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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雅林:胡耀邦与甘肃绿化工作
作者:邹雅林      时间:2012-12-05   来源:《百年潮》2006年第8期
 

  “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这是胡耀邦1983年8月视察甘肃工作时的题词,迄今已23年了。在这23年里,这个题词给甘肃农业指明了奋斗方向,给甘肃人民带来了希望,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绿化祖国 情洒甘肃

  
  甘肃种草种树形成千军万马的群众运动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和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有一定的关系。

  1956年3月1日,共青团中央在延安召开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120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拉开了全国大规模植树造林群众运动的序幕,也给甘肃千军万马地在陇原大地种草种树奠定了基础。

  对这次大会,中共中央极为重视,于3月1日发来了贺电。贺电说:

  大规模地植树造林,不但要依靠国家的规划和扶助,更重要的是要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我国12000万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林业建设,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青年,在植树造林方面,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出现了许多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

  要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要有计划地种起树来。这是一项极其巨大的工程。由于目前我们的技术力量不足,交通条件不够,树苗和种籽也感缺乏,就更增加了这项工程的繁重性。要在这种情况下去完成绿化祖国的任务,我们对造林工作就必须有这样的要求,这就是:不但要快造,而且要造好;不但要多栽,而且要栽活;不但要植树,而且要育苗;不但要造林,而且要护林。

   中央贺电中“对造林工作就必须有这样的要求”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告《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第九条中的指示。这作为贺电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发出的“绿化祖国”的号召。

   3月2日,胡耀邦向大会作了题为《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报告。胡耀邦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召开的。我们的党一直把我国青年看做是建设祖国的一支巨大的突击力量。毛主席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一再勉励我们,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信任和深厚期望,给了我们无比的勇气,激励着我们奋发地去为祖国建立功勋。今天我们召开有全国各省市代表参加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就是动员全国1.8亿青少年,拿出我们最大的力量,用我们的实际成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回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一定会得到彻底实现。

   胡耀邦指出,我国植被稀少,森林覆盖率低,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为的大规模的破坏造成的。他说,从前,我国的森林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和蒋介石反动统治以及战乱、刀耕火种、乱砍滥伐的结果,使我国的森林遇到了倒霉的命运。我国历史上有许多封建王朝曾长期进行互相杀戮的战争,在战争中毁坏了大量的森林,黄河流域一带的森林就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封建诸侯互相残杀的战争中大量破坏的。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蜀吴战争中陆逊就火烧过虎亭连营700里。清王朝豢养的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就实行“大兵所至,无树不伐”。甘肃省的森林之所以这样少,也是在清代皇朝镇压回族同胞起义的战争中,把许多山林烧成了荒野。近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我国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我们必须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大力开展种草种树的群众运动,向荒山、荒坡、荒滩进军,在全国掀起一场植树造林的绿色革命!

   胡耀邦还特别“心系五省,情洒陇原”,念念不忘甘肃的造林绿化。他指出,陕西、甘肃、山西、内蒙、河南五省、区,不仅要植树造林,还要搞好水土保持,以便更快地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规划。我们对黄河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的发源地和我国文化的摇篮。但黄河又是一条中外古今著名的害河。据记载,黄河下游在3000多年中曾发生1500多次水害,原因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在黄河中游地区,西起六盘山、贺兰山,北起阴山,东至太行山,南至秦岭,是一个世界最大的黄土区域,在这样大的区域,森林却非常少,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大量的黄土被冲刷流入黄河,经计算,黄河经陕县带到下游和海口的泥沙,每年平均达13.8亿吨,如果用它堆成高宽各1米的土坝,可以绕地球赤道23周。所以黄河下游才出现泛滥、决口和改道的严重灾害。对此,他指出:在黄土高原上植树造林,不仅是宅旁、村旁、路旁的问题,而是要一片连一片地大规模地营造的问题,我们要有计划地普遍地营造各种防护林、水源林、用材林和果木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雄心,用自己的双手,使黄土高原永远消灭“天旱庄稼不长,雨涝又要成灾”的现象,使它真正变成风景秀丽、草木茂盛、五谷丰登的绿洲。

  胡耀邦鼓励大家说,延安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摇篮,党中央和毛主席曾经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搬掉了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革命的长辈们用坚韧不拔的毅力迎来了伟大的胜利。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就应当下定这样的决心:一定要使祖国大地“脱下黄破衫,穿上绿新装”,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变成绿色的海洋!

