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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内调汉族干部的战略考虑
作者:盛平      时间:2021-11-20   来源:
 

中央决定内调汉族干部的重大背景

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首先源于西藏区委向中央建议内调一批本人来藏多年、身体健康有恙或夫妻家庭长期两地分居的干部。一是进藏汉族干部职工中大比例的高山病及其他疾病是各级组织政府和机构不能回避的问题;二是胡耀邦主政中组部后,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而西藏汉族干部、职工中大量存在的这种状况,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难题。1980年2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发文同意内调3000名符合条件的在藏汉族干部。这个时期,干部内调主要是考虑解决这两个问题。

1979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一是1978年底,苏越事实上军事结盟;1979年2月中旬,中越爆发边境战争;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边疆产生压力。二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即开始做达赖回归的工作。达赖代表团经中央批准,在西藏等地考察时,引发藏民骚动,暴露了西藏地区工作中的问题。三是西藏地区工作在三中全会前后仍有3年徘徊,民族团结、经济发展、落实政策等方面问题很大。三中全会及全国边防会议以来,边疆地区、民族地区落实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强调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落实。四是1979年4月以来,中央决定实行调整整顿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各个方面压缩预算投资,减轻国家的负担。而在西藏维持非必要的汉族干部职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为执行中央整顿企事业单位的八字方针,西藏关停并转一批企业和事业单位,有一批汉族干部职工成为待岗人员。

这些必须慎重处理的重大问题,是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主要背景。座谈会和中央31号文件对以上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和明确的指示,拉开了西藏地区改革开放的序幕。此后,中央在更高的层面和更广阔的政治、历史角度,筹谋在藏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问题。

中央31号文件提出内调汉族干部

1980年3月中旬,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书记处、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西藏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西藏的工作。座谈会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定了西藏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并形成了座谈会纪要。4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下发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即中央1980年31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并提出全国各有关地方和中央部门都要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中央批复说,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今后必须注意以下8项方针,8项方针中有3项与汉族干部职工内调有关。

中央第3项方针指出:西藏地广人稀,脱产人员的编制和财政支出决不能照搬内地的一套,目前必须精兵简政,以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确实最必需的地方。

1979年下半年,以调整为核心的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央要求一切政策围绕“调整”这个核心进行。因此,人员编制、财政支出必须精简,西藏也不能例外。西藏地广人稀,人口不足200万,压缩人员编制的工作尤其突出。

中央第4项方针指出:大力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积极帮助他们把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承担起来。内地调往西藏的干部,要根据实际需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除了调派必要的领导骨干外,主要应有计划地输送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及其他有专门知识和能力的人才,如医生、教员、科学技术人员等。

建设西藏的前提是要加强民族团结,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而关键在于要大力培养藏族干部,帮助他们承担建设西藏的主要责任。因此以后援藏汉族干部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同时也是半年后西藏汉族干部内调的原则之一。而输送大中专毕业生及专业人才,则体现了培养专业技术干部及输送新鲜血液以改变当时全局性的党政干部大量冗员,缺少四化干部的困窘局面,这是胡耀邦主导的得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支持的新的组织路线的一次实践。

中央第6项方针指出:全国各有关地方和单位都要根据上级的指示,认真做好支援西藏的工作。要注意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子女,帮助他们解决某些实际困难;对调回内地的进藏干部和职工,要妥善安排和解决好他们的工作、学习、疗养和生活等问题。

1979年12月24日,中组部等6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解决西藏干部回内地休假、治病期间的生活物资供应及家庭困难问题的通知》,对中央第6项方针所提“关心和照顾进藏干部和职工的家属和子女”等有关要求,已做出妥善的安排。1980年2月25日,中组部在《关于做好西藏内调干部工作的通知》中,已开始准备汉族干部内调工作。第6项方针的内容正在有序落实之中。

