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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读书 做事 为人
作者:高勇      时间:2008-01-31   来源:
 

  在一个人的历史上,一不留神,不定哪一步就是个转折。组织上调我去给胡耀邦做机要秘书,就是我个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那是1959年3月,进入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那时起,我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使我有机会通过亲历亲闻,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无论他的刻苦读书,勤政廉洁,联系群众,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厚待人,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我感到,胡耀邦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身上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

博览群书     孜孜不倦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向胡耀邦女儿满妹介绍说:王稼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学习,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他善于学习,读书很多”。陆定一曾说“建国后,我在党内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那时我应该提一个建议,在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书。当时大多数人都还比较年轻,书还能读得进去。如果我这么提了,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也可能避免。可是我没能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有少数老干部自觉意识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不能适应工作,就下功夫自学,有了很大的长进,这些人当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知识面很宽,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也曾将胡耀邦称为“红军自己培养的秀才”。1960年冬天,他曾对我谈起过在延安时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书简直是宝贝,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读了一遍不懂在说什么,就再读,硬读硬钻”。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胡耀邦读书涉猎很广,他主张博览群书,广撷知识。他首先重视读马列和毛泽东的书。据我所知,不算以前出版的单行本,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还要我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都改写到旧版本上,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善于博学强记,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画了许多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大批读书笔记。他辞职后到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二十四本!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诸子集成》、《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 人物传记等等。朱德总司令建国初赠送他一厚本精装《米丘林学说》,他认真仔细地从头读到了尾。他读书习惯于同时读政治理论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读《列宁全集》的同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这样既可以调节脑筋,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往往是把工作很快处理一下后,集中时间读书,直到深夜,他能一天读完一本《列宁全集》,速度高得惊人。他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能搜寻到的世界各国名人传记,他都已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有许多篇他都能背诵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古文观止》上司马迁《报任安书》一文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讲过没几天,团中央有一次召开常委扩大会,他讲到此事时说:“高秘书,你给大家背一遍”。我怕背错了,就说:“还是您来背吧!”他说:“咱们一起来背”。他居然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感到惊奇。我们还一起背诵过毛泽东诗词、鲁迅诗,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林黛玉的《葬花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判词,还有许多唐宋诗词和元曲小令等。他四十五岁时听说毛泽东在自学英文,他也潜心学习外语,每周请人讲英语两小时。但因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复习,常常是学了新的忘了旧的,费劲不小,收效不大,不过他这种学习精神还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持之以恒。1969年我们一起被赶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一呆几年,而且一直得不到“解放”。黄湖农场地势低洼,气候恶劣,遍布坑塘沟壑,杂草丛生,虫蛇遍地,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的蚊子,用大芭蕉扇都赶不跑。军代表又一再宣布,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代为农了。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正如《中国青年报》社一位资深女编辑说的:“人都没有用了,读书还有什么用!”所以,许多人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晚饭后为防蚊咬,穿上高筒胶靴,都去打扇聊天了,而独有胡耀邦一人钻进蚊帐,点着小马灯,戴上老花镜,孜孜攻读。1971年林彪事件后,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军代表诬蔑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在那种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常常是:“高勇,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我要是告诉他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他就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有读什么书,他的表情会立刻显得严肃。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同他们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
  耀邦自己带头刻苦读书,也要求干部刻苦读书。他曾有意逼着我注释鲁迅的旧体诗,注释古文《傅毅传》、《谕业》,逼着另一位秘书注释《离骚》。1981年王建功新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耀邦给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读书计划,要王建功读四方面的书:一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二是历史,包括二十四史和近代史、现代史; 三是文艺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四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每个方面的书各读五千万字,合计为两亿字。用二十年时间读完,平均每天一万三千字。
  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他对干部读书要求是很高很严的。
  耀邦一生工作、读书孜孜不倦。1986年10月8日我和另一位同志去中南海看望耀邦时,请求他为我写几个字,过了三天,于10月11日给我题写了“孜孜不倦”四个大字。我想这既是耀邦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更是他一生工作和读书的写照。

