的要求,决定三家报纸同一天发表。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那天晚上,他坐镇指挥,从23日22时左右到翌晨2时许,三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第一次电话问,版面有没有困难,第二次电话嘱仔细阅看文稿,如有意见马上提出来,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电话问版面安排,并嘱咐要细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不能出现错误标点。(以上见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27页)这些,使我们想到一个指挥员亲临前线的情景。在革命战争年代,罗瑞卿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特殊年代,他又直接指挥在思想政治领域打了一个漂亮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此以后,在北京,对实践标准的公开指责就很少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只能固守个别阵地(如《红旗》杂志),局面逐渐明朗了。

这里还要讲一下谭震林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实践标准的动人事迹。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就奉命也自觉地执行所谓“不卷入”的方针,实际是持反对态度。

1978年8月,《红旗》杂志社约请老革命家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以纪毛主席逝世二年周。谭说,要我写,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他在文章初稿的第四部分讲了实践标准问题。《红旗》总编辑看了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井冈山的斗争怎么也联系到实践标准上去了,他要求将第四部分删去。不料,谭修改后的文稿,反而更加突出了实践标准。《红旗》还是要求谭将实践标准的内容删去。谭对《红旗》负责人说,《红旗》很被动,我来帮个忙,把真理标准问题写到这篇文章中去了。他还说,文章中的材料可以动,观点不能动。他说,我想了两个月,也想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他告诉《红旗》负责人,不要怕,至多吵一架嘛,丢不了乌纱帽!《红旗》负责人没有办法,只好将谭的文稿报送中央常委。邓小平看后写了如下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批语一针见血,指出了《红旗》的问题。李先念(早在7月间国务院务虚会上就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语是: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华国锋、叶剑英也画了圈。这样,《红旗》只好刊登此文。但经过几个来回,已到11月,谭的文稿只好作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在12月刊登。谭震林的这篇文章终结了《红旗》“不卷入”的错误方针,“凡是论”者丢失了最后一块阵地。

七、胡耀邦指导撰写一系列文章

胡耀邦作为这个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顶着最大的压力,顽强而又机智地坚持实践标准,推进这个讨论。

除了上述同罗瑞卿一起商讨研究吴江的文章外,他根据讨论形势的发展,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胡耀邦指导撰写的文章主要有三篇: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文章。

(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打开讨论局面的一篇文章。

(三)《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将实践标准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引导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从而推动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

此外,还有《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文章。

这些文章,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中暴露出来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或政治分岐而写的。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文,是胡耀邦指导《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撰写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有人说,提出实践标准,是抽象肯定毛泽东思想,在进行检验时,又具体地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否定毛泽东的错误说成是否定毛泽东思想,他们以这样的逻辑给提出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帽子。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明,坚持实践标准,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颠倒过来,正本清源,这才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肯定。文章指出,以为只有句句照办,才算是“肯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实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糟蹋。这篇文章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回击。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是为了突破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两个凡是”而写的。有些人虽然同意平反冤假错案,但对涉及毛泽东的案子,不同意平反。大家知道,重大的案件,都是毛泽东定的,或是他同意了的。如果因为涉及毛泽东而不能平反,则许多重大案件都不能平反。这篇文章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假案、错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这就是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两个不管”。此文的发表,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一文,是在胡耀邦精心指导下写成的。文章剖析了长期存在的不良学风,指出,有些人由于中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等一套谬论的毒太深,习惯性地照抄照搬,并以此衡量一切。谁要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他就说你越了轨。还有个别的人,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今天批评这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明天又指责那个是“砍旗帜”。他们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维护旗帜。其实,这种做法的本身,离毛泽东思想何止十万八千里!文章最后提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理论工作者要敢于接触实际,不要回避问题,要旗帜鲜明,不能含混不清。这是一篇从学风上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一文,从题目到基本思想,都是胡耀邦提出的,是他用了很大心血修改加工而成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借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总结了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文章说,历时半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就是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端正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把我们的一切事业重新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文章剖析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若干表现,并提出,我们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集中人民群众在新的实践中提供的大量、丰富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再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文章阐明了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坚持实践标准的问题。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胡耀邦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但他硬是挤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指导我们撰写文章。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他那么繁忙,还具体指导了四篇文章的撰写,有的文稿他多次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是他亲自修改。在中央工作会议听了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后,他立即给理论动态组写了一个选题清单,特别写明,“参考邓副主席讲话”。这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精心组织”。

八、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进入1978年7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局面已经打开。据报纸报道,在7月,北京和各省市,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有6个,8月有9个,9月就有13个,10月猛增到26个。这说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广泛展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路诸侯”,即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说,他看到《光明日报》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刊登在辽宁省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当时,邓小平到辽宁视察,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在1978年6月,就在全省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标准。