《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多处提到与汉族干部、职工内调有关的内容。第一,《纪要》第二部分在全区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中指出,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全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纪要》提出的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强调只有“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才能逐步实现。而汉族干部内调,就是为了落实西藏地区民族自治的原则,调动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的积极性,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

中央31号文件指出:只有加强民族团结,才能完成建设新西藏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就不能加强民族团结。关于民族团结,胡耀邦在5月22日刚到拉萨与自治区领导和各界人士代表见面时即指出:民族团结是建设新西藏首要的、必须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不是内地的汉族和西藏的藏族不团结,而是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同藏族干部、藏族人民的团结问题。西藏的其他少数民族人数很少,可以说藏族是西藏的比较单一的民族,民族团结问题主要是在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同藏族干部、藏族人民的团结问题,是汉族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表面上是民族团结问题,实质上是思想作风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别的问题好办,政策问题好办。胡耀邦最后讲,我们这次来西藏,主要商量两个问题,一个是迅速提高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问题,一个是团结问题,实质上是要大大提高汉族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胡耀邦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这个委婉的说法,指出了在藏汉族干部思想文化水平欠缺和素质能力不高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影响他们的日常工作和汉藏干部、汉族干部与藏族人民的关系,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团结,而汉族干部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办到的,内调后再加以培训、学习不失为是一种适宜的办法。

第二、《纪要》在第2部分还说,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必须分别轻重缓急,主次先后,统一计划,加强领导。要大力发扬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精神,紧缩非生产性开支,紧缩吃商品粮的人口。一切不应该办的事坚决不办,一切不应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一切不应该设的机构坚决不设,最大限度地把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段内容是汉族干部职工内调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而在多种有关西藏的著作中谈到汉族干部内调问题时,都回避了这个中央31号文件中多次强调的方针。这是当年中央实行调整方针时坚定不移的一个原则,而内调汉族干部职工是落实“两个紧缩,三个一切不应该”原则的必要措施。

第三、《纪要》第三部分关于“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一段中,对培养藏族干部明确规定:“要特别注意:(1)积极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做到自治区县级以上党政群众机关以藏族干部为主体。对他们要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热情帮助,具体指导,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充分发挥作用。同时,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解决他们的困难。……(3)提干、征兵、招工、招生,都要合理分配,并保证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应有的名额。工交、财贸、文教、科研等单位,都要尽量吸收藏族干部和职工,培养民族知识分子和职工队伍。

培养藏族干部,以藏族干部为主体,是党在西藏地区重要的民族政策和重要的组织路线内容。《纪要》强调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是“必须非常重视的大问题”,是“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中央通知强调:“中央着重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通知认为,十年“文革”破坏了民族团结,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才能恢复各民族的团结。目前国际形势复杂,苏联、越南军事结盟,一个在南边挑衅,一个在北疆施压。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又从西部对中国虎视眈眈。“我们如再不抓紧时间迅速大力改善民族关系,就将犯极大的错误,全党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统一的充分的认识。”

第四、《纪要》第4部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一节关于“培养中青年干部”一段中提出:“按照党的干部条件,坚持‘任人唯贤’的方针,认真培养、大胆提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加强领导骨干,重视专业人才,调整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核心”。在第4部分的下面段落中,《纪要》又强调指出:“坚决精简机构,转变作风,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确立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之后,对干部组织路线提出了知识化、专业化的新要求,没有大批专业技术干部,无法根治多年来党政机关人浮于事、冗员众多的痼疾。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之际,正是胡耀邦主导的新的组织人事工作新思路、新路线酝酿、形成的时期,大批内调多年在西藏工作的汉族老干部,充实新的专业技术型的四化干部,是题内应有之义,是新时期党的组织干部路线的重要内容。

