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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唐岁月里
作者:高勇      时间:2022-11-22   来源:《孜孜斋文稿选编》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岁月。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匪夷所思,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一夜之间,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美丑颠倒,敌我颠倒,纲纪乱套,无法无天。

 

陕西挨整回京养病

 

胡耀邦“文革”开始时正在北京家中休养。他当时仍兼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不过早已不主持团中央工作,主持团中央工作的是常务书记胡克实。胡耀邦已于1964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在陕西省工作时间很短,满打满算共202天,其中真正工作只有99天,其馀101天是挨批判,另有两天,一天是在北京去西安的火车上,一天是由西安回北京的飞机上。

胡耀邦在陕西挨批判,是因为他到陕西后发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倾错误严重,他力图予以纠正。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认为他“右倾”,搜集材料,组织力量,对他召开了十三次批判会,把他的讲话、文件、信件编印了两大本“供批判用”的材料,直把他批得大病一场,躺在了医院。胡耀邦到陕西后,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中午没有午休,节假日从不休息,工作强度大,工作又不顺利,还遭到无理批判,思想不通,内心愤懑。住院后医生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生命危险。病情缓解后,邓小平、叶剑英决定要他回北京休养。1965年6月,叶帅、张爱萍将军等到西安考察军事工作,6月20日上午,叶帅等要走,耀邦到机场送行。叶帅略使小计,把耀邦“骗”上飞机,带回了北京。

胡耀邦回京后,我和刘崇文(也是耀邦的老秘书)去家里看望他。见面后,我突然发现他消瘦了,就说:“耀邦同志瘦了。”刘崇文说:“头发也长了,就更显瘦了。”耀邦仍是开朗地笑着说:“不是有一句俗语吗,叫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说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风暴袭来首当其冲

 

胡耀邦回到北京还不到一年,没有过几天平静日子,“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1966年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康生夫妻策划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的邪火烘烘燃起来了。

就在“文化大革命”硝烟渐浓的时候,我于6月17日从河南林县参加“四清”运动回到北京。一天,我去看望老首长胡耀邦。那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社论很短,内容主要是提醒中小学生在暑假中游泳要注意安全,这跟“突出政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但那个时候报刊上的文章已充满了此类的荒唐语言。我见到胡耀邦后首先向他谈了这篇社论。我说:“《北京日报》今天有一篇社论,题目是《游泳也要突出政治》,其实内容就是讲游泳要注意安全,这与突出政治沾不上边儿,这种提法反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耀邦听后,先是嘻嘻一笑,然后极为反感地说:“游泳突出什么政治!游泳应该突出鼻子,不然就会呛水!”说完又是一阵轻蔑地哈哈大笑,我也随着大笑。他历来有话直说,并不因为“突出政治”是林彪发明并鼓吹的货色而有所顾忌,更不考虑因此而给自己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煽动下,“文化大革命”运动几天之内就在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轰起来了,许多学生起来造反,学校党委迅即瘫痪。

为了稳定大局,免出大乱。6月3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八条规定”,主要内容是“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会议还根据毛泽东以往搞运动的一贯做法和经验,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并且决定北京市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团中央负责。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后刘少奇、邓小平派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并未表示异议。当时胡耀邦主要是养病,并不主事,这次会议是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参加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北京市中学的文革运动由团中央负责,是对团中央的重托,体现了党中央对团中央的高度信任,胡克实自然会尽心尽责地把这项工作做好。刘少奇在会上不无忧虑地对胡克实说:“克实,可要掌握好形势啊!”散会后,走到会议室门口,刘少奇又叮嘱胡克实:“千万把局面维持好!”

