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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恭俭:以身作则搞好党风
作者:范恭俭      时间:2022-06-21   来源:《怀念耀邦》
 

古人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的人,人民会永远怀念他们。每当我回忆起胡耀邦同志时,不免要想到周恩来总理。耀邦曾称颂周总理是“全党楷模”(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的题词),还在一九七九年七月的中央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说过:“一定要把周总理那种无产阶级的崇高的革命风格学到手。”耀邦一生执着地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地捍卫正义的事业;表里一致,任劳任怨,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善于集思广益,坚持发扬民主精神:都证实了他不愧为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学生。

背靠马列面向实际

胡耀邦同志的刻苦学习是出名的。他不仅孜孜不倦地认真读书,而且坚持不懈地参加实践,搞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这样就使他的思想能够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

当我在一九五五年初刚调到团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就听到耀邦同志强调“学习是青年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强调团的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自然科学和各种知识。团中央组织了许多报告会,不仅请张玺、戎子和、邓子恢等党和政府部门的领导人来做关于经济建设的形势和政策的报告,而且请钱学森、钱三强、赵九章、华罗庚等科学家来讲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

整个团的工作是按照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引的方向和毛泽东“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来组织的。列宁对团员们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只有在劳动中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是,现实的情况如耀邦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说的,“我国青年大部分人还没有摆脱文盲状态;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平一般要低于生产设计要求一级半到二级半;大学生的数目还很少。”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大学在校生四十万三千人,仅占适龄青年的百分之一左右;中学生六百万九千人,仅占适龄青少年的百分之七点五左右;小学教育开始在一些地区普及。各种旧的思想还从各方面影响着青年。因此,共青团一方面着重抓了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教育,抓了扫除文盲和知识青年“向科学进军”等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活动,包括组织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岗、青年监督组、青年先进班组、青年植树造林和垦荒队等形式去调动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耀邦经常给我们说:实事求是是党的工作的最高原则。他提倡团的干部要成为“四无干部”,即无个人主义、无自由主义、无主观主义、无宗派主义。我们在一九六○年前后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编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时,都注意了按照邓小平同志和中宣部指示的精神,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搞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与林彪主张的“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断章取义,实用主义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同时,我们也注意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统一起来。我们原来准备在编印《毛泽东著作选读》后再编《马克思、列宁著作选读》,为此请了中共中央党校的岳昭同志来给我们讲《共产党宣言》的辅导课。可惜,当时这项工作没有能继续进行下去。

对于团中央系统直属单位划了那幺多个“右派分子”这件事,耀邦一直感到有问题,以后做过多次的检讨。在“反右派”告一段落时,他就说:总不能天天“反右派”吧,总不能成为“反右派”的“专家”吧,还是要抓好团的工作,立即组织力量下去搞调查研究。对于被错划为“右派”的一些同志,都较早地摘了帽子,安排了工作,有的还照常受到重用。后来一九七五年我去看他时,耀邦说:“我在工作上是强调创造性的,强调不断开拓,但在人的组织处理上我是采取慎重态度的。”而有些同志则相反,“在工作上是保守的,但对人的处理上往往过分。”他还多次讲过对待干部要“历史问题看现在,家庭问题看本人”。

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耀邦提出团中央要搞一个“百村调查”,组织大批干部到农村去。我去了湖北省武昌县的一个村,看到“五风”造成的损失不小。许多农民家里都挂着白纸,死了人。多数是老头、老太,如果生活正常,可以多活几年。粮食一吃不饱,有病治不了,就呜呼哀哉了。也有少数青壮年,上水利工地,干活重,又吃不饱,得了浮肿病,死去了。一位中农青年给我说:“要是像前几年那样,饭都吃不饱,那就真的还不如旧社会的生活了。”我听了很吃惊,写进简报里报上去了。随后,在江西省万载县农村,我们看到那里“五风”较轻些,粮食也宽裕些,死的人也少。但山上的树木,因为大炼钢铁和办公共食堂,损失也不少。有些地方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养几只鸡、几头猪,都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掉,使生产受到破坏。