《纪要》第五部分要求,“加快西藏建设,内地进藏干部、职工和驻藏解放军肩负着庄严责任。所有新老进藏同志都要明确认识,调派他们参加西藏建设,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和重托。这些同志一定要牢固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革命思想,……要把内地进藏同志培养、锻炼成为一支热爱西藏、熟悉西藏、同西藏各族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连的精干坚强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事业中,长期发挥积极作用。”

胡耀邦主持制定的《纪要》,明确要求进藏汉族干部、职工要“牢固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革命思想”,在建设西藏的事业中,“长期发挥积极作用”。胡耀邦在拉萨期间曾参观罗布林卡,他面对参天古树,烂漫鲜花,深情提出“爱藏爱国如爱家”。前几年,有人指责80年代的西藏工作缺失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老西藏”精神。请读者诸君认真阅读这段文字,以作为回答。

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1980年31号文件,是拉开西藏改革开放序幕的决定性因素。关于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31号文件作出多项重要指示。首先,31号文件明确提出西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心任务和奋斗奋斗目标,为建设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努力奋斗。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人民的团结,因此必须努力培养藏族干部和藏族知识分子;自治区县以上机关要以藏族干部为主。其次,今后派往西藏的汉族干部,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仅派必要的少数领导骨干,加大派遣大中专毕业生、专业技术人才,要重视培养、提拔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中央31号文件在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的条件下,强调专业化、年轻化的新鲜血液,要替换旧的沉疴,必须新陈代谢。强调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第三,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要妥善安排,既解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困苦,又解决干部职工不适应高原生态环境而产生的病患康复问题;还要解决好在藏汉族干部、职工的家庭、子女问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第四,31号文件在文中多处强调调整整顿、精兵简政的原则和精神,要求减少开支和压缩编制。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发展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要求在一切领域贯彻调整的方针政策。31号文件中中央8项方针之第3项方针规定,西藏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中央及中央各部门不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制度,强调西藏地广人稀,脱产人员编制、财政支出绝不能照搬内地,但又强调必须按照中央八字调整方针,“目前必须精兵简政”。在《纪要》第2部分中,文件提出“紧缩非生产性开支,紧缩吃商品粮的人口。一切不应该办的事坚决不办,一切不应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一切不应该设的机构坚决不设”。严肃强调了“调整”方针的必要性。《纪要》第4部分中,文件又提出“坚决精简机构”的要求,由此可见,精兵简政,压缩支出,是中央同意大批内调在藏汉族干部、职工的一个重要原因。

31号文件对国际问题用墨不多,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处处针对国际复杂局势,化解西部边疆、北部边疆、南部边疆三面压力的,着眼于中国边疆安全的重要文件。因为已在《胡耀邦为什么去西藏》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国际局势,这里不再细说。中央批复在提出8项方针后,着重指出:巩固汉、藏、维、蒙及边疆地区民族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如不能克服因“文革”浩劫造成的民族隔阂,在目前国际形势复杂的局面下,我们“将犯极大的错误”。中央要求“全党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统一的充分的认识。”汉族干部、职工大批内调,是做好民族团结、建设西藏的重要措施。

胡耀邦在拉萨干部大会上谈汉族干部职工内调

5月21日,为落实中央31号文件及考察西藏的实际情况,胡耀邦和万里受中央委托,率中央工作组前往拉萨。22日,在飞往拉萨途中,胡耀邦对随行人员讲,关于西藏的工作,中央发了文件,我们这次去,就是要同西藏的同志研究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发文件和考察都是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尽快得到改善。

关于西藏发展的措施,胡耀邦说,概括说就是6个字:免征、放开、减人。……减人,就是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加强同西藏人民的团结。(参见刘回年《重大事件亲历》第265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

5月29日,胡耀邦同志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重要报告,他就落实中央31号文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好的6件大事,做了精彩的报告。他讲的第6件大事就是汉族干部职工内调问题。他就此讲道,最后一个问题,要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地加强藏汉干部的亲密团结。胡耀邦首先充分肯定了进藏汉族干部的历史贡献。他指出:我重复说一遍,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对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是有贡献的,是艰苦奋斗的。所有进藏的广大干部对西藏的解放是艰苦奋斗的,是勤勤恳恳工作的,是有贡献的,这要充分肯定。