胡克实回来后,当天召开团中央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成立由三位书记组成的领导小组,抽调60多名干部同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一起,由6月3日晚至6月5日,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北京四中等16所中学,6月7日至9日,团中央又从北京和全国各地及中央团校抽调1800多名团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陆续向北京八个区的中学派出。为加强对工作组的领导,团中央成立“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胡克实亲任团长。各区成立工作队,由团中央书记、常委、部长任队长。

不料,派工作组这件事却惹下了大祸。7月18日毛泽东突然从武汉回到北京。他根据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汇报的情况,第二天找刘少奇等人谈话,指责“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这种形势已把胡耀邦、胡克实等团中央领导置于危险境地,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汹汹恶浪,团中央已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团中央从各地抽调的1800多名团干部,稀里糊涂地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成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北洋军阀”。接着即大难临头,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各个中学普遍掀起了反工作组的恶浪。江青7月25日和26日晚上窜到北京大学,亲自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的所谓“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7月27日,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师生代表大会,江青派王力到会,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宣布将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罢官”,并且当场把周杰撵下台,根本不听周杰的情况汇报。(周杰时任中央团校副教育长)。7月28日,江青又派吴德出席西城区中学师生代表大会,吴德代表江青宣布对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罢官”。(胡启立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他们的举动,都是为了挑动学生反对团中央,搞垮团组织。江青并不分管团中央工作,周杰、胡启立即使罪应罢官,也轮不到江青插手呀!

7月28日晚,海淀区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揭发批判工作队大会”,江青、康生、陈伯达都出席了大会。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读了撤销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清华附中红卫兵将他们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两篇大字报和一封信,交给江青转毛泽东。会议进行中,有人递条子给江青,反映工作组被打的情况,并问工作组是不是党中央决定派的。江青在回答时,故意含糊其词,说“毛主席没有派工作组”。对于打工作组问题,江青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说:“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在这种“打人有理”谬论的煽动下,迅速掀起了赶打工作组的狂风恶浪。

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讲话无奈地说:我也不晓得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并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来到会场接见了到会人员。当晚,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八个学校的红卫兵立即冲到团中央造反,各学校的学生普遍对工作组进行轰赶和揪斗。

当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一帮人,小人得志,神气十足,连戚本禹、关锋这些奸佞小人也突然张牙舞爪起来,一个个端着中央首长的架子,操着中央首长的腔调,到处支持“革命小将”,训斥老干部。但他们又没有中央首长的风度和气质,装也装不像,使人感到滑稽可笑。正如明朝朱载堉的曲子《诵子令·驴儿样》说的:“君子失时不失像,小人得志把肚胀,街前骡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

人民大会堂开大会的第二天,7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戚本禹、关锋、穆欣等窜到团中央,表示支持石油学院附中等八校“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当面对胡耀邦、胡克实等攻击诬蔑,指责他们“害怕革命,害怕青年,害怕群众”。这真是信口雌黄!须知胡耀邦、胡克实可是革命大半辈子,并且与广大青年群众打交道也大半辈子的人了呀!

造反派依仗有张春桥之流的支持,质问胡克实:“你们为什么派工作组镇压文化大革命?”

胡克实说:“我们的工作都是有根据的。”

张春桥立即训斥说:“你有什么根据!”

胡克实看了一眼张春桥,反唇相讥:“这你还不清楚!”胡克实知道张春桥参加了决定派工作组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给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顶得他哑口无言。胡耀邦则强压一腔怒火,未便发泄。第二天(7月31日)胡克实与胡耀邦又议论到张春桥等人对他们的训斥时,仍然愤愤不平,胡耀邦说:“你风格比我高,昨天你还顶了他们几句,我没有。”

胡克实说:“我风格还不够高,风格高的话,还要多顶他们几句。”又说:“说我们怕群众运动,他们搞过什么群众运动!他们懂什么群众运动!不要理他们!”

胡克实的这几句话,引发了胡耀邦的火气,头天强压的怒火爆发了。胡耀邦说:“他娘的!就是不要理他们!让他们搞一搞试试!”又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到处打人的情况说:“放开来,不要管,让他烂一阵,看他们怎么收拾局面!”

