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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庚:宽厚平和的伟人
作者:李庚      时间:2022-06-21   来源:《怀念耀邦》
 

这是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一篇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文章,收藏在书柜里,已近十年了。现在拿出来看,觉得仍能表达我今天对耀邦的认识和怀念。当时是倾注了我对他的全部感情下笔的。今天未必会比那时写得更好。因此就不加改动,原样托出。

转瞬之间,胡耀邦同志逝世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不幸突然地离开了人世,而人世上却也意外地突然地发生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轩然大波。

半月来,我们心系天安门广场,时时关注着此刻人们的行动。身旁似有一片汹涌澎湃的涛声,使我夜不成眠。独坐在临街的窗下,我看到不时有满载着人的卡车飞驰而去,东向路口也有人群聚集不散,偶尔还有口号声传来。将近半夜了,北京城依然安宁而并不平静。

今年气候不正常,热得早,热得快,楼前草地上和街对面环绕体育场的一层层老树和新树,都争先恐后地猛然茁壮生长起来,似乎一刹那功夫,就把往年要经一个季度长全的绿叶就满身披挂齐整了。风声簌簌中,它们映照着两列路灯金光四射的黄色光波,显出一片动荡不安的乱人眼目的丛影。我眼前有时是无数跳跃的亮点,有时又出现几处幽深莫测的黑洞。望着望着,我的眼睛有点发酸,视线变得模糊了,忽然间,我好象看见了电视播放过的耀邦同志静卧在灵床上的那似在闭目小睡的面容。那面容是如此之安详静穆,我不由得望天向他喃喃祝愿:“耀邦同志,你安息吧!”然而,我又忽然一惊,心想此时此刻,耀邦同志他是睡不着的!他怎能睡得安稳呢?这样一转念间,我眼前立即幻出追悼大会灵堂悬挂的耀邦同志生前最后一张摄影的遗容。他显得那么严肃、憔悴、心事重重,神情急切,嘴角翕然欲动,好象有满腔的话要倾泻而出。这像他动情时的模样啊!我恍惚迷离之中,似乎自己也到了我们的广场,一眼就看见耀邦同志正一面急匆匆地整理着披上肩的衣裳,一面就三步两步跨下大会堂东门的台阶,迈大步向青年学生群中走去……我定下神来向自己肯定道:要是他还活着,他必定要这样做。他不会不走到群众当中去的,他必定要去亲自了解群众,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引导群众。然而,痛心的是,当我们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已过早地离开我们了!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去探望过他,一九八六年末我患脑血栓梗阻长期住医院,出院后也闭户索居养病,多次想勉力去看他而未能如愿。他患病我未知半点消息,他逝世后,我因偏瘫行动不便,既没到南长街他的家里去吊唁,虽接到他的治丧办公室送来的遣体告别通知,我也仍无能前去参加告别;这已经都是我直到今后余年都会难以自解的憾;假如再不记下他给我留下的珍贵的印象和难忘的记忆,我就更将谴责自己了。

对他,我的所知有限,只能道出他一生的经历和为人于万一,但只要能记下他工作生活的某个侧面,写出他革命生涯中立身行事的一点一滴,也算是献上我纪念他的一点心意了。

耀邦同志一九五二年调来共青团中央担任第一书记的时候,我正在初创的青年出版社负责工作,正忙着这个单位与开明书店合营筹建中国青年出版社,使我感到意外和十分欣喜的是:他在初来就任新职的百忙之际,很快就抽出时间,亲自来了解、过问团中央的几个宣传、教育工作单位的工作,他接连挤出白天会议的间歇和晚上休息的时间,集体或个别找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青年杂志社、青年出版社、中央团校的负责人杨述、许立群、韦君宜、陈绪宗、张黎群、宋养初、张凡和我等人谈话,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表示要尽快和我们这些同志互相熟悉起来,表示从此他要开始和我们经常的接触,交流思想,议论工作,突出地表现他对宣传教育工作及其事业单位的关怀、期望和要求我们做好工作的满腔热情。

他首先关注的是办好《中国青年报》。其次他也强调青年团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书刊出版阵地。他提出出书的范围不应只限于团的工作指导和青年思想修养读物,而应扩大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各个方面,他特别重视文化知识性读物的出版,一再对我们提起列宁关于必须通晓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句名言,并称赞“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极好的话。那时他向我们一再指出:没有文化学不好马列主义,没有知识也建设不了社会主义。要大家注意帮助青年认识这一个重要问题。

