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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地之子》敬献在墓前
作者:〔日〕山崎丰子      时间:2007-02-13   来源:《文艺春秋》
 

    小说《大地之子》连载结束后,我的一桩心事是不把这三卷书敬献到已故胡耀邦总书记墓前还不算了结。

    为了创作《大地之子》这部长篇小说,当年我一次又一次访问了中国共产党胡耀邦总书记。他坦诚地对我说道:“描写中国用不着写得那么美满,对中国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可以写,但是要写得符合事实。”因为有他的许可,我对中国现实进行深入的采访才取得了成果。而如果不对中国进行采访,这本小说就不可能诞生。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连载结束后,当上中下三册装订成册之后,我决定首先要到胡耀邦先生墓前叩头致谢。

    写完连载稿件最后一篇的最后一个“完”字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十点二十五分。这时候的我真是感慨无限啊!因为创作过程中,曾经有好几次陷入了断崖绝壁的境地,真担心这本书写不成……没有那幺多时间沉溺于这种感慨之中,必须马上投入到单行本的校样工作上来。

    上中下三册逐渐装订成册,最后制成是在四月十五日这天,也正是胡耀邦先生两年前逝世的日子。从这天起,我的脑海里只想着把《大地之子》这三册书敬献到胡耀邦先生的墓前去。

    胡耀邦先生生于湖南省,不是江西省。可是他要求(译注:原文如此)埋葬到江西省共青城的理由是:一九五五年有一批上海青年响应党中央“为了祖国建设”的号召,来到江西偏僻的荒野,投入垦荒运动,当时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先生前来慰问。他同来自上海的九十八名青年一起手拿镐头开垦荒地,并在茅草屋里同大家一起吃饭。被胡耀邦第一书记来访而激动的青年们,提出要做些好菜,但胡耀邦先生说:“你们刚从上海来不久,我们大家同吃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就这样,吃了稀饭和萝卜干咸菜。青年们兴高采烈地提出:“我们垦荒队来此扎根正好四个月了,(译注:应是四十天),至今还没有起名字,给我们起个名字吧。”这样胡耀邦先生就给起名为“共青社”。当青年想喊“共青社万岁”时,他说,“刚建茅草屋就喊万岁,为时太早了,还是喊三岁吧。”这样就同青年们一起喊了三岁。

    一年后,“共青社”发展到一千人,以后继续增加千余人。他们不仅开垦荒地,而且利用就近的中国最大湖泊——鄱阳湖饲养鸭子,使这片荒野的地方发展成为一个生产羽绒被和羽绒衣的城市。

    我听中国朋友介绍说,当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二次访问了这个地方,他站在山顶眺望这新的城市,热情说:“我最喜欢这里的青年,因为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他们以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建造起了这么美丽的城市。”他把名称改为“共青城”,并且亲自挥笔写了这几个字。

    当年听到这番介绍,我很受感动;后来又听说胡耀邦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我死了,希望把我的骨灰放在共青城。”我对于言行一致的胡耀邦先生深为敬佩。

    胡耀邦先生去世后,我通过中国朋友向李昭夫人转告:如果遵照胡耀邦先生的遗愿,真的把他的骨灰安放在江西省,我一定要去他的墓前参拜。这位朋友告诉我:“对你这片心情深表谢意,因为那个地方太远,我们已领情了。”这一答复使我感触到他的骨灰已安放在江西省的共青城了。

    可是申请去中国的签证依然不顺利。我迫不得已,请求曾经对我在中国工作时一直给予深切理解、并在会见胡耀邦先生时陪见的原任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帮忙。他同外务省商量后,就把我作为外务省派遣的文化人,向中国方面进行交涉。经过曲折的历程,终于决定由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作为接待单位,并要我做一次题为《日中文化交流的今后展望》的演讲,以及同中国作家协会座谈一次,这样才得到了签证。

    在这期间,我请求中国方面“一定给我安排去胡耀邦先生墓前参拜的机会”。可是答复说:“就在北京参拜一下行了。”我又提出:“不,既然骨灰好象已经到江西省,请务必安排去江西省扫墓的机会。”回答说:“由于墓地正在修建,等建成以后再去好一些。”事情既然已讲到这种地步,就不好再提了。后来,我就提出了参观红军的发祥之地——江西省的“八一起义纪念馆”等要求。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由大阪起飞,当天晚上七点二十五分抵达了北京机场。

    …… ……

    从第二天开始,我作为外务省派遣的文化人,完成了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演讲和同中国作家协会的座谈会(不知为什么,只有王蒙先生和张洁女士出席)之后,我同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就没什么关系了,我和秘书野上孝子两个女性开始了前往江西省旅游的准备。

    江西位于内陆部分,南面邻接广东省和福建省,是我第一次去访问的地方。从北京乘坐直快火车需要三十八小时,如果乘坐飞机,每周有五次航班,中型喷气式客机只需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在离开日本之前,通过旅行社我已经了解到这个情况,因此就订购了机票。由于是第一次访问那里,只好靠南昌的旅行社的日语翻译和包租的小轿车司机,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从空中俯视江西省省会南昌,这是一个被山丘包围的红壤盆地的城市,北面是巨大的湖泊——鄱阳湖,水满时湖面可达三千八百平方公里,它滋润着这座城市。