与此同时,由于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罢了周杰的官,周杰立即遭到揪斗和毒打。周杰当时是中央团校的副教育长,此事引起了中央团校教职工的强烈不满,他们整理了一份有关周杰被揪斗毒打的情况报告,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天真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能“主持公道”,“制止事态的发展”。这份报告于8月1日上午送给了江青、康生、陈伯达。事后想来,此事十分荒唐,就如同是平民百姓向高太尉反映高衙内横行乡里的恶行一样,其结果可想而知。

也就是8月1日这天下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把胡耀邦、胡克实叫到钓鱼台,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

康生拉着长长的驴脸说:“团中央在中学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已经严重脱离青年,害怕青年,是青年官了。”他还十分武断地说:“胡克实说的最好的,可能是最坏的;最坏的,可能是最好的。”这是康生的惯用伎俩,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打成“反革命”、“坏人”,就是因为康生一句话:“我看你就像个反革命”,“我看你就不像个好人”。

陈伯达出口就骂人,指着胡耀邦、胡克实的鼻子说:“你们头脑腐败!你们的思想要彻底破产,要彻底站到群众一边来,不彻底破产是不行的!”又说:“你们老气横秋,青年团成老年团了”。

康生马上接着说:“我今年70岁了,你们好像150岁了。”

胡耀邦刚想解释几句,江青立即打断说:“你是个病号,主要在养病”。又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群众运动?”指责胡耀邦:“你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

就这样,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攻击辱骂了半天,谁也没有讲出一句道理来。事后有人从好处想,琢磨江青说的“你是个病号,主要在养病”这话,是不是有为胡耀邦开脱之意?也有人认为江青是嫌他说话,要他闭口,不许他申辩。这已经无法弄清楚了。最让大家无法理解的是说胡耀邦由红小鬼变成了胆小鬼,而“胆小鬼”究竟算个什么性质的错误?

就在胡耀邦、胡克实挨江青、康生、陈伯达训斥时,中央团校教育长马石江给我打电话,讲了周杰被打和中央团校写报告的事情,要我向胡耀邦汇报。

胡耀邦、胡克实从中央文革小组回到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了。我立即把马石江的电话内容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一听,急得火烧火燎。耀邦说:“快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把中央团校的报告追回来,就说这份报告没有经过团中央书记处审查。”耀邦说的是事实,这份报告送出前并未告诉过他。

这时我还不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找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胡耀邦、胡克实的神态上已经感到问题严重。当时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石琪也在场。我正要给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打电话,石琪又告诉我先别打,商量一下怎么说再打。经过商量,拟定了这么一个电话稿:

今天下午,江青、康生、陈伯达同志找胡耀邦和胡克实同志去谈话,回来很晚。回来后他们听说中央团校今天向中央送了一份材料,是反映海淀区一些学生围攻工作组的。这份材料中央团校没有经团中央书记处审查,耀邦同志和克实同志事先不知道。他们知道后,已对中央团校进行了批评,我们想把材料取回来,请中办秘书局先不要向中央领导送。

中办秘书局的同志答复说,可否取回,需要请示后再答复,要我们等回音。

直等到深夜12点以后,中办秘书局回电话说:“材料收到了,并已送中央首长,不能再取回去了。”我立即去向胡耀邦、胡克实汇报。

大家听后觉得情况严重,弄不好,生性好疑的江青、康生会认为团中央在告他们的状。于是又商量出一个意见,请耀邦直接给康生打个电话,把情况讲一讲。耀邦随即到我办公室,要我接通康生的电话。耀邦向康生说:“今天下午你和江青、陈伯达同志找我们谈话,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批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很好思考,我们将认真地进行思考。”然后又把我们给中办秘书局打电话的意思讲了一遍。康生假惺惺地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情,你们事前又不知道,说明了就行了。”

耀邦听后,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脸上有了笑容。

大家当时还真的以为此事就算完了。谁知康生此人是说话不算话的人,以后他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抓住这个材料和其他情况反映,一再攻击诬蔑团中央“谎报军情”。说什么“革命小将只是向周杰提了几个问题,问了一些事情,非常文明,非常温和,根本没有打人。”

真是俗语说的,“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独立思考直言贾祸

 

胡耀邦是善于思考的人,他在任何时候决不盲从,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而且常常发表一些独到见解。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责令胡克实检讨“镇压”文化革命的“错误”,胡克实曾写了一份简单的检讨,拿给胡耀邦看。胡耀邦说:“你是太热心了,管得太多,应该赶快撒手不管。”他知道当时那些中学生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是不会轻易放胡克实过关的,因此,他说:“我不主张急急忙忙做什么检讨,你越检讨,他们越嚣张”。

胡耀邦根据康生文革初期的表现,联系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说“康生这人好刮偏风”。

一次,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向他谈到江青在北京大学群众大会上讲话的事。江青说,她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并鼓励红卫兵们说,毛主席最支持你们革命小将,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耀邦问:“你们有什么反映?”

