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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兵: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
作者:韩福东 陈雅婷      时间:2008-02-22   来源:南方都市报
 

  郑仲兵简历
  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郑仲兵的案子在知识分子中是比较靠前的。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1995年出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主持名人口述史―――《往事》。对于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郑仲兵是亲历亲见者,著有《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主编了《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

  郑仲兵坐在沙发上,语调平缓地讲述他在“文革”中两次入狱的遭遇。偶尔还会笑几声,为了那个时代的荒诞,让我看不出他内心的苦难,直到他突然忍不住哽咽着哭了。
  在北京功德林监狱,他和狱友每天两顿饭,各有两个小窝头可吃。有一次,端进牢房的窝头没有蒸过,是生的。“大家都傻了,说这怎么吃啊。刚好外头有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说:”你们还想吃蒸过的啊?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告诉你们,今天是五一劳动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想吃他妈蒸过的窝头!你们想想,你们一个人一天四个窝头,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这么多窝头拿来喂猪的话,能养活多少头猪,能为国家生产多少斤肉?‘说完以后把门又给锁上了,把我们都撂在里头。“郑仲兵说,他和狱友都相顾无言,特别难受,”那时候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信仰特别强烈,五一劳动节可是我们自己的日子啊,这时候就听见呜呜咽咽的哭声。“
  往事有些不堪回首。这不只是郑仲兵一个人经历的苦难。“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主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据新华月报社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放。
  平反冤假错案给予受迫害者久违的正义、拨乱反正,并为重塑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对其意义怎样评估都不过分。但历史的确有其吊诡的一面。延续至今的主流话语仍是迫害者与被迫害者两极分化的脸谱化叙事模式,这的确有简化历史之嫌。也许在坚持基本的是非判断基础上,30年的时间可以让我们较为冷静地去还原那个癫狂年代的复杂性。
  “我觉得我也好,其他许多受迫害的人也好,其实都整过别人,都做过荒唐事或者混蛋事。这其实是特定政治氛围里产生的现象。我父亲也老说他如何遭受”四人帮“迫害,我说你也搞过很多不对的事,要说就得全面地说。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晚年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的郑仲兵如是说。

  “新中国最大档案抢劫案”

  戚本禹说过: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

  “文革”前,我就是所谓的“大红人”了。批“三家村”的时候,统战部成立了五人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我很年轻,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很重用我。大概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发表文章,我写过一篇《孙中山和列宁》,有一部分发表在当时的《学习》杂志(后来更名为《红旗》)上,当时别人都以为是我父亲写的。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邓拓曾经想收我做徒弟,后来“反右”了,这个事没办成。
  我1939年出生,196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就留在学校教西北民族历史。“文革”开始后不久,刘少奇、邓小平下令派工作组进校。民族学院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我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系文革主任。
  派驻工作组不久,有学生贴大字报,给工作组、统战部和民委提意见,说他们压制“文化革命”。工作组开会决定要处置这些学生,说他们是“右派”,要打成反党分子。我当时不同意,说了一些保护学生的话。工作组认为我是他们的后台,所以就冷落我,开始整我。但是说实话,整得不是很厉害,没有批斗,就是批判我,并且把我院文革副主任、系文革主任的职务都撤了。开会什么的也不找我了。
  后来毛泽东要求撤销工作组,学生就起来赶走了工作组,成立了要“自己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文革临时筹备委员会”,用巴黎公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就把我选上了主任,因为他们知道我为学生说话受到“迫害”。我不肯当,就找一个学生当主任,我后来也同意了当副主任。
  “文革”继续往前发展,大量的学生都去外地串联。我作为年纪比较大的、被学生选上的教师,觉得我就不用出去了,在家里守着。大概是1967年的1月初,突然有一天夜里头,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中国科学院学部、地院东方红这些组织抢劫了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全部档案,问我怎么办?没多久,他们把抢劫档案的几个负责人抓住了,问我怎么处理。我说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我们处理不了,把他们送到公安部去。他们确实就送去公安部,公安部把他们拘留了。
  我们也很快把这个状况向公安部报告,公安部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周恩来就说,民族学院这些学生,制止抢劫档案的行为是很对的,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档案抢劫案,然后表示要接见我们。我们也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但是大概两三天后,突然间公安部发表了一篇“某负责人讲话”,高度肯定了抢劫档案这个行为,说他们实际上是保护档案,而把抢档案的人扭送到公安部的行为是当时“保守派”对“造反派”的反扑。当时没说某负责人的名字,但以公安部的名义,大家认为就是谢富治的意思吧,实际上后来知道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有大批的队伍进来,就在民族学院把我给劫持走了,当时在京的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的委员基本上都被劫持到大礼堂批斗,说我们迫害革命左派。然后他们就念了“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把我扭送到公安部,我就被关起来了。这就是第一次入狱。
  我父亲郑公盾就去找戚本禹。我父亲原来和关锋、戚本禹同事,都是《红旗》杂志各组的组长,后来他俩把我父亲也拉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担任文艺组成员。我父亲当时也可能有解救我的意思,但是他当时就是跟戚本禹表示要跟我划清界限。然后戚本禹就说,郑仲兵走得很远了,再走一步就会掉下万丈深崖,要粉身碎骨的。又说,好吧,意思是还要救一救我的。大概过了十几天,这中间也提审过我几次,然后就说要放我出去。

