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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读书做事为人
作者:高勇      时间:2022-11-22   来源:《孜孜斋文稿选编》
 

组织上调我去给胡耀邦做机要秘书,是1959年3月,即进入史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从那时起,我在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使我有机会通过亲历亲闻,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使我受到很大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无论他的刻苦读书,勤政廉洁,联系群众,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厚待人,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我感到,胡耀邦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身上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

 

纵横驰聘团旗高扬

 

1952年前,胡耀邦在川北区任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1952年7月奉命调到北京工作。1952年6月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转中共中央组织部电报:“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这样,胡耀邦于7月下旬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小蓝和长子胡德平,一行四人前来北京。到京后,当晚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搬到了中央组织部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招待所。

中央调胡耀邦来中央原定是任建筑工程部部长的。他7月底到京,很快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有关部门安排他“八一”节晚上去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在看台上,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告诉他:“你的工作有变化,一两天内会有人找你谈话。”

胡耀邦对中央安排他去建工部工作是很高兴的。他打了二十多年仗,非常渴望搞建设,他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他并且把建国前二十八年概括成了两个字,叫“革命”。对建国后也概括成两个字,叫“建设”。他这样概括,在“文革”中遭到严厉批判,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八一”节后果然有一天刘少奇办公室打电话来,说刘少奇要他晚上去谈话。

那天晚上从刘少奇处谈话回来,曹秘书问他:“工作定了没有?”他说:“定了,到团中央。”曹秘书发现他情绪不高。回到屋子,盘腿坐在床上,胡耀邦对曹令中说:“你看,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要去做青年工作。其实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事后知道,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变动,急需有人接替。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37岁,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又都在少共中央工作过。名单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毛泽东说:“团中央的工作还是由胡耀邦来干好。”

胡耀邦于8月10日到团中央上班。立即投入了团的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随后主持了8月25日至9月4日召开的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对这次团的全会很重视,于8月23日和8月30日两次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团的工作。第二年(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召开了团的二大,毛泽东接见团代会主席团,又一次讨论团的工作。毛泽东这几次主持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应该说对团的大政方针都定下来了,胡耀邦则结合青年团的特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

根据毛泽东关于青年团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活动的指示,胡耀邦说:青年团要像地球一样,既要围绕党这个太阳(中心)转,又要自己转动,既要公转,又要自转。

胡耀邦说,青年团要把思想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他说,声音要响亮优美,女高音,男高音,低嗓子不行,枯燥的东西给人的印象不深。

胡耀邦根据毛泽东说的青年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提出《中国青年报》要多办一些副刊。一个时期《中国青年报》创办了《周末》、《自学》、《科学与卫生》、《长身体》、《长知识》、《青年团支部》、《舞台与银幕》等许多副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胡耀邦说,孔子生日要介绍孔子,中秋节要介绍中秋,还可以介绍穿裙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使自己长高一点,怎样才能不胖(当时还没“减肥”这个词)。这些都抓住了青年的特点,很受青年欢迎。

胡耀邦还领导青年开展“三好”活动,开展向科学进军,开展评选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活动,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学习雷锋活动,争当五好青年、创建四好团支部活动,六级办支部活动,以及号召青年志愿垦荒、植树造林等等。“文革”后青年团开展的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也是在他的提倡、指导下搞起来的。“新长征”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1975年10月24日中国科学院团委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大会,他发表了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的长征》的讲话。

