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

我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当时我是在东北组参加讨论。我记得我在小组讨论会上作了五次发言。

我在第三次发言中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当时理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密切关系到我们的实际工作。我说，《光明日报》刊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看到后，并不觉得文章有什么问题，认为这个观点是完全应该讲的，对当时的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7年中央党校在教学中，在初步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历史的时候，就曾着重讨论过，要澄清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总得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都着重论述了这个观点。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只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搞教条主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和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实践标准，仍然坚持“两个凡是”，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九大党章中，把林彪称为“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但实践证明林彪是阴谋家，他甚至阴谋杀害毛主席，党章不修改怎么行？关于天安门事件，过去中央发过两个文件，各地都表了态，开了声讨会，如果不实事求是，不按实践标准办事，而按“两个凡是”办事，怎么解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有人给它定了罪名，说文章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是“怀疑论”，在政治上是“砍旗”，对于理论工作采取压服办法。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小组会上提出两条：第一，作为理论问题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可以有不同看法，最好不要采取压服办法，不要戴帽子。第二，有的同志认为那篇文章有缺点或错误，应当写文章讲明自己的观点，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大家讨论嘛！如果有道理，为什么不讲呢？对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与会的同志纷纷发表意见，使这一问题成为会议的重点。会议的讨论非常热烈，我总觉得言犹未尽，在小组会上，我又作了第四次、第五次发言。当时主持小组会议的任伸夷同志提出要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讲一讲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看法，我在发言中对他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赞同在这次会议后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让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一起再作讨论研究。我说，这样做对于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做好理论工作，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都是很有好处的。

《为平反彭德怀冤案进言》，第194—196页

二，在中央党校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9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学工人员大会上）

   【编者注：胡耀邦于1978年12月8日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马文瑞又作了补充传达，专讲在这两个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情况】

今天补充传达。

补充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半年多（来），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同志们很关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两个凡是”，一（条）是按实践来检验。这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由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我们认为有错误的同志，他们自己说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是反对的。

这一场斗争的由来和发展。

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文章是由中央办公厅写作组李鑫同志主持起草的，事先没有同中央主持宣传口的耿飚同志商量，也没有同 “两报一刊”的同志商量，起草后由汪东兴同志批准发表，据说也曾送上面的负责同志阅过。华主席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他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讲，凡是毛主席的决策要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不要搞，而“两报一刊”（的社论）则说：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遵循，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执行。许多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耿飚同志说他是奉命发表。有的同志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同林彪、“四人帮”的 “顶峰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是一个思想体系，也就是 “按既定方针办”。1977年7月，华主席、邓副主席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发扬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后来在十一大文件和华主席讲话中都重申了这一点。邓副主席、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指示，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讲的。

去年五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的一个副主席（任）写了一篇文章，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给《光明日报》。《光明日报》负责人认为这篇文章写得还好，同作者本人商量作了些修改，然后叫党校吴江同志他们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

5月12日晚11时，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提倡怀疑一切，文章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认为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反教条主义。（吴冷西）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把教条主义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毛主席说，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主义。他（吴冷西）说，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的几句话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作者的意图是要 “砍旗”。吴冷西给文章扣了这么多帽子。吴冷西同志当时打电话，这次会议上都讲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但根据情况看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5月17日，中宣部负责人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人开座谈会。他说，我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可以在小范围内议一议，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转了，就是对的。毛主席生前说，要（用鼻子）嗅一嗅，要旗帜鲜明。……

各省市自治区也是这样，开了理论讨论会，据说还开了常委会，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对这篇文章发了言，新华社登了，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个讨论的重大意义。后来有个说法，《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硬逼省委表态。他们说我们没有逼啊！中宣部负责人讲了，人家不能不表态啊！