    因为飞机晚点,到达南昌机场时已经是晚上七点五十分了。不过这儿实行的是夏令时间,天色还比较亮,从机舱的窗外看到了机场跑道旁停着一批小型军用飞机,看来这里至今仍有一半作为军用机场使用。

    正在担心能否与素不相识的南昌的旅行社的人接上头时,日语翻译S先生迎上前来了:“山崎小姐欢迎您!由于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八度,请先到装有空调的小轿车里,稍许等一等。”

    S先生用流利的日语寒暄几句以后,先把我们领到小轿车里,他就去提取行李了。看到他的动作麻利,也就放心了。

    从机场到市区有三十七公里,轿车大约走了五十分钟。在沿途看到了红色的田地和水牛耕地的情景。

    到了市区,马路变宽了,简直像北京的长安街那样,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整洁地排列着,路灯也像北京的模样。人们在人民广场乘凉,没有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庄重感。对这里的广场之大,使我吃了一惊。

    著名的“八一起义纪念馆”位于南昌市中心。周恩来和朱德率领革命军在这里举行武装起义,打败蒋介石军队,建立了第一个革命委员会。众所周知,南昌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地方,“八一起义纪念馆”里的展出记载着当年战斗经过的文献资料及实物武器。

    我们是以参观革命的摇篮之地的名义来访问江西的,考虑到天气、交通及其它难以估计到的情况,决定在江西省停留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首先向S先生提出希望去共青城参拜胡耀邦先生的墓地。S先生在商量日程时说:“说实话,这次应山崎小姐委托,经过各方面的调查,我们旅行社才知道您提出的墓地是在德安县的共青城,从南昌乘坐小轿车三小时左右。我们南昌市民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此事,我也从来没有去过,现在正联系中,准备明天早上八点半就启程。”

    到了宾馆已较晚了。用完晚餐,我们就马上忙着为明天前往墓地,准备敬供的线香、蜡烛、火柴及《大地之子》三本书。然后我上床休息,但是迟迟睡不着觉。

    第二天清晨八点半从南昌出发,到德安县约有一百公里,乘坐的小轿车是日本的“达特山”,这辆车是以旧车进口,六年已经跑了十六万公里,够陈旧的了。沿途看到许多标有广州车牌和湖南车牌的跑长途的大卡车,看不到小轿车的行驶。车子颠得很厉害,但司机小心翼翼地在简易公路上行驶。虽然沿途看到了一些小小的村庄,向卡车司机推销冷饮和西瓜等东西,但我们一直往共青城开去。

    汽车一进德安县后,映入眼中的是红丘陵,似乎这是一片被山丘包围的盆地。

    在简易公路的前方,陡然看见了一座城市。

    小轿车开到一座楼顶上装有“共青垦殖场”字样的建筑物门口停了下来。不知有什么公事,只见S先生往楼里面走去,不一会儿,一个中年的男性从里面走了出来。据介绍,他是垦殖场的办公室主任。我提出要参拜胡耀邦先生的墓地,他就坐到我们的小轿车里,给司机指路。一路看不到车子和人影,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成林,从而感到快要到达胡耀邦先生的墓地时,身不由己地心情激动了起来。

    车子在丘陵地段爬上了坡以后,办公室主任让车子停下下来。马路的右边有一块特制成的石碑,上面刻有“富华山”三个字。

    办公室主任说:就在这里,请下车。

    这块墓碑有五米高,底部有十五六米宽,用一块长方形的麻石(花岗岩的一种)修成,胡耀邦总书记的侧面头像浮雕了出来。浮雕像的表情,比起多数人民印象中的温柔面孔来,显得严肃了些。墓碑的四周,种植着大约直径十五米的圆形草坪,用钢筋水泥做的栏杆和铁链围了起来。一想到我终于到达了这里,一时完全沉湎于茫茫然的境地。

    旁边有六七位带着女性一起来扫墓的人,他们身上挂着照相机,以惊奇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们不离开此地。突然间,我联想到台阶下面的两辆高级小轿车,心里就打起鼓来。后来经过翻译S先生介绍,才知道其中有一个身穿白色衬衫,下穿灰色毛料裤子的似乎像干部模样的人,是共青城垦殖场的副场长。我走近他说:“我是日本的作家,一九八四年以来在已故胡耀邦总书记的支持下,写了这部《大地之子》的书。总书记曾说过,写好这部小说以后送给他,对此我也承诺过。为了完成我的许愿,从日本来到这里。请允许我把这部书敬献在墓碑前面。”

  我把胡耀邦总书记曾在中南海接见时的照片和当时《人民日报》报道的消息递给他看。副场长从我的手上接过了这三本书,打开了书面,当他在书的封面看到写有“供奉胡耀邦先生灵前永垂不朽万古常青”几个字时,凝视不已。那是为了不使多数中国人因看不懂日语的献辞而处理掉敬献的著作,我就参照中国式的写法写了上述几个字。

    副场长这时开口说道:“我们垦殖场是响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号召才建立起来的,我们也在怀念着胡耀邦总书记。”为了表示对胡耀邦先生的尊敬,他慎重地选用了“怀念”二字。

    我恳求他说:“请允许我们把许愿过的这部书敬供在胡耀邦先生的灵前,点香和蜡烛,尽情地敬礼默哀一段时间。为此很对不起,先来的人似乎已经扫完了墓,请只让我们在这里多呆一呆,行不行?”