  第二次入狱

  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

  出狱后,继续在民族学院批斗我。北京市十几个单位,把礼堂都坐得满满当当的。然后就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我进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说这是戚本禹同志的指示。台下跑上来很多人,把我救走了,跑到一个教室里,又遭到围攻。他们又从二楼教室上把我扔下去。底下的人接着我后继续跑。我实在跑不动,就躺在地上了,后来就嚷嚷我休克快死了,送到校医院,给我打强心针。折腾了一会,又把我送到北京医学院地下室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叫做抗大公社,想让我来当他们的负责人。我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干了。耗了两三天,最后没办法我只有同意了。
  接下来,全国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批“二月逆流”。当时我是不大同意批“二月逆流”的,我当时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说他们原来一个个都是老帅老总,有错误可以批判,但如果一定一个一个都要打倒,不是把矛头实际上指向周恩来了么?在我的影响下我们这一派的人基本上是同意我的这个观点的。也不是说有多高的认识,就是没有另一拨人那么左。那个时候大家都要争着当“造反派”。包括被人家说成“保守派”时,我们自己都要申明我们是造反的。后来我们很快就被打成“二月逆流派”,说我们反谢富治。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很多组织就开始围攻了,就这么折腾,后来就开始武斗了。
  1967年,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告发“中央文革”文艺组和戚本禹,说他们反对周总理,干了很多坏事。我父亲当时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说不能寄给毛主席,那样的话江青他们也就看到了,戚本禹也就看到了。要寄给军队,我觉得军队可能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要林彪“支左”,可是军队“支左”却经常是支持“保守派”,不去支持“造反派”。我们相对来说属于保守一点的。所以他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叶群(林彪的妻子)把这封信给江青了,江青又把这封信给了戚本禹。
  接到这信以后,可能是第二天,“中央文革”就开会。江青讲我父亲:20年了,没想到是个两面派。她说,听说郑公盾这个人很坏,尽通过两个儿子干坏事。这些话他们都传达了,当时消息都特别灵通。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被隔离了,关在现在《求是》杂志那个红楼,然后大概过了一天就转进秦城监狱了。我哥哥当时在音乐学院当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宁夏去了。我当时没想跑,后来就被抓了。
  我被隔离,关在一个小屋子里,中央当时有一个“三办”,来提审我,问我对谢富治怎么看。那时候人都想要表现自己的英雄豪气,根本不会转而吹捧谢富治,我就说,谢富治不适合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然后又问我对戚本禹的看法,我说戚本禹更不适合。我说我是拥护林彪的,对江青我是尊重的。
  后来我就被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这里又叫北京市模范监狱。在被抓之前,我去参加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江青主持。当时我很注意江青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军队在他们手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军队都会跟毛主席的。我当时在会场觉得这里头不得了,军队不是在林副主席手里么?当时我就马上闪出这么个念头:“中央文革”和军队有矛盾,林彪和江青有矛盾。平时我也有这个感觉,林彪和江青他们两个不是很对付(不是很合作的意思)。
  我不敢告诉别人,当时我有一个女朋友,我就跟她说了这个想法。我被捕后,也要她交待问题,揭发我。她就说了。不得了,我这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好像第二天,她就翻供了,说是瞎编的,但是已经晚了。这个事他们一开始没问我,到监狱里头才问我。我没承认。后来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她找过我一次,我们那时都结婚了,她说她一直很痛苦,看《天云山传奇》时,觉得里面那个跟“右派”划清界限的坏女人就是她。
  在狱里待了一年吧,监狱提审员告诉我,总理说了放我。好像当时周恩来说,我可以算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弟吧,周恩来知道江青对我们家的评价。我们都是保周恩来的,他也肯定会知道。