他认为把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起来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开明书店有一批饱学之士,有许多有经验的编辑出版业务人才,两个单位的“合营”,应看做两个文化单位的合作,是对团的出版事业的扩大和加强,党员和团的干部一定要和非党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合作,共同把团的出版事业办好。在合营进行过程中他亲自过问一些重要问题处理。到正式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时,他决定由他自己来担任合营董事会的董事长,以便直接过问来帮助这一新的事业打开局面(一九五五年后由刘导生同志接任,副董事长为邵力子先生。董事会在“文革”初起时被取消)。

他在向我们了解了开明书店的历史,胡愈之、金仲华、叶圣陶各位进步出版事业先驱和开明的关系及他们对开明起的作用;以及顾均正、贾祖璋、叶至善、张志公、徐调孚、唐锡光、贾必陶、王幼于等开明书店的骨干人员的情况之后,曾多次对我表示:“我就是尊重那些有知识、有学问、有业务经验、正派的、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辈子干事业的人,我们应该重视这样的人。”他又一再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和他们团结好,把他们安排得当,用其所长,有职有权,让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他因此亲自参与讨论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人事安排,由顾均正先生担任副总编辑就是他提议决定的。

这时,青年出版社和团中央机关有的同志议论,说什么“李庚要把出版社变成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太重视文化人,不重视工农干部。”……我没有对这种误解感到压力,但心里不痛快,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我向他反映。他笑了,说“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是好事嘛!一个文化事业没有文化人行吗?知识分子成堆了力量大嘛,中国不是知识分子多了,是少了,要欢迎更多的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你是知识分子,你又是党员,是宣了誓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鬬到底的嘛”。“我们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来搞社会主义。”他再三嘱咐我注意出版社的党员和团的干部,不要因开明书店过去是私营企业就把“开明”的同志看做“私方人员”,去片面强调“改造”。他强调,不应该忽视开明书店在解放前属于进步书店的历史和它对中国文化事业曾作出过的贡献。他要求,在新单位中提倡的是:团的干部与开明同人彼此尊重,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从而在业务工作中争取大家共同的进步。

按照他的指导去做,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创建的最初几年里,党和非党同志的合作是好的,彼此相处是融洽的,互相学习取得的进步也是快的。由此及种种原因,我们的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书的品种由一九五二年的十几种增加到一九五六年的五六百种,每种发行量达到几十万上百万册的书已非罕见)。只有三四年功夫,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发展成一个有影响的全国数得上的出版社了。

我在出版社工作中特别感到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得痛快、舒畅。

他领导我们的工作绝不止是提出一般的任务和要求,而是经常对我们提出要出版哪一类书,或应有哪些选题的具体建议。出了好书,他不吝啬给予肯定的评价表扬,出了社会效益不高或较差的书,他也不客气地及时批评,鲜明地表示不满。几年中,使我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既能在大政方针上经常得到指点,而工作如有所疏忽或失误也能及时得到提醒;你的功过是非,他看得分明而公道。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他倾诉,他的意见你也可以完全平等地和他讨论以至于争论。他的要求是严格的并且常是着急的,但并不强求你简单地听命。真正有困难,他还必定伸出手来帮助解决。他对人尊重,能理解人的个性、思想、情绪,而又善于帮助人提高一步。他有鼓舞干部对工作全力以赴的本领,能让一个干部放手大胆,没有顾虑,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去进行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我永远难以忘记这一段的工作。那的确是我工作得最愉快最见成效的一段。

一九五三年夏末,第三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我国派出了以耀邦同志为首的青年代表团。那时还没有北京到欧洲的飞机航班,我们要取道西伯利亚铁路,经莫斯科转去罗马尼亚。在五十年代,莫斯科在我们心目中,好比是世界的延安。那时火车自满洲里启程,到苏联首都,日夜兼程也要走整整九天,对我们来说,真觉得路远迢迢天涯无限,这路途实在是太长了。

走出国门换乘苏联国际列车之前,团中央国际部的同志就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召集起来,叮嘱大家尽管言语不通,也要和苏联列车员及上车检查的苏联边防军热情招呼,以及生活上要注意的事,包括进餐时要把面包撕做小块送进嘴里和必须穿上睡衣睡觉等等,团员中有人听了好笑,有人脸上显出以为多余的表情,耀邦同志却很认真地听到底。小会开完了,他说:“有些事是应该注意的。我们许多人第一次出国,该留心的事讲一讲好,我们是代表国家出来的,我们两国是兄弟之邦嘛,中国是文明大国嘛!”他又提问道:“路上过站停车的时候,下去到处看看方便吗?有什么规矩没有?没什么不可以吧?”

