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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的磨难
作者:满妹      时间:2007-02-13   来源:《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一、“五七”干校

  团中央“五七”干校,是1969年4月15日经党中央批准,在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建立的。很快,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工人、学生、工勤人员两千余人一起下放过去。父亲到干校后,团中央机关从第一书记到普通员工,一个不落地聚集在豫南的土地上。

  父亲是1969年5月到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的,他一到,当地的老乡们就都知道了。因为上面有规定,对他既不能称职务、姓名,也不许叫同志。不知哪位带的头,说那就叫“老干部”吧。于是,大伙儿便都“老干部”、“老干部”地叫开了。直到父亲当了总书记,老乡们也改不过口来,一看到电视机上他出现了,就高兴地拍手叫:“看!老干部,咱们的老干部!”

  克实叔叔对我说:“你爸爸一到干校就赶上割稻子,农活非常累,痔疮犯了又犯……”

  1970年,父亲跟大家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干着同样繁重的劳动。这年夏收后,父亲被他当时所在的一连群众初评为五好战士(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团中央机关将部队每年评比一次五好战士的表彰形式移植到干校)。可是到了年底总评时,军代表出面干涉:走资派怎么能当五好战士呢!还说:“这样搞,有充分警惕性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不能同意的。”根据这个暗示,父亲这个团中央机关“最大的走资派”,自然没有了被评选的资格,当然也就没有最终当上五好战士。后来大家开玩笑说,父亲是“半个五好战士”。

  曾在反右运动中蒙冤的原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陈模,在回忆干校生活时写道:

  耀邦同志要求干重活,连里就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参加防汛抢险……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都和大家一起抢收,以两肩扛起50多公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往仓库送,什么苦、累的活儿他都干过。

  在黄湖“五七”干校插秧(1970年)那会儿下干校的人很多,住房十分匮乏,各连都要盖草房,耀邦同志就和大家一起脱土坯。连长杨春祥原是机关行政处的年轻干部,他一边脱坯一边和耀邦同志说笑:“老胡啊,我们几个小伙子一人一天能脱30到40块坯,你体力差些,一天只能脱个20块左右。你一个月工资300多元,一天合10块多钱。现在7分钱就能买一块砖,还不如拿你工资去买砖合算呢。”耀邦同志听了呵呵笑着说:“是这样嘛,是这样嘛!”

  他来干校不久,就和大家处得很熟了。同志们觉得他和蔼可亲,都愿意和他谈心。那年干校清查“五一六”分子,曾经参加“大联委”的武如春因被怀疑而受到审查。他觉得很委屈,有些沉不住气,去找耀邦同志谈。耀邦安慰他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要怕坐牢、杀头。他念了《后汉书》上一位政治家说过的几句话来勉励他。武如春听不大懂,耀邦拿起圆珠笔,在一张纸上急速地写下:

  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
  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
        ——孔稚圭

  耀邦运笔流畅,笔锋刚劲,武如春把纸条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他久久地思考着坐冷板凳的话,心情渐渐开朗,“五一六”问题不久也查清了。

  大家说,最佩服耀邦同志的是他在逆境中也能坚持读书。插秧、脱坯、拉石头都是干校的重活,年轻人一天干下来,也要早早地躺下歇着,可耀邦近60岁的人却坚持夜读。黄湖一年几乎有5个月的夏天。入夜,室内闷热,蚊叮虫咬,年轻人都到屋外扇着扇子乘凉聊天去了,年过半百的耀邦同志,独自钻进蚊帐,点上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读他的“三部四卷”(即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泽东选集四卷)。他一边读一边在书上画许多红杠杠,读罢又做笔记。1971年春,他回京治病时,杨春祥同志见他又提行李又抱笔记,上前帮他拿。耀邦同志只把铺盖交给他,右手指着胸前的一大摞笔记本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弄丢了你可赔不起哟!”那是他近两年的学习成果,在他的生活中,这些笔记本比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宝贵。

二、新“三门”干部

  1972年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突然穿着睡衣赶到会场,为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元帅送行,并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这突然发生的事件,使得这个葬礼具有了很多的附加意义,在“文革”史上被反复提及。与此同时,许多人还注意到,这天的报纸上,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那一长串名单里出现了父亲的名字。不少朋友都暗暗为他庆幸,因为这意味着父亲已经得到“解放”了。

  事实上,父亲从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返京后约半个月,中央组织部的人就到我们家找他谈话,准备安排他到甘肃省工作。当时父亲表示没有意见,只要能工作,到哪儿都行。
但问题还是出在结论上。

  驻团中央的两个军代表拿着起草好的《关于胡耀邦的审查报告》要父亲签字。

  父亲一看他们作的结论,就将报告递还回去,说:“你们这样做太不实事求是了嘛。”他逐条反驳,拒绝签字。

  父亲与军代表对结论的分歧很大,说着说着父亲就动怒了,一拍桌子说:“我的事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也没有资格给我作结论!”