胡德平说:“大家都热烈鼓掌嘛!”

耀邦轻蔑地说:“要想赢得青年人的廉价掌声,那倒也很容易!”

胡德平吃惊地说:“爸爸,你怎么这么说?”我在一旁忙打圆场:“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复信,对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篇文章“表示热烈支持”。毛泽东还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一时间,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对这两篇文章一片赞扬,到处都是“热烈支持”和“好得很”的吹捧。而胡耀邦读后的评价,却是冷冰冰地三句话:“空空洞洞!”“‘左派’幼稚病!”“典型的八股气!”

毛泽东批准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说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无产阶级的大字报万岁》,胡耀邦看后不让他们发表,并指示《中国青年报》在文章中不要使用“革命小将”的字眼,反对对青年学生一味吹捧,说:“青年是小树摇摆,根子不牢。青年幼稚,主要是提高他们。”

胡耀邦的这些言论,后来都成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严重罪行”。

毛泽东8月4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讲话中他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团中央,说:“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在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再次严厉批评团中央,说:“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并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还针对有人说“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是糊糊涂涂犯错误的说法,反驳说:“三胡不是糊糊涂涂,是明明白白。”

全会上,毛泽东是如此严厉指责团中央,在会外,是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一批一批的红卫兵冲击团中央,从8月13日至15日,大批红卫兵占领了团中央机关办公大楼,团中央的工作被迫全面停顿。8月13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红卫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批判团中央派工作组的“错误”,分管团中央工作的中央常委李富春突然到会,说他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宣布,决定改组团中央书记处。这时天空浓云翻滚,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自然风暴和政治风暴一齐向团中央袭来。一大批近于疯狂的红卫兵和中学生冒雨冲进团中央,把书记处书记一个个揪到临时的囚室里,被专了政。从这时起,团中央机关干部也纷纷起来造反,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几天之内,团中央机关乱成了一锅粥。胡耀邦等人受到了内外夹攻。机关内的各“战斗组”轮番批斗,机关外的红卫兵不断冲击,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戚本禹一伙则火上浇油,血口喷人,诬蔑共青团是什么“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团中央是“修到家了”,要“彻底砸烂”。

团中央面对的是全国青年,因此,凡是青年人,红卫兵、大专学生、中学生,谁都可以来团中央批斗胡耀邦等书记处成员,有一阵每天冲进来几万人,机关大院、各个角落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人带头一喊:“胡耀邦滚出来!”机关内的造反派就得把胡耀邦等人押出来。为了被斗者的安全,不被外界造反派抢走、打死,团中央是继中宣部之后最早搞起了“示众会”的。造反派专门成立了看管“黑帮”的示众队,当有人喊叫“胡耀邦滚出来”时,示众队就会把胡耀邦、胡克实、王伟、王照华、胡启立、徐惟诚、张德华等书记处成员,从办公大楼二层窗户里一个个押到平台上跪下。有人专门喊口号,喊一句“×××滚出来!”就有一个造反派掐着脖子拽着胳臂把×××押出来。被拉出示众的人跪齐了,造反派便命令从胡耀邦开始,一个个自报姓名、家庭出身和犯的“罪行”。报完了,喊口号的人又从胡耀邦开始喊“胡耀邦滚回去!”这些人再一个个从窗户押进去。每天的示众会,少则四、五场,多则六、七场,完全是对人格的侮辱,精神的折磨。把严肃的“路线斗争”当成了民间地摊艺人的耍猴闹剧!

