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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作者:高勇      时间:2007-02-13   来源:
 

    我曾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有幸得到他的许多教育和帮助,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勤奋工作和刻苦读书的。他一生勤奋工作和刻苦读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胡耀邦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青少年教育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干部。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历来十分关心,他是历届团中央书记和第一书记中任期时间最长的。1952年夏初,大区撤销前夕,胡耀邦由川北调到中央等待分配工作。随从耀邦进京的只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小兰、长子胡德平(10岁),行装则只是3只木箱,耀邦两只,曹令中一只。他们到京后当晚住宿北京饭店,第二天搬到中央组织部翠明庄招待所。当时已传出消息,中央拟任命耀邦担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后来突然发生变化,由于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调动,中央急需物色一人接替冯文彬的工作。刘少奇提出了3位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3人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都是37岁。名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胡耀邦当时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他从那里调来北京任团中央书记,19575月团的“三大”时继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直到1965年调到西北局任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团中央工作长达13年。胡耀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青年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执行党对青年工作的指示,开辟了建国以来党的青年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积累和总结了青年工作的一整套重要经验,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团员和青年,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把广大团员和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青年团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胡耀邦做到了知人善任,胡耀邦则无愧于党中央的期望和信任。

    胡耀邦精力充沛,勤奋刻苦,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和读书。他的卧室和办公室仅一墙之隔,中间有门相通,但他中午从来不去床上午睡,只在办公室沙发上靠一会儿,看看报纸,打个盹儿,就又起来工作了。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当时他的夫人李昭在北京棉纺一厂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她也是一位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平时不回家,吃住都在工厂,整天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每日三班工人都能见到她。她有时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回来,看到我们都还在办公室,就会冲耀邦说:“耀邦啊,你不休息,你也不叫秘书们休息呀?”不等耀邦说话,她就又冲着我们说:“去休息,都去休息,有事再找你们。”每当这种时候,耀邦总是显得有几分不好意思,便说:“去吧,你们都去休息。”其实,胡耀邦和李昭一样,对我们也是十分关心的,只是他一工作起来,就根本不记得哪天是星期天了。

    胡耀邦自己是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对干部要求也很严格。他每次到外地调查研究,总要带上团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个人,既作为工作助手,也是乘此机会熟悉干部,了解干部。他对要带去的人,除了考虑工作能力、思想水平和能否作记录、写材料外,还要特意问问我们:这个人是否刻苦,那个人能不能熬夜。只要一听说不能熬夜,他就会说:“那就不要带他去了。我最怕不能熬夜的,天一黑就呵呵呵,呵呵呵,直打呵欠,不但自己没有精力工作,而且还会影响别人。”

    胡耀邦这种刻苦地、超负荷的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他觉得工作总也干不完。他不止一次地同我说:“有人整天玩,像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团干部,经常跳舞、打球,我就不相信他们比我们聪明多少,我们这么干还干不完,他们怎么就能那么轻松地干完工作!”他几乎天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我比他年轻14岁,但我都熬不过他。有时我们实在熬不住了,他就叫警卫员给他放一片安眠药在桌上,要我们先去睡,而他是什么时候睡的,我们就不知道了。19756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工作,以尽快写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一个研究所一个研究所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中午该吃饭时,在哪个研究所,就在哪个研究所打开饭盒,吃一点凉饭凉菜,结果有一段时间造成消化不好。有一次我去家里看他,听说他肠胃不好,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恰巧李昭听到了,李昭说:“怎么能好了呢?他天天带着饭盒上班,中午尽吃凉饭!”我就向耀邦说:“您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行呢?中午坐车回家吃顿饭,或者要食堂帮您做点饭,这也不算特殊化,谁听说过一位政府部长带饭盒上班的,您大概是惟一的一位了。”他听后只是冲我淡淡一笑,什么也不说。他当总书记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多少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去操心、去思考、去处理。因此,他更加兢兢业业,没日没夜地干。在他的提议下,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每个星期天要加半天班,星期天上午都到勤政殿办公室办公。而他,家就在中南海东岸,离勤政殿很近,然而他从不回家住宿,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去同家人一起吃顿晚饭,就算是团聚了。饭后,他则又到勤政殿办公室加班去了。我和别的同志有几次去看他,都是在他晚饭后于办公室看电视新闻时去的,有什么事也在这时边看新闻边谈。电视新闻一结束,他就问“你们还有什么事?”我们只要说“没别的事了”,他就会说:“那好吧,我要办公了。”我们只好赶紧退出。