  耀邦同志非常重视

  “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


  出狱以后先到学习班学习了一个月。从学习班回去的时候,学校还派小汽车来接我。学校都被军管了,当时军管第一把手的儿子还亲自来见我,跟我说:现在中央有一个工作就是修杨守敬的历史地图,由你负责。参加的人有人民大学的戴逸、民族学院的费孝通等,都是原来被打倒的但是都很有名的专家学者。我当时还很奇怪,我那么年轻怎么叫我负责?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我现在想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因为我当时研究过中俄边界关系,写过《中俄经济关系300年考察》。当时修这个历史地图也和“反修”有关系,包括中苏边界什么的要通过地图搞清楚。
  但是没有过多久又不让我负责了,后来又不让我参与了。后来我在湖北潜江的干校里被关了几年。那里比监狱里还残酷,自己单独劳动,不能和别人一起劳动。而且还挨打,打得最厉害了。后来一直到干校撤销,才回到北京,名义上是回到学校,但还要接受隔离审查,因为还是“现行反革命”。
  我父亲在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1975年5月)就已经获释了。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人。当时虽然没有给他平反,但好像他的问题已解决了似的。我几次要求军代表给我解决问题。我说我父亲都解决了,我的问题怎么不解决?他就说:国民党大人物是战犯,后来都当政协委员了,但当过连长营长的小人物都被枪毙了,你就属于小人物,不能因为你父亲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希望你自己的问题能解决。他挖苦我。
  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怎么办?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1977年底(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很快名声大噪。很多老干部说,到中组部就像当年回到了延安一样,中组部是干部之家。
  我不认识胡耀邦,但是我打听到了一个中组部的总机电话。打过去,是一个女孩子接的。我说我找胡耀邦同志,她说你等一下,当时我的心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哎呀,让我等一下,那太好了!
  过一会,她说耀邦同志刚出去开会去了,你找别人行不行?我说有谁能代表胡耀邦?她说副部长陈野苹,我说可以。陈野苹就来接电话。我说我是中央民族学院一个年轻的教师,我在“文革”中曾两次被抓进监狱,现在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还摘不掉,我就把反谢(富治)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陈野苹说,你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一定转告耀邦同志,你等着,我们要找你谈话。过了几天,突然间,民族学院就用高音喇叭广播要我马上到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我就去了,根本没跟中组部这事联系起来。他们说中组部要找你,请你过去一下。
  中组部办公楼当时就在西单附近。有个局长跟我说,本来今天耀邦同志要见你,因为临时有事,派我来见你。耀邦同志非常重视,你回去以后写一个情况说明,特别是关于谢富治的情况,好好写这个东西,一定要交给我,一定不要交给任何人,因为中组部的情况现在很复杂。他还告诉我,在胡耀邦之前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他的势力还很大。我说好吧。我当然太高兴了,我大概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两三千字,交给了这个人。

  “纯属冤案,彻底平反”