他回到自己的车厢,我进去看望他安置得怎样,他对我说道:“我们要到苏联的国土上了,这九天也不要白过,告诉大家要多看看,多动脑子观察,多知道些情况也是学习嘛!”

为了赶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开幕,去罗马尼亚时我们只在莫斯科停留两天。苏联共青团主人来商量临时日程安排,耀邦在主人提出的各个饶有吸引力的参观项目中,着重敲定了去红场瞻仰列宁陵墓和参观列宁博物馆的时间。在那天参观的回程上,他又请同车的中国使馆同志带他去外文书店,搜罗了几本新发行的列宁著作的中文版。

联欢节结束,我们再到苏联,苏联共青团邀请耀邦在苏联进行短暂的访问,先在莫斯科再次参观,接着去列宁格勒,再转赴基辅,主要看乌克兰集体农壮,然后由基辅经乌拉尔地区到新西伯利亚城,仍从铁路回国。

尽管在布加勒斯特紧张了两周,耀邦同志在苏联访问期间,仍然精神焕发,精力饱满;参观之外,他还要与苏联共青团的同志座谈,多次进行个别谈话,作报告,给《共青真理报》写文章,为电台广播准备讲稿,还要抽时间主持代表团内的观感总结。他成天开足马力,思想和工作都在跳跃式地进行,但难得看见他露出倦容。……他在北京时,也是一天忙到晚,连吃饭时都在和人谈话或者思考问题,记得不只一次在吃过饭后,偶尔有谁问起他吃了什么?他往往瞠目而视,回答不出来。因为他从不注意自己生活上的事,当时他就没有关心吃的是什么,过后他马上就忘了。他不喜欢吃Cheese。在罗马尼亚时有一次几个同志在一起闲聊,说到有些外国食品和我们的口味不合,他也开玩笑道:“我就吃不了那个Cheese,看见Cheese就气死了。”可在苏联,在餐桌上谈起参观的观感兴奋起来时候,他却顺手拿起送上桌的几块Cheese,不知不觉地吃下去了。他此时全没有觉得什么味道不合,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谈话中讨论的问题上去了。

我非常喜欢美术。到了冬宫和特列齐可夫大书廊,我是如入宝山,看得如痴如醉。耀邦对那些满身珠光宝气的王公贵妇们的肖像和头上有光圈的什么圣母圣子使徒行状,总是匆匆地一瞥而过。对舒什金的风景画和谢洛夫画的俄罗斯农民生活则常伫立欣赏,称赞画得逼真,动人。但他最欣赏的,还是画廊中的现代作品部分,主要是那些反映苏联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情景及表现英雄人物的油画或雕塑。对这些作品,他有时要在画前,向前又退后,或左右移动地反复观赏。然后握拳挥臂,像发誓似地说:“一定要动员我们的画家也来画革命历史,反映中国人民艰苦英勇的革命斗争,把动人心弦的场面画出来,留下来。

我很理解他鲜明的欣赏倾向,了解他日日夜夜的所思所念,但我又十分高兴地看到他并不限于只承认某一类艺术作品,而对其他凡是美好的艺术创造也能欣然接受。他胸中的容量很大,理解和接受能力很强。当我在一些名家名作前流连忘返,举步维艰的时候,他也能耐心地静静地站在一侧观看,绝不催我快走。我向他介绍鲁本斯高超的写实技巧,请他细看一张画中海神背上的水珠是如何之晶莹透明;向他赞美列宾巨作《伊凡杀子》画上伊凡雷帝那一双神经质的狂暴的眼睛和渗入地毯又泛出来的殷殷血迹。他也能立定了专心欣赏,连连称赞,脸上显出得到审美满足的表情。

近年来,他在过问文艺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广阔的眼界,宽容的气度和理解的能力,是绝非偶然的。并不仅止出于执行政策,他还是个勤于吸收而不断提高自己文化修养的人。

当然,在苏联时,他是对工厂和农庄看得比艺术品更仔细更用心,问得更多得多的。他处处留心,常常是他最先发现了机床旁边有不经心洒在地上的机油和收割机轮带压出的土沟中有漏下一小堆一小堆的麦粒。

那时斯大林去世不久,在和苏联许多同志接触中,我们发现,人们每提起斯大林,在深切的怀念中,常流露出一种茫然若失,好象少了主心骨似的表情。我们议论这个印象时,耀邦同志说:“怀念,是很自然的。但是一个领导人去世了,就叫人感觉没有了依靠。假如还影响到信心,他就值得想一想:是好还是不好?”