一九六二年七月,团中央机关组织干部轮流去北戴河休假,宣传部黄天祥同志和我们一批去了。那时耀邦同志在那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一天,我去看他,同他下了两盘围棋。他让李彦拿几份会议简报给我看。上边是各地对于调整生产关系恢复农业生产的各种意见。当时黄天祥的意见是,包产到户与分田到户不一样。包产到户是下策,但下策比无策好。我的意见比他保守,认为包产到户与分田到户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我认为中南地区提出的“包产到组,联系产量,超产奖励,多产多得”的办法比较稳妥。有的农民说:“龙多则思靠”,大呼隆搞生产容易产生依赖思想。我认为,应当如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发挥两个积极性:“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大集体、小自由”两者缺一不可,自留地家庭副业这些“尾巴”割了还得装上去。对于我的这些意见,耀邦同志没有表态。当时我还不知道就在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对团的三届七中全会的同志讲过:“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我想当时耀邦一定是赞同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的。

正当全国范围开展“四清”运动时,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群众工作组工作。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刚过,我就随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等,一起到陕西省长安县斗门公社牛角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正好这时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我们工作组进村后,就一直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尚昆同志已经近六十岁了,也和其它的工作组同志一样住在社员们的家里,轮流到各社员家去吃“派饭”,还不时参加一点劳动。虽然这里是“八百里秦川”的中心地带,但社员们的生活还是相当贫穷。除了粮食勉强够吃、棉花凑合够用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我们分散到各家吃“派饭”,一律都是吃玉米(注:米+查)稀饭、窝窝头,一点咸菜和辣椒。每人每天付给四角钱、一斤二两粮票,社员们还能得到点好处。直到春节后,由西北局机关派来一位炊事员,改为自己起伙,但伙食标准还是原来的。生产上,进村后就组织社员排除积水,种好小麦,多积和追施肥料,通过有关部门联系给村里通上了电,粮食加工站也重新开张了;还与西安开关厂联系,为厂里加工用于产品外包装的荆条筐,增加了社员们的收入。这些做法都是得人心的。“四清”主要是通过宣讲政策、清理账目、发动群众批评干部中的多吃多占等缺点、错误,让干部作自我检查,提高觉悟,同时也使群众受到教育。因为尚昆同志强调工作要实事求是,细致深入,所以整个运动比较稳妥。支部书记、大队长在检讨后都连选连任原职。只有一个党支委、生产队长多吃多占比较严重,思想品质不好,被撤了职,有些处理过重。我们离开西安前去看正在疗养中的胡耀邦同志,他一定对我们的工作有所了解,所以在分手时说:“感谢你们给牛角大队的社员们办了许多好事。”

当我们在农村搞“社教”时,对于胡耀邦同志与西北局领导之间的矛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不了解实情。待回到中央办公厅机关,看到西北局送来的许多会议简报后,才知道当时对于耀邦的批判是多么的尖锐,所以他才被整得身心交瘁、患上严重的大脑蛛网膜炎病症。当时矛盾的焦点是耀邦反对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反对陕西省在“四清”中乱搞夺权和批斗,撤职、开除、拘捕的人过多,甚至逼得有的基层干部自杀,反对要纠正“习仲勋搞的和平土改”,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等过左的做法。有些过火斗争的情况,我们在长安时也知道一些。但是,当时由毛泽东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条》和《二十三条》中,就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提倡的“桃园(大队)经验”也是强调要搞夺权斗争。所以,当时耀邦提出反对搞过火斗争,暂停下来的主张,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压力也是必然的。我们五月份从西安回到北京后不久,领导上交给我一封耀邦写给邓小平、彭真同志的亲笔信,内容主要是讲他担心这样下去,不讲实事求是,乱批乱鬬,会把西北地区党的风气搞坏了。我把这封信作了一个摘要便交上去了。这件事大概也就不了了之,但可以看出耀邦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党性原则的一斑。