    胡耀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不但利用星期天加班工作,而且把节假日也充分利用了起来。在他担任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的7年中,就有6个春节没有在北京过。春节,历来是一家人团圆的传统节日,许多在外工作和学习的人,一般都要趁着春节放假回家过年,而胡耀邦却是到边防海岛、偏僻农村、牧民帐篷、工人家庭,同广大工人、农牧民、战士一起过年,了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共商脱贫致富的良方妙策。

凡是读过胡耀邦文章和听过他讲话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他的文章和讲话中没有空话套话,而是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文情并茂、入情入理,总能给人以深刻启迪和巨大鼓舞。但是,你可别以为他是靠自己的所谓天才做到这一点的。他也承认天才,但从来不相信有什么人是纯粹的天才。60年代郭沫若曾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天才与勤奋》的文章,耀邦读后备加称赞,认为郭老讲的“爱好出勤奋,勤奋出天才”的观点是正确的。耀邦很赞同美国科学家爱迪生的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胡耀邦也确有天资聪明的一方面,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他十分勤奋。你可曾知道,他写出一篇文章或考虑好一篇讲话需要付出多少心血?他经常为写好一篇文章,苦战几天几夜,有时一次就连续奋斗一天一夜,甚至更长时间。往往是他一边写,我一边为他抄清,写一页,抄一页。抄清了,他又改,我再抄,他再改,有时连我们也弄不清楚是第几稿了。他常说:“一篇文章,一次讲话,总要有几句话能打动人心,总要给人以启发。”因此,他十分注意遣词造句,毫不马虎,真可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是一篇文章写完了,累得他头昏脑胀,痔疮复发,他还开玩笑说:“这就叫绞尽脑汗,搜索枯肠。”不是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想像到他是怎样苦苦奋战的。

    胡耀邦写文章一般不要别人代笔,都是自己动手。即使有时请别人先写一稿,他也是自己定题目,自己搞设计,一共写几段,每段写什么,用什么材料,讲什么观点,甚至关键处使用什么语言,他都要向起草人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讲话,除了正式会议上的报告需要写出讲稿外,一般他是不照本宣科的,他最反对那种“秘书写稿子,首长念稿子,秘书写错了,首长也念错”的官老爷作风。他讲话时,有时用一两页纸自己写个简单提纲,甚至连提纲也不写,完全凭着自己的见解、知识和口才去讲,时而滔滔不绝,娓娓道来,时而慷慨激昂,绘声绘色。讲到关键处,常常站起来,辅以各种手势,讲得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极大的教益。

    胡耀邦的文章和讲话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同他刻苦读书和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原有文化程度并不高,只上过一年初中。但他酷爱读书,从不懈怠,即使在戎马倥偬,转战行军的年代,他也能利用作战间隙,坚持读书。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称赞过他读书刻苦,并推荐他担任抗大总支书记。1960年冬天,他曾对我谈起过在延安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遍硬读硬钻。”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胡耀邦读书,可以说是手不释卷,无论是到机关生产基地劳动,还是外出调查研究,携带的必备物品之一就是书。196211月中央批准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这一去就是一两年,带书更是重要的准备之一。耀邦和李彦秘书挑选要带的书籍,我和警卫员李汉平到团中央机关请木工师傅做了两只木箱。由我设计,每个木箱由两半组成,合起来平放是书箱,打开立起来就成为书架。这两个书箱是胡耀邦去湘潭时最大最重的行装。