有一次,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把胡耀邦、胡克实、王伟、胡启立、徐惟诚揪去批斗。批斗完上车准备走了,发现徐惟诚还没到,其他人就在车上等他,谁知偏在这时,突然来了几个造反派,三下五除二,给他们一个个剃了个阴阳头。所谓“阴阳头”,就是将头发剃去半边,留下半边,当时也叫“鬼头”,或“黑帮头”,完全是对人性的践踏,对人格的羞辱,但那时都是冠着“革命的名义”,叫作“革命行动”!

最为残忍的一次,是戚本禹曾蹲点的北京丰台二七机车厂的造反派对他们的批斗。造反派用大卡车把胡耀邦、胡克实、王伟和北京团市委书记汪家镠等拉着,一路上对他们毒打,用皮带抽,用皮鞋踢。皮带上的铜扣把汪家缪和王伟的头都打破了,鲜血染红了头发,浸透了衣衫,到了机车厂,造反派为了遮掩其罪行,用墨汁把他们头上、身上的血迹涂成黑色,才把他们押进会场批斗。由于胡耀邦不承认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被认为“态度不好”,所以他挨打最多最重,他那瘦小的身体被打倒在地,上衣被抽烂,成了乱七八糟的布条,脖子、双臂被扭伤,双腿被打肿,回来后几天不能走路,只能双手扶墙一点一点地蹭着挪动。

 

深锁“牛棚”风骨锋锋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掀起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毛泽东予以高度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此后,全国刮起了夺权之风,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终于出现了毛泽东期望已久的“天下大乱”局面。团中央的造反派紧跟其后,各部门也纷纷上演夺权闹剧,1月19日李富春亲临团中央夺权大会讲话,说:“我代表党中央,支持你们的夺权行动!”五个月前,他代表中央宣布改组团中央书记处,并宣布由王道义(工人出身)、路金栋(农民出身)两位书记组成临时书记处,而此时他又讲:“我们已经把团中央临时书记处砸烂了!不要了!”不知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又一次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此后造反派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揭发批判新高潮”,一些中层干部和群众也被以各种罪名关进了“牛棚”,未关“牛棚”的,不少人也遭到了批判斗争,6月4日团中央书记惠庶昌不堪忍受折磨,被迫害致死。同时,造反派内部由于某些意见分歧,内讧迭起,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派性斗争,一触即发。为了控制混乱局面,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任命共青团中央机关军事代表的通知》,任命尹忠尉为军事代表,张立顺为副军事代表。起初,大家感到振奋,以为他们会正确掌握政策,制止胡批乱斗。谁知,他们完全执行林彪、中央文革那套极“左”路线,经他们批准,又将许多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关进“牛棚”,我也是经张立顺批准关进“牛棚”的,而且他还签发报告,呈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拘押逮捕我,据说,只是公安局认为我尚未构成拘捕之罪,不予接收,才使我躲过一劫。

胡耀邦是团中央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挨批斗最多,挨毒打最多,挨辱骂最多,受气最多的一人。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铁汉子,铮铮风骨,宁死不屈。无论造反派如何毒打他,羞辱他,折磨他,他死守一条底线,始终不承认是“走资派”、“三反分子”,只承认“犯有严重错误”,顶多笼统地承认“我是对全国青年犯有大错大罪的人”。对于别人揭发他的问题,不是事实的,特别对一些有意给他造谣的,他坚决予以否认。1967年4月2日,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造反派头头时,不知为什么竟说:“胡耀邦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十几年来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执行刘邓路线的。”造反派为此连夜召开专场批斗会,近两个小时的批斗,他始终不承认,他又不能硬顶,最后他很机智地说:“我还没有认识上去。”一场批斗会才草草收场。还有一位秘书给他造谣,说他攻击毛主席:“毛主席今年73岁啦,年纪大了。不要让他工作了,让他好好去疗养,他再活20年就差不多了。”对此,胡耀邦断然否认。他对揭发他的这位秘书说:“××同志,我们可要凭党性说话啊!”后来整党时,据说这位秘书终于承认了是对胡耀邦造谣。

