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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无惧:胡耀邦主政中组部
作者:曾志      时间:2017-10-11   来源:《中外书摘》
 

中组部老干支部与郭玉峰进行斗争

1976年10月6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历史的审判 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及其蛊毒已深深渗透到社会肌体中,“两个凡是”,成了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以及彻底否定“文革”。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观点,无益于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形势。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结果使大批被“四人帮”迫害和打倒的干部不能平反,冤假错案不能纠正,各级造反派头头大都仍稳坐台上。

“两个凡是”压制不了全国人民和党员要求揭批“四人帮”、要求拨乱反正的呼声。全国各地仍旧运用种种形式揭批“四人帮”,如大字报、小字报、报刊杂志及大会小会揭发批判。

中组部宛如一潭死水,在职的所有干部一张大字报都未写,不言不语,埋头上班。我们老干部支部和部机关的老干部支部,在球场周围贴出许多大字报,没有一名在职干部去观看,没有一人公开或半公开对我们的大字报表示支持。这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紧锣密鼓布置大字报栏,贴出许多批邓文章,尤其是小组讨论,好像人人都要过关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这并非说中组部干部是没有良知和感情的人,而是被郭玉峰一伙人严格控制封锁压制所致。

我们还揭露“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实际批判周总理、小平等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共同要求为反“四人帮”的正义行动“天安门事件”平反。我们列举出了许多有目共睹的事实,要求尽快释放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员,为“天安门事件”死去的人员昭雪等。

总之,粉碎“四人帮”的半年多时间内,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利用每星期两次或三四次讨论机会,尽力揭批“四人帮”和中组部郭玉峰等错误。那时我们对他们只是一桩一桩举出错误事实,要他们站出来检讨。但是郭玉峰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

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愤懑,我们不能眼看着许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毁在少数不讲原则的无能分子手中,便以个人签名形式,在中组部球场的墙壁上贴出了大字报:

向郭玉峰同志进一言

郭玉峰同志传达了我党“十一大”的盛况和精神,我们都十分兴奋。但是你传达报告为什么和组织部的问题毫不联系?在推选你和高淑兰同志作代表时,你毫无表示,就光荣参加了“十一大”。现在外面广泛传言,你在“十一大”受了好多代表的批评,但你为什么传达时一字不提呢?你传达时说,你有好多感受,为什么惟独对于这些批评没有感受?你的这种态度,能算是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吗?能说是实事求是吗?能说是有自我批评精神吗?邓副主席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你为什么不能按这个起码标准来做呢?揭批“四人帮”已有十个多月了,你的这种态度,能符合华主席的号召和“十一大”的路线吗?

可是,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过来。这更加激怒了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老同志,看来光写大字报绝对督促不了他们检查,如此的中组部及领导怎能挑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呢?

支部的同志们一致同意把中组部郭玉峰他们不揭批“四人帮”的一切,向中央反映。于是大家共同起草了一份报告,请管我们老干部的同志带回去找人抄写,并请其寄中央办公厅交中央领导。管我们的同志一口答应了。可中组部办公室不负责承担抄写任务,也不负责转报中央,不能替我们代办这件事。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老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商量,请袁任远去办。袁老的儿子在总参工作,通过他儿子把我们的报告和材料送到中央负责同志手里。大概过了四五天,汪东兴找袁老、杨士杰、我及郭述申四个老同志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大概是中央领导已经讨论过了,汪东兴对我们很客气,除了清茶,还在每人面前放一小碟哈密瓜。袁老汇报时,边讲边流泪,我们也感慨万千。汪东兴听完我们的汇报后说:“你们老同志很关心中组部的问题,这种精神很好,中组部要改组,郭玉峰他们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你们放心,回去继续搞揭、批、查工作。”

他的一席话,使我们精神大振,好似吃了定心丸,回来告诉了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大家都很高兴,此时,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谁来接替郭玉峰的工作?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

因为关系到党的命运及大批蒙冤的老干部的“解放”问题,也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尊严,我们老年干部支部的同志一直关注中组部改组一事。

传说胡耀邦要出任中组部部长,大家都无比高兴。杨士杰马上跑去询问耀邦,他说,华主席找他谈过了,还没有正式任命,不要公开出去。

果然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免除了郭玉峰、郑屏年等人的职务,中组部原领导班子,即核心组亦停止工作。这样一宣布,大楼里在职干部也活动起来了,他们贴出了欢迎胡耀邦的标语。

月底,耀邦到任后,首先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一开始,他传达了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讲抓纲治国八条方针,即“八个一定”。但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华国锋讲话的八条方针,用他自己的语言,一条一条作解释说明,既传达了华国锋政治报告的精神,又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真是妙得很。

