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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在陕北10年
作者:唐非      时间:2007-02-13   来源:《党史博览》2005年第10期
 

  从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45年11月离开延安,胡耀邦在那里工作、生活了10年。这10年,陕北留下了他坚定的、深深的足迹,也为他此后投身波澜壮阔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做了政治思想上的坚实准备。

在东征总结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胡耀邦来了没有?站起来给大家看看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作出了东征山西的决定。毛泽东指出,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

  1936年2月中旬,东征军组成,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东征军兵分两路: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的第二十八军为左路军。负责大军后勤供应和“扩红”、“筹款”的地方工作团的政委是李富春。此前,胡耀邦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在红军准备东征之际,被调到地方工作团。地方工作团下辖12个工作队,他是石楼县工作队队长。

  2月20日,两路人马分别由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

  胡耀邦带着年仅15岁的警卫员李柱从瓦窑堡一路急进,来到河口渡口,随毛泽东所在的十五军团,在无月无星的黑夜里乘着小船渡过黄河。

  十五军团很快攻占了距黄河40多公里的石楼。毛泽东视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在石楼县的义牒镇设立了指挥中心。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石楼一带活动,在这里召开了许多工作会议。石楼县工作队的驻地也设在义牒镇。胡耀邦和工作队的队员们怀着很高的热情,分头下到各村去。

  胡耀邦原以为工作队里许多人过去都做过“扩红”、“筹款”工作,有一定的经验,工作可以立即见效,但他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工作并不好做。因为山西军阀阎锡山早已作了无孔不入的宣传,散发了《共产主义的错误》、《防共应先知共》等小册子,把共产党的政策加以歪曲;还搞了“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等花样翻新的反共活动,组织了“防共保卫团”、“主张公道团”,要群众联保防共。因此,群众不愿也不敢同工作队接触。还有,有的工作队队员还沿袭旧的工作方法,手里拿着一面写有“招募新兵”字样的小旗,用人们听不懂的南方口音,讲一些人们听不懂的道理,这也是一个原因。

  胡耀邦向工作队重新部署了工作。他提出,工作中要运用多种形式,生动、具体地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以揭穿阎锡山的欺骗宣传,发动广大群众。同时,要选准目标,惩办地主恶霸,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干部要以身作则,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尊重当地习俗,同群众亲密无间,让群众从实际榜样中认识共产党。他说,只要工作做得好,老百姓一定会相信共产党的,不会相信阎锡山的。

  于是,工作队的队员又分头下去,把《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贴遍全县的穷乡僻壤。工作队队员还深入到各家各户,宣传红军是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闹革命的队伍;在语言上,他们尽量向当地老百姓学北方话。饱受阎锡山压榨之苦的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策。经过认真的工作,工作队很快打开了局面。

  按照党的政策,工作队对商人、富农、小地主的财产、土地一概不动,只是在贫苦农民得到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没收了地主郝彦昌的财产,分给了农民。

  经过胡耀邦等人的工作,十余天就组成了两个区政府,广泛开展了分粮斗争。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主动把鸡、鸭、猪、羊送到前方;工作队在各地设立的“参加红军报名处”,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穷苦青年来报名。石楼县很快成为东征军在黄河东侧的一块补给基地和根据地。

  50多年后,胡耀邦的警卫员李柱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首长(胡耀邦)工作很忙,有一天,他去10里路远的另一个区政府开会去了。我在家没事干,就在郝彦昌家住房内翻箱倒柜地乱翻,在房顶天花板上发现两口大木箱,装的都是一些老衣、布匹、羊羔皮大衣等。我把翻出来的布、皮大衣、毛巾等留在房内,准备给首长换两件衣服。耀邦同志回来看见炕上堆些东西,问清情况,便大发脾气说:‘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发财党。’我说:‘这些东西是上次没收财产时没有找到的东西。’耀邦更生气地说:‘这些东西是地主剥削人民的血汗,应还给人民。马上把这些东西送到区政府去!’我无可奈何地找了几个人将两个木箱送到区政府,仍然想不通,自己没有衣服换,留点布做衣服都不行吗?”