关于对西藏汉族干部的历史评价,5月22日中午,胡耀邦乘机到达拉萨后,即在自治区党委会议室向自治区领导和各界人士代表发表即席讲话,胡耀邦就说过:“进藏干部成绩是主要的,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如果有缺点错误,中央先负责任,不是进藏干部负”。

胡耀邦在大会上读了一张纪委交给他的关于不正之风表现的纸条:第一条,违反民族政策,损害民族团结;第二条,利用职权安插私人;第三条,闹派性、搞小圈子;第四条,不负责任,浪费国家和集体财产;第五条,作威作福,打骂群众;第六条,搞特殊化,到处请客送礼。

粉碎“四人帮”后,西藏地区清理极左路线的工作并不令人满意。1980年5月18日、19日,胡耀邦在中组部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就干部组织路线变革发表重要谈话,提出今后两年组织工作要做好几件大事。其中一件是要调整一批不胜任的干部,包括一批因精简机构而多余的干部,以及一些坚持“文革”派性的人。新的以干部四化为标志的组织干部路线正在形成。从5月18日、19日胡耀邦的讲话,到本次讲话,6月28日胡耀邦、宋任穷同西藏天宝同志的谈话,胡耀邦强调了要调整坚持“文革”派性、不胜任工作的一些干部的问题,这“有利于当地的安定团结”。这也是内调干部考虑的一个因素。

胡耀邦说:29年来,我们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能干的藏族干部,一大批能干的、同群众有联系的藏族干部。这个台上包括很多。胡耀邦点了一些人的名,如阿沛同志、热地同志、巴桑同志,好多县委书记,还有杨东生、多杰才旦、彭哲扎西、帕巴拉、洛桑慈诚等同志,一大批吧,几千几万吧!这是我们民族政策最大的胜利之一。我们要为他们的成长表示高兴!我们要建立这么一种思想: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巳经成长了。中央不是号召我们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吗?新情况呢,就是他们成长起来了。解决新问题呢,就是要把担子多给他们,他们挑这个担子比我们挑得好。所以,我们决定这么一条。

胡耀邦强调指出:这也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教导,这是他们50年代末到60年代讲的,藏族干部先占60%,汉族干部占40%。昨天我们商量的结果,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了,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他比我还更激进一点,我也赞成。他说藏族干部占80%,汉族干部占20%(万里:我指的是县级干部二八开,区级干部百分之百,至于科技人员,只要藏族欢迎,有多少占多少都可以,我没有意见)。胡耀邦说,地方干部,我的意思,两年,最多3年,脱产干部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二八开。我们跑到这个地方,30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应,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

关于军队干部的比例,胡耀邦明确指出,军队干部不在内,咱们讲清楚噢!军队干部,兵也好,干部也好,要汉族干部为主,汉族同志为主。

为了说明汉族干部、职工要大批内调的必要性,胡耀邦讲了一大段1942年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搞大生产的历史背景:我还告诉你们一个材料,毛主席在1942年为什么提倡要大生产呢?陕甘宁边区220万人口,养了5万多人,就是2%多一点。那个时候供应紧张得很。鸡也买不到,肉也买不到,那个票子一天一天地涨。老百姓有意见,毛主席当时是非常实事求是,后来一调查,公粮重了,征购了26万担,毛主席下了决心,减少10万担,搞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胡耀邦讲的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背景,关键即是当年陕甘宁边区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了,毛主席了解情况后,主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胡耀邦话锋一转,说到:“现在西藏怎么样?西藏人口共有183万,连部队有30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胡耀邦说,我们回去以后第一条就汇报这个问题。胡耀邦关于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以减轻西藏人民负担的认识,成为中央集体的共识。当年内调工作在北京没有听到负面的说法。8月6日,中央61号文件批准6月13日西藏区委、区政府所报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的工作方案,即是中央赞同胡耀邦处理汉族干部职工内调问题的一个例证。8月26日,邓小平接见班禅时指出:“这次中央发了文件,解决了问题”。邓小平所指“文件”既应包括中央31号文件,也应包括中央61号文件。而两个中央文件的内容与措施,都是与胡耀邦内调汉族干部职工的决定是一致的。1987年1月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的说辞中,没有涉及胡耀邦关于西藏的言行。1990年代前后,北京亦无其他不同的评论。