  这次大会的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是空前的。大会结束后,全国掀起了植树造林的高潮。中共甘肃省委也乘这次大会的东风,在全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运动。1956年春天,团省委动员数万名青少年和群众队伍,浩浩荡荡地在兰州白塔山植树造林。省委、省政府和兰州军区的领导张仲良、邓宝珊、霍维德、张达志等都参加了这次造林活动。当时,团省委书记申效曾亲自组织和带领全省各级团组织同广大青少年一起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并领导团省委机关报《甘肃青年报》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做好植树造林的宣传活动。报纸的社论和重要版面都是他亲自安排审定的。我作为《甘肃青年报》的总编辑,全力以赴地对这次大会进行了报道,并且一直延续到1959年春天,仅社论、短评、各种形式的报道就达400多篇。
  

  呼唤甘肃 植树种草

  
  1956年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召开25年后,胡耀邦仍然情系甘肃、情洒青山,再次提出要甘肃大抓植树种草,改变甘肃干旱面貌。

  1981年12月15日至23日,我随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冯纪新赴京,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会议结束后的25日下午,胡耀邦专门约冯纪新谈话,对甘肃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下午6时,冯纪新回到住处,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对我说:“耀邦同志对我们省的工作有重要指示,马上整理。”从晚7时开始,他一面看笔记,一面回忆口述,至夜11时整理完毕。《胡耀邦同志对甘肃工作的重要指示》,全文共八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要大抓植树、种草,改变甘肃干旱面貌”,内容是:

   要大抓植树、种草,改变甘肃干旱面貌。要把这一活动开展起来,就要敢于批评那种认为没有水利工程就不能植树、种草的思想。一百多年前,陕甘总督左宗棠带兵进入新疆后,就从乌鲁木齐到兰州种了一路的杨柳树。别人为他写了一首诗说:“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指的就是这件事。左宗棠是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尚且有此气魄,我们是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行?我看,只要下决心抓,一定能搞得更好。关键是要解决那种认为无水利工程就不能植树、种草的思想。前天,小平同志同四川的同志谈话,特别强调要他们抓紧植树、种草。何况你们甘肃植被面积少,干旱多灾,更要抓紧这项工作。

  甘肃植树、种草的任务很大,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考虑用飞机撒种。要大力动员机关、学校、部队、企业带头植树,在你们那里,不是每人每年种几棵的问题,而是能种多少就种多少。要大造舆论,把植树造林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对植树、种草,要开专门会议研究布置,要搞评比。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后,我们于12月28日回到兰州。12月30日,冯纪新就按照记录整理的初稿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指示。1982年1月上旬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对胡耀邦的指示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并决定传达到广大干部和群众。2月3日至8日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胡耀邦的指示,并以省委发〔1982〕16号文件将传达贯彻的情况报告中央。

  在讨论中,大家坚决拥护,表示要从思想上、行动上、措施上尽快进行落实。但也有少数同志有不同的认识和建议,有的同志认为植树种草、发展牧业、开展多种经营,都是正确的,但“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还应放在首位;有的人甚至还说“植树好,种草好,人要吃粮不吃草”。尤其对胡耀邦要求甘肃干部在思想上要改变“土”的问题“想不通”。有的同志说:“过去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我们倒成了土包子了,真叫人想不通!”“我们还看不起洋包子哩!”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冯纪新建议说,胡耀邦的指示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是加快改变甘肃穷困面貌的重大措施,现在看全面贯彻落实还有一定难度,建议把八条指示直送胡耀邦审阅、批示,以利于进一步统一认识,加快落实步伐。冯纪新表示同意,并在与其他书记、常委商量后,叫我带上《胡耀邦同志对甘肃工作的重要指示》,连同省委发〔1982〕16号文件,于3月上旬赴北京直报中央。