独立思考    口吐真言

  胡耀邦刻苦读书与独立思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去他办公室工作报到第一天,他同我谈话就说,每天的工作完了以后,如果还有时间,就要多读书,多思考问题。据我观察,他似乎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冷静的理智,对许多事情都有他的独立见解。1959年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他对批判彭德怀感到困惑,在长达半个月的全会期间,他只在小组会上有一次简短的表态性的发言,表示拥护“三面红旗”和毛泽东的讲话,对彭德怀未作任何揭发批判。在那种形势下,作为中央委员,这种态度已是难能可贵了。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大肆鼓吹“突出政治”“立竿见影”“句句真理”之类,我最早从胡耀邦那里听到不同声音。1959年他在团中央召开的一次会上说:“现在到处讲政治,什么事情都联系政治,这样搞,就不是政治挂帅,而是政治当兵了”。1960年2月9日,耀邦在团中央召开的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上讲话时,他针对林彪鼓吹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进行了批驳。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最主要的方法是以毛泽东的精神和风格来挂帅,要下苦功夫,要顽强地、不疲倦地去读,要独立地去体会,要融会贯通。正因为我们要抱着这种精神去学习,所以不能图快,不能靠竞赛——这些都是人为的办法,是从屁股后头给人灌牛奶的办法,而这种办法所获取的知识是不牢靠的”。1966年初夏,我从河南参加“四清”运动回来,耀邦由陕西挨整回来在家休息,一天我去看他,那天《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社论,题为《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主要内容是提醒中小学生暑假游泳要注意安全,这同突出政治沾不上边儿,这种提法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我向耀邦反映了这事后,他嘻嘻一笑,脱口而出,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耀邦还在1960年2月9日那次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上讲“真理是要实践来鉴定的”,“我们要承认人们的思想认识是有个过程的”。他不赞成“句句是真理”的说法,曾说:毛主席主持会议时说:“同志们,开会了”,这算什么真理!他这些话,看似脱口而出,其实是他早已经过深入思考形成的看法。胡耀邦敢于讲真话、坚持讲真话的作风伴随了他一生,为此他吃过不少苦头,但他“秉性难移”,“至死不悔”。他常对人讲,我们党内政治运动不断,难免发生“挨错整”和“整错人”这两种情况,对此都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做人,既不能有害人之心,也不能有防人之心,不然我们的党和革命队伍里就不能有正常的同志关系。直到他被迫辞职后,一位秘书埋怨他太缺乏城府,不该尽讲真话时,他还把脸往下一拉,愤愤然说:“党内交心为什么不说真话呢?”

严与律已    宽厚待人

  耀邦同志真正做到了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当了党中央主席后,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更严了。可说是到了十分苛刻的地步。
  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受浏阳县有关同志的委托,来京要求耀邦为县里批点化肥,耀邦同志一口拒绝,说:“谁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当时在南京工作,不适应南方的气候,得了痛风病,想转业回北京,又符合军人转业的政策,但耀邦不允许,他曾亲口对我说过:“德华想调回北京,我不赞成,我同他说,我的孩子不要都在北京,有一个在外地工作很好嘛”。1983年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时,一些老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对退居二线有抵触情绪,我就听到我所在单位的那位老主任激动地说:“胡耀邦老是让老干部健康长寿,健康长寿,我一听就反感!”这时耀邦同志首先同他夫人李昭同志商量:“你带个头吧,你先退下来,我好做工作。”李昭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用实际行动支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李昭同志一向低调,耀邦当了七年党的主席和总书记,李昭同志只以夫人身份参加过一次接待日本首相的家宴,因此,耀邦在台上时许多人不知道李昭同志在干什么,人们逐渐知道李昭同志是在耀邦去世后的事情。满妹当兵、上大学,也完全是凭自己的努力工作,积极表现,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认可而实现的,耀邦不但不为她说话、托关系,而且不许他的哥哥们帮忙,谁要多说一句,还要受到耀邦的严厉批评。像儿女当兵、上学、转业、调动这类小事,凭耀邦同志几十年的老关系,他说一句话,轻而易举就可办成,但耀邦的家人不但未能沾到他一点光,反而别人能够享受到的、他的家人也应当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却享受不到,就因为他们是总书记的家人。由于耀邦对家人一贯的严格要求,他的几个孩子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耀邦在台上时,他们兄妹四人都自觉做到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而当时,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耀邦同志不论大事小事,都做到了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从不特殊,并且用这种精神打造出了他的家风。
  耀邦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格。据我知道,建国以后先后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有十几、二十来人,除一人因为要求回原籍工作,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请他帮助过以外,没有一人因个人问题请他说过话。相反,1979年他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为了防止周围熟人走他的关系得到提拔,事先就打了招呼。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在门口正好碰上一位来京上访的妇女。我问她:“你是怎么知道胡耀邦家住址的?”她很爽直地说:“我是向别人打听的,人家要了我三块钱,不能白告诉”。这时耀邦的秘书出面接待了她,留下了她的申诉材料。随后我进去看望耀邦同志并告诉了这件事。我说:“耀邦同志,您的住址也值钱啊,告诉一次可以挣三块钱”。他笑了笑,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停了一下,他很严肃地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与此相反的是,胡耀邦对其他一些人却是非常宽厚的,他对曾经往死里整他的造反派、军代表和原西北局第一书记等等,他都宽厚以待,抱着“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替他们说好话,改错案,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有时连当事者本人自己都觉得错误不可原谅,无颜见他,而耀邦同志却替他们犯的错误辩护开脱,说他们是在当时压力下为了“过关”而做的。“文革”中那位“不学有术”的驻团中央军代表,传达中央文件时对不认识的字敢胡念,对不懂的历史人物敢胡解释,在“批林批孔”大会上说“孔老二杀了少正卿(卯)”,说“俾斯麦是希特勒的参谋长”。就是这样一个人,耀邦任中组部长不久,就安排他当了国家体委副主任。团中央许多同志有意见,我有一次向耀邦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说这人不但整人,“文革”中在团中央干了许多坏事,就是能力也不行,不应安排这么高的职务。耀邦同志听后也承认我说的符合实际情况,但他说:“他是一位老干部,总得统筹安排吧!”差一点整死他的那位原西北局第一书记,也是在他任中组部长时随着平反“六十一人”案件而较早地重新给他安排了工作。