当年“陕甘宁边区220万人口,养了5万多人”,1980年的西藏呢,是183万人口,汉族连部队共30万人,而“全区大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农牧民生活不如互助组时期好,其中还有二三十万群众的生活很贫困。有些地区要饭的群众比‘文化大革命’前多了。”(见《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399页,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央31号文件披露:“西藏现有十多万缺衣少吃、生活特殊困难的群众”。站在西藏这块贫困的土地上,胡耀邦、万里心急如焚,西藏群众负担重啊!而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是减轻西藏群众负担的重要措施之一。1980年6月28日,胡耀邦在与天宝谈话时指出:调出一批汉族干部,“有利于减轻当地的负担”。

胡耀邦从调整、整顿的角度,宣传31号文件“紧缩非生产性开支,紧缩吃商品粮的人口,一切不应该办的事坚决不办,一切不应该花的钱坚决不花,一切不应该设的机构坚决不设”的原则和精神,他指出:要(把汉族干部职工)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们没有算这个账,减少5万人一年就减少2000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讨论清楚。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为人民办好事,我们就不怕。

1980年,中国改革面临着与1942年相同的情况。1979年4月中央决定实行为期3年的调整,1980年中央和地方财力上捉襟见肘、十分困难,改革面临胶着和困难的时期。此时决定大批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压缩编制,节省经费,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胡耀邦在拉萨期间,只是在5、29讲话中讲了一次“相当大批地”内调汉族干部职工,之后没有再讲过。这是一件“三方面满意”的好事。

胡耀邦指出,对内调的干部、职工“当然要说清楚,回去的时候,我们负责安排,绝对负责安排。你们在西藏作了贡献,你们努力了,我们不会把你们一下推开的!我们把中组部副部长留下来,专门办这个事。如果实在安排不合理的,你们写信,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中央书记处也可以。我们这些人是看群众来信的。”胡耀邦也诚恳批评了借内调揩公家油水的不正之风。胡耀邦号召:“我相信大多数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后一班岗。我相信好同志是会占绝对多数。”       

胡耀邦与毛、周所提汉藏干部比例一致

关于毛、周对西藏干部工作“藏族干部先占60%,汉族干部占40%”的指示,1961年4月21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随着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许多工作逐渐由少数民族干部来当家做主,更多的事情将逐渐由他们来办,这是符合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如果少数民族干部不是逐步增多,事情又不由他们自己办,那就不是自治,而是‘代治’”。

据中国社科院藏族学者降边嘉措介绍:197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之际,华国锋同志率中央代表团进藏,专门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西藏地区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倒三七开”的指示,即解放军进藏之初,藏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30%,汉族干部占70%。现在这个比例要颠倒过来。另据曾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任荣同志回忆,周总理要求“要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因为“西藏的工作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才能做好”。(任荣:周总理——西藏人民心中的好总理)。胡耀邦提的汉藏干部比例与周总理所提比例很相近。有人讲在善待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的问题上,胡耀邦与周恩来很相似,可以说几无二致。