  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我在知识分子中是时间比较靠前的

  此后不久,有一天学校党委办公室通知说,公安部要找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特别紧张,以为公安部又要把我抓进去了。当时我就跟我的老婆说,吉凶未卜。她说要陪我去。我说如果我进去一个小时还不出来,估计就是又被抓进去了。当时脑中老有不安全感。
  她在公安部门口等着,我进去一看有十几个老头。没想到他们一个个都跑过来跟我拥抱。他们说:你做得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还要坚持原则。我说,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我就不干了。他们说:这有什么,我们都是被谢富治关进监狱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基本都是公安部下面的局长。然后他们就给我念我的平反书,说盖公安部的章,以公安部的名义给我平反,这样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和“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一样。他们说我的专案组组长是当时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他亲自主持。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受重视,或许和我反谢富治有关,另外这是胡耀邦亲自过问的,当时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也直接过问了这个事。在胡耀邦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我在知识分子中是时间比较靠前的。那时候全国刚刚开始平反,包括我父亲都还没有被平反。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
  平反的结论很好,大概是:郑仲兵同志两次被拘留审查,经查是由林彪(其实林彪和我没关系)、“四人帮”及谢富治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彻底平反,材料销毁,受株连者予以妥善解决。
  后来不久,就开始审判“四人帮”、谢富治等人。在发给省军级的材料里面就有我给胡耀邦写的材料作为附件,材料里说,郑仲兵同志是民族学院的青年教师,中共党员,“文化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
  紧接着民族学院也给我平反了。不过那个结论写得水平很低。说我反对林彪、江青,经查,查无实据。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如果有证据我就还是反革命吗?

  中宣部成思想解放之地

  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

  我被平反时,爱人在武汉艺术学院当老师,中组部同意把她调回了北京。还有许多部门想调我过去。中组部要调我到中组部,人民日报要我去人民日报,后来要恢复中宣部,也说让我去中宣部。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的院长是一个延安的老同志,他不同意我到人民日报,说那是是非之地,你别去。后来去中宣部,他觉得可以:你还是去吧,你这个人能够团结人,有胸怀,到中宣部后多关心自己的学校。我就去了中宣部。
  1979年初,那时候是胡耀邦当中宣部长。除了部长,副师长,各个局也有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我所在的理论局局长叫洪禹。其他都是干事。那年,我已经30几岁了,但还算是年纪比较轻的。当时我主要负责学校教育方面的业务,后来也当过校教育处的处长。
  当时中宣部还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胡耀邦当部长嘛。我觉得胡耀邦非常明智,当时大家对他印象非常好。当时我们到各地方去,人家对我们都特别信任,而且我们那时候作风也特别好。大家不愿意找中组部谈、不愿意找“中办”谈,更愿意找中宣部的人谈话,因为觉得我们能理解他们。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我记得当时洪禹局长带我们五个人到福建去,在厦门大学作报告,鼓动大家解放思想,受到师生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叫廖志高,思想比较保守,他找我们谈话。他说,包产到户,一年行,二年平,三年就不行,现在思想解放都把人搞乱了。他本来挺重视我们,说你们应该跟福建省的厅局级干部作一次报告。后来听说我们在厦门大学讲这些话以后,就派他的秘书去通知我们说,北京来的同志你们太累了,回北京去休息吧。把我们赶走了。后来派项南去了福建,代替了廖志高。项南在福建就搞得非常好。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找胡耀邦,跟意识形态有关的领域,作家、还有各地方的一些教授,会找中宣部平反冤假错案。我们有时要走出去给人家解决问题。但比较大的案子都得经过中央,我们也解决不了。比如说,我们到福建的时候,福建有建国前的地下党组织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特务组织,与内蒙古的“内人党”案类似,很多人都被抓进去,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放出来。我们回北京以后,向胡耀邦报告,向中央报告。派项南去了福建以后,就全部都解决了。
  1980年5月,我们去广州小岛宾馆。那是军队很大的一个招待所。中央领导人去广州,都住在那里。当时招待所里头有个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女军医,一定要跟我悄悄说话。
  她说你能见到胡耀邦吗?我说可以啊。她说,如果你能见到胡耀邦,我就跟你说个情况,广东有些高干子弟住在小岛宾馆里头,用飞机搞一些走私活动。当时广东有几条渠道,是可以走私的。这些高干子弟就把走私来的录音机什么的用飞机运到北京,比现在的走私和贪污腐败差远了,就是小打小闹。她说公安部门车开不进来,因为那是解放军的管辖范围,一到这里就不让进来。究竟怎么解决?这些大案要案啊,牵涉高干,后来胡耀邦也因为这个好像得罪了很多人。