胡耀邦从1952年8月到团中央,到1964年12月调陕西省工作,在团中央工作十三年多时间。应该说,这十三年是团的工作朝气蓬勃、有声有色的十三年,是团的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十三年,是积累和总结了团的一整套工作经验的十三年。这十三年,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按照青年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独立活动,把广大团员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青年团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博览群书 孜孜不倦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向胡耀邦女儿满妹介绍说:王稼祥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学习,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他善于学习,读书很多”。陆定一曾说:“建国后,我在党内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那时我应该提一个建议,在战争年代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大学读书。当时大多数人都还比较年轻,书还能读得进去。如果我这么提了,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那么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也可能避免。可是我没能提出这个主张,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有少数老干部自觉意识到文化程度低了不行,不能适应工作,就下功夫自学,有了很大的长进,这些人当中第一个就得数胡耀邦。他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知识面很宽,诗词歌赋也都能来几首,字也写得不错。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也曾将胡耀邦称为“红军自己培养的秀才”。1960年冬天,他曾对我谈起过在延安时读书的情况。他说:“在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书简直是宝贝,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查字典。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读了一遍不懂在说什么,就再读,硬读硬钻”。可想而知,当时他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胡耀邦读书涉猎很广,他主张博览群书,广撷知识。他首先重视读马列和毛泽东的书。据我所知,不算以前出版的单行本,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他至少通读过两遍,《列宁全集》至少通读过一遍,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反复读过多次。《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不仅反复读,而且还要我把建国前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同《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文章仔细对照,都改写到旧版本上,看看毛泽东对各篇文章重新发表时是如何修改的,从而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他善于博学强记,速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看过的书画了许多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摘录了大量卡片,写了大批读书笔记。他辞职后到去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又重读了一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这次重读这部巨著写下的读书笔记就有二十四本!此外,他读过的主要书籍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二十四史》、《诸子集成》、《资治通鉴》、《昭明文选》,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著作、人物传记等等。朱德总司令建国初赠送他一厚本精装《米丘林学说》,他认真仔细地从头读到了尾。他读书习惯于同时读政治理论书籍和文学名著,例如,读《列宁全集》的同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马列书读累了,换读文学书;文学书读累了,又换马列书读。他说,这样既可以调节脑筋,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他往往是把工作很快处理一下后,集中时间读书,直到深夜,他能一天读完一本《列宁全集》,速度高得惊人。他很喜欢读人物传记,凡能搜寻到的世界各国名人传记,他都已读过。他对一些古文名篇,特别是毛泽东提倡高级干部阅读的古文和诗词曲赋,有许多篇他都能背诵下来,还常常要我同他一起读,一起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古文观止》上司马迁《报任安书》一文中的一段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讲过没几天,团中央有一次召开常委扩大会,他讲到此事时说:“高秘书,你给大家背一遍”。我怕背错了,就说:“还是您来背吧!”他说:“咱们一起来背”。他居然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感到惊奇。我们还一起背诵过毛泽东诗词、鲁迅诗,以及韩愈的《祭鳄鱼文》,林黛玉的《葬花诗》,《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的判词,还有许多唐宋诗词和元曲小令等。他还喜欢读辞书,有时晚上他到我的办公室,阅读我的一套老《词源》,一条一条地读辞目,边读边划红线,一读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四十五岁时还潜心学习外语,每周请人讲英语两小时。但因他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复习,常常是学了新的忘了旧的,费劲不小,收效不大,不过他这种学习精神还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耀邦读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坐得住,读得进,持之以恒。1969年我们一起被赶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一呆几年,而且一直得不到“解放”。黄湖农场地势低洼,气候恶劣,遍布坑塘沟壑,杂草丛生,虫蛇遍地,一到夏天,蚊蝇成团,气温骤升,闷热难熬,气压低得使人喘不过气来,成堆的蚊子,用大芭蕉扇都赶不跑。军代表又一再宣布,以后我们这些干部就在黄湖安家落户,世代为农了。因此,不少人根本无心读书,正如《中国青年报》社一位资深女编辑说的:“人都没有用了,读书还有什么用!”所以,许多人经过一天的繁重劳动,晚饭后为防蚊咬,穿上高筒胶靴,都去打扇聊天了,而独有胡耀邦一人钻进蚊帐,点着小马灯,戴上老花镜,脖子上搭一条擦汗毛巾,孜孜攻读。1971年林彪事件后,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军代表诬蔑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在那种情况下,他非但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这期间我去看过他几次,每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常常是:“高勇,你最近读什么书了?”我要是告诉他读了什么书或正在读什么书,他就会很高兴,要是说没有读什么书,他的表情会立刻显得严肃。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人来看我,说自己还没有分配工作,心里很着急。我同他们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他们说读不下去。我看应该能读下去,不要浪费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多读点书,不但可以提高自己,丰富自己,而且还是一种锻炼,可以锻炼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

耀邦自己带头刻苦读书,也要求干部刻苦读书。他曾有意逼着我注释鲁迅的旧体诗,注释古文《傅毅传》、《谕业》,逼着另一位秘书注释《离骚》。1981年王建功新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耀邦给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读书计划,要王建功读四方面的书:一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二是历史,包括二十四史和近代史、现代史;三是文艺著作,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四是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每个方面的书各读五千万字,合计为两亿字。用二十年时间读完,平均每天一万三千字。

   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他对干部读书要求是很高很严的。耀邦一生工作、读书孜孜不倦。1986年10月8日我和另一位同志去中南海看望耀邦时,请求他为我写几个字,过了三天,于10月11日给我题写了“孜孜不倦”四个大字。我想这既是耀邦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更是他一生工作和读书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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