    胡耀邦读书涉猎甚广,他主张博览群书,广撷知识。他首先重视读马列和毛泽东的书。据我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还要我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按照四卷本的文字修改到老版本上,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善于强学博记,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画了各种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几十本读书笔记。从1987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至19894月去世,两年多时间里,他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24!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资洽通鉴》、《诸子集成》、《昭明文选》,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等等。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读的几篇古文和诗词歌赋,他差不多都能背诵下来,常常还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他还很喜欢读人物传记,世界各国的主要名人传记,他都读过。45岁时还曾潜心学习英文,每周请人坚持讲课两小时,但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复习,常常是学了新的忘了旧的,巩固不住。虽然收效甚微,但他这种学习精神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读书,可以说是胡耀邦的最大业余嗜好。他平时兜里从不装一分钱,也舍不得随便花钱,但遇到书,只要是他想看的,需要的,他就毫不犹豫的购买,而从不问价钱。当时他每月工资缴了党费和房租、水电费外,剩下不到300元,常常一次买书就要花去四、五十元。那时他是8口之家,两位老人已经年高,四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一个侄女在北京上学需要贴补,花销该有多大!他又朋友众多,热情好客,每月招待的客饭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由于他身上从不带钱,所以身边工作人员每次跟他出去,都要带上一点钱,免得碰上需要买的书而无钱发窘。但是,有一次还真的出了一点麻烦。那是1960422列宁诞辰90周年的前一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大会,我送他出门上汽车去参加大会,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场上会售书。可偏偏那次会上当场出售新编的《列宁选集》四卷本,其他首长都付钱买了一套,唯独他身上一分钱没有,又想马上买一套带回来。经他说明情况,大会服务人员请他先把书拿走,随后再送钱来。散会回来,一进院子他就冲我大声喊:“高秘书,你赶快去给人民大会堂送钱,我买了一套书,还没付钱。”

胡耀邦读书还有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坐得住,读得进,持之以恒。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而且一直未得到“解放”。当时干校活儿很重,他所在的连队干的主要是打场盖房,分配给他的活儿是去70里地外用架子车拉石头,递砖送泥,或是晒场扛麻袋。黄湖农场原是犯人的劳改农场,位于潢川、固始、淮滨三县交界地带,自然条件极差,地势低洼,气候恶劣,遍地坑塘沟壑,杂草丛生,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成团的蚊子用大芭蕉扇都赶不跑。军代表曾向我们宣布过,以后我们这些人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代为农了。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一位女同志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会”上曾说:“人都没有用了,读书还有什么用?”所以,许多人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晚饭后为防蚊咬,穿上高筒胶靴,都去打扇聊天了,而独有胡耀邦一人钻进蚊帐,点着马灯,孜孜攻读。1971年林彪叛逃后,胡耀邦虽然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诬蔑他为“走资派”的《审查结论》上签字,却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在那种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高勇,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我要是告诉他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他就显得很高兴。要是说没有读什么书,他的表情马上就会显得很严肃。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对他们说,没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正是由于他那几年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带着“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思考了许多问题,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又发生了一次大的飞跃,粉碎“四人帮”后,党无论是要他去中央党校工作,还是到中央组织部或中央宣传部工作,他都使那里的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机关面貌为之一新,以至这些部门的同志都把他主持工作期间称为这些部门的“黄金时代”。

胡耀邦一生兢兢业业地工作,孜孜不倦地读书,是我们全党干部的一个光辉榜样。198610月,我把一本大册页送到李汉平秘书那里,请耀邦方便时为我题几个字。1011日下午,李汉平给我打电话,说:“耀邦同志要我问问你,你想要他题写什么。”我说:“请耀邦同志决定,可以针对我的特点写,也可以针对我的缺点写,或者写几句勉励性的话。”于是,耀邦提笔为我写了“孜孜不倦”四个大字,并署上“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孜孜不倦”四个大字,是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实际上也是胡耀邦一生工作和读书精神的写照。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说:“生命短促,只有美德能将他留传到遥远的后世。”胡耀邦身上的这些美德,一定会将他留传到遥远的后世。

    (作者系193111月生,河北省平山县人,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十二大候补代表,中共邯郸市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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