谚语曰:“英雄失时把头低,凤凰落架不如鸡,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当时被关“牛棚”的人,特别是胡耀邦,作为共青团的头号“走资派”,不但造反派谁都可以欺侮他,连一个“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也动不动的训斥他。他因为痔疮较重,早晨都要比别人早一点起床去解手,他怕吵醒别人,每次起床都特别小心,但有时越小心越容易出事。一次他的小铝盆掉在了地上,弄出了很大的响声,一位同他关在一室的人对他大加训斥,说:“胡耀邦,你一贯当官做老爷,不关心别人,现在还是只顾自己,影响别人睡觉。”耀邦只能忍气吞声,沉默不语。

在当时那种恶劣环境里,又与家人隔绝,只能各人料理自己的生活。据我观察,耀邦毕竟是经过风浪的人,无论怎样批斗,他方寸不乱,每天的生活安排有条有理,从容不迫。早晨起来去厕所解手,他端一个小铝盆,把头天留在热水瓶的开水倒上,解完手洗痔疮,然后同大家一起去扫院子。扫完院子,回来洗脸刷牙,坐下来读书,等待去吃饭。每听到造反派一声叫:“吃饭”!耀邦同大家一起出来自动排队,每人提着自己的空热水瓶,由造反派押着去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我们都比“革命群众”晚四五十分钟,剩下什么吃什么,常常是饭凉菜差。耀邦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吃饭快,牙又不太好,从不细嚼慢咽,喜欢大口大口吞,本来不喜欢吃太热的饭,凉一点,他不怕。菜质量差,营养不够,除早饭外,午饭晚饭食堂都有酱肉卖,他有时买一点酱肉,一般是买两毛钱的,并向厨师说声:“要肥的”。他喜欢吃肥肉。他吃饭快,洗完碗就坐在一旁等,所以他总是显得从从容容。大家都吃完了,一起到锅炉房打开水,然后一起排队回到“牛棚”。

胡耀邦在关“牛棚”期间,除了必须参加的集体劳动,临时性的劳动他参加不多,因为要他写的材料太多,外地找他调查的人太多,而且要的很急。后来发现在那种情况下,他写的上百份证明材料都像是给干部作鉴定一样,一分为二,公道正派,实事求是。对一两位同志的缺点说得重了一点,以后他每每谈到都一再表示内疚和自责。

胡耀邦凡是认识到属于自己的错误的,或别人揭发是事实的,他都承认,并作检查,甚至有的事情与他无甚关系,他也主动承担责任。文革初期本来他在养病,江青都说“你是个病号,主要在养病”,所谓“镇压学生运动”没有他的份儿,但他仍然挺身而出,同胡克实站在一起,共同担责。后来他多次说:“凡是书记处的错误,我都负主要责任”。

1968年7月24日,一位未关“牛棚”的书记跳楼自杀,造反派命令我们集合站队,向我们训话,说:“今天早晨,××跳楼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又一次说明团中央书记处的问题相当严重。”然后点名让我们一个个对这件事表态,首先点名:“胡耀邦,你说说,你什么态度?”

胡耀邦说:“我要继续反省。书记处的错误我都有责任。我不会走××的道路。”

三句短语,十分得体,胸怀坦白,光明磊落,造反派抓不住任何毛病。

 

耿介做人 拒绝同流

 

正在造反派神气,军代表牛气的时候,1968年10月12日傍晚,中央派了两位军人把胡耀邦领走了,而且把生活用具也带走了,此后再没有回来。后来知道,中央要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为召开“九大”作准备,要通过一些决议,而当时八届中央委员百分之七十一被打成了“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要通过决议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数,把胡耀邦临时“解放”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全会了。全会后,胡耀邦又参加了全国第九次党代会。在这两次会议上,胡耀邦还做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几件事。一件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与胡耀邦邻座的陈少敏大姐爬在桌上装睡未举手,康生追查时,胡耀邦机智地说:“她不舒服,可能是心脏病”。此事便遮掩过去了。二是在会场上,康生朝胡耀邦走去,伸手想与胡耀邦握手,胡耀邦装作没看见,扭头去与别人打招呼,借机走开了,将康生晾在了一边。第三件是在“九大”期间,江青对胡耀邦说:“你写个检讨,表明一下态度,可以安排你作候补中委。”耀邦说:“不要安排我了。”说完即走,对江青要他写检讨的事,则不置一词。这样,“九大”时对胡耀邦连候补中委也未安排。