  由于在两个多月里连续不断地拼命工作,本来身体就瘦弱的胡耀邦因劳累过度,一下子病倒了。他发高烧,上吐下泻,咯血不止。区政府找来当地的医生,开了几服药,但毫无效果。4天后,他已呼吸微弱。那个医生认为,“他可能时间不会很长了”。李柱哭着忙去报告李富春。李富春立即请前线的医生赶来抢救。经过医生的抢救,胡耀邦脱离了危险,第二天就醒过来。数日之后,他已能扶着炕沿来回走动了。
李富春十分喜欢胡耀邦顽强的工作精神,在大会小会上不止一次表扬了他。

  4月底,根据敌情和局势的重大变化,毛泽东决定将红军抗日先锋军撤回陕北。

  5月2日,胡耀邦随后勤支队撤退。区政府安排用马驮着行李、书籍、文件先走了。胡耀邦仍然很虚弱,由人抬着来到兴关渡口。这时忽然飞来两架敌机,在黄河两岸上空盘旋。这一带无处隐蔽,只能就地卧倒。李柱一下扑在胡耀邦身上,将他掩护起来。敌机似乎没有发现什么目标,只胡乱丢下几颗炸弹,向北飞去了。他们都没有负伤。

  红军大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到5月5日,全部撤回到陕北。

  红军东征,历时75天。战斗中,共歼灭和击溃敌31个团,击毙、俘敌1.7万余人。同时,招募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20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仅胡耀邦负责的石楼县一地,“扩红”中就招募新兵1000多人,在12个工作队中,成绩最为显著。

  5月中旬,东征总结会议在延川县大相寺举行。会上,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由于李富春在此之前就曾向毛泽东介绍过21岁的“小青年”胡耀邦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精神,加上总结当中大家都认为石楼的工作做得好,毛泽东这时似乎有意要突出一下胡耀邦,说道:胡耀邦来了没有?站起来给大家看看。胡耀邦站了起来。毛泽东说,哦,是个小个子队长呀。毛泽东很有兴趣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并让他向大家说两句。

  胡耀邦把工作情况说得既简要又条理分明。这是胡耀邦同毛泽东第一次面对面地交谈。他的热情、精干和深思、机敏,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回到原岗位的胡耀邦,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积极投入到改造共青团的工作中

  红军东征战役结束后,胡耀邦又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只是“少共”这个名称,此时已被“共青团”所代替。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共青团的工作此时也正面临着历史性转变。

  中共中央及时对共青团中央局的组成人员作了调整。书记仍然是凯丰,副书记是冯文彬。但凯丰是挂名,实际工作都由冯文彬来做。委员有关向应、博古、陈昌浩、陆定一、王儒程、黄林义、刘英、胡耀邦、王生平、陈士法、潘志明、高朗山、李瑞山。冯文彬认为胡耀邦擅长宣传,提议他当了共青团中央局的宣传部长。

  1935年9月,少共国际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提出了建立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并要求各国共青团要做根本改造,使之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青年团”。

  中共中央也认为有对共青团进行改造的必要,因为白区的共青团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严酷的白色恐怖影响下,早已成为脱离广大青年群众的狭小组织,而红区的共青团也显露出了独立的“第二党”倾向。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1936年7月,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归来之后,把共青团的改造提上了日程。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胡耀邦积极投入到改造共青团的工作中。他到边区各县去作调查研究,组织青年救国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经过他的努力,青救会组织一直发展到基层。

  1936年7月11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第4期上发表了《目前子长的团应做什么》一文。文章指出,子长县共青团组织应以最敏捷的手段去号召青年加入游击队,加强游击队中团的工作;整理少先队组织并加强其训练;进行部分团与青年群众组织改编的准备工作。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改编”即“改造”的任务。

  共青团改造的具体做法,直到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专门讨论才确定下来。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团中央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一、取消国民党统治区内共青团组织,所有团员按照各地具体情况需要,去参加或组织合法和公开的青年组织;二、大批吸收团员入党。没有入党的团员,应成为党支部周围的积极分子,但不另设团支部和团小组。在各地党组织设立青年部和青年工作委员会及青年干事;三、抛弃一切“第二党”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法,采取青年的、民主的、灵活的、公开的活动方式,扩大各级青年组织。