一般苏联同志,对我们,无论在正式接待,还是日常交往中,都十分热情、亲近、处处关照。但也有些人在某些时候,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自大、骄傲的态度。我们是和那时的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同行,搭乘他的专机去布加勒斯特的。上机不久,谢列平就把我们冷落在飞机后舱,只顾他们几个自己人聚在前舱,旁若无人地喝伏特加、吃鱼子酱去了。

到罗马尼亚首都机场,那时任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齐奥塞斯库同志来接客人。谢列平等人,一排涌在前边,少先队员献花;献给耀邦同志和我们时,竟是穿过他们的夹缝中间送来的。

联欢节结束,我们再度到莫斯科,出访之前,谢列平在宾馆设宴欢迎,几次碰杯之后,谢列平又起身,站起来和耀邦并立,忽然举起手臂,从耀邦头顶比到自己胸前,打了个哈哈,不经意地说:“看你,和我们的少先队员一样高。”

耀邦同志听了他的译员翻译也不在意,立刻移开一步,向着我们翻译同志平静却响亮地说:“你告诉他:我做少先队工作的时候,他恐怕还没戴上红领巾呢!”翻译正犹疑中,耀邦又低声而严厉地催道:‘译给他听,是我说的’。”

当我们抵达新西伯利亚城时,当地团州委书记为我们接风,餐前小坐叙谈。看来这位同志已经喝过了不少酒,面孔发红,神色兴奋,言未及义,就夸口起来,说什么“伏特加是世界上最强的烈性酒,俄国人是天下谁也比不上的好酒量的人”。耀邦转过头问我们:“伏特加多少度?”大家回答四十五度。他笑了一笑说:“我们的二锅头就有六十二度吧!”接着他悄悄地附耳问我:“你不是能喝一点酒吗?”又带点调皮的神气说:“等会我们先和他干杯,以后你再上,和他比一比。”

一路陪我们的苏联女译员瓦丽听见了,默默地向我微笑点头,就餐时她特地坐在我身旁,拿起一片面包,满满抹了一指厚的黄油递给我,小声说:“你先吃下去,可以保护你的胃。”

那晚上,这位团州委书记同志,放下餐具起身,就站不稳了,没动两步就摇晃着瘫倒在地上。我还能站稳,保持平衡走出餐厅。回到卧室,我浑身如被火烧一般,只好闯进浴室,坐在淋浴喷头下面地上,拧开冷水就浇,一边冲,一边就睡着了,也不知当夜自己何时和怎样上了床的,次日黎明,耀邦同志来到我床前,见我好好躺着,酒已醒了,便笑道:“夜里看你睡得香。没事就好,下不为例。你以后不要以为自己能喝就多喝酒。”

耀邦同志实在是个非常随和,没有一点架子的人,相处多年,他总是平易近人,热情亲切相待。我从没见过他向同志和身旁的工作人员发过脾气,从没见到他因自己一时的喜怒对谁使性子。在乌克兰一个集体农庄用餐后,主人邀请客人跳舞,手风琴响起了急促的节奏,人们围成一个圈子,开始了舞步变化多端、动作快速的乌克兰民间集体舞,我们谁也不会跳,有的不自然地含羞蹒跚学步,有的悄悄离开行列靠在墙上观望。耀邦同志放得开,立刻学着人们的样子叉腰举手,抬膝蹬脚,一下子就加入行列中跳了起来。他不管自己的步法失措,转身笨拙,却忘我地跳得和集体农庄庄员一样兴高采烈。有时被他挤了一下或踩了一脚的苏联老大娘或大嫂推他一掌,拉他一把,他也毫不在意始终笑着玩得无拘无束。