    副场长说:“书放在这里,将被日晒雨淋,很难把它保存下来,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下雨、刮风都没关系,直到胡耀邦总书记读完为止,就一直摆在这里好了。”

    “那么,您看胡耀邦原总书记需要多少天才能读完呢?”

    “据说胡耀邦先生很喜欢看书,连百忙的总书记时代都坚持每天四个小时看书,所以请摆上十天,我想他就可以读完了。”

    这样交谈后,副场长面带笑容地说:“那么就请把书摆在那里吧。”

    取得谅解以后,我们留在了原地,在场的六七个人和办公室主任就下台阶了。

    我们就立刻把《大地之子》三册书供放在墓碑前面。点蜡烛时因为有风,很难点着,我们就用装线香和蜡烛的纸箱挡住风点着了;由于强烈的阳光照射,地上的石块也反射,一大把线香一下子点燃了起来,差一点把手也烫着了。

    我们恭敬地在墓碑前叩了头。想到这个墓碑下面几米深处安放着用党旗覆盖的胡耀邦总书记的骨灰盒,我眼前浮现了他健在的英姿,心里万分激动。原来我心里曾暗暗决定绝对不流泪,但这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泪水陡然间像倾盆大雨般地涌了出来。

    额头伏在水泥地的石块时,石块很烫,全身冒出汗来,加上滔滔不绝的泪水,整个面部全都湿了,我在这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这八年的情景。如果事先知道写这本书要花八年工夫的话,也许就写不成。写完此书时才知道花了八年时间。其实要在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国家采访素材,写成这三册书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并不算长,如果没有胡耀邦总书记的英明决断来敞开大门,让我自由采访,那就绝对写不成此书。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外国作家给予如此的理解和协助,世界上哪里还有第二个呢?

    我擦干泪水,镇定了自己的情感后,我表述了发自内心的一片谢辞:“花了八年的岁月总算完成了《大地之子》,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严峻历程。由于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帮助,终于完成了写作。千言万语的谢辞都难以报答您的恩情,在这里仅献上《大地之子》三卷,至少完成了承诺过的事情。”八年来一直跟随我的野上孝子,长时间地伏着头,当她撞起头来很惋惜地对我说道:“一九八六年总书记最后一次接见时曾经热情奔放地笑着说: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希望你们凯旋而来。”说到这儿她就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尽情地参拜以后,心里终于坦然起来,然后又细细地凝视了墓碑。在三角形的白底麻石上,把胡耀邦总书记的侧面头像很好地浮雕了出来,旁边雕刻有中国共产党锤子与镰刀的党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圆圈与红星的团徽、少年先锋队的红星与火炬的标志,墓碑的下面是一块长十米、宽一米的黑晶玉花岗石,刻着贴金的碑文。碑文如下:

    胡耀邦同志生平

    胡耀邦同志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病故,终年七十三岁。

    胡耀邦同志在青少年时代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九○年二月七日

    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在墓地周围慢慢地走了一圈。在红壤的丘陵顶上,修出这么一块平地,周围种植了杉树,胡耀邦先生的墓碑,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似乎耸立在山群之颠,现代化的造型似乎象征着已故者经常走在先进的前列。

    走完一圈站到正面位置面向辽阔的鄱阳湖,由于热气已把湖面的水蒸发了出来,笼罩着一片蒙蒙云雾。

    我想着在胡耀邦先生墓前敬献的《大地之子》或许会遇上阳光沐浴、甘雨淋润和湖面刮来的风的吹拂,将会把装订线撕断,把一片片的书页,飞散到中国的大地,在广袤的田野山川生根开花……

    不知不觉地我又痛哭了起来,为什么您没有活下来?!我真想把这三本《大地之子》亲自捧到您那巨大的手掌上呀!

    办公室主任走在前面领路,向白颜色的石头台阶走上去。据他介绍,按照胡耀邦总书记谢世的年龄,总共修了七十三个台阶。由于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在炎热的阳光下我喘着气走完了这段台阶,上面有一块平地,建有胡耀邦总书记的墓碑。

    可是走下云梯后,一刹那间的紧张感被酷热的阳光和一片蒙蒙的沙尘一扫而光了。在挂有“禁止入内”的标牌的栏杆外边,接客的人们在大声呼喊着。

    (原载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一九九一年第九期王达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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