  根据这个精神,共青团中央局被取消。胡耀邦不再以共青团中央委员的身份活动,但他还继续从事青年工作。共青团改造之后,各地的青年运动迅速打开了局面,风起云涌般地向前发展,大批热血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来。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胡耀邦此时的工作,都是围绕宣传统一战线新形势、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而展开。1937年2月13日,他在《党的工作》第25期上发表了《延安青年工作的一些经验》一文,指出当前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广大青年到抗日战线上来;武装青年;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开展广泛的国难教育。随后,他参加筹备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这是为适应西安事变后迅猛发展起来的青年抗日救亡运动,明确今后方向的大会。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12人,胡耀邦是代表之一。毛泽东、周恩来、洛甫、朱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毛泽东发表了演讲。大会拟定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制定了《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并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组织,作为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前现有各地青年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大会选出55名执委。18日召开的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冯文彬为主任,白治民、高朗山、刘秀梅、黄庆熙、徐克仁、李瑞山为执行委员,胡耀邦、刘西元为候补执行委员。

  为继续加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青年部,后来改为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继续由冯文彬负责。正是在这一时期,胡耀邦到抗大学习去了。

在抗大第二期第一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胡耀邦,学习起来如饥似渴

  中共中央历来重视有计划地培养高中级军事指挥人才。在中央苏区,就曾创办过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干部。1936年5月,红军东征结束不久,中共中央以原红军大学为基础,重新创办红军大学,以便“为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

  1936年6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在瓦窑堡开学,学员1063人,分为高级科、上级科、普通科三科。学时6个月,部分学员为9个月到12个月。

  从第二期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一期学员共1362人,分为8个大队:第一、第二大队由军、师、团级干部组成,其他各队由营、连级干部和各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青年组成。渴望学习的胡耀邦,被选派进抗大第二期学习,编入了由陈赓任队长的第一大队。入学不久,胡耀邦就被选为党支部书记。

  抗大初建,一切因陋就简。学员们都住在窑洞里,露天上课,背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没有教科书,教义就印在又黄又粗的土纸上,或者废旧的传单背面。生活也十分艰苦,学员们除基本口粮外,每人每天只有三分钱菜金。一天,副校长刘伯承来到学员中间,风趣地说:“我们这所学校的名字叫‘抗日军政大学’。同志们,我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在外国上的。毛主席问过我,说:我们这个大学可不可以和人家的大学比呢?我说可以比,硬是可以比嘞!他们有宽敞的教室——大得很嘞——我们没有;他们有漂亮的教学用具——我说的不只是桌椅板凳噢——我们没有;他们有许多教授——大名鼎鼎嘞——我们呢?有!毛主席就是头一位嘛!周恩来同志就是嘛,他可是吃过面包的嘞!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同志就是嘛!他们是老教授了。还有朱德和好多老同志都是嘛!你们在座的不少同志指挥过不少漂亮的战斗,也可以当‘教授’嘛!怎么不可以呢?完全可以嘛!我们还有他们根本没有的,那就是延安的窑洞。所以那天我对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学校也可以叫‘窑洞大学’嘛!”待学员们一阵热烈鼓掌后,刘伯承继续说:“我们这里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中华民族的正气!同志们,你们打了多年的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中央要你们从理论上加以提高,还是为了打好仗。用战士们的话说:学好本领打日本嘛!”

  一向好学的胡耀邦,更是为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而高兴万分。他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一如既往。有那么多作为“教授”的高级干部讲授、指点和答疑,他又有扎实的工作经历,加以有很高的悟性,所以这一时期的学习使他原有的基础理论素养和纯朴的革命意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且联系着实际用心去体会。他也阅读一切当时能够搜寻到的书籍,特别是历史和古典文学。
胡耀邦和战友们最爱听的还是毛泽东讲的课。毛泽东依然穿着灰布军装,不戴帽子,长长的头发蓬松着,有点杂乱。他讲课总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常常打生动的比喻,引用故事性和知识性很强的典故,把深刻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讲促进国共一致抗日时,曾这样说,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有人牵,后面要有人推,牵不走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他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百姓这个办法。胡耀邦不仅从这类妙语连珠的比喻中获得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教益,也获得了语言表述方面的启迪。

1937年4月,抗大发生了一起由红四方面军一些学员引发的震惊了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事件。