关于大批内调西藏汉族干部、职工,至今还有不同的说法,一说否定了进藏汉族干部的成绩,此说显然不当。胡耀邦在5月22日到拉萨伊始, 即高调肯定援藏干部的贡献,并说“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29日的干部大会上,胡耀邦讲到干部内调问题,开篇即讲所有进藏的干部对西藏“是有贡献的,这要充分肯定。” 一说胡耀邦讲“30年了,完成了历史任务嘛”不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央31号文件拉开了西藏改革开放的序幕。31号文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请问,这句话的含义不是旧的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了吗?社会改革的一页已经掀过,而“完成了历史任务”的提法,不是对过去工作的最高评价吗?而且指明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了,西藏开始了新的历史性进程。中央批复着重指出,巩固汉族同藏、维、蒙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中央提出了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任务,不就是新的历史任务吗?40年来的巨变,不是史诗性地验证了这个提法的科学正确吗?中央文件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去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胡耀邦在报告中讲,我们到西藏“30年了,完成了历史任务嘛”,又有何不可呢?1980年8月6日,中央、国务院中发6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开篇就指出:“进藏的同志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任务”,文件高度肯定了进藏汉族干部的历史性贡献,这个提法也不对吗?鸡蛋里挑得出骨头吗?一说干部内调实行“压数字、定比例”,因此带来一些后果。请问,一项大型工作,没有具体要求如何实际执行?关于藏汉干部的比例,毛周二位就定出了比例。毛主席、周总理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讲的,“藏族干部先占60%,汉族干部占40%”。事业发展20年之后,胡耀邦建议:“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了(作者注:教员是一个人数很多的职业),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即20年后,胡耀邦把毛周先贤的比例仅提高了百分之六、七。这有何不可呢?如果按降边嘉措老师所言,那胡耀邦比周总理的比例还差一些。如果按《当代中国的西藏》一书所言,周总理生前也曾提出西藏藏族干部要占三分之二的要求。至于“压数字”,中央和胡耀邦从无提过具体数字要求。6月13日西藏区委、区政府上报中央的汉族干部、职工的内调方案,应是西藏自己报的数字。直到6月28日,胡耀邦、宋任穷和天宝同志谈话时,胡耀邦还讲“今年从西藏调出大约3000干部”。胡耀邦内调3000汉族干部的说法,说明至少6月28日,胡耀邦还不清楚西藏内调汉族干部的数量,而他之所以提到3000这个数目,是因为1980年2月25日中组部关于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的通知中,提到今年内调3000汉族干部离开西藏。

关于胡耀邦所提藏族干部占干部比例三分之二的提法,实际情况怎样呢?1981年12月18日,阴法唐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说,汉族干部内调后,“藏族干部已达干部总数的56%,第二批内调后,藏族干部可达62%(见《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48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12月28日,区委、区政府向中央作的内调工作总结报告说,现在全区民族干部32504人,占干部总数的60%,民族工人4万3千余人,占工人总数64%(见《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西藏和平解放40年。阴法唐撰文《跨越世纪的历史巨变》以资纪念。文中说:“40年间,已造就出一支藏族干部占多数的多民族的干部队伍,全区有藏族干部37000多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6% o 全区各级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由藏族干部担任。据1989年统计,全区有各种藏族专业干部17000多名,占全区专业技术干部的62%。”“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6%”,就是胡耀邦当年所提占干部比例三分之二的说法。而阴是把达到胡耀邦所提干部比例这个事实,当成西藏历史巨变的成就向世人鼓吹的(见《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9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据邓力群任总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西藏》一书统计:1980年之后,藏族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进一步增大,大批符合“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德才兼备的藏族及区内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一九八五年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时,藏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2.3%,一九八九年底统计,全区有少数民族干部37238人,已达干部总数的66.6%,基本上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在西藏藏族干部要占三分之二的要求。(见《当代中国的西藏》)

关于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内调,一些议论很有意思,一方面批评“压数字、定比例”,一方面又把藏族干部占比逐渐提高作为自己工作的成绩。