他在会上强调要把“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尤其是干部路线是非再纠正过来,要尽快进行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他宣布机关各单位业务工作照常进行,努力搞得更好。

另外他开宗明义宣布成立三个大组:一是接谈组,由陈野苹任组长,与来访的老干部接谈,一般接待工作由信访组负责;二是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曾志任组长;三是“右派”改正工作组,由杨士杰任组长。老年干部支部及干校留守支部的同志大部分都参加到这几个工作组里工作。

耀邦还在大会上宣布,中组部要恢复为干部之家,把关闭多年的大门打开第一道窗口,做好传达室工作是政治任务。要求传达室改变作风,任何来人来访都要礼貌相迎,耐心谈话。针对十年间老干部的身体大都受过摧残,上楼不大方便,耀邦特地要求接待组在办公楼一层腾出两间好的办公室,摆上沙发,让来访的老同志坐着谈话舒服些,还要让他们喝上热茶。中组部在职干部和不在职干部的精神十分振奋,面貌一新。

“阎王殿”砸碎了,西单中组部大门敞开了,门岗及大楼内外有别的出入证取消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自由进出大楼了。传达室的同志热情接待,耐心倾听来访同志的申述。来信来访者络绎不绝。对过时还没有离开的来访者,负责接待的同志就拿出自己的饭菜票为他们买饭菜。许多老同志来访时,被请着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热茶,心里热乎乎的,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们又回到家了!全国各地又纷纷传开了“中组部又是我们党员之家了”这句话,从中反映出中组部的面貌已大为改观了。

随后,耀邦召开部分老同志和部分在职干部座谈会,商讨组织部本身的“揭、批、查”活动采取整风的形式,还是就搞揭、批、查?会上只有少数同志发言,有主张用后者,也有主张用前者的,莫衷一是。

我建议,用整风形式较好,其中也含有揭、批、查内容,只是更加和风细雨。后来耀邦同意我的主张,并宣布除有严重问题的同志要处理外,整风期间,机关各部门每个干部职工上午参加整风,下午照常抓业务工作。既要积极参加整风,又要努力搞好本职工作,揭批“四人帮”和中组部郭玉峰等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等。大家都赞成。大楼里的大多数在职干部卸去了思想上的包袱,积极参加“揭、批、查”活动!

参加完一段机关集中整风后,我就投入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去,安置中央、国家机关待分配的干部。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不仅工作量大且困难,仅待分配干部的人数至少就有六七千人,如果加上仍在干校的和不适当地分配到外地需要回来重新安排工作的,则将近万把人。这些干部分散在各机关,年龄不一,情况各异。年轻的,既有党政干部,也有技术干部。他们之所以没有安排工作,主要是所在单位认为他们政治或历史上有问题;或“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斗争所致;或是机构撤销,暂时找不到接收的单位。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他们长期没有工作。一时要给他们安排工作实在是既艰难而又复杂,特别是国家机关一些仍在台上的造反派们,千方百计阻挠那些被排斥出去的干部再回来工作。因此,还得先为这些干部落实干部政策,为其平反或纠正。

幸好胡耀邦充分考虑到问题的难度,适时主持召开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二十六个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座谈会,商量待分配干部方面的问题,耀邦特别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第八条关于“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要尽快安置待分配的干部,对那些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干部,也要妥善安置,对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少数人应尽快加以办理。基本上先请各部门自己解决,个别难以解决的,提出来和中组部共同商量解决。他指出这些工作做得怎么样,关系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的问题。

确实,干部能否尽快分配工作,关键在于落实干部政策。我们根据耀邦座谈会讲话精神,督促和帮助各单位按具体情况开展工作,落实干部政策;并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成立由一部级领导亲自抓的待分配干部工作办公室。可是在台上的某些领导和一些干部群众,都借口待分配干部有问题不够明确,开展工作举步维艰。

耀邦了解情况后,征得华国锋的同意,分批从省和中央国家部门找些疑难案件,由中组部共同集体研究解决,具体分两部分同时进行。第一部分是安排湖南等四省组织部各带几份疑难案件来中组部,由耀邦亲自主持,参加开会的同志集体讨论。另外也召集了六七个部近三十名负责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以及国务院政工组管干部的同志开会,先由一个部提出一个疑难案件向与会同志汇报,如果其他部门也有同类型案件亦提出来一起共同研究。会场上气氛很热烈,各种观点、看法并存,互相争论,有些同志抱着“两个凡是”的观点,强调不能改变和平反毛主席批示过、指示过或过去已决定了的。也有些同志认定“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对的,认定某案件的人在某些问题上有反“文化大革命”行为等。这种种原因使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不很顺利。