  1936年10月上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大约500名军、师、团级干部到抗大第二期第一、第二大队学习。1937年3月间,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这之后,以抗大为中心,开展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对这场批判,张国焘从一开始就抱抗拒态度,红四方面军中同张国焘一起转战多年的一些干部、学员也有抵触情绪。正在“顶牛”的时候,传来了两万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更激起了大多数学员对张国焘的义愤。于是,在一次批张大会上,出现了对张国焘的揪打行为和伤及四方面军的言词。本来就对批张想不通的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性情火暴的许世友这时霍地站起来,将一腔不满都倾泻出来:“妈的,这是干啥?开的是批判会,还是打人会?这些混账东西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真话?说我们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逃跑主义,我就不服!哪来这么多主义?”这一下,会场上的声讨全部转向了许世友,“打倒反动军阀许世友”、“许世友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土匪头子”等口号声响成一片。“土匪”两个字使许世友猛然一抖,吐出一口鲜血,猝然倒地。

  后来,许世友串联了30多个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高、中级干部,准备逃出延安,重回大巴山打游击。事情败露,成了“反革命事件”,全被抓了起来。毛泽东得知后,下令立即停止斗争,说绝不能这样干。他到许世友等人那里看望他们,给他们讲道理。经过深入的工作,化解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对立情绪,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认识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

  在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初期,学员们的思想还比较纷乱。对于怎样看待张国焘,怎样看待红一、红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出现的一系列矛盾,有种种说法。胡耀邦作为思想分歧表现十分突出的第一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敏锐地意识到维护中央权威是极其重要的。他坚定而鲜明地表示,长征中毛泽东的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的南下路线与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是错误的。以后批张大会上出现许世友吐血的一幕,事态急剧发展,在学员中引起了动荡。胡耀邦竭尽全力做稳定工作,分别同红一、红四方面军学员谈话,分析是非,要求大家消除对立,团结一致,在毛泽东领导下干革命。

胡耀邦成了毛泽东经常提问的对象:“胡耀邦,听懂了没有?”“胡耀邦,你说说。”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所签订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抗大校长林彪就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副校长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他们都率部奔赴山西前线。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急迫需要,除28名学员外,抗大二期毕业的其他学员都赶赴前方。

  留下的28名学员被编成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胡耀邦便是其中之一,并且仍然担任党支部书记。高级研究班主任邵式萍,是同方志敏共同创建赣东根据地的老红军,人称“邵大哥”。胡耀邦作为班里勤奋好学、年轻有为的学员之一,受到邵式萍的器重。

  从1937年4月起,毛泽东每周二、周四上午到抗大,根据他自己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上午授课,下午有时还参加学员讨论。每次讲课,胡耀邦因为个子小,总是坐在前面,于是也就成了毛泽东经常提问的对象:“胡耀邦,听懂了没有?”“胡耀邦,你说说。”胡耀邦便站起来,有条有理地一一回答。毛泽东对胡耀邦清晰的头脑和很强的理解力十分赞赏。

  1937年8月下旬,抗大举办第三期,学员1272人,除部分八路军干部外,大部分是从各地奔向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校长仍由林彪挂名,实际上是由教育长罗瑞卿负责。1937年秋,胡耀邦从高级研究班毕业,被留在校内工作,经毛泽东提名,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9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胡耀邦找去谈工作。他对胡耀邦说,做好抗大工作,必须要有一个校刊,你要把校刊办起来。胡耀邦说,就怕没有人写文章。毛泽东说,你自己动手写嘛。胡耀邦说,怕写不好。毛泽东说,写不好可以学嘛!也可以让各大队负责人写文章呀!胡耀邦乘势说,那我就先向主席约稿,请你写一篇发刊词吧。毛泽东不禁笑道: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了。他要胡耀邦说说学员中的思想表现。胡耀邦汇报说,学员多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纪律观念比较薄弱,自由散漫现象严重,比如有意见当面不提,背后议论,或者意气用事,闹无原则纠纷等等。毛泽东思索着点点头。

  没几天,毛泽东的文章就送来了。这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反对自由主义》。

  作为由抗大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校刊《思想战线》,经过胡耀邦的积极筹备,不久就创刊了。胡耀邦为《反对自由主义》加了按语,郑重地在创刊号上刊登出来。随后,他又写了一篇读后感《关于自由主义与反对自由主义》,发表在下一期的《思想战线》上。他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反对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

  胡耀邦在《思想战线》上发表的另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是有关轰动延安的“黄克功杀人案”。黄克功是抗大第三期第六大队大队长,长征干部,过去立有战功。这年10月,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刘茜打死。是宽恕他、让他戴罪立功,还是严肃处理,在干部和学员中都有争论。胡耀邦在文章里说:“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后来经陕甘宁边区审判,判处黄克功死刑。