   我到北京后,首先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化宇,他带我到中央办公厅找了副主任周杰。我简单向周杰作了汇报和说明:这八条指示是根据记录整理的,省委派我来将记录整理稿呈请胡耀邦审定,然后再以正式文件下达。周杰听后高兴地说:“你们的行动很快、很重视,这很好。现在耀邦同志不在北京,他回来后我一定向他汇报,并且将文件交给他审定,尽快给你们寄回去。”

   3月中旬,胡耀邦将谈话记录整理稿审阅同意后退还省委。胡耀邦亲笔修改了十多处,其中有几段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关于“大抓植树种草,改变甘肃干旱面貌”一条,基本上是他重写的,充分体现了他对甘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这些修改,使我们更加明确了“植树种草”是改变甘肃干旱面貌、促进农业全面发展的根本措施,要有勇气、有魄力、有远见卓识地做好“植树种草”这篇大文章;要搞好植树种草,首先要批评和解决没有水利工程就不能植树种草的思想,也就是说,改变干旱面貌,要有兴修水利等工程措施,但更重要的是搞好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改变生态环境,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不能认为不搞水利工程就不能植树。胡耀邦还引用清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倡植树一事,循循善诱地告诫我们,要抓紧植树种草,否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干旱问题。左宗棠于清光绪三年(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阿古柏(曾在俄、英殖民主义者支持下入侵新疆),收复乌鲁木齐、和田等地,阻遏了俄英对新疆的侵略。当时左宗棠率部西征,为军事上交通运输的需要,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开拓驿道,沿途广植柳树,这就是有名的“左公柳”。“左公柳”即旱柳,是甘肃古老的乡土树种之一。1880年,左宗棠的同乡和老部下杨昌睿为新疆军务督办,西行时因见道旁柳树,即景生情,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盛赞左宗棠大规模种植柳树的成就与功绩。因此,胡耀邦深有感触地说:“左宗棠是个封建官僚,尚且有此气魄,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行?”

  《胡耀邦同志对甘肃工作的重要指示》的修改稿,很快统一了广大干部的思想。省委于1982年3月27日以省委发〔1982〕26号文件发出《省委关于学习胡耀邦同志对甘肃工作的重要指示的通知》,将《胡耀邦同志对甘肃工作的重要指示》连同《关于传达贯彻胡耀邦同志对甘肃工作重要指示的情况报告》一并印发到公社,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员和干部,都要振奋精神,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反弹琵琶 科学创举

  1982年,甘肃虽然在西北数省区最早完成了农业生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但由于连续两年的大旱,仍然没有获得农业的丰收。对此,胡耀邦心急如焚,于1983年7月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团中央第一书记王兆国等,在肖华、李子奇的陪同下,先后到天水、庆阳、临夏等地视察,在榆中听取了平凉、定西两地委的汇报;到兰州后,又听取了省委的汇报,对甘肃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8月3日,胡耀邦又在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挥毫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胡耀邦的题词集中地、完整地表述了他这次来甘肃视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问题。

  胡耀邦说:“这些天,我们着重商量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甘肃省委提出的治穷致富的问题。治穷致富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共同商量的结果是:一个要种草,一个要种树,叫做‘种草种树,治穷致富’。”“这些天我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你们应该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把甘肃变成一个全国第一流的林业基地和牧业基地。我们不提什么粮食基地,没有粮食怎么办哪?全国有办法嘛。林业搞上去了,牧业搞上去了,粮食自然会搞上去的。前天晚上我们看了你们一个舞蹈,叫‘反弹琵琶’。没有粮食你老是抓粮食,总是抓不上去,所以粮食我索性不谈,来个‘反弹琵琶’。什么叫‘反弹琵琶’?就是把调子变过来,不能老是老办法弹。现在不‘弹’粮食,要‘弹’种草,‘弹’种树,‘弹’林业,‘弹’牧业。我们还编了个顺口溜:甘肃农业要开花,来他个‘反弹琵琶’。你着急搞粮食,反而搞不上去”。“林业搞不上去,牧业搞不上去,老百姓就富不起来,粮食也永远搞不上去。如果林业、牧业搞上去了,十年、十五年之后,不但农民富得快,工业有了原料,而且国防更有保证了。” “甘肃把林业、牧业搞上去,把草种起来,树种起来,意义可不简单!粮食可以上去,国防可以搞得更好,工业的原料也就多了,特别是人民生活也会富起来。这个事情我们要想通,要想通就要算账。”