回国以后,耀邦同志开始经常找张黎群同志和我,帮他写文章,起草讲话稿,修改文件。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三年有余,我每三两天总得应召去甜水井(后来迁至富强胡同)他的宿舍去,一去半天,而且经常连轴转忙深夜,不少日子还得熬通宵,或几天不回家。后来,张黎群同志索性搬到甜水井住了好长一阵。

帮助耀邦同志工作是够紧张的。因为一则他要求速度效率,二则还要求工作质量高。他对一篇文章的内容,总是反复推敲,不仅要言之有物,而且要追求新意;还要说理透彻,论证有力。他也很重视文章的结构,注意起承,段落安排得严谨而又顺畅自然,直到遣词用语的字斟句酌,以至文章的气势、文采,都不放松研究,偶尔他自己或我二人的哪一个,忽然神来,想出一句精辟生动的句子,他会十分高兴。而苦思不得时,他也和我们一样苦恼。他总是不满足于他原来想到的内容,总是不满意写了一遍又一遍的稿子。他有很多深思熟虑的新意思,但也常有一时的心血来潮,但后一种自己得意地提出来被我们否定时,他总能欣然接受表示:“你们说的有理。”他的思想十分活跃,脑子连转不停,有时有思想的火花爆发出来,确实时常有好主意,有不带书生腔的生动的语言,但因此我们执笔的人就难了。夜深了,还在一改再改,未能成篇。有一次我们坚决地劝他先去休息,睡一觉再来看看成品,他听从了,勉强地走进卧室。可是,不到一小时,他忽然又穿着睡衣、脚步登登声响,跑出来向我们又高兴又带歉意地说:“我把一段内容想清楚了,有些新想法,你们看好不好?”他回去也没有睡着。这新意见是精当的,几句话就把问题说透了,我们只有口服心服地又拿起一张空白稿纸来。

然而,协助他工作又是愉快的,他绝不是自己不动脑筋,而只把重担压在“笔杆子”身上的。对一篇讲话或文章,他总有完整的鲜明的思想、观点,有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内容的考虑,对于某一论点的客观根据,结合实际的论证,他也想得比较仔细。他要求准确表达他的思想,但并不要你只当个单纯的“执笔人”,而总是孜孜不倦,一边提出问题,一边征求意见,启发你也进入对事情分析的深层内容,和他共同思考,只在他觉得你已经吃透了的时候,他说:“可以动手写了吧?”因此,我深感在他主持下写一篇东西的时候,实际也是他带领我开拓眼界,打开思路,参与对重大工作问题的考虑中去,从而提高水平的时候。“文革”中批我是他的“黑笔杆子”之一,我惭愧,没能帮助他写出好文章,而欣幸我有机会参与了一些工作,并从中获得了进步,这是别人难于体会的。

我也有苦恼。因为黎群和我的业务负担都很重,平时思想上各有所专注,他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总是我们也一样及时察觉或已有所思考的,我因此常有任务突如其来,思想跟不上,以至一时陷于下笔苦涩的困境,不禁有一种想解脱一下的要求。有一次我向他提出:他找两个各有专业的人帮他工作,未必十分恰当。他诚恳地说:“我要帮嘛!”我脱口开了句玩笑,说:“可你不能胡要帮呀!”他不以为忤,付之一笑,还说:“谢谢你们,以后咱们考虑改变一下合作的办法好了。”

不久,果然他减少了召唤我去他的宿舍再度过以前那样的日日夜夜了。他改成和我商定一些专论的题目,由我自己安排写出,向《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供稿。我感觉自由、主动得多,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觉得减少了和他的接触、交谈,仿佛自己生活中缺少了什么主要的内容。越到后来,我越发感到:我的要求给自己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反右”之前,他注意到青年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他把书中女主人公共青团员娜斯嘉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的敏锐的发现能力,对缺点不能容忍的负责态度和勇于向领导的不正作风包括顶头上司的官僚主义不计个人得失进行斗争的精神,坚强的性格,概括为“娜斯嘉精神”,要我们考虑向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团员和团干部,介绍推荐这本书,提倡“学习娜斯嘉精神”。这本书数月内发行到百万以上,但不久即遭非议,甚至有人称之为: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反对党领导的思潮的一种表现。此后,此书理所当然地绝版了。