6月2日，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讲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说，中央没有指示。这个文件以中央文件发下的，怎么不是指示？邓副主席还找中宣部负责人谈了话，说这篇文章没有错，你们是不是下了禁令。7月9日，李副主席也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去年九月间，邓副主席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候，又一次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小平说要是按“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指示是明确的。尽管如此，《红旗》杂志却拒不转载这篇文章，美其名曰“不介入”，其实他们早就介入了。（他们）不仅反对这篇文章，而且继续扣帽子，打棍子。《红旗》写了《重温﹤实践论﹥》，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各省各大军区负责人的发言，批“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批“海外奇谈”。《红旗》这篇文章说，批评家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道上的时候，阻力是不会少的，……迎接新的日出。后来，因为许多同志的反对，中央一些负责同志也不同意，（这篇文章）所以没有发表。据《红旗》杂志社同志揭发，当在一个座谈会（上）同志们说，《红旗》没转载这篇文章，很被动，负责人却说，你被动什么，我不被动，有人跳得很高，中央很清楚，今天我不点他的名。中央是采取放的方针，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呢？不是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吗？去年11月 ，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写文章，问题很严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不同意，是用毛主席的话，反对毛主席，也是反对华主席。我向某人说，你是管宣传的，要掌握方向。有人要全面准确领会毛泽东思想，做起来就不一样了。在此以后，《红旗》约谭震林同志写文章，谭坚持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文章的中心思想。这个文章《红旗》杂志的负责同志写信给汪副主席，表示不登这篇文章，一登就介入了。其他党中央负责人传阅，邓副主席批：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如果《红旗》不愿意登，可以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看来，不介入本身，就是介入。李副主席批：应该登，不登，《红旗》就被动了，现在已经很被动了。在这种情况下，《红旗》才登了这篇文章。

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指出，《红旗》、中宣部不表示态度，引起了国内思想混乱，外国人对局势也猜测。要他们表示态度，他们还迟迟不表态。

11月25日，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主席、几位副主席，在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同志，团中央韩英、胡启立同志汇报时，作了重要指示：对毛主席的具体指示要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去解决，现在报纸上讨论很活跃，不能说这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讲）人家就不好讲话了。就在这个时候，胡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表意见，毛主席主张平等，对少数人的意见也要尊重。我读了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包括各省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文章，……我只想指出一点，有的同志公开讲话，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岐，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虽然是八股老调，是轻率的，我不赞成。（这是）旁敲侧击，引导人们去反对毛主席。许多省委书记说，这一棒子把我们都打了。《红旗》熊复也在12月2日说，有些文章引导人们去批评毛主席，这是不好的。国外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这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我们要清除一切不利安定团结的因素。吴冷西同志一方面坚持他的观点，对同志们的批评表示想不通，又说他的电话内容胡绩伟篡改了。中宣部同志始终不表态，推卸责任，说中央没有发表一个统一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这些同志的态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他们代表了一股思潮，理论上严重错误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教导。……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坚持“两个凡是”，就是阻挠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要害就是不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提出“两个凡是”就是要整人的，实际是损害毛主席的威望。他们说别人砍旗，其实是他们在砍旗。至于非毛化问题，早在粉碎“四人帮”后，国际上就有人这样说，并不是这篇文章发表后才有的。曾涛同志举了好多例子，这实际上是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反映，硬加在写文章的人身上，是居心不良的。（大家）愤慨地指出，有人叫嚷中央现在采取放的方针，有人跳得很高，他干了什么，中央很清楚，还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将来是不是还要从上到下打倒一大批负责干部？中央很清楚，是谁知道？要搞清楚。大家还提出，李鑫、吴冷西、熊复，还有宣传部的，鉴于这种情况，对他们不放心，对李鑫更不放心。他是康生的秘书，到现在还是在捂，不揭，在编“毛选”中，一直打击胡乔木同志，现在还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选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不适当。同志们指出，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有现实意义。中央工作会议解决了这么多问题，揭批林彪、“四人帮”，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往往是政治路线解决后，思想路线的解决，还要一个时候，而思想路线的解决，又巩固了政治路线。解决王明路线就是这样。粉碎“四人帮”，十一大，解决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今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大家都同意邓小平同志在闭幕时讲的对毛主席的评价。

（录自沈宝祥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