  胡耀邦还说,我所讲的“反弹琵琶”,“不是我们不想粮食,而是想粮食。但怎么个想法?中央提过多次,把粮食搞上去,需要深入算账。先有了草,有了树,才能多喂牲口,喂了牲口就有肥,有了肥就有粮,就是这么个算法。你没有牛,没有猪,没有羊,就没有肥。你要搞粮,连烧的都没有,还搞什么粮!所以,对这件事,从党内到党外,从大人到小孩,从地方到军队,从领导到群众,下它个决心,来个半年大讨论。就是到明年春节,彻底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胡耀邦此次来甘肃视察,沿途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各地都根据记录进行了整理并送到了省委。我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把这些材料综合、分类进行了整理,以《种草种树,治穷致富》为总标题,以“反弹琵琶”为前言,分了14个部分,即:一、指导思想要来个大转变、大解放;二、必须集中意志,集中目标,唱种草种树这本“草木经”;三、广泛深入地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做到家喻户晓;四、要解决好种子问题;五、要解决好种草种树的资金问题;六、解决好政策问题;七、要搞科技指导;八、要层层实行干部责任制;九、要重视解决农村能源问题;十、要重视智力引进和技术引进;十一、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地方工业;十二、关心群众生活;十三、搞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十四、乡社分设工作、先把政企分开。这些统称“一纲、十四目”。全文最精彩、最根本的部分是“围绕种草种树,治穷致富”这个主题而提出的“反弹琵琶”。所谓“纲举目张”,只要把“反弹琵琶”这篇大文章做好,就能统领上述十四件工作胜利前进。

   “反弹琵琶”是胡耀邦从甘肃的实际出发,通俗、形象地高度概括了甘肃的农业形势和发展方向。“反弹琵琶”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宝库中的一幅著名的壁画。画面表现的是一位美丽、丰姿多彩的姑娘在翩翩起舞中反弹琵琶的形象。甘肃省歌舞团把这个舞蹈移植到歌舞剧《丝路花雨》中,由此而驰名中外。这个舞蹈生动绝妙之处是:古往今来,人们都是把琵琶抱在怀里弹唱,唯独“反弹琵琶”却把琵琶高高举起反过来放在背后边弹边舞。胡耀邦用“反弹琵琶”来说明不能用老办法单打一地只抓粮食,而是要反过来先抓林业、牧业,用林牧业的发展促进粮食生产的增长。1983年8月,他在延安召开的北方干旱地区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中,又进一步讲了“反弹琵琶”的问题。他说,多年来我们有个老框框,就是怕没有粮食。越怕没有粮食,就越要单打一地抓粮食;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结果就越没有粮食。在这个问题上,看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或者索性说,来一个思想大转变。我在甘肃讲过,我说你们《丝路花雨》不是有一个“反弹琵琶”吗?人们弹琵琶,一般放在怀里,《丝路花雨》却拿在背后弹,所以叫“反弹琵琶”。由此得到启发,我当场作了两句打油诗:“甘肃农业要开发,来他个‘反弹琵琶’。”就是说,像甘肃,还有青海这类地方,索性把粮食自给这个问题暂时放下,不要老觉得粮食问题压力很大,老是只想着甩掉吃调入粮这顶帽子。甘肃、青海每年调进些粮食,我说那不要紧,按你们调粮的那个指标,国家一斤不少给,保证你们这些地方主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当然,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个话,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我的意思是要抓种草种树,发展牧业,由此增加肥料,增产粮食,这样四个环节都要抓。而就你们这些地方的现状来说,首先要抓的一个环节,是种草种树。草、林搞上去,畜牧业就上去了,肥料就上去了,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中央讲过: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经营上去了,粮食生产也就搞上去了,这才是辩证法嘛。

   北方干旱地区农业工作会议后,“反弹琵琶”很快唱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并且迅速在各地生根、开花、结果。甘肃是在其中收益最多的省份。省委根据胡耀邦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多种经营,治穷致富”的指示精神,提出了“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的奋斗目标,不仅林业搞上去了,而且促使农业连续十年获得丰收。