他读书极勤奋刻苦,手不释卷,反复钻研。他早已读完中央规定的全部《干部必读》。那几年,他又攻读了我国已出版的所有马、恩、列著作。他读过《资治通鉴》,还感到对我国历史知之不足,曾又要我向出版社借来开明书店影印的《廿五史》,由于运动和下放及工作变动的干扰,他持续读到一九六四年读完,把全书交我送还。他那时还阅读了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和鲁迅的《二心集》和《三闲集》。此外他曾重阅和新选读了多篇古文名篇以及唐、宋诗词,有些熟读到可以背诵。他还坚持听完了艾思奇同志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王学文同志到团中央机关来讲授的《政治经济学》。……

他是我所见中少有的一位长年手不释卷,在学习上永不满足的领导同志。

他生活朴素,自奉简约,食不贪精,衣不厌旧。住所里,公家给什么便用什么家具。“文革”末期,我去看他,他房里的窗帘、地毯、桌椅,似仍是我五十年代初所见的旧物,墙壁上没有装饰,书桌书架上没有书报及文具以外的摆设。

他公余也玩玩台球,下下棋,更爱打桥牌,但都不入迷,从不沉溺其中以至乐而忘返。据我所知,他也从没有专门出去游山玩水。他虽然也是个生活情趣丰富,爱好很多的人,但他总是不肯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他为了工作,不惜付出全部时间。他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对自己的休息、娱乐、生活上的享受,都是不放在心上而过分的吝啬了。

一九五八年,我以(一)上书陆定一同志,表示不赞成建国以来照搬苏联出版体制,并主张要用适合精神劳动特点的方法对待编辑人员的工作;(二)在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整风反右”时,不同意划江丰同志为“右派”并上报文化部指出美院不存在反党集团;(三)发表文章不同意将流沙河同志的小诗《草木篇》无限上纲,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案,被定性为反对学习苏联,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包庇江丰反党集团,和为毒草呜冤等项主要“罪行”划为“右派分子”。特别是第二项和第三项,因为毛主席在一次视察浙江工作时,听到当地反映江丰同志的作风问题,曾经说道“江丰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要查一查”,第三项是因为毛主席在当时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认定《草木篇》是大毒草,认为作者流沙河和我们党有杀父之仇(流沙河的父亲在解放前被镇压),因此把我对两项不同的意见,上纲到“反对毛主席”。对此我思想不通,情绪很坏,压抑不堪,郁闷难消,拒不承认,屡次要求平反,被认为是死不改悔,二十年不给我摘帽。当耀邦同志在团中央机关“反右”已不断扩大后才回国时,仅管他召集过被错划的许多同志,迅速传达了周总理要求大家“正确对待,今后争取再回到党内”的讲话,鼓励在座同志要有信心,表示他相信大家还会和他在一起共同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但我没有去找他面谈自己的思想情况,对无端被污恶名加身且公之于众,愤怨不已,长久羞于和他相见。

当年冬,我被下放到安国县农村劳动改造,一去三四年才回北京。有一天,忽然陈绪宗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他才去探望了耀邦同志,耀邦请他带话给我,问我为什么回来了不去看他,说:“李庚愿意来看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我是欢迎的。”

过不了两天,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季中,我到他迁居已久的富强胡同宿舍看望他,他推开竹帘迎我进屋。我那时被晒得又黑又瘦,他连连问候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安排我坐下,和他对面倾谈。他开门见山就和我谈起我被划为“右派”的事。在听我大胆直陈了我的不同意见之后,他表示:工作上和作风上谁都免不了有缺点,有错误,但是给你戴上“右派”帽子,划到党的对立面去,道理不多。照他看:“是处理过重了。有意见允许提出来,组织上可以重新研究,该纠正的就纠正。……你吃了苦头,但不要耿耿于怀。……”他又郑重表示向我道歉。我说:“我知道那时你在国外,回到乌鲁木齐就打长途电话向团中央了解机关“反右”情况,你要求先行刹住,等你回来再说。但对我的批鬬会已经开过了,名字也已经上了《人民日报》”。我又说:“你不在家,你没有责任,不必由你给我道歉。”耀邦同志说:“我是第一书记,团中央的事,我都有责任。错了就应该认错,我还是要向你道歉,请你原谅。”这时我流下了眼泪,怕自己发出哽咽之声,不愿再开口说话。