“四人帮”垮台时,我已调回江苏,在江苏省“五七干校”搞教育工作。一九七七年春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了。我们到北京去“取经”,打算组织干部学员们学习。我到富强胡同去看耀邦同志,当时他已经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工作很忙。我讲明这次到北京的来意后,他说:“请你带回口信给省委党校,一定要把党风搞好,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的三大作风。”我谈了几句就告退了。回南京后我把耀邦同志的话向省党校、干校的领导同志传达了。但老实说,当时对于他讲的“要把党风搞好”的内容和实质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当时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文章中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思想,许多是非没有分清,当然也很难收到好的效果。

一年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先是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接着又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在全国各地引起热烈的讨论。夏天,我到北京去参加自然辩证法讲习会,又听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开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周扬同志讲到“科学无禁区”时说:“科学是要探索的。哪里有禁区,不能去探索,那就等于宣布哪里有上帝,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是迷信,就是神秘主义,那就是否定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承认设置禁区,那就不可能有真理。”“打破禁区,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听后感到非常痛快,非常开窍。任何人的话,包括毛泽东的,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其是否正确。搞“凡是”无疑就是设立禁区,是新的造神运动。按冯定的说法,是“四人帮”的阴魂不散。耀邦也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冲破一切‘禁区’”。

直到我参加全国理论务虚会时,我才对这场思想理论上的大论战的过程,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同时感到胡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他和汪东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需要多么非凡的胆略。对于汪东兴,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和下放劳动的十多年间,对这位中办主任有比较多的了解。汪东兴虽在保卫毛主席、粉碎“四人帮”中有贡献,但他整起人来也是很厉害的。“文革”期间,中央办公厅原来的主任、副主任七人,从杨尚昆、童小鹏、田家英、李质忠、曾三、邓典桃到龚子荣全部被打倒,大多送去“五七干校”劳动,田家英被迫自杀。在江西劳动过重或因挨批斗而非正常死亡的负责干部八人,因病致死、致残的更多。他主管的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公室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我听见汪东兴一九六七年在会上污蔑朱德委员长是“黑司令”。在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后,汪还坚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不准报刊登载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汪还阻挠邓小平、陈云同志出来工作。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就是在汪的支持下,由康生的前秘书李鑫组织人写的。汪东兴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兼中央党校的第一副校长,又主管宣传口的工作,还掌握着八三四一部队,权倾一时。在这种情况下,耀邦同志挺身而出,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罗瑞卿等同志支持下,组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全国理论务虚会开幕时,耀邦同志讲了一段“背靠马列,面向实际”的话,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我们一定要靠得牢牢的,一刻也不能背离。”但是“理论需要面向实际”,“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和今后的经验教训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就是实际,不是本本,不是文件,不是上级指示,那些都是流,不是源。”由于全党的总体理论水平不高,所以才会被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这些理论骗子骗了那么多年。所以一定要提倡认真地读点马列,多读点书。而且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到实际中去吸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使自己的头脑丰富起来,永葆理论工作的生命力”。实际、实践既是制作理论的惟一来源,又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这段论述是比较精辟的。

耀邦同志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时间里,确实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特别赞赏他在整党工作中的一段讲话,在一九八四年一月时他说:“整党中必须狠抓政策落实。……我看应作以下三点分析:一是必须理盲气壮地明确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所发出的正式文件,都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二是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执行中的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三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是右的,是软弱涣散。在这三点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他还多次指出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保守、狭隘,在思想方法上容易主观、片面,在工作中往往表现为“左”右摇摆,走极端。因此,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热爱人民热爱劳动

耀邦经常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教育干部。在一九五七年底组织的一次调查时,他就对我们说:共产党人参加工作,不是为了享福,而是为了奉献。列宁享过什么福没有?没有。我们就是要在为人民服务中去追求人生的乐趣和价值。他与劳动青年、劳动人民,一直有密切的联系。