  这一时期,胡耀邦经常到学员队去讲政治课,讲统一战线,讲党纲、党章。他讲课也跟演说一样,既富鼓动性,又生动活泼。同时,他还负责在知识青年学员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发展了相当一批知识青年入党。

  1938年5月,抗大举办第四期,胡耀邦兼任第四期第一大队政委。该大队大队长为建国后出任海军政治委员的苏振华。第四期学员共5562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田家英就是当时的学员。由于知识青年奔赴延安越来越多,因而抗大学员也急剧增加,抗大原有的校舍虽然不断改善和扩大,但仍然难以容纳。因而除二、三、四、八大队在延安附近外,其他大队移往外地。胡耀邦所在的第一大队移往瓦窑堡米粮山。

  当第一大队新学员集中在延安东门外延水河畔,即将出发去瓦窑堡时,毛泽东在罗瑞卿的陪同下,来为大家送行。他在不长的讲话中,特地提出要“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他说:“一个是我敬佩的老师,从苏联吃面包回来的张如心教授,他可以把许多马列著作背诵如流,你们可以向他学习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些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地学习。”

毛泽东表态说:“当副部长年轻,那就让他当正部长。”

  1939年3月,抗大第五期第五大队由傅钟率领进驻瓦窑堡,中央调胡耀邦回延安,另有任用。胡耀邦同一大队学员一起回到延安。经毛泽东提名,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那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为王稼祥,总政组织部部长为方强。对王稼祥,胡耀邦敬重有加。他早就听说,王稼祥是党内的老资格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有过大功。

  当时组织部部长方强正在华北,胡耀邦便代行部长职务。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谭政对胡耀邦早有了解,都很喜欢这个24岁的年轻人,便放手让他工作。总政组织部负责部队领导干部的考查、任免和调动事项,是一个重要部门。当时整个干部队伍中,军队干部占大多数,所以总政组织部所管的干部比中央组织部所管的还要多。当时,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战区不断扩大,新的根据地也不断建立,干部的选派、调动、升迁频繁。胡耀邦专心致志地熟悉高级军事干部的情况,了解他们的简历,掌握他们的特点。他要办理中央交办的种种关于干部的事务,包括起草文件、制订规则条例;根据军委的需要,提出推荐名单,找准备擢用的干部谈话,对违反组织纪律的干部提出批评;听取干部对某一问题的申诉,派人外出调查和核实。对从前方回来或将赴前方的干部,他要接待安排,引导他们去见上级领导,为他们接收或转移组织关系,签署鉴定意见。这时,总政组织部不仅负责向八路军调派干部,也负责向中原和南方的新四军,甚至向重要的游击根据地派遣干部,胡耀邦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这一段经历,使胡耀邦接触了一大批部队将领,也使他深谙了组织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提议我当中央军委组织部长,那时我才23岁(胡耀邦初任组织部长时,还不到24周岁)。当了组织部长,就要找高级干部谈话。那时,陈赓大将、王树声大将、萧克上将等等,我都找他们谈过话。”有时“即使批评严厉一些,高级将领还是要听”。40年后,他在拨乱反正中担任中组部部长时的正气与魄力,此时已经闪现了光芒。

  当时,有些人认为胡耀邦担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重任还嫌太年轻,但王稼祥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毛泽东在听到那些意见后则表示说:“当副部长年轻,那就让他当正部长。”这样,胡耀邦不久又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到1940年,胡耀邦兼任了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主任。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参加了中央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处理在华北、华中地区党建、军事、统战、宣传、情报等事务的领导机构,主任为王稼祥,秘书长为王若飞。胡耀邦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其他委员还有罗瑞卿、萧劲光、萧向荣、杨松、柯庆施、郭化若、王鹤寿、李昌、王德等。委员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听取各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的汇报,并为中央准备指示意见。从这时起,胡耀邦参与了对地方的综合性事务的领导工作。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随同毛泽东出席了开学典礼。女大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来自各沦陷区的追求进步的女知识青年,分普通班、高级研究班、特别班三种。高级研究班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干部,特别班主要培养有妇女运动经验的干部。当时在高级研究班里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女青年叫李昭,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和好感,两人逐步建立了恋爱关系。李昭原名李淑秀,1921年生于湖南宁乡,幼时随父亲到安徽宿县定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放弃高中学业,投身新四军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加入革命行列。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39年来到延安,后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