我心情不能平静地过了一些时候,却又接到他的秘书打来电话,问明是我时,告知是耀邦自己要和我通话。耀邦的声音柔和而亲切,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你的事情现在怕一时不好解决,你不要现在就提出申诉,安心生活和工作。此后总会解决的。”

我不懂为什么?但告诉自己一定要听他的嘱咐。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正开了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同志已经在会上发出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金口玉言了。

但可惜我对自己恢复名誉,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这件事太过性急,已经在他打来电话之前几天,就把申诉书送给主持工作的一位团中央书记。当时他也很和气地听完我的意见,并表示即将进行重新审查。他收下了我的申诉书。却不料北戴河会议精神传达之后,他找我去,却一下变了脸,斥责我搞翻案,严厉地说:“翻案办不到,只能说明你没有改造好。后果你自己负责。”通知了出版社,出版社立即开了一个小型批斗会,声讨我的“翻案罪行”。此后,以“翻案有罪”,再也不考虑给我摘帽子,让我把“右派”的帽子足足戴了二十二年(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一九七五年“批邓”,耀邦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又被“四人帮”把他从上任没多少日子的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上拉下马来,大肆批他的《汇报提纲》,污为“复辟纲领”。我去看他,送给他一首词,写道:“卸甲十年,征程重上,誓再掏丹心,洒一腔血。无需倾诉,咸知晚节。时势谁猜?恺由人意,偏又有风生犬穴;竟说甚:拚老命复辟,是蓬间雀。纵有凡星差错,付生平与峥嵘岁月。任铁棒钢盔,妖符鬼蜮;蚍蜉撼树,何伤泰岳。主席笔下,长征万里,是非青史凭人阅。休气短,看浮云弄影,难成永夜。”他看了说:“好,‘难成永夜’的。谢谢你给我的诗。我收着看。”

由于他当时也身在逆境,我不想提起我还戴着“右派”帽子的事来麻烦他,只和他谈谈我自己学习的情况和计划写的东西。告别前,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看到你受了这么多折磨,革命意志和工作的积极性没有衰弱,为你高兴。要防心脏病再犯,注意锻炼身体。”

一九七七年他就任党校副校长,我又去看他。告诉他,当周总理逝世之时,出版社那时还有“群专组”,以我帽子未摘为由,竟在这一段时间里禁止我自由外出并不准我戴上黑纱。虽然我提着篮子,以买菜为由,争取外出一次,私自转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向周总理献上我的一朵白花,但我仍对青年出版社有些人连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这一点权利也任意剥夺,十分愤慨。

耀邦同志仍如以往,对我绝不见外,和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交代我要学会善以自处,健康地活下去,争取看到“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个搞法”。然后对我说:“是非以后再谈。我还是让他们先把你的帽子摘了吧。”接着他就提笔写了一封信由我带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那时的负责人。我看见信上写的:“请你们考虑现在就摘掉李庚的右派帽子,二十年了,帽子还不能摘,我看有些不合情理了。”有了他的亲笔信,问题终于迅速解决。

一九七七年冬,他就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当即向中央组织部提出了要求对我重新审查给予平反的申诉,耀邦那时已经果断而坚决地开始清理平反冤假错案,先办理“文革”中的案件,逐步着手处理一九五七年的问题,就先接受了我的申诉。这时我还去看了他几次,他不再多谈我的问题,要我安心等待组织处理,却多次向我询问青年出版社其它被错划同志的情况,还向我打听了是否了解王蒙、刘绍棠几位曾在团的系统工作过到后来也被打成“右派”,分别在各地劳动农场改造的青年作家。我告诉他,我从丁聪等同志处了解到他们分别在各地农场艰苦劳动的一些情况,他表示要更快一些为他们解决问题,说道:“他们也是人才,都年轻,正可以大有作为,不要再耽误他们的写作了。”

关心并亲自过问解决我的冤案,只是他以非凡的胆魄,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冲破党内还存在的僵化认识和实际阻力,为几十万错划“右派”改正的一个极小的事例。但我的切身感受,使我不能不提一下他为所谓“右派”改正这件大事,是他出力为国家解放了几十万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呀!