我有一次到江西出差,团省委的同志告诉我们,耀邦到德安县去,看到上海知识青年在那里办垦殖场,白手起家,条件很艰苦。他看后动了感情,眼圈也红了,不仅和大家一起吃饭,还一定要住在那里做工作。团省委的同志好不容易说服他回了城。

耀邦同志出身于农民家庭,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儿子的本色。在他的领导下,团中央机关干部经常地参加各种义务劳动。为建造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清理基地,到西山植树造林,大家都参加了。困难时期,口粮紧张,机关组织工作人员去西山开荒种粮。耀邦同志带头上西山高处的狮子窝挑水种麦。全机关每周去西山农场劳动一天。一年内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长得很好。除了劳动时给粮食补助外,每人每年还能分得三四十斤的粮食补助,大大缓解了当时的困难。

“文革”期间,兴办“五七干校”。在一九六九年春节一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便“带头”办起来。我们在江西省进贤县的青岚湖旁,围滩地三千亩,筑堤抽水,种水稻、棉花、蔬菜、药材,养猪、养鸭,还自己盖住房、办工厂、办“五七中学”。每周劳动五天,学习一天,一千七百多人一年要生产二百万斤粮食。当时在江西、河南等地的“五七干校”纷纷来进贤“取经”。有一次,团中央“五七干校”的几位同志也来参观。交谈中讲到胡耀邦同志在潢川团中央干校劳动非常突出,一天插秧能插到五六分地,还扛麻袋、拉板车,在中央机关领导干部中劳动表现是最好的。我听后非常吃惊,因为我那时也学习插秧,一天插不到一分地。青壮年劳动力,只有少数突出的一天才能插到一亩地。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还能这样劳动,真使我从心底里肃然起敬。正因为他热爱体力劳动,热爱脑力劳动,所以就能以平常人的心态去对待别人,经常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后来,项南同志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九年他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机部“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他拉着板车出去,正好碰到耀邦同志也拉着板车在路上走。项南便上去给耀邦打招呼,耀邦同志却理也不理地走了。回到北京后,有次项南同志便问耀邦:“为什么那天我给你打招呼你不理我?”耀邦同志说:“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在这种时候,最好谁也别找谁。”即使身处逆境的时候,耀邦同志还是时刻关心着保护别人。

当我在一九七五年夏天从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回北京搬家,准备去江苏省工作时,曾去探望耀邦同志。当时他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中国科学院抓整顿工作。我问候他身体好不好时,他说:“身体是不好,生了一次急性肠胃炎,体重掉了十斤。但是中央交给了这样一个担子,总得努力去完成。前几天我在科学院讲话,说老干部和青年干部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老干部经受的革命锻炼比较多,群众观点比较强,立场比较坚定,缺点是接受新鲜事物往往比较慢;青年干部一般文化比较高,接受新事物快,但缺点是实际锻炼少,容易突出个人、狂妄自大。如果不警惕,就会从狂妄自大发展到极端个人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发展成为法西斯!”不少知识分子听了他的讲话后都说:耀邦同志今天的讲话真是动了感情。其实,他的这一番话正是针对“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讲的。果不其然,不久后开始了“批邓”,在报纸上就有人不点名地批起他的这番话来。这也不难看出,他在与“四人帮”斗争中的那种不顾个人得失安危的大无畏精神。

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防止党员以权谋私、防止党的变质,是耀邦同志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他就对我们说:最近中央准备批一个老干部专讲自己的缺点的材料。现在有些老同志出来工作后表现不象话,闹级别,闹待遇,怨气冲天,光讲“过五关、斩六将”。老干部要“传、帮、带”,就要带头为人民服务、带头自我批评嘛。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不久,就推动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