  1941年11月,胡耀邦同李昭结婚了。多年后,胡耀邦在同他的秘书聊天时,回忆起那段青春往事还真情地说:“当时有一阵子总是魂不守舍,连书也看不下去了,因为我谈恋爱了,并下决心要和她相伴一生……”

  1942年1月,延安举行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胡耀邦作为总政组织部部长,与凯丰、冯文彬等19人当选为中国青年反对法西斯临时委员会委员。随后,朱德、贺龙、林伯渠、叶剑英等19人共同发起开展国民体育运动活动,胡耀邦也是发起人之一,并且是以叶剑英为主任的陕甘宁边区首届运动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康生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做法提出疑义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又先后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军委总部为了更好地领导整风,成立了军直系统整风领导小组,叶剑英、陶铸、伍修权、胡耀邦、安东、李初梨、舒同、吴溉之为领导小组成员。胡耀邦一方面参加整风领导小组的工作,一方面根据整风精神努力提高自己。这一时期,他几乎听了毛泽东的每一次讲话,反复阅读了整风文件。在学习讨论会上,他根据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精神,批评、帮助别的同志,更多的还是作自我批评。当时,一个部队干部提出不合理的个人要求,胡耀邦没有批准。整风运动当中,在一次有2000多人参加的中央高干会上,这个人点名批评胡耀邦,说他不能当组织部长,因为他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分散主义、文牍主义,还说这个人姓“胡”,所以还有“糊涂主义”。一时胡耀邦感到压力很大。会后,刘少奇找胡耀邦谈话,了解他的想法和情绪。他说,“五大主义”没有,缺点有的。刘少奇问他以后怎么办。他说,我要和他比赛,看以后谁革命得更好。这件事给胡耀邦的印象很深刻,也使他牢记展开思想斗争,同志间的批评必须与人为善、实事求是。

  整风运动在经过学习文件、检查思想阶段以后,转入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是必要的,但习惯于“左”的一套做法的审干人员,把一些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未交代清楚的历史问题,甚至是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都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加上在严厉的威逼下,一些人信口招供,一时间出现“特务如麻,到处都有”的局面。特别是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1943年7月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逼、供、信”大加发展,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大批干部惴惴不安。

  胡耀邦对于延安这样组织严密的地方竟有这么多特务混进来感到不可思议。联系到自己在中央苏区被打成“AB团”的经历,他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大量冤情。他看到一些他很熟识的知识青年也成了被“抢救”的对象,感到很痛心。特别是后来,他的妻子李昭也被“抢救”了。李昭的身世、经历,他了如指掌,他绝对不相信她会是特务。他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逼、供、信”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一点,他先后找了4个他完全知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青年,让人故意对他们“抢救”。审问中,面对乱吼乱逼,果然有人在惊吓之中就承认了无中生有的罪名。这使胡耀邦心里完全有了底数,在总政治部机关没有打一个特务。他划出了四条政策界线:严禁打人骂人;非经批准不准捆人;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严防自杀。康生不满意这些做法,派李克农前去检查。胡耀邦仍然提出:应控制检举次数,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自首也应实事求是;有冤就说出来,不要害怕;负责审干的领导干部,应为受冤人员申冤辩解。一次,在毛泽东找他听取汇报时,他大胆讲了对“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看法。毛泽东原本已经有所察觉,这之后作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决定,并且指示已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停下来。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胡耀邦作为544名正式代表之一,参加了党的七大。

  这是胡耀邦生平第一次这样直接、集中地聆听党的最高层领导人纵论建党大计、建国大计和建军大计。作为“小字辈”的党代表,他为能够参与讨论、审议种种重大决策、选出党的新的领导核心而兴奋、激动和自豪。无论是阅读文件、参加大会,还是小组讨论,他都细心学习、领会各个方面的牵动今后行动方向的纲领、原则和方略。从这里,他接触了许多过去不曾接触过的领域,学到了许多过去不曾学到的知识。参加这次大会,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提高,不能不说是一次飞跃。如果说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实际工作的锤炼,那么,这一次无疑是政治思想素质上的全面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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