1998 年,藏族干部在全区干部总数中占74.9% ,在区、地、县三级领导骨干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己分别占78% 、67% 、62% ,在科技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也占到60% (以上见乔元忠主编《全国支援西藏》P92-104,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上面所讲藏族干部占比,已超过当年胡耀邦所讲汉藏干部的比例。这几组占比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当年胡耀邦、万里所提汉藏干部比例是正确的,是有前瞻性的。

干部冗员的6个案例

 

万里为什么在汉族干部内调问题上持“激进”态度?因为万里在与区、县干部座谈时看到了、听到了汉族干部在基层冗员严重的情况。

因胡耀邦到拉萨后病倒了,万里单独召开了多次座谈会,了解西藏地区的情况,关于干部问题的几个谈话,很有说服力。

5月25日上午,万里同志与日喀则地区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座谈。定结县委书记普芝说:吃商品粮的人太多,机构相当多,干部职工300人,汉族108人。万里说,你们全县1万1千人,职工干部300人,汉族108人,加上家属有多少?(答:800人。〉11000人养800人,有没有剩余产品养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能不能减?普芝书记说,完全可以减,我们主张减。(参见《万里同志与日喀则地区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的谈话》,1980年5月25日上午)

25日下午,万里在与阿里地区同志座谈时问到:地区机关职工多少人?阿里地区向阳同志答:5000人,1959年是70人。万里问,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向阳说,交通发展了,有开车的、为开车服务的。万里问,你们地直机关多少人?向阳答,3000人,汉族全区1000人。万里问,现在有的区、县不要汉族干部可以工作吗?向阳答,我们区原来没有汉族干部,去年调来了,区里有了。万里问,区里有汉族干部好,还是没有汉族干部好?向阳答:没有好,汉族到区里不适应。万里又问,一个县用上两三个年轻的汉族干部行不行?向阳答;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一个县有3个可以了。万里说,牧区不要脱产干部行不行?他都放牧,不存在脱产不脱产。杨静仁说,把脱产干部减到最低限度。

当日土县负责同志汇报说,我们县汉族干部40多人(该县4096人)时,万里问:全部调出来行不行?日土县同志答:调大部分,留点骨干。万里说,你就是骨干。太多了,调。

扎达县宫寅同志汇报后,万里问:县政府有哪些机关?宫答:农牧科、文卫科、计财科、粮食科、公安局、商业科、法院、民劳科、革委办公室……万里说,多不多?你们只4000多人的县。宫答:我们去年来了24个汉族干部,全县共67个汉族干部。万里说,去年24人可以完全不要,(宫答,可以的)劳民伤财,当宫说:我们县委15个常委,去年来了7个时,万里说,多此一举。(参见《万里同志与阿里地区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的谈话 》,1980年5月25日下午)

万里与拉萨市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座谈时,拉萨市罗铭同志介绍:墨脱县有藏族、门巴、珞巴3个民族,特别困难的是不通公路,现在还差几十公里。万里说,这里的群众吃饭有没有问题?罗答,没有问题,气候好。西藏区委副书记郭锡兰说:这里不征不购。万里说,你运不出来,运出来早征购了。这地方让藏族干部在那里算了。让藏族干部当家作主,慢慢就成长起来了。把外地干部逐步调出来,就是让当地干部在这里当家。从当地3个民族中选拔优秀的。县政府人越少越好。万里又问,这个县外边派进去的干部多少?罗答:汉族60人,藏族40多人时,万里说,除必要的技术人员外,能不能全部调出来?罗回答,多数可以调出来。万里说,调出来有好处,没坏处。

 

墨竹工卡县索加汇报,这个县5500平方公里,海拔3900至4500米。6个区,纯牧区1个。人口为31519人,其中汉族干部、家属389人时,万里说,汉族干部这么多,你们考虑一下。汉族干部在这里做了很多工作,培养了藏族干部。汉族干部主要的任务是培养藏族干部,把自己脱出来。(参见《万里同志与拉萨市参加区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的谈话 》,1980年5月27日)