我得到改正后,耀邦同志曾问过我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志愿,说要想调去社会科学院,文化部,中国新闻社或文艺群众团体都可以商量,表示他可以为我安排。一九八○年春剧本创作座谈会行将结束时,周扬同志动员我到中国文联工作。我打电话向耀邦同志汇报此事,向他征求意见,他对我说:“周扬同志既和你谈过,我就不发表意见了,你听从组织安排吧!”从此我开始了在文艺界六年的工作。

第四次文代会,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将闭幕时,北京得知上海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即《骗子》)这部话剧,并传闻可能对作者沙叶新同志有所“处理”。耀邦同志闻悉,认为这是打倒“四人帮”文艺界盛会方开之际,遇到的第一个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必须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他要与会的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先不要轻易表态,而立即调演该剧,要大家“先尝一尝,辨别了滋味,再说它是甜是苦”。就在此时,当年的十二月他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当即和上海打招呼不要忙于对剧本演出和作者下结论。同时下令组织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事先不定调子,让参加会者畅所欲言,百家争鸣,对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我曾在一九八○年写的一篇文章里称赞“这次会是建国以来第一个文艺界自己可以自由讨论并决定自己的作品的命运的会,是第一个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实际在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会。”而它是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此会结束时,他从上午讲到下午,共费六小时为会议作了一个旗帜鲜明、内容丰富、论述深刻的总结报告,他热情洋溢地提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巨的事业。”他对“这支(文艺)大军的要求主要是:“敢想敢干,百折不挠八个大字。”他在讲到“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的损失,有些同志是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些同志已被摧残至死。”说到这里,他情绪激动,站立起来,挥动手臂,以斩钉截铁的高昂声调,响亮地说:“我们党就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全场掌声雷动,他又说一遍:“作品如果有缺点错误,可以讨论嘛,可以帮助嘛,决不能因为创作上出了毛病打成反革命。”“决不许打棍子,有人要打棍子的时候,我们要敢于出头保护他们。……”

我也忘不了他在这篇报告结束时还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他说:

我们沿着一条不平坦的崎岖的道路前进,我们头顶上有暴风骤雨,我们脚底下有陡壁险坡,我们同志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负荷,有的同志还有这样那样的创伤,能不能攀上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高峰去呢?有人会掉队,有人会开小差吗?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回答一点,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我们的路途遥远,道路艰险,我们必须紧紧地手拉着手,……让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前进吧!

今天夜里,我看了这两段话,还觉得热血沸腾,信心百倍,但愿我们谁也不要忘记他面对文艺界代表党发出的庄严誓言。

对于《苦恋》,他曾允许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宣部召开的文艺界领导干部座谈会和党中央召开的思想战线工作座谈会上展开讨论,并亲自指导《文艺报》给这部有大争议的作品写出全面的公允的评论。一九八一年,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发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单行本,一时非议纷纷,有关部门曾考虑要下令禁止发行,张洁心情不快,病休于广州,我找了自己一首在逆境中自解的小诗送她,同时忍不住向耀邦写了封信,反映此事,提出我的看法。很快,我收到了他的信,信上写道:“这部作品我没有看过,不过,只要不违法,不论什么作品,有什么问题,都应该通过评论来解决,单纯下令禁止不是办法,对作者无益,对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不利……谢谢你反映的情况,我会注意这件事的。”

一九八三年,他表示支持文联编纂《中国新文艺大系》这套大书,并应我的请求,批示中宣部协助调用必需的干部。他是一贯关心并支持人们“办实事”的。

他去世后,我不能前往吊唁,我右侧肢体虽仍正常,却也写不了方方大字,我只好用一张稿纸写了我自撰的挽联,找人送交胡德平同志,我写的是“思想活跃,朝气蓬勃,我党无双;正直清廉,无私无畏,当世一人。”我自以为并未过誉而还未尽其于万一。

在北京城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了胡德平和李昭同志去江西为耀邦骨灰择地存放的消息,那是为避免有伤任何一处青山而选在坐落于共青城外面对鄱阳湖的一处拔地而起高四十丈的荒山。我深为他们两位如此之尊重和体贴耀邦同志生前意愿所感动。我相信将来他的坟山会由当地群众自发地植树成林,永葆长春。我又希望他墓前会有一座可供扫墓人休息,方便群众的简朴的凉亭。假若有可能,我想为他在那个亭柱上刻石书写一联,是“敷阳拔地擎忠骨,彭蠡扬波护国魂”(注:墓地名敷阳山,鄱阳湖古称彭蠡湖)。

湖山永在。我祝愿他在祖国大地怀抱中能得到生前难得的安息,宁静长眠,遗爱人间。呜呼,尚飨!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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