  这样一来,父亲的工作安排就又被搁置下来。

  那段时间他常自嘲是新“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怕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接待有求于他的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

  那几年父亲一直没闲着,除了读书,就是接待一批批的来客。

  父亲在延安时当过6年的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军队干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文革”中专管军队将帅专案的机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及其所属的大小几十个专案组,几乎都反复多次地找父亲调查过。

  而随着全国的解放,不少军队干部都转到了地方工作,这样父亲对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也很熟悉,因此来自全国各地专案组的调查人员也都来找父亲。

  就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的前一年,“二办”贺龙专案组的几个人来外调贺龙元帅的情况,那几个年轻的专案组人员拍着桌子冲父亲吼道:“你知道吗?贺龙是土匪!”

  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贺龙同志绝不是土匪,他是共产党员!”

  专案组人员说:“这是被以林彪同志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了性的!”

  父亲还是不改口,平静地说:“这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专案组人员气呼呼地走了,望着他们悻悻而去的背影,父亲不屑地哼了一声:“几个毛孩子跟着胡闹,就想篡改历史!”

  1973年4月12日晚,已经在政坛上消失近7年的邓小平紧随着周恩来,突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出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答谢宴会。

  邓小平的复出,给饱受“文革”磨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和莫大的宽慰,使人们看到新的转机,预感到中国政局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改观。

  1974年3月,可能是中央对父亲的工作安排有些考虑,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忽然来到我家,跟父亲说:“耀邦啊,听说你检查很不深刻,革命群众不大满意,认为你没有触及灵魂哪。你是不是再检查一次,写好了直接交给我。”

  然而,父亲却倔强地说:“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三、假如我能活到那一天……

  1975年5月,父亲和吕正操、程子华等一些“挂着”的老同志,被送到中央党校第四期干部读书班,学了一个多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这期读书班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到会讲话,他忽然问台下:“胡耀邦来了吗?”

  父亲正埋头做记录,没有听到叶帅的问话,旁边的人捅了捅他:叶帅问你呢!

  父亲赶紧站起来。叶帅点点头:“好啊。你现在怎么样?”

  父亲说:“还好。”

  叶剑英招呼他坐到前排,又问了他的近况。散了会,有人恭喜父亲说:“耀邦,你快熬出头了!”

  果然,1975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的华国锋,找父亲和李昌谈话,宣布了中共中央任命他们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通知,传达了邓小平对他们工作的三点意见。

  父亲到中科院后,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和李昌等人着手起草向党中央汇报的指导科技战线开展整顿工作的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同时,他们也向中央提出了“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建议”。

  在《汇报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要求“科研要走在前面”,要“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认为“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提出“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的”……

  9月下旬,邓小平听了父亲等人的汇报,对这个《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国家嘛,科研不走在前面怎么行?我在大寨会议上说农业拖工业的后腿。科研上不去,会拖整个国家的后腿。”

  邓小平特别赞同《汇报提纲》中谈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里的一个命题:“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时也同意“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父亲特别提出要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为他们办实事,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建设性地提出要“五子登科”:从妻子(夫妻分居)、孩子(上学、入托难)、房子(住房紧张)、篮子(买菜难)、炉子(煤气灶短缺)等问题入手,为科研人员解除后顾之忧。父亲到中科院工作4个月,就有400多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得以团圆。

  被鄙夷、凌辱了近10年的“臭老九”们,在经历了思想专制和科研管制的严冬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春天温暖的气息——这座死气沉沉的科学圣殿开始复苏了。

  10月24日,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父亲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报告快结束时,父亲充满希冀地说:“我今天正式向同志们建议,25年后的今天,也就是2000年10月24日,再开这么个大会。那时候再开这样的大会谁来当主席?恐怕是你们的下一代了,是二十几岁的共青团员。你们中在这25年立下丰功伟绩的同志,要请上台来,请你们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长征……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父亲的话突然被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打断了。中科院的同志说,好多年都没见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了!
父亲摆摆手,接着说:“同志们不要鼓掌,对我来说,那大体上没有希望。正因为我自己没有希望,所以我今天才把全部的希望献给在座的同志们,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奋斗的年轻人!”台下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泪来,说:这是我们平生听到的最感人的报告!

  时至今日,30年过去了,当时父亲率先提出的“新长征”的口号,仍然是我国四化建设中最振奋人心的口号之一。

  然而,父亲真的没有等到这一天,也没有机会与他热爱的科学家们再次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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