8月初,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有了新的突破。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这个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认识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辨别真伪,分清是非,找出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篡改、歪曲和伪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不会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恰恰是继承毛主席的革命精神,捍卫毛泽东思想,使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重要的是,这条新闻报道了黑龙江省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这个报道还说,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组织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开展大讨论。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一个省委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当时来说,是一条影响很大的新闻,这是突破性的进展。

从此以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新疆、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等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支持和参与讨论的新闻。此外,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还连续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和各大单位负责人支持实践标准的谈话。

1978年8、9、10三个月,中国的政治形势发展出现了一个大变化。到11月10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谈话,支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这个情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个情况说明,“两个凡是”已经很孤立,这不仅说明高层领导中的大多数人的思想已经转变,更表明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大变化。

九、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

人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按党章赋予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酝酿讨论形成的。这些重大决定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然结果。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原定开20天,结果却开了36天。这个会议的规模相当大,规格很高,出席名单有219人,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和地方以及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的人员按大区分为六个组,开会方式主要是分组讨论,只开了四次全体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程都是讨论经济问题。与会者对半年多来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关心,迫切要求这个会议能够有所表示。

会议开始时,陈云就在东北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六个“文革”中和“文革”以前的重大案件,以及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包括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康生问题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大家强烈要求解决这些重大是非问题,而他们的依据就是实践标准。

中央工作会议的参加者中,许多人在会前就已经对真理标准问题发了言,表了态。这个会议对这个讨论是什么态度,他们很关心。但会议开始时,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根本不提这个讨论。尽管如此,会议开幕后,在分组会议上,与会者就这个问题纷纷发言,使这个问题成为会议的热点。有的组正式要求中央讲一讲真理标准问题。11月25日上午,华国锋代表中央常委会在全体会上讲话,宣布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解决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的平反问题,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共讲了八个问题,后来又加了一个撤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这是实践标准的胜利,使与会者得到很大的鼓舞。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然不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但他担负了不少重要任务。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的发言也引人注意。他同会上坚持实践标准、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胡绩伟、杨西光等人,是共命运的。胡耀邦在这个会上起了特殊的作用。

11月25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听取北京市和团中央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汇报后,邓小平讲话,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说:“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这是中央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明确表态,意义重大。

11月27日,会议转入讨论经济工作的议程。就在这时,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一改保持沉默的态度,他们都发言反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突出的是胡绳。他在东北组发言说:有的同志在公开的讲演中宣布(也就不能不反映到报刊上),现在党内在这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岐,这种分岐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其他几位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发言反对这个讨论,或为自己辩护。

胡绳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愤怒,大家纷纷发言批评,讨论非常热烈,使这一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的重点和焦点。

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三位同志几次联合发言,揭露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压制的情况。有的与会者说,这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自己印象最深,深受启发。许多与会者摆事实,讲道理,尖锐地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邓颖超发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习仲勋发言说,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任仲夷在东北组会议上措词尖锐地作了很长的发言,系统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马文瑞说,我在会上作了五次发言,第三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我说,这是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密切关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看到后,并不觉得文章有什么问题,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应该讲的,对当时的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我总觉得言犹未尽,在小组会上,我又作了第四次、第五次发言。李德生说,我先后作了四次发言,就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明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于光远考虑,不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主要后台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清楚。虽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要在这样的会上指名批评一位中央领导人,还是要慎重行事。于光远同别人就此事进行了商量。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各自在分组会上作了相应的发言。他们发言后,其他人也讲了许多情况。对后台人物的指名批评,使人们了解到,何以有些人如此有恃无恐地抵制真理标准的讨论,设禁区,下禁令,从而使讨论深入发展。于光远概括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他说:“在这个会议上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同志进行了尖锐的面对面的揭露、批评和辩论。”(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第150页)在这个会议上,与会者摆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又充分说理,使被批评者无言以对。有关的负责人也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最后阶段的这一场讨论,使许多同志知道了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许多情况,开了眼界,提高了认识。正如有的与会者所说,由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闭幕。紧接着,12月18日到23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有一段很重要的话:“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对历时半年多来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作的最权威的结论。这也有力地说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

十、理论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

鉴于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较多,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而思想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又多。中央接受叶剑英的提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将有关的同志集合起来,深入讨论,进一步分清是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宣部长。理论工作务虚会由胡耀邦主持。

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由胡耀邦主持开幕。参加者160余人,包括中央理论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有关人士、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遭批评的那几位同志,各省、市、自治区也有一人参加,共分五个组。 