  念“草木经”树绿色丰碑


  为了搞好种草种树,胡耀邦要求甘肃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来个大转变、大解放,必须集中意志、集中目标唱好种草种树这本“草木经”。

   胡耀邦一再强调:种草种树问题,一定要千家万户一起动手。因为植树造林、搞好自然环境建设,是千家万户共同的事业,只有着眼于千家万户、千军万马,大搞群众运动,千方百计搞万株树户、万斤草户,才能真正形成“千军万马、地动山摇”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他说所谓“地动山摇”,就是说南昌路要先动起来,皋兰山要先摇起来,才能在全省掀起一场规模宏大的绿色革命。要求“南昌路先动起来”,是因为省委、兰州军区都在南昌路,只要省委、兰州军区党委先动起来,积极带头,真抓实干,就能把党政军民带动起来,同心同德向荒山进军;“皋兰山先摇起来”,就是要先在皋兰山及整个南北两山和兰州市先摇起来,就可以带动和辐射全省,在陇原大地掀起一场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1983年甘肃省委及时发出了“全省绿化看兰州,兰州绿化看南北两山”的号召。省委书记李子奇和以后的历届省委领导都积极带头,真抓实干,全市党政军民迅速掀起向荒山荒坡进军的群众运动。每年有几十万人上山植树造林,并且把荒山划给370多个单位,分片包干,引水提灌,建立基地,谁种谁有,以林、以工、以副、以商养林,充分调动了各承包单位的积极性。广大干部群众以大无畏的勇气、超凡的智慧,按照原定规划,自力更生,奋战八年,绿化面积就如愿达到了10万余亩。其中灌溉面积7万亩,成活各种树2700多万株,使条条山梁绿树成荫,道道沟壑草木葱郁,为兰州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逐步形成绿化、副食、休息和游览等多种功能的基地,为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地绿化荒山闯出了一条路子。到1998年,两山义务植树造林面积已达14万亩,植树3000多万株,使两山范围内的森林覆盖率达19.5%,而且已大树成林,绿满两山。

   在兰州和南北两山成功造林绿化及丰富经验的辐射与带动下,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陇原的绿色革命。从陇东高原到河西走廊,从白龙江畔到黄河之滨,形成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20多年来,全省累计完成造林5253.9万亩,占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造林总面积的82.9%,全省森林覆盖率上升了2.47个百分点,达到9.04%,有林面积净增610万亩,活立木总蓄量净增1813万立方米。

   胡耀邦“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题词,给甘肃人民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带来了新的由穷变富的希望。为纪念胡耀邦发出“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传大号召和战略决策,1986年8月由我牵头,经甘肃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厅、团甘肃省委等单位共同协商,并报省委书记李子奇同意,决定以甘肃省绿化委员会、甘肃省林业厅、团甘肃省委的名义,在兰州市北山徐家山国家森林公园东侧胡耀邦纪念林内,建立“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纪念碑。纪念碑的正面是胡耀邦“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亲笔题词,背面的碑文记述胡耀邦发出“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伟大号召后,在千里陇原发动的一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绿色革命的丰功伟绩,及全国各地青少年遵照胡耀邦的指示,积极采集草种、树种支援甘肃绿化的光辉事迹。

   1998年12月,经甘肃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意,中共甘肃省委绿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兰州南北两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编辑出版了《绿色丰碑——兰州市南北两山绿化开发文件及经验汇编》一书。书中收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及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胡耀邦在甘肃视察工作中所作的指示、讲话及“种草种树,治穷致富”题词等,也收进此书,李子奇为此书写了长篇序言。《序言》满腔热情地讴歌了“英雄的兰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建国后的第一个春天起,每年都背水上山,植树造林,历届省、市委、省、市政府都为此作出了贡献”,“特别是1983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全国人大关于全国义务植树决议和胡耀邦同志‘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指示,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发出了‘全省绿化看兰州,兰州绿化看南北两山’的伟大号召,全市党政军民迅速掀起了‘千军万马,地动山摇’地向荒山荒坡进军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实践证明,这些成绩都与贯彻执行胡耀邦的“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的指示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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