针对这种情况,3月底,中组部召开了国家机关十四个单位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从全国形势讲到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还讲到如何振奋精神问题,点面结合,深入浅出,目的是提高落实干部政策的同志们在新形势下的认识水平,解决思想顾虑和抵触情绪,对人触动很大。会后我们待分配干部办公室的同志们趁热打铁分头到各单位参加落实干部政策的研究讨论,以及揭批“四人帮”大会等。这样一来,虽然因情况各异,还有难度,但各部门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展较顺利起来。

耀邦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耀邦从1977年任中组部部长到1978年调中央工作,整整一年时间。这一年,是中组部翻天覆地、改头换面、工作突飞猛进的一年,他在我印象中的形象也渐渐地明朗起来。

我是1940年在延安王家坪认识耀邦的。那时,他担任总政组织部部长,住在一栋平房里,与同期调总政兼宣传部部长的陶铸住的窑洞相隔不足三十米,只差一个上下坡。耀邦和陶铸很谈得来,是好朋友,每周六都与几个关系好的同志到耀邦或我们家聚会,一起聊到深夜。况且老杨送亮亮去东北得到过耀邦关键性的关照。但我与耀邦很少交谈,与李昭反而接触更多一点。全国解放后,陶铸每次到北京,差不多都要去看耀邦,而我仍旧很少接触。

1973年我调回中组部供养,只是礼节性地去耀邦家里看望一次,因为陶铸还没有平反,我怕会给人家惹麻烦。所以我估计耀邦对我并没有什么了解,甚至对我的工作历史也是不大了解的。

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我第一次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与他的接触、联系密切了。他也常找我谈心、谈话。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听到老同志说,曾志这个人很厉害,在大会上居然敢公开点名批评调查部久拖不安排一批同志的工作。我问他,那些人是不是对我意见很大?耀邦笑吟吟地说道:“不要紧,只要做得对,就不怕有意见!”

他对我是既鞭策又鼓励,坦诚地对我说:“做工作要多交朋友、多交心,中青年朋友都要交,不要只交几个朋友,要广交朋友,交朋友要知心、交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他还掏心似地对我说:“我有很多朋友,甚至还有小学生,八九岁的朋友,同他们交朋友也有好处。做工作、了解情况要注重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要全面去了解,不要听一面之词。有时候,反面意见或少数人意见很有价值,要重视反面意见,有时反面意见也会出真知,多讨论讨论反面的意见有好处。对不同意见和反对过自己意见的人,不要抱成见,还应该主动和这些同志多接触,多接触可以多了解不同意见。在诚意的下面,也可以请持反面意见的同志考虑自己的意见,对持反面意见的同志不要动不动抱成见,甚至有个别同志想报复。这种思想不可能实现团结,尤其是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更应该注意这一点!”

他实事求是,高瞻远瞩,有谋有勇。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四处笼罩着“两个凡是”的阴影,耀邦却召集党校《理论动态》杂志和党校的其他同志,组织人力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两篇文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出来,石破天惊,大快人心。

当中央专案办公室不肯提交中组部整理的六十一个人的大案要案材料、档案时,耀邦就组织中组部干部配合外地干部重新调查,搜集大量事实材料,用真实材料作判断报给中央。

也许正因为如此,耀邦做工作,注重走群众路线,为他的正确决策提供了难得的一手材料。耀邦初到中组部时,部里机构没有正式成立,处于非常时期,工作千头万绪,可是他不事事包办,他首先找有关同志商谈某个事情、某个问题,然后交代任务,信任放手地让这个同志去完成,他还经常到我们各个办公室去找同志们座谈,鼓励大家放手工作,并晓以工作方法。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耀邦说,他喜欢在会前与到会的同志交谈、磋商,听取大家意见,对不同的认识作些解释,力求意见一致。在会上就尽量少发言。我认为这也是耀邦工作的艺术,也就是他经常所讲的“对人对事就是要实事求是做好群众工作”观点的具体运用。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和福建务虚会议上,耀?采取这种方法推动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

在那样的年代,在大的原则问题上,耀邦总是勇敢地站起来,与两个“凡是”进行斗争,当然,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有时甚至是要付出代价的,惟其如此才显得可贵。比如,耀邦在中央信访会议上理直气壮地讲:“不管是哪个领导批了、圈了,不管是已经决定了的,不管是历史上的问题或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都要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去弄清事实,搞清真相。”

他做事高效率、快节奏。耀邦工作效率之高,也是惊人的,他一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早上八点钟左右来部,中午只在办公室长沙发上休息一会儿,下班后也要八点左右才回家,不是看人民来信,就是看报纸。据说那时人民来信每天一千多件,信访处看头遍,把约两三百份比较重要的来信,交耀邦秘书阅读,然后提送耀邦批阅,据说他每天要批阅两百多封人民来信。耀邦做工作总是先着手弄清情况,一旦情况明了,马上决定,决定了的就马上干、有下文、有结果,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很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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