18日的会议上,胡耀邦将他的《引言》发给大家,又作了讲话。从19日开始,进行分组会议。

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曾涛(新华社社长)、华楠(《解放军报》总编辑)、王惠德(中央编译局负责人)、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六个人,作了长篇联合发言。这个长达二万字的发言是分别在各组宣读的。这个发言摆出了许多事实,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形成过程,从十个方面剖析了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表现和政治实质,包括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阻碍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等。胡绩伟和杨西光又联合向会议提供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等材料。这个发言和材料,很有分量,为大家提供了系统丰富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使与会者大开眼界。

与会者的反映很强烈,他们又各自向会议提供有关材料,并尖锐地批评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几位同志。这几位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当然各人情况不同,对问题的认识有深有浅,重要的是,会议大大提高了与会者的思想认识。

理论工作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到2月15日(春节休息)告一段落。这个会开得很热烈,有深度,又是与人为善,很有成效,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与会者联系实际,深刻阐述了实践标准的意义,分清了思想路线的是非;

二是解放思想,提出了不少需要拨乱反正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是非问题,认为必须加以纠正;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基本上采取了否定态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关于民主法制问题;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

三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二年多来的宣传理论工作基本经验,研究今后的基本任务。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有成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但是,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为了进一步分清是非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本身,也发生了是非问题【本书编者注评:有人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这不可能影响这个会的积极意义,历史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说明。理论工作务虚会本身和如何对待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也很需要进一步总结。

有人建议我讲一讲胡乔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态度。我了解的情况很少,也限于篇幅,在此向读者介绍两条材料。

材料之一:朱佳木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文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是“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于光远等著:《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第306页)应当说,这个《公报》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一段,准确而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全会的一个重要精神。

材料之二:全会以后,中央和地方各单位都进行传达贯彻全会的精神。

1979年1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讲的题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其中也讲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现将这一内容的全部文字抄录如下:

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重大意义。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在会上被认定是正确的,反对这一观点的同志被认定是错误的。问题还不在于认定哪些同志正确、哪些同志错误,问题在于认定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13页)

收进文集的这一报告稿有一万六千字,主要是从基本原理角度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遵循经济规律问题,有关思想路线这一段话,统计一下,不到二百字。读了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传达者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以看似超然的姿态讲话,完全没有自己的认识和明确态度,其中“被认定”、“认定”、“问题在于”等提法,很耐人寻味!

那么,中央党校是怎样传达这两个会议精神的呢?我的日记有记载:

1978年12月28日:“上午十时至午后一时,听胡耀邦在大礼堂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1月3日:“上午,听马文瑞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

中央党校传达了两次,关于在这两个会议上讨论和争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集中讲了一次。常务副校长马文瑞指名道姓地讲了与会者批评“两个凡是”的情况,讲得比较深刻,提高了大家对思想路线的认识。

对比一下两个单位的传达情况,更耐人寻味!

十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各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但从具体工作部署来说,各地的领导都忙于抓工作重点的转移,落实各项政策。另一方面,社会上出现了复杂的思潮,很快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既遇到右的干扰,更遇到“左”的干扰。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方面,除了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外,在面上,这个讨论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一些人忙于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化。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在贯彻三中全会路线的时候,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普遍存在,一些人心有余悸,一些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由,抵制和攻击三中全会路线,“左”的干扰很大。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江西省委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等都发表谈话,他们认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关键还是要解放思想,还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地纷纷提出,要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1979年7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就在多数省、市、自治区开展起来了,到冬天,普遍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特点,一个是领导重视,是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有力领导下进行的,二是一直贯彻到广大基层单位,更具普遍性,三是搞得很深入,真正解决了思想问题。

正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中,湖南,特别是韶山的干部和群众,解开了认为检验真理就是否定毛主席的思想疙瘩,认识到坚持实践标准,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山西大寨的一些干部和农民,把大寨经验绝对化,要求别人学习“不走样”,动辄给人扣“反大寨”的帽子,对实践标准很反感。经过补课,他们认识到,昔阳和大寨的经验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1980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来信”提出,“少数地区还得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课”。《人民日报》1981年11月16日报道,张家口地区到1981年7月调整领导班子后,才开展这一讨论。这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从全国来说,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问题决议》,就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圆满结束。

十二,对这场大讨论的历史评价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结束,经历了几个阶段,历时整整三年,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三十年后再来看这场大讨论,更是如此。

这场大讨论是拨乱反正的迫切需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迫切需要,体现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叶剑英、陈云、罗瑞卿、谭震林、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予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场大讨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这场大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迷信,使“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深入人心,是一次思想大解放。通过这场大讨论,使许多人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站到了正确的立场,促使政治力量的彼消此长和重新组合,从而为实现历史的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政治条件。

这场大讨论直接推动了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平反了一些重大的冤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等等。

这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写了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经过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几经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改。

总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为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原载广东《同舟共进》2008年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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