  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


  1987年,我要求到《新观察》杂志去。我去了之后,主编戈阳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和很多老同志联系,准备搞一个新观察基金会。首钢、全国最大药厂——广东白云山制药厂,这些国内大企业的领导,还有大邱庄的禹作敏、广东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这些人,都拉来当我们的理事。他们每个人给了十万,当做我们的发展基金,差不多有100多万吧,这在当时就很厉害了。这些钱用来做基金,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其他钱。
  从《新观察》退下来后,1990年,《人民日报》的原总编辑、社长秦川,当时搞了一个杂志叫《精品》,要我当主编,他当社长。《精品》有点像《新观察》,社会性、历史性比较强。当时我给刊物提出一个基本的编刊思想,就是每期都要有一个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主题。比如,我们第一期做厦门自由港问题,第二期做大上海的发展。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怎么发展上海浦东,当时我们考虑了几种发展方向,包括向苏州发展。还做了一期中国农业问题。我当时还提出,刊物要办得生动,要雅事俗说,俗事雅说。
  项南当时已经到北京来了,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他很早就提出要解决中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所以就要成立一个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西部差距怎么缩小的问题。在这之后多少年,中央才提出中西部发展战略。我就参加了,担任基金会下面的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总干事,后来项南下台了,而且原来的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要我回作协工作,我就离开了。那大概是1995年左右。
  《新观察》在作协名下,我的人事关系本来就在作协,是司局级。我就到作协下的中华文学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是巴金,但是巴金不管事。我起先挺认真在那里做事,但其实没给我什么权。原来名下有几个国字头的企业,钱都糟蹋掉了。我在经济上提了意见,他们不愿意听,那我也就没兴趣了。在那待了5年,我就申请退休了。
  搞口述史是我离开基金会以后。一开始,我想搞中国十个思想家的评传:杜润生、李锐,于光远……我当时觉得,很多人年纪大了,现在不抢救一下是不行的,所以要搞口述史。之前看胡适口述,我觉得这可以做,大概从2000年或者更早之前就萌发了这个想法。开始到处和别人说,没有什么行动,包括丁东也是和我一起吃饭,他说郑老师你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口述史,我还给他们介绍了一下。后来,他们搞口述历史,还邀我当他们的编委。但是实际上我没有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
  后来有一个美国老板支持我。但是我发现具体做事的那个人不大老实,老是和美国老板说别人要钱。我怕扯不清楚,就不做了。后来有一个原来在中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人,他做企业发了财,就说郑老师你一年不就需要那么点钱么,我来帮你。他的合伙人,也是我原来认识的青年朋友成了我的搭档,他主要精力不放在生意上,而专心办了一个《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加上另外一名青年朋友,我们一起编《往事》。
  现在我主要就是做《往事》。主要就是想反映一点想法:对历史,应该还原它真正的面貌。时至今日,应该怎样解读历史?历史其实不是太难懂的。
  “中宣部一周要开一次例会,有关无关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挤破头要来参加。因为当时各个部委都存在打破框框的问题,都需要思想解放,这是很有意思的。胡耀邦当时是主张要把中宣部变成一个思想建设之地、思想解放之地。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解放还能影响别人的思想解放。”

  ●1977年12月10日
  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工作的局面。
  ●1978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0年2月23日―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其中宣部长一职由王任重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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