在贯彻《准则》的座谈会上,耀邦同志很赞成王鹤寿同志的看法:“党的路线、政策,同党的正常生活,同好的党风是相依为命的。”党风好,即使路线、政策上有偏差,最终也能纠正过来;党风不好,正确的路线、政策也会贯彻不下去,甚至变样。耀邦列举波兰、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例子,来说明执政党蜕化变质的危险。他说:“执政以前,形势迫使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作风,搞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搞特权,就会被敌人打垮、消灭,而且环境本身就很艰苦,没有多少特权可以搞,也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搞那么严重的官僚主义”。执政以后却不同了。“在剥削制度的历史上,执政的人都是把自己变成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无论担负多么重要的领导职务,都决不能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变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在他看来,不正之风,不仅表现于乱整人、打击报复、政治陷害、搞个人迷信上,还严重地表现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弄虚作假、投机倒把、拉帮结派、安插私人等现象上。

为了纠正这些不正之风、腐败之风,国家的法律、党的纪律也规定了不少。关键问题,是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起模范作用。耀邦同志感人的地方,就是他在工作上,劳动上,生活上,对待自己的子女、亲属上,都能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率先垂范。在这方面,他的作风很像周总理。

认真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

在团中央机关,由于耀邦同志的带头,民主作风是比较好的。对于工作,有什么意见,大家都敢于发表,对于领导人有什么批评,大家也敢于讲。在一九五七年整风时,耀邦就作自我批评,说进城以后,自己的官僚主义也多了。因而,机关里团结、民主的气氛比较好。

在一九六二年初,全国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作报告和讲话后,进行分组讨论。全总、团中央、全国妇联的领导人编在一个小组里,胡耀邦是组长、全总李颉伯是副组长。三个团体各派两名干部做记录,编演示文稿。团中央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了。讨论的地点是全总机关。小组讨论进行得热烈、活跃。蔡畅大姐说:我是因为有病,吃饭迟了一点就感到头晕。社员们吃不饱饭,还要下地干那么重的活,怎么行呢?她还批评李富春同志忙是忙得来,但是计划工作还是没有做好。全总有一位同志发言,说“五风”中出现的问题有不少是下边搞的,中央不知道,责任不在中央。邓颖超大姐立即严肃地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现在是党中央、毛主席带头承认错误,作自我批评,承担领导责任。我们大家都要有这种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决不能把责任往下推。杨之华大姐也作自我批评,说自己到下边去,也发现了“浮夸”和粮食困难等问题,但回来后不敢反映。杨尚昆同志听后对我说:你杨大姐还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啊,说得我的脸都红了。在世界工联任职的刘长胜同志则讲了苏修的一幕丑剧。在世界工联的一次会上,赫鲁晓夫上去讲话,一位非洲的代表跑到赫鲁晓夫面前跪下,全身俯伏在地上行礼。赫鲁晓夫得意地说:刘长胜同志,你看见过这样的场面没有?刘回答道:我看见过。在非洲,那里的人见到自己的酋长就是这样行礼的!就这样,小组讨论中的民主作风、自我批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可惜的是,在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错误地开展了对“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对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的批判,以后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因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作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耀邦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讲,即便在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时候,他也还是有时要回过头来想一些问题的。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曾问大家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看见大家鸦雀无声后,毛主席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虽然毛主席有时对于“文革”也有所反省,但由于他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集体,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纠正自己的错误。耀邦说: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是首先由于他自己工作的失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这个任务现在落到我们身上了。”

确实,在“四人帮”被粉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民主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有了很大的好转。一九七九年一月到三月,我在参加全国理论务虚会的过程中,感到七千人大会上那样的民主气氛又回来了。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由叶帅提议,在耀邦主持下召开的。在会议开始时,耀邦就强调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坚定地实行理论工作的群众路线,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理论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的流毒,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百花盛开。”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理论务虚会确实开得生动活泼。于光远、胡绩伟、胡乔木、吴江、宦乡、孙冶方、许涤新、宋涛、龚育之等专家、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和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是需要商榷的。最后,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会议开得比较完满。

我作为江苏省的联络员、代表(当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不断地把会议的情况与省里通气。同时,江苏省也开了理论务虚会,上下呼应,互相推动。当时南京大学的同志就提出了十个需要重新分析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大家族”(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厂二校经验、“七一七”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八一八”红卫兵运动、九大报告、十大报告。这一时期的这些讨论和研究,在思想上对全面地拨乱反正起了推动作用。