万里了解和掌握的西藏汉族干部职工大量冗员的情况,是胡耀邦提出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央8月6日批准西藏区委区政府6月13日所报内调干部职工方案的依据之一。

4年后,1984年8月,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组长黄毅诚仍然发现西藏地区机构庞大、干部冗员问题严重,他把这个情况当面反映给了阴法唐。

6年后,1986年初,时任西藏区委第一书记的伍精华终于开始了第二次精简冗员之行政管理机构改革,伍精华对照庞大的自治区机构,他分外感慨。西藏全区仅近200万人,可是机构设置却同内地人口很多的省份一样,部局繁多,委办齐全,机构重叠, 办亊效率低。伍精华和区党委研究后,决定按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办事,进行机构改革,撤并削减自治区一级机构,自治区成立了机构改革办公室,负责研究机构撤并、干部安置办法和制定一些与内地不同的政策。机构改革工作在自治区一级机关迅速大胆而又慎重地展开。经过近一年的工作,机构改革第一阶段的工作基本完成。(以上见胡国华《来自世界屋脊的喜讯——访西蔵自治区党委书记伍精华》,瞭望周刊1987-04-07)

6件大事是对中央31号文件的补充和发展

胡耀邦的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央31号文件的精神,落实了邓小平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地缘政治应对措施。根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31号文件的精神,根据邓小平5月5日谈话的战略意图,结合七、八天来在拉萨了解的实际情况,胡耀邦提出建设新西藏的6件大事。这6件大事补充、深化、发展了中央31号文件的内容和措施,使31号文件落实到实处。汉族干部、工人大批内调即是第6件重要的大事。

1980年2月底刚上任的中央总书记,以他一贯的真诚和激情,深厚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感,不顾身患重感冒的病体,充满激情地作完了这篇充满人性光辉、真情的报告。对报告的全面分析将在另文展开。关于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胡耀邦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团结、培养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落实毛周关于汉藏干部比例的嘱托、贯彻新的干部路线的要求、精简处理基层突出的冗员现象、减轻群众负担、落实中央“调整”方针(精兵简政、节约开支)、妥善安排能力、素质不足的干部、调整不符合干部四化要求的“派性”分子和因“关、停、并、转”而下岗的人员、长期在藏的汉族干部职工的个人家庭困顿的情况等诸方面和角度,阐述了大批内调汉族干部职工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胡耀邦认为这是“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阿沛副委员长当年对胡耀邦这篇讲话有一个评价,很到位。阿沛讲,胡耀邦、万里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解决的6件大事,这是对中央31号文件的补充和发展,对搞好西藏的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阴法唐也有一段评价值得一读:“在 1980 年自治区党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指示后,特别是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西藏,作了重要指示以后,我们才结束了徘徊局面,全面纠正‘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向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上来,真正地实现了转折。”(见阴法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第29页)遗憾的是,这篇充满人性光辉的文献却没有收入《胡耀邦文选》。

西藏区党委、区政府拥护中央31号文件和胡耀邦代表中央提出的要抓好的6件大事。阴法唐1980年6月7日在《西藏日报》代表区委、区政府发表文章说:中央31号文件,提出了建设西藏的8项方针。胡耀邦同志在西藏考察工作时又提出了应当抓好的6件大事。对我们西藏的工作既肯定了成绩,又点出了问题;既提出了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又交代了方法,使我们深受启发、教育和鼓舞。从前一段传达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同志对中央3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学习是认真的,认识是好的,态度是积极的、拥护的。

阴法唐在文中高度评价中央31号文件和胡耀邦的“6件大事”,他写道:中央31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是新形势下指导我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使西藏尽快富裕起来的根本大计。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使我区尽快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认真传达,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阴法唐《结合西藏实际,贯彻中央指示,扭转西藏贫穷局面》,《西藏日报》,198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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