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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德无量篇”看中苏关系调整一角
献给耀邦同志九十华诞
作者:张震      时间:2007-02-13   来源:
 

  听友人说,十一月中旬,耀邦同志九十华诞,有关部门要搞纪念活动。我和耀邦同志从未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该市最大的公园——高尔基文化公园举行的中外青年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讲,我作为使馆工作人员从远处仅仅看到了他的身影。但我总想写一点东西来缅怀耀邦同志。问题是写什么,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尤其是搞对苏外交的同志,都会记得耀邦同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大调整中所起的作用。写与耀邦同志直接有关又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对我来说才有点意思。我寻思好久,还茫茫然不知如何下笔。我突发奇想从旧作中找某种灵感。在尘封多年的文柜里,我发现了中宣部于 1982 年 7 月编印供内部参阅的一册白皮文集,冠名为:《关于苏联霸权主义根源的探讨》。文集收编了中央有关部委同志以个人名义撰写的四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我执笔写的。我不自禁地“啊,啊”流露出惊喜,这不就是当年圈子里的人习称为“功德无量篇”的那些文章吗 ?!

  1980 年 l0 月,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耀邦同志看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穆之同志上报的一份简报——关于中苏关系卓姓群众来信,当即写下了一长段批示。我代表外交部参加了中宣部召集的传达讨论会,至今还记得耀邦同志批示的内容,大致如下:这位同志所持的看法,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之所以错,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在党内外类似他这样的大有人在。看来这是一个大的思想教育问题。能否搞一个写作组,请几个高手写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这是件大事,如有高明者做了,功德无量!耀邦同志的这一批示,就是我们把文集中的文章习称为“功德无量篇”的由来。

  从中宣部传达讨论耀邦同志的批示到编印“功德无量篇”文集,几乎间隔了一年半之久。各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恰如耀邦同志所说,是党内外对苏认识不一致。

  正是在中宣部传达讨论耀邦同志批示的会议上,一俟问题涉及苏联党和国家的性质,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些同志认为苏联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推行霸权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其根源在于苏联党和国家已经变质了。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苏联对外政策中有大国主义表现,就其严重程度而言,说他推行霸权主义亦无不可,其源头当然来自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但不能说苏联党和国家已经变质。会议主持者原来设想成立一个写作组,集体撰写一篇文章,后来不得已而改变初衷,中央有关部委各写一篇文章,怎么看就怎么写。

  在这之前,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及其主管的苏联东欧学会在哈尔滨联合举行苏联经济讨论会,讨论还远未能触及苏联经济的主题,与会者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性质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我还清楚地记得,消息灵通的外国媒体像发现了宝贝似地报道了会议争论的焦点。

  我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外交部由王幼平副部长主管对苏外交事务。一天,我拿着写就的文章去见王副部长交卷。按通常的工作程序,出部的电文,一定要经由部领导审阅。但这次王副部长一反常态地说,这是你以个人名义写的东西,我不看了,发出去吧!王副部长只是问我“你这篇文章是本着良心写的吗 ? ”我点头称“是本着良心写的。”我理解王副部长对我文章的这种权变性处理。

  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垮台,特别是小平同志复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进入了我国内外政策调整的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逐步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和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他们中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中苏关系的调整在整个对外政策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对外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中苏关系的调整,我认为也不为过的。但中苏关系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中苏关系交恶源远流长,经过 1959 — 1969 年的十年论战,经过 1969 — 1979 年的十年对抗,可以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无怪乎中苏关系的调整,又经过 1979 — 1989 年的十年谈判,才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一事当先,待机而动。敏感而适时地抓住中苏关系调整的内外时机,是着手去做的最重要的关键。

  什么是中苏关系调整的外部时机 ?

  我国前外长钱其琛同志在其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已对此作了权威性阐述。他说, 1982 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是年三月下旬,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毗邻我国的中亚地区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攻击中国的同时,明确承认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我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考虑改善对华关系。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外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给我们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他又补充说,当时,中美之间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基本确立可以说明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什么是中苏关系调整的内部时机 ?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政策调整顺利进行,对外大战略也进行了调整,但中苏关系仍维持如故,党内外一部分人中产生了焦急难耐的情绪,为数不少的干群上书党中央。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文化大革命”错了,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不待说是中方错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但有过於简单化之嫌。怎样看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让历史学家写书回答吧。但把中苏关系交恶纯粹归结为两国意识形态的论战,而忽视苏联对华推行大国主义,那就把问题本末倒置了。还是小平同志高明,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小平同志用三言两语就把中苏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化于无形。接着小平同志把话锋一转,指出中苏关系交恶,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早在中苏关系调整初始小平同志就强调调整“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和蒙古国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小平同志把中苏意识形态争论撇在一边,淡化中苏两党党际争论,而凸现苏联对华推行大国主义,把侧重点放在国家关系的层面上,从而在中苏关系调整中我取得了极为主动的地位。

  回过头来看“功德无量篇”,虽然其中一无反修字样,四篇文章的作者不约而同地默认为反修是无根之末,都认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虽然对其程度的考量不同,但在探讨苏联霸权主义根源的时候,还都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框,都无一例外地在苏联国内历史和现实中打转。从“功德无量篇”看中苏关系调整一角,我为参与其中而感到自豪,虽然算不上是什么“亮点”,更重要的是从以史为鉴的角度看问题,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思想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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