调查研究    走遍神州

  胡耀邦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宵衣旰食,勤于政务,几十年如一日。当年主政团中央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他的办公室与卧室只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不去床上午睡,午饭后只在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晚上则工作或读书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习惯夜里工作和读书,也要求工作人员能坚持熬夜,每次外出调查,要从有关部门带上几个人,都要事先了解这些人能不能熬夜。不能熬夜的,则坚决不带。他说:“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不仅自己不能工作,还会影响别人的工作情绪。”“文革”后,中央分配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为了尽快调查研究,写出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他“马不停蹄”,一天跑三个研究所,而且每天上班时由家里带个铝制饭盒,装上中午的饭和菜,走到哪个研究所该吃饭时,就在哪个研究所吃凉饭凉菜,结果造成有一段时间消化不好。有一天我去家里看他,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就是肠胃不适。我问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同志听到了,就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我即向耀邦说:“这可不行,您已经是60岁的人了,这样长期下去身体是受不了的。中午坐车回家吃顿饭,或要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唯一的一位了。”我见他不表态,就又重复一句:“您自己可以打听打听,有没有哪一位部长是带饭盒上班的?”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话也不说。
  耀邦任党的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那一任总书记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个烂摊子和两年徘徊,各方面都需要清理和整顿。因此,他更加兢兢业业,日以继夜地工作。在他提议下,中央书记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当时是周六工作日)。而他,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不远,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家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则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工作去了。
  耀邦的文章和讲话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分析透彻,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没有空话套话,他一般不要人写讲稿,而是亲自动手。有时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甚至连续奋战二十多个小时,往往是他一边写,我一边抄,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我再抄,他再改,有时我们也弄不清是第几稿了。他常说:“一篇文章,一篇讲话,总要有几句话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因此,他十分注意谴词造句,毫不马虎,真可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正式会议上的长篇报告外,他的讲话很少照本宣科,他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官老爷作风,他同团中央部长以上干部谈话时说:“十几年,二十几年来,我们一部分干部,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决定方针政策,首长处理日常事务,这个风气怎么行!”他说:“连外国人也说,中国的秘书最辛苦,没有秘书,工作就运转不了”。耀邦强调讲话要讲真话,要使人听了有所收益,听后能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演讲之所以能打动人,全凭真诚的心,真实的话。正如一位伟人所说:“人生的舞台上无须高超的演技,真诚就可以打动每一位观众的心”。
  耀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情,联系群众,也是很突出的。仅在他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七年中,就有六年的春节未在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深入到矿山井下、穷僻山乡、牧民帐篷、边防哨卡,同人民群众一起过年,同基层干部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他生前几乎走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神州大地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52年调到团中央后,他就立志要走遍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他认为,没有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甚至许多地方你连去也没有去过,看也没有看过,头脑里一点 印象也没有,你怎么可能指导好那里的工作呢?他同一些县委书记谈话时说:“一个人当了三年县委书记,不把所有的村庄跑遍行吗?”并说:“经常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增加点感性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一千个感性认识才能上升为一个理性认识。对负责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全国共有183个地(市、州)、2400多个县(市、旗),尽管耀邦已经走了173个地(市、州)、1703个县(市、旗),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除玉树、果洛两个州外,他都去过,但他仍不满足。1986年的一天,我去看他,那时他刚从山东等地调查回来,兴致勃勃地同我说:“我再出去两次,就以可把全国的专区跑遍了”。我说:“您原来的目标不是要把全国两千多个县都跑遍吗?”他不无遗憾地说:“唉!‘文化大革命’给我耽误了,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了”。由于他的辞职和过早去世,还剩下10个专区未去,这已成为他的终生遗憾。

                       2007年12月3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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