耀邦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繁荣意识形态领域就必须发扬民主精神,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耀邦在理论务虚会上说:有些同志把“革命就是批判”这句话,理解得很狭窄。批判是扬弃、吸取好的,排除坏的。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因为他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百家争鸣”看成实际上是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乱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发展起来,哲学上批杨献珍,经济学上批孙冶方,人口问题上批马寅初,历史学上批尚钺,甚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挨了批,这样学术怎么能繁荣起来呢?所以耀邦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搞得更有说服力,防止片面性,允许有更多的时间考虑”。有些理论上的是非需要较长时间实践的检验才能分清,急急忙忙去作结论肯定是不行的。但对于那些明显的政治上错误的思想,耀邦也认为应当严肃批评。在理论务虚会上,他就批评了“民主个人主义倾向”,说他们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去讲民主自由,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和帮助他们进步起来。

在一九七九年初,上访的人很多,群体事件也时有发生。二月十六日,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结束时,耀邦同志要我们回去给各省、市委带口信,说中央要发文件下去。要做到两个坚决:一是坚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二是坚决维护三个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维护好安定团结。各地都要做工作,该解决实际问题的解决实际问题,该教育的教育,该批评的批评,该制止的制止,极个别的该抓的还要抓。这样把发扬人民民主和加强教育与法治结合起来,就能使许多矛盾得到化解。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夸大个人作用的问题,在全国理论务虚会上也有不少议论。有的意见说,领导人的接班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不能像交房门钥匙那样从这个人的手里交到那个人的手里。群众中有人说:“阿弥陀佛,恰巧林彪摔死了;上帝保佑,幸亏华国锋是个好人。”所以,个人迷信与社会主义民主是不相容的。不少意见反映在简报中了。

在一九八○年二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成立书记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在会上,叶剑英同志有一个语重心长的讲话,他说:“按照列宁的学说,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我们讲中央书记处接(中央的)班,是接集体的班,而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只看上一个马林科夫,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篡了权”。“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我们现在重新建立书记处,既是组织上拨乱反正,恢复我党的传统,又是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将来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先在书记处工作一段时间,就比较容易驾轻就熟。”他希望书记处的同志“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共产党不同于其它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能,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

半年多后,耀邦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发挥了叶帅的这个思想,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告诉我们,要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他老人家晚年以一己治天下,所以就治不好了。我们的古代人都知道,圣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嘛!我们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他还分析过产生这种个人崇拜的社会根源在于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的思想影响。“小生产的软弱地位,决定了他们没有远大眼光,需要别人来代替他们。他们往往企求于大救星,把自己看成无能为力的。对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对封建迷信,要做工作,要逐步使人们从这种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他的这些观点,与《国际歌》中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正是在这次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用更加明确的语言提出了:“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耀邦同志说:光提四个现代化还不够,“有个高度民主,有个高度文明,这就比较安全了”。“民主不单单是我们的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是我们的根本制度。”只有在高度民主的制度下,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下,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虽然在一九七八年底,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我没有再同他单独谈过话,但总感到在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的那些年里,在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的努力,党风还是在逐步好转的。可是一九八七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在改革、开放进一步展开的同时,经济领域中的犯罪、违纪急剧增多了,党风出现了“滑坡”。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到西安去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顺便回到长安县斗门乡去找些牛角村的老乡们座谈。我的房东,一位普通共产党员、电工竟对我说:“现在是党风问题最多的一个时期!”使我大吃一惊。我想,这也许是为什么在耀邦同志逝世后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的原因之一吧!

自从耀邦同志提出“争取党风的根本好转”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着,完成这个目标仍旧任重而道远。执政党的建设,不仅需要在理论上加深探讨,需要在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积极展开政治制度上的改革,而且特别需要党员的模范带头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光荣历史中,党的优良作风是占主导地位的。只要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都能像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像胡耀邦、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和许多模范党员那样以身作则,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弘扬正气,抵制歪风,就一定能收到真正的效果,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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