 

无罪流放磨难黄湖

 

胡耀邦是在参加完“九大”,又休息了大约一个月,才于1969年五月底去河南省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的。他被编在第一连,任务主要是打场、盖房。耀邦出身劳动家庭,许多活儿都会干。他当年已53岁,扛起一百多斤的麻袋,走起来步履稳健。到七十里地以外用架子车拉石头,对他这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来说,不过小菜一碟。递砖提泥,他不比别人落后。至于插秧,他是南方人,从小劳动,个子又小,比大个子弯腰省力,插秧又快又好。那时干校也学解放军,评什么“四好连队”“五好战士”,每年年中初评一次,年底终评一次。两次都评上才能当。1970年初评时,胡耀邦被评为“五好战士”。到年底终评时,军代表认为他还是未“解放”的“走资派”,不符合“五好战士”条件,不顾群众意见,不准评他为“五好战士”。因此,人们后来戏称胡耀邦是“半个五好战士”。其实他才不稀罕这个称号呢!

胡耀邦在五七干校,尽管劳动又苦又累,还得不断作检查,身体、精神受着双重折磨,但他的头脑却一刻也闲不住,不断地在思考问题,孜孜不倦地刻苦读书。当时副军代表张立顺一再说,团中央的干部今后世世代代就在黄湖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了,世世代代在这里当农民了。而且刚到黄湖时,不让叫“干校”,称作“五七学校”,张立顺说:“就是要避免这个‘干’字,免得你们老忘不了自己是干部”。胡耀邦说:“既然这样,房子就不能盖成一排十来间,一家住一间,像兵营一样,而应按农民一家一户的需要盖房,除了人的住房,还要考虑什么地方盖猪圈养猪,哪里垒鸡窝养鸡,还得有储藏室和堆柴草的地方。”他给干部考虑得很周全。

胡耀邦在一连,我在三连,平时基本上见不着面。1970年下半年,一次我到校部买东西,偶尔遇见他。他说:“高勇,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全国的干部大约是一千五百万人,其中到了退休年龄的大约150万人,这部分可以退休,做养老安置;有120万人可以下放基层工作,加强基层力量;还有120万人可以参加各种学习;再有就是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大约是1100多万人。这样就使大家各得其所了。我想有什么机会向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一下。”我当时实在没想到他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中央和毛主席连他这个胡耀邦大概也“不要”了。我听后笑了笑,劝他别操这份心。我说:“您现在别考虑这个问题了,这不是您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再说谁会听您的建议呢?”他见我反应不积极,就没有再说下去。

这就是胡耀邦!这就是胡耀邦的胸怀和思想境界!他自己还没有“解放”,被丢到了一边,却在琢磨如何使1500多万干部各得其所,得到解放!“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胡耀邦在干校一刻也不放松读书。晚饭后,他钻进蚊帐,点上小马灯,孜孜攻读马列。1971年林彪事件后,耀邦被批准回到了北京,但因他拒绝在军代表污蔑他的《审查结论》上签字,被“挂”了起来,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那段时间他常自嘲是新“三门”干部:只逛街,不串门(怕连累别人);有人来,不关门(热情接待来访客人);好读书,不入门(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把那一段时间看作是难得的读书机会,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他说,没有分配工作有什么关系,没有分配工作可以多读点书嘛!一旦分配了工作,就没有多少时间读书了”。正是由于他在被“挂”起来那三年多时间里读了大量经典著作,结合文化大革命思考了许多问题,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水平又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1975年分配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分配他到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工作,以及后来任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他都能很快开创出新局面,对于推动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促进改革开放事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谁也无法磨灭的贡献!

(此文发表